摘 要： 《资本论》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巨着,蕴含着丰富的反贫困思想。本文通过对《资本论》反贫困思想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价值意蕴进行三维审视,全面解析了《资本论》反贫困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发展逻辑和价值向度,揭示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产生的前提、根源、秘密、加大与恶化、表现及后果、异化劳动等问题的理论逻辑,究明了无产阶级贫困问题产生与纾解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厘清了无产阶级消除贫困依赖的阶级力量、根本路径、历史必然、现实选择及全景路线图的实践逻辑,全方位呈现了《资本论》反贫困思想展示的立场、方法和观点,对人类反贫困和在理论上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与在实践上推动精准扶贫、改善民生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指导价值。
关键词： 资本论; 反贫困思想; 理论逻辑; 实践逻辑; 价值意蕴;
Abstract： As a masterpiece of proletarian political economy, Capital contains rich anti-poverty thought. Through the three-dimensional review, namely, the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logic and value implication, of the anti-poverty thought of Capital,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internal rationality, development logic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anti-poverty thought in Capital. Moreover,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premise, roots, secrets, increase and deterioration, performance and consequences, and alienated labor of the proletarian poverty under Marx's capitalist employment system, and clarifies the complexity and multidimensionality of the emergence and solution of the proletarian poverty problem. In addition,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class strength, the fundamental path, the historical necessity, the realistic choice, and the panoramic road map of the proletariat's elimination of poverty, and fully presents the position, methods, and viewpoints of anti-poverty thoughts in Capital. In theory, it helps build a new era of socialist anti-povert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n practice, it promotes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mproves people's livelihood, and helps build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to realize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 Capital; anti-poverty thought;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logic; value implication;
《资本论》作为马克思倾其毕生精力所着的鸿篇巨制,是马克思一生参加革命实践和进行革命理论创造的结晶,其采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方法,立足于科学而彻底的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经济生活和现象——商品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过程以及所展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详尽而透彻的剖析,致力于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为后世进一步推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启迪,指明了方法路径和价值目标。《资本论》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巨着和“圣经”,蕴含丰富的反贫困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形成和完善的重要标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制度的揭露和分析,进一步究明了无产阶级贫困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经济根源和制度根源,在此基础上,对反贫困问题进行了可靠的路径探索,成为无产阶级消除自身贫困问题,求得阶级解放的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资本论》蕴含的反贫困思想不但深刻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而且对于当下我们认识和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反贫困问题,打赢脱贫攻坚战发挥着重要的价值指导作用。本文力图对《资本论》反贫困思想从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价值意蕴进行三维审视,以期呈现《资本论》反贫困思想的发展脉络、深刻内涵和精髓要义,并彰显其跨时空的当代价值。
一、《资本论》反贫困思想的理论逻辑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核心问题,反贫困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永恒主题。在反贫困问题上,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初步探索,在对旧世界批判的基础上,对未来美好社会进行了憧憬与建构,并为解决社会普遍贫困和物质财富占有不平等问题,提出了初步的、直观的、不切实际的解决方案。无论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提出的“大同社会”构想,还是托马斯·莫尔在空想社会主义的开山之作《乌托邦》中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描绘,无不蕴含着丰富的消除贫困,实现人类“自由、平等、富足”的理想与期盼。
反贫困思想是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理论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反贫困思想从产生到成熟有个过程,从在《莱茵报》任主编对 “物质利益”问题的关注,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劳动理论的形成,再到《资本论》反贫困思想的完善和成熟,折射了马克思反贫困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和价值向度。
(一)马克思对“物质利益”与反贫困问题的关注
马克思对贫困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应该在其新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产生以前,一方面源于其青年时代就树立的“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职业理想,他说“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1基于这种崇高的职业理想,他对阻挠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社会贫困和财富占有不平等问题不可能不予以关注,对直接困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利益”和“物质贫困”问题不可能不深入思考;另一方面,马克思所处的现实社会下层人民普遍的贫困现象,也不可能不触动他的心灵。
