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论文优秀范文10篇之第三篇：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国际关系分析
摘要：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沿袭重商主义传统，无法揭示国际关系内在矛盾从而丧失了对许多国际现象的解释能力。受马克思影响的西方左翼学者，在强调资本主义国际关系历史性与不平衡性的同时，在不同程度上偏离马克思唯物史观方法论及其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存在不同程度的理论缺陷。国际关系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而产生，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所产生的阶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应从资本本质出发，基于资本在运动中形成的资本-劳动、资本-资本的经济关系进一步探讨资本-国家、国家-国家关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 世界市场；
Abstract:
After the 1970 s,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became a focal academia topic.The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following the mercantilist tradition fails to reveal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us loses the ability to explain many international phenomena.Western radical scholars affected by Marx manifest theoretical flaws because of the deviation from Marx's materialist historical methodology and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paradigm,while emphasizing the historicity and imbalance of capital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rise from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vary with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its class relations.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should proceed from the nature of capital while explore the capital-state and state-state relations based on the capital-labor and capital-capital economic relations formed by capital in motion.
Keyword: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world market;
一、主流学者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分析
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往往被认为20世纪70年代后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内部展开。在此之前，由于精细的学科分工1和意识形态的限制2,国际政治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被隔离在两个互不沟通的领域中。随着国际交往的深入，国际政治关系与国际经济关系之间关系愈加密切，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关系越来越受到经济关系的影响，国际经济关系越来越政治化，例如，日、德对美国国际竞争力的挑战，布雷顿森林体系越发难以维系，石油冲击带来的通胀问题加剧了国际关系的紧张，等等。国际关系学者逐渐意识到国际关系再也无法漠视经济领域。此外，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的国际环境虽然仍旧充满动荡和冲突，但是冷战局面有所缓和，为跨学科的交流提供了良好环境。
就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为一个学科而言，比较有影响的事件是一系列相关文章和著作的相继出现。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在1970年发表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一个相互忽略的案例》，呼吁以一种更现代的方法对国际经济和政治问题进行分析。3国际关系领域最权威的杂志之一《国际组织》4在1971年、1975年以专刊形式刊发了一系列国际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并结集出版。51975年沃尔兹的《国际关系理论》、1977年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相继问世。此后，以国际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相互作用为研究对象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被主流学者普遍接受的交叉学科。
从理论前提和学术渊源等方面而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先驱可以追溯到早期的重商主义。6马克思曾经指出，17世纪经济学家接受了国民财富的创造是为了国家这种概念，7事实上，这种观念在20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中仍然保留着，并表现为两种看起来截然不同的形式：一种是吉尔平、沃尔兹等新现实主义者所持有的观念，认为国际政治关系决定国际经济关系；另一种以基欧汉、奈等新自由结构主义者为代表，认为国际经济交往是为了在国际政治关系中占据更多权力资源。二者的分歧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样大，正如基欧汉和奈自己所言，二者更像硬币的两面。8维纳曾经对重商主义思想做了系统总结：（1）财富是绝对必要的权力手段，无论是为了安全还是为了侵略；（2）权力作为获取或保留财富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或有价值的；（3）财富和权力都是国家政策的最终目的；（4）这些目的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和谐，尽管在特殊情况下，为了军事安全和长期繁荣的利益，有时可能需要做出经济上的牺牲。9这些观念基本上都被后来的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有意或无意地继承。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有三个关键的核心假定。第一个假定是世界的无政府状态。区别于霍布斯式"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无政府状态，尽管对于无政府状态中世界秩序的程度有不同的认识，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大多认为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中存在着一定秩序。区别在于新现实主义者更着重于无政府状态的冲突与对立，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更强调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10
第二个假定是将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正因为这个核心假定，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往往是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沃尔兹等现实主义者毫不避讳地强调他们将国家作为国际事务中的最重要行为体。尽管这遭到了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的质疑，认为跨国公司、跨政府联盟等国际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1但是，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在把国家从"前门"放出去的同时，又在其所强调的国际合作和国际制度研究过程中，不得不把国家从"后门"拉进来。因而，这一假定被后来的一些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所接受，如基欧汉多次强调他并没有拒绝现实主义关于国家行为体的假设，而只是更关注国际制度的作用；阿克塞尔罗德认为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条件下，国际制度是脆弱的，国家仍然是最主要的行为体。12