但真正促使马克思对“物质利益”从理论上深层思考并加以着力研究的直接原因有两个:其一,马克思在《莱茵报》任主编时遇到的“物质利益问题”,正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说:“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2其二,对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分别在1840年出版的《什么是所有权》和1846年出版的《贫困的哲学》的关注与论争。马克思当时对前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中说这部书是“机智的着作”,起了“划时代的作用”,“这一着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3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这部着作的可贵之处,在于从法权观点出发,对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切中了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关键性维度,提出了地主和资本家通过地租和利息方式,剥夺了劳动者对劳动产品拥有的平等权利。所以马克思对蒲鲁东提出的“所有权就是盗窃”的观点予以认同。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认为,这部着作更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蒲鲁东将所有权问题作为出发点,对劳动者“贫困的根源”进行了追问,指出“离开了财富平等的正义只能是一种使用假砝码的天平”,并提出了“特权的消灭、奴隶制的废止,权利的平等和法律主宰一切”4。除此之外,马克思对蒲鲁东对现实问题的直面研究和大胆批判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其与青年黑格尔派脱离现实,仅仅通过所谓“纯粹的批判”来改造社会的狭隘思辨的圈子大为不同,其“不是自满自足的批判的利益,不是抽象的、人为的利益,而是群众的、现实的、历史的利益,是超过简单的批判的利益,也就是导致危机的利益。”5基于此,马克思对社会“物质利益”的关注和思索更进了一步,其研究重心也开始向这方面转移。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占有不平等的事实,也对德国下层民众的贫困和疾苦深表同情,但是他意识到按照黑格尔“纯粹社会批判”的理路既找不到贫困的原因,也找不到消除贫困的可靠路径。而蒲鲁东直面现实“物质利益”问题的研究和着述,使他一度对蒲鲁东充满关注并抱有希望,可是后来他发现蒲鲁东虽然直面了现实问题,但由于其经济学知识的缺乏和对辩证法的不了解,分析“物质利益”和贫困问题的“立场”和“衡量尺度”并不一致,而且把解决问题的路径诉诸抽象的“天然权利”和所谓的终极“平等”观念,根本找不到反贫困的可靠路径。这一切,就促使和要求马克思从现实存在的经济事实中去寻找出路。
(二)《资本论》反贫困思想理论逻辑的展开
在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在为消除劳动者的贫困而进行的艰苦的理论探索中,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和德国古典哲学思想进行了批判吸收,并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透彻剖析,发现了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第一次飞跃。他花费40年心血写成的《资本论》,从贫困产生的历史前提、制度根源、真正秘密、贫困的加大与泛化、贫困的恶化、表现及后果、异化劳动等维度,对无产阶级贫困问题予以全面的理论澄明和揭示,完善了其反贫困理论的科学体系,为无产阶级认识贫困、消除贫困、获得解放展示了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一,关于贫困产生的历史前提问题。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在圈地运动中形成的,他说:“对国有土地的掠夺,特别是对公有地的不断的盗窃,促使在18世纪叫做资本租地农场或商人租地农场的大租地农场增长,并且促使农村居民变成无产阶级,把他们‘游离’出来投向工业。”6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失地农民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成为雇佣工人,为了生存只有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拥有生产资料和货币的资产阶级成为富人。这种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没有改变以往的剥削性质,成为导致无产阶级贫困的历史前提。
第二,关于贫困产生的制度根源问题。
马克思从不隐瞒自己的理论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的阶级立场,批判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对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指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是无产阶级贫困的总根源,这一点和恩格斯的看法不谋而合,恩格斯说:“贫困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离开这一点, 只能找到贫困的某种表现形式的原因,但是找不到贫困本身的原因。”7“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8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资本家拥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失去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只有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维持生存,这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还表现为一种奇特的“平等交换”,一方出卖劳动,一方付给工资,但这种表面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掩盖了资本家从经济上剥削无产阶级,从政治上、文化上以及人格上压迫无产阶级的事实真相。“他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像白纸黑字一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9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谈到工人被资本雇佣,而领取工资时深刻指出:工资表现为劳动的价值或价格,掩盖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真相,因为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但工资却表现为全部劳动的报酬,事实上工人在劳动中创造的大于工资部分的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通过劳动力与货币关系的转变过程不断积累财富,而工人只能通过工资维持生存。资本家和工人阶级这种日益扩大的财富悬殊,一个日益富有,一个日益贫困的巨大“鸿沟”就这样出现了,并且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而固化下来,延续下去。
第三,关于贫困产生的秘密问题。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剩余价值生产的绝对规律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真正秘密,对剩余价值的无尽追求是资本家不断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内在动力。资本家通过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不断榨取雇佣工人生产的超过工资部分的剩余价值,不断积累财富,变成高高在上的富人,而雇佣工人只能成为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活的工具”,只能在社会底层和贫困线上挣扎,“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工人劳动的时间就是资本家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时间。”10这种剩余价值规律运行下的川流不息的“商品生产链”和物质再生产图景,也在不断生产、延续和演绎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富有与贫穷的历史活剧,扩大并加深着两大对立阶级的阶级矛盾和日益悬殊的财富“鸿沟”。
第四,关于贫困的加大与泛化问题。
马克思指出科技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加大了无产阶级的贫困状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资本积累的不断扩大,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不变资本投入越来越多,而高度自动化的大机器工业所需工人越来越少,资本家用于购买工人所投入的可变资本越来越少,这就出现了机器排挤工人的普遍现象,导致大量过剩人口的出现。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发展科技与生产力的本质是为了减少自然和社会对人的压迫,为人类的自由、平等和富足造福,但在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作用下,科技进步却走向了它的反面,反而与贫困“奇怪而畸形地纠结在一起”,成了一种支配人的甚至是反人类的异己力量,科技不但不能发挥造福人类的属性,反而成了造成大多数劳动者贫困的工具。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方面科技进步导致的机器排挤工人现象对劳动者的生存空间和状况不断挤压,造成社会财富占有的“马太效应”,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大量的雇佣工人则成为科技发展和生产力发展的牺牲品,拥有的财富反而越来越少,与资本家相比,反而越来越陷入物质贫困。另一方面,大机器工业也造成资本家为了减少工资支出,大量雇佣童工和女工,导致童工和女工被绑在剩余价值生产的链条上,从而失去正常的受教育权和发展的自主权,使得贫困进一步超越了性别和年龄的限制。
第五,关于贫困恶化问题。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导致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无产阶级贫困状况进一步恶化。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但破坏了整个社会生产的有序性,造成经济发展的缓慢、中断和衰退,而且造成了雇佣工人大量失业,使他们在一定历史背景下从相对贫困陷入绝对贫困,收入和生活条件进一步窘迫和恶化。经济危机不但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无法消除的痼疾,也是无产阶级贫困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助推器”,同时还是这种不平等社会制度反噬自身的一种表现。
第六,关于贫困的表现与后果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无产阶级贫困的种种表现,包括货币工资与实际工资的内在关系,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实际工资下降、增长缓慢或者增长停滞,会导致工人经济状况和生活条件受到影响,甚至长期处在贫困线上;也包括劳动环境的恶化和劳动强度的提高而工人的经济状况却没有相应提升;还包括机器排挤工人导致失业人口大量增加以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相对与绝对贫困现象的不断发生,“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恶化”11。对贫困化的后果,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家对剩余价值追求的不断加剧,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导致社会财富占有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相对地说,即同剩余价值比较起来,劳动力的价值还是不断下降,从而工人和资本家生活状况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12。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无产阶级的贫困,但是其运行也导致埋葬自身的社会阶级力量日益壮大,阶级意识日益觉醒,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也成为一种历史必然。
(三)《资本论》反贫困思想理论逻辑的拓展与深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重提“异化劳动”,其实是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劳动理论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与资本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与对抗关系,用经济学现象和理论对哲学意蕴的“异化”概念和理论作了最好的运用和证明。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的哲学语境中,异化理论有个不断演变和发展的过程,最初出现在其博士论文中的“异化”概念,仅仅分析的是“自然异化”现象,后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些着作中,其异化理论视域已经从自然哲学领域拓展到了现实的政治领域,而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劳动理论被明确提了出来。马克思指出劳动作为人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类的本质,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却发生了异化,“资本关系实际上把内在联系隐藏在使工人由于这种关系而处于和自己劳动的实现条件完全无关,外在化和异化的状态中。”13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劳动过程以及人与类本质的异化进行了全景扫描,全方位揭示了无产阶级贫困的实质与多维,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劳动是一种不受劳动者自由支配和享有的、外化的异己力量,占有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贫困不仅表现为物质贫困,而且也表现为身体、精神、心理和人格、工作及生存生活环境的贫困。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反贫困问题的艰难和复杂,反贫困不是社会的枝节问题,也不是改良主义所倡导的社会制度的修修补补问题,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出了问题。
在剖析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方面,马克思指出劳动和产品“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14由于工人不占有生产资料,因此,工人“在他进入过程之前,他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而为资本家所占有,并入资本中了,所以在过程中这种劳动不断物化在别人产品中……可见,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当作同他相异化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15“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事实上的基础或起点。”16“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17揭示了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反而成了统治和支配工人的异己力量。
在人同自己的劳动活动本身相异化方面,马克思指出工人“作为人必须总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财产,从而当作自己的商品”18。工人不能自由自在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只能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9。