第三个假定是把国家看做追求本国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利己主义理性行为体。新现实主义者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作为行为主体的国家必须追求比其他国家更大的权力和收益，从而避免成为其他国家的附庸。而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则认为国家是个体主义行为者，它只追求本国的绝对收益，通过国际经济往来和合作实现本国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价格稳定和社会安全等目标。虽然表面上看，他们对国家行为目标的认识截然不同，但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再往前走一步，即分析国际合作如何实现时，就不可避免地强调国家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等因素。例如，在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关于国家形成合作的博弈模型中，国际制度对于合作至关重要，而这种所谓的"国际制度"本身就包含着强有力的惩罚和制裁措施--这恰恰是国家政治和经济实力的体现。13
在这三个核心假定的基础上，国际政治经济学重点关注国家行为动机和政府经济管理行为的相互关系，以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领域的一般公共政策和具体政策为焦点，形成了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问题群。14作为一个发展了几十年的学科，相较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国际政治经济学不仅意识到经济领域对国际政治关系的重要影响，而且有意识地对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关系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广泛探索，这是该理论的进步和优势所在。然而，脱胎于国际关系理论、承袭重商主义理论传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从其发展之初，就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
首先，其将现实中由多个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看作给定的前提，在此条件下研究国际交往，却没有意识到国际体系本身就是国际交往的历史产物。其次，主流理论以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研究国家的对外政治和经济行为，却没有解释国家本身所追求的收益最大化中的"收益"为谁所占有。最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发达国家中心论，不仅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成为过时的领域，如保罗·克鲁格曼所言，"曾经存在着被称为发展经济学的领域……该领域已经不复存在",15而且，主流理论框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留下空间。理论学者对此的辩解是，发达国家的数据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可信度，能够对其理论命题进行检验。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只是在进入21世纪以来才开始大规模地以使用经验研究的方式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靠拢，这种解释并没有说服力。
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批判研究
相较于主流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后才着重研究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间的相互关系，左翼学者尤其是深受马克思经济学影响的学者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长期坚持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间相互作用的学术传统，二是其国际关系研究不局限于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
马克思生前没有系统研究国际关系，但他宛若百宝箱的理论体系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做了许多开创性贡献。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方法论，它第一次明确且科学地指出，国际经济关系而不是国际政治关系是第一性的，对国际关系的解释必须要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物质生产中进行寻找。
另外，《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都涉及国际政治经济问题。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时所提的国际交往理论和隐藏在资本运动中的关于国际阶级斗争的思想火花，为后来左翼学者提供了宝贵财富。但是，许多国际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在发展和继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同时，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思想存在不同程度的忽视和错误理解，导致其理论自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其中国外左翼学者的地缘政治经济学研究经历了三次发展高峰。第一次高峰是一战前后围绕帝国主义国际关系进行的理论研究。针对当时日渐激烈的国际冲突和资本跨国运动的新趋势，希法亭、卢森堡、考茨基、列宁等人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希法亭从流通角度研究了金融垄断资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16金融资本的发展促进了卡特尔等形式垄断资本的急剧扩张。在积累要求下，金融垄断资本不断对外扩张寻求海外市场，产生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卢森堡从资本积累条件出发，强调世界市场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性，指出以暴力手段对世界市场的瓜分意味着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是世界市场、军国主义和殖民政策的三位一体。17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等人的理论的基础上，对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际关系的内在矛盾与冲突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说明。在克服希法亭机会主义倾向的同时，列宁以资本主义生产为研究起点，论述了生产集中和金融控制所产生的垄断导致资本主义必然走向帝国主义。18因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在竞争中的冲突，以及被统治国家因更深重的剥削而产生更强的反抗意识，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国际关系充满对抗性冲突和矛盾。
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马克思主义学者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资本主义国际关系现实最深刻的分析。它从资本本质中揭示资本主义国际关系充满矛盾和冲突的根本原因，为以后的国际关系批判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帝国主义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这些缺陷一方面来自于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误解，例如卢森堡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产品必须在非资本主义国家中实现，使得他们在揭示国际关系的帝国主义本质时陷入困境，并遭到了广泛批判。19另一方面的缺陷来自于时代的局限。例如，列宁构建帝国主义论时，暗含了国家是没有内部矛盾的资本总代表的假定。20在列宁发表帝国主义论的时代，资本国际化还受到多方面的限制，这种假定从资本主义世界的角度看有一定合理性，但是，随着资本跨国运动的大规模发展，对国家和资本在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中必须进行更明确的分析。
第二次高峰是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对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二战后亚非拉的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以垄断资本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聚焦于由新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和以美国为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共同构成的资本主义世界，对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视为不变条件和既定现实的国际关系进行了激烈批判，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形成动力和历史演变等问题。