在人与人异化方面,马克思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披上了“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20资本成了一种异己力量和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行使着资本的力量,这种力量首先导致雇佣工人与资本家地位的异化和不平等,“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这种权力的执行者是资本家,它和单个人的劳动所能创造的东西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21“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当作同他相异化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而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作主观的、同它本身物化的和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抽象的、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来生产,一句话,就是把工人当作雇佣工人来生产。”22马克思还揭示了在资本统治下工人精神、心理和人格的被压迫,指出当劳动力买卖双方一进入生产过程,“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23在这里,自由和平等只是资本无上权威的婢女,所以马克思充满讽刺地说:由于资本的社会力量,资本家可以玩弄各种所谓民主、自由的把戏,看不穿这种把戏,倒也罢了,但起劲为这种种把戏鼓吹,则要么是资本家的走狗,要么就是白痴。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
在人同他自己的“类”生活、“类”本质相异化方面,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人的本质,是平等的自由的活动,可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成了失去平等和自由、被资本家强制和压迫的活动。这种活动完全服务于资本家阶级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工人在劳动中身心俱疲,既找不到快乐和幸福,也不能充分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劳动对工人来说,已经成为外在的、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
二、《资本论》反贫困思想的实践逻辑
《资本论》反贫困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既直接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消除贫困的实践逻辑,又间接析明了人类社会,包括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反贫困的一般规律和实践逻辑。
(一)《资本论》直接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贫困思想的实践逻辑
马克思揭示了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是工人贫困的总根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对抗性质不可调和,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贫困状况的难以纾解,指出无产阶级要消灭贫困,就必须起来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旧制度,而代之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崭新制度,这是无产阶级消除贫困求得自身解放的必然的实践逻辑。
马克思认识到青年黑格尔派把改变社会诉诸“纯粹社会批判”的路向是有问题的,不满于他们脱离社会现实问题和实际经济关系,只是在抽象的理论和概念中兜圈子;而对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和《贫困的哲学》中把消除贫困诉诸抽象的天然法权观念,也难以苟同,指出蒲鲁东“纠缠在连他自己也模糊不清的关于真正资产阶级财产的种种幻想里面”,24根本找不到消除贫困的可靠路径;对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提出的在不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通过改良主义和资本家的理性和发善心来达到改变劳动者贫困状态的设想,更认为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反贫困的根本路径不能是纯粹理论上的批判,这种纯粹理论批判尽管也是“批判的武器”,但是仅仅依靠这种批判的武器难以从事实上和根本上改变无产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也难以消除贫困而实现自身解放,所以必须把这种理论批判的武器上升为反对现实制度的现实斗争,从实践上进行“武器的批判”,他指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5。既肯定了反对现实制度的“武器批判”的重要,也指出这种“武器批判”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基于对反贫困问题的理论逻辑论证与分析,提出了一整套改变无产阶级贫困命运的实践方案和关于未来社会消灭贫困、实现人类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第一，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反贫困依赖的阶级力量。
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贫困是以“物质贫困”为中心的普遍的、全方位的贫困,要消除这种贫困,只能依赖与大机器工业即先进生产力结合紧密的无产阶级。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与大机器联系紧密,长期的协作劳动,使得其组织纪律性强;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是社会贫困的主体,深受经济盘剥、政治压迫和文化欺骗,所受灾难最为深重,本身有改善命运实现阶级解放的自我要求,革命的动力大;同时其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不断积累、加深和尖锐化,而与先进生产力联系也使他们阶级觉悟不断提高,比其他阶级更有反抗精神和革命精神,更容易接受先进理论的影响与指导。所以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演进的过程中,一方面为新社会形态的诞生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为自身的灭亡,锻造了掘墓人——无产阶级。
第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摆脱贫困的根本途径。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是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必定引发资本主义的内部核爆,资本主义不断为“新的社会形式”准备条件、奠定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不可克服的固有矛盾不但引起了经济生活的破坏性强震,而且也引起了无产阶级起来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革命,所以资本主义制度不是人类历史上最理性、最美好的社会制度,最终必定被更高级的社会制度所取代。“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26
第三,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从根本上消灭贫困、实现人类共同富裕的历史必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来没有局限于仅仅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更在于通过这种规律揭示去探索和寻找人类关于未来社会消灭贫困、实现人类共同富裕的现实道路。从本质上讲,马克思《资本论》反贫困理论是其“人的解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把反贫困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机结合起来,阐释了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解放(包括物质解放、精神解放和人身解放),其实质就是要从社会的压迫和自然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前者需要推翻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平等、公平、富足的美好社会制度,而这种解放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后者需要尊重自然规律,不断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并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为此做了周密的理论推演与实证分析,指出无产阶级的贫困地位由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导致,其贫困面的不断扩大和贫困程度的不断加深,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级反抗力量的不断增长,无产阶级要改变被压迫被剥削的屈辱地位,要消除自身的贫困和实现阶级解放,就必然会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这是一种客观必然性。无产阶级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27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又说:“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作为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更高社会形态,是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性“扬弃”。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未来美好社会用了“自由人联合体”概念来表述,在他看来只有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为全社会共同所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从而才能在根本上消除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相分离所产生的贫困,劳动者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才能成为劳动实践活动的主人,劳动也才能真正“从一种负担变为一种快乐”,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真正解放。
(二)《资本论》间接析明了人类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反贫困的一般规律和实践逻辑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阶段,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由于生产力没有高级阶段发达,加上以个人能力高低、劳动的强弱不同,分配消费品,必然会出现事实上的不平等,造成生活贫富不等,“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28所以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存在反贫困问题。
第一,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形态摆脱贫困的现实选择。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力量,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消除无产阶级贫困的前提和基础。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消除贫困的现实选择,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需要指出的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首先建立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状况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虽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贫困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但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把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作为反贫困的现实选择,坚持“生产力标准”,在实践中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和措施,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当成中心任务来抓,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唯有如此,才能为消除贫困奠定坚实而雄厚的物质基础,为实现人全面自由发展创造条件。
第二,必须充分利用国家职能消除社会贫困。
马克思揭示了国家有两种职能,一种是政治职能,即阶级镇压职能,一种是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即管理协调社会经济、教育、科技、卫生、交通、信息、资源等生活,保证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社会公众安居乐业。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社会救济、社会帮扶和济贫济困是国家公共管理职能的重要职责之一。所以,不管任何社会制度,要消除社会贫困现象,就必须发挥国家职能的作用,积极制定扶贫政策,把不断消除贫困作为国家职能的重要职责。
第三,积极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是消除社会贫困的必由之路。
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表明,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是消除社会贫困的必经路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的兴起,资本主义在100多年创造的生产力比以往历代创造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其产品科技附加值高,同时工业革命又导致了产业的聚集和城市的兴起,交通日益发达,使得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生活工作在一起,不同文化之间的界限消失,城乡之间的差异日益缩小。而农业产业由于受自然条件影响大,产品生产周期长,加上效率低,产品科技附加值低,所以在社会产业结构中的地位日益衰微。工业社会的前景是信息化社会,信息化是工业化发展的更高一级阶段,所以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是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的必由之路。
第四,实现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是消除贫困的“全景路线图”。
马克思在《资本论》等着作中,不但揭示了无产阶级以“物质贫困”为中轴的社会贫困,而且揭示了无产阶级由于物质贫困而衍生的身体、精神、心理和人格、工作及生存生活环境等全方位的、多维的贫困,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反贫困不但要反“物质贫困”,而且要反身体、精神、心理和人格、工作及生存生活环境等的贫困,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正解放”。这种贫困从量上看是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占人口多数)的多维(贫困多样化而非单一)的贫困,从质上看这种贫困不仅是人的物质贫困,还是人的内在贫困与外在贫困,所以消除贫困的路线图不能是单一的、单维的,而应该是全景式的、多维的。这就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把实现经济社会整体发展作为消除贫困的“全景路线图”。
三、《资本论》反贫困思想的价值意蕴
《资本论》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科学的辉煌成就”,作为马克思革命精神、科学精神和实践精神的高度凝结,其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在关于贫困问题的分析过程中展示的立场、方法和观点,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对人类解决带有普遍性的贫困问题,对我们在理论上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对在实践上推动精准扶贫、改善民生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价值。
(一)《资本论》中反贫困思想所蕴含的立场是人类反贫困和新时代中国反贫困实践和理论构建的价值基点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和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贫困问题,为我们提供了认识问题所必须秉持的基本立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就指出:“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他同时指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作为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从来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29正因为马克思如此坚定的阶级立场,《资本论》被誉为“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表述”,其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根本目的就是要无产阶级实现阶级自觉,进而掌握无产阶级自己的命运。因而这部巨着又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无产阶级运动,洞悉真理的人都确信《资本论》中反贫困思想所蕴含的立场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原则指南,更是新时代中国反贫困实践和理论构建的出发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立场,就是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社会实践中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坚信马克思反贫困思想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无产阶级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以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思想落到实处,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总书记曾经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新时代在反贫困的理论构建及实践实施上,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把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目标追求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结合起来,在制定扶贫工作和经济政策、推动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让各族人民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让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广大人民现实生活中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30 。“我们搞社会主义,就是要让各族人民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贫困地区,特别是在深度贫困地区,无论这块硬骨头有多硬都必须啃下,无论这场攻坚战有多难打都必须打赢,全面小康路上不能忘记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家庭。”31***总书记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正是《资本论》中反贫困思想所蕴含立场的高度概括,也是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的基准点。
(二)《资本论》中反贫困思想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是人类反贫困和新时代我国反贫困实践和理论构建的基本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2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中运用了一个多层次的方法论体系。在一开篇就对方法论问题作了众多论述。其中唯物辩证法、科学抽象法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等一直贯穿于通篇研究之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贫困问题的阐释,实现了政治经济学方法上的革命,也正是在科学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的指导下,科学社会主义真理才在对资本主义批判中次序展开。
其一,唯物辩证法是指导人类反贫困和我国反贫困实践和理论构建的指导原则。唯物辩证法是《资本论》的基本方法,其在分析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形成了唯物史观。理解《资本论》中反贫困思想的唯物辩证法,就要坚持以下观点:首先是唯物的观点,明确生产力的首要地位,“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把贫困问题的分析和生产力的发展结合起来,认识到贫困问题是资本主义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其次是历史的观点,强调人类社会形态特殊的历史性。人类历史上依次更迭的历史制度都是暂时的历史阶段。贫困问题只是人类历史各个阶段的特定形态,具有历史的暂时性。再次是发展的观点,强调社会是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贫困问题是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自身发展变化自我否定的表现,这种自我否定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进行的,其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其二,科学抽象法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指导人类反贫困和我国反贫困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33《资本论》中反贫困思想正是基于这一方法建立起科学的理论体系,从最基本的最抽象的范畴出发,逐步上升到具体复杂的范畴,最终实现对资本主义贫困问题的彻底批判,为人类研究反贫困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
新时代我国反贫困实践和理论构建中,一方面要实事求是,在依据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探讨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产生贫困现象的主要原因、内在机理与内部联系,科学地把握和解决新时代扶贫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和规律性,避免扶贫理论与实践构建中的“两张皮”或者“悬空”现象的发生,把扶贫真正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要不断把研究所得的反贫困问题的理论构想和理论范式,拿到反贫困的具体实践中去对照、去观察、去比较、去检验,把握扶贫实践中存在的共性的突出的问题,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实现扶贫对策与扶贫实践的“同向共振”,做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
(三)《资本论》中反贫困思想所持有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无产阶级反贫困和新时代我国反贫困实践的价值指向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贫困问题的分析过程中构建起反贫困的思想观念和方法论体系、形成的一系列观点,为我们提供了认识问题特别是反贫困问题的一般原理和基本观点。马克思基于科学的唯物史观立场,对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贫困问题做了深度解剖和分析,表明无产阶级反贫困既是制度反贫困,又是实践反贫困,既是物质反贫困又是精神反贫困,既是阶级反贫困又是整个人类反贫困,揭示出了人类带有一定共性的反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多维性和消除贫困的艰难性、针对性。这深刻启示我们在新时代反贫困的实践中,必须坚持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价值指向。
首先,新时代我国的反贫困实践,必须把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反贫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首要价值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亿万人民不断追求美好生活的理论、道路和制度的保障,是人民从根本上脱贫和走向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是人民实现全面和自由发展的坚实根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但必须认识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变两不变”,社会主要矛盾变了,但仍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仍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固步自封,更不能妄自尊大,甚至“未富先衰”“未强先衰”,而必须把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推向前进。
其次,新时代我国的反贫困实践,必须坚持为人民谋幸福和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价值取向。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史观论昭示着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为此全党“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34
再次,新时代我国的反贫困实践,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致力于“五位一体”建设。新的发展理念,要求统筹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在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基础上,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要求根据中国不同贫困地区和贫困户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因地制宜,并且把扶贫与扶智、扶贫与扶志结合起来;要求把通过产业扶贫、环保扶贫、兜底扶贫等不同的扶贫方式结合起来,形成合力,扎实推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承诺。
最后,新时代我国的反贫困实践,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所以新时代我国的反贫困实践,必须紧紧围绕这个根本目的下功夫,发扬“啃硬骨头、攻城拔寨”的精神,着力解决好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帮助其增强脱贫的内生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真正摘掉“穷帽子”,拔掉“穷根子”,并在消除物质贫困的基础上,提升其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生态等水平,实现其精神、心理等的全面脱贫,争取每个民族、每个家庭、每个人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中不掉队,“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35。
结 语
《资本论》反贫困思想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贫困问题进行深入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的结果,是启迪无产阶级思想觉悟的“历史的、全面的、真实的材料”,是无产阶级纾解与消除贫困状况的理论先声和实践指南。其指明的占人口多数的无产阶级反贫困的路径选择和路线图,其预测与描绘的未来“自由联合体”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的美好图景,已成为激励与引领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解决贫困问题的精神旗帜,同时也已成为新时代我国反贫困实践和理论构建的价值基点、基本遵循和价值指向。
注释
1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8 页。
4(3)余源培,付畅一:《新世界观的第一次公开问世——〈哲学的贫困〉当代解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页。
5(4)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1页。
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1页。
7(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91页。
8(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1页。
9(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70页。
10(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34-335页。
11(1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60页。
12(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43页。
13(1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97-598页。
14(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9页。
15(1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5页。
16(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26页。
17(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26 页。
18(1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2页。
19(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91页。
20(1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4页。
21(2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5页。
22(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94页。
23(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26-627页。
24(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00页。
25(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0页。
26(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60页。
27(2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31-832页。
28(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3页。
29(28)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6页。
30(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31(30)***:《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3月21日。
32(31)《***春节前夕赴四川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人民日报》,2018年2月14日。
33(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06页。
34(3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页。
35(34)***:《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