对国际关系不平衡性的分析，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批判研究的重大理论贡献。首先，这些批判理论将不发达国家纳入理论框架内，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批判研究因此成为真正的国际关系理论，而不是发达国家国际关系理论。巴兰基于对垄断资本的分析，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大量经济剩余必须依赖国外市场，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推动和支持作用，形成资本主义国家间彼此竞争、发展中国家被发达国家支配的国际关系。21阿明强调资本积累是世界规模的积累，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必须同时看到处于两端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发达的落后国家。22沃勒斯坦则基于国际分工所导致的生产方式差异性分析，描述了国际关系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23大卫·哈维为传统政治经济学分析加入了空间要素。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地缘关系以不平衡的地理空间关系为前提，又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空间关系的不平衡性。资本由于其内在矛盾在一定空间内必然产生过度积累，从而寻求地理扩张。落后国家因其廉价的原材料、广阔的消费市场、巨大的固定资本投资空间等成为资本扩张目的地。24
其次，这一阶段的批判理论不满足于传统帝国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国际关系剥削本质的分析，更深入地挖掘了资本本性所产生的不平衡的国际关系，指出不平衡的国际关系不一定产生于赤裸裸的跨国掠夺和压迫，也可能来自于国家间看似平等的贸易和金融交往。巴兰从垄断资本在国际竞争中依赖于国家作用的角度，认为国际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与国家力量增长的不平衡决定了世界经济交往中各国相对地位的变化。阿明等人继承了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范式，强调国际关系的不平衡性来自于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因为工资差异等而导致的不平等交换，外围国家生产的剩余价值通过国际贸易被中心国家所占有。25
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从全球视角剖析国际关系的内在结构，揭示了资本主义国际关系的本质，但是它们都过于强调资本在国际流通过程中所塑造的不平衡国际关系。正如布伦纳对世界体系理论的批评：不是市场关系决定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关系决定市场关系。26在依附理论中，发展中国家虽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据重要位置，但是它对于不平等的国际关系理论更像是逆来顺受的接受者，国际关系反而成为外生给定的前提。世界体系理论将目光放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各国的位置关系上，对于国际关系与国家间交往方式的内在矛盾，尤其是不发达国家广大的无产阶级与发达国家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关系缺乏更细致的刻画。
第三次发展高峰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关系格局，国际关系进入后冷战时代；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促进了生产资本跨国运动，激发了关于国际关系与资本全球化的学术讨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新葛兰西学派，和简化版本与激进版本两种不同版本的托洛茨基学派。一方面他们深受马克思的影响，试图从资本积累或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出发解释地缘关系运动规律。另一方面，他们积极从托洛茨基、葛兰西等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汲取营养，将新范畴纳入经典马克思经济学框架中。
新葛兰西学派将葛兰西实践哲学与"霸权""历史集团"等政治概念应用于国际关系分析中，提出国际政治结构不是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所认为的无政府状态，而是由霸权国家建立在世界分工基础上的国际统治结构。一定生产方式包含着特定权力关系，权力关系中的主导者阶级成为特定"历史集团"并构成国家权力基础。国家在国内权力关系和国际政治结构共同作用下，形成与自己地位相适应的国家形式。当一个国家的社会阶级不仅在本国内建立霸权关系（即把持着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权），还强大到足以扩大到全世界时，就形成了以这个国家为中心的霸权国际秩序。27
罗森博格、阿涅瓦斯等简化版本的托洛茨基主义者28基于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将托洛茨基的"不平衡与共同发展理论"（UCD）应用于资本主义地缘关系分析中。29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直线发展理论，忽视了社会多样性在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中的影响。由多个国家构成的"国际"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也不因世界政府缺失产生，而是作为人类历史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的最普遍现象，多样化社会的共存与交往产生了国际关系的辩证结构。30这种研究方法及其相应的观点遭到了德赛等激进版本的托洛茨基学者的批判，认为他们错误地使用了托洛茨基的UCD理论，并先后在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等期刊以专刊的形式对托洛茨基的UCD理论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研究。31他们继承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方法，将国家间竞争与阶级斗争纳入到同一资本主义国际关系分析框架中。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使得资本间竞争极为激烈，促使国家采取行动。竞争压力一方面使得一部分国家从属于另一部分国家，即帝国主义形式的国际关系，另一方面使得国家为保护本国经济出台一系列政策，实现了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发展，这种共同发展构成了反抗帝国主义的力量和帝国主义性质的国际关系形式。32
总得来说，新葛兰西学派沿袭了马克思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方法，将"霸权"这一中间范畴作为连接国内生产与国际关系的桥梁，凸显了资本主义国际关系的内在矛盾与冲突。但是，考克斯等学者在强调生产方式核心作用的同时，将生产、分配看做两个相互独立、同等重要的环节，把政治关系看做生产关系的一部分，对不平衡国际关系中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关系缺乏逻辑一致的理论分析。简化版本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正确地坚持了国际经济关系与国际政治关系之间的相互联系，但是，由于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认识，罗森博格等学者将资本主义国际关系的不平衡性与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混淆，使得他们的国际关系理论丧失了批判性，成为一种对历史进行描述的理论。
三、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国际关系分析框架
（一）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缺陷
资本运动要求整个人类世界的运行服务于资本积累，并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裹上一层"滤镜".经由这层"滤镜",国际关系"现实"实际是经由资本"折射"过的虚像。主流学者往往因为没有察觉或者不愿摘除这层"滤镜",错误地将本应该得到解释的国家权力作为外生既定的范畴，并以此为逻辑起点，研究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国际关系行为者间的相互作用。批判理论得益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剖析，试图从这些行为者背后的真正操纵者--资本运行中理解国际关系，却遭遇了一个棘手问题：如何在避免国家与经济相互独立二分法的同时，不陷入所谓的"经济还原论"陷阱，将国际体系中的国家简化为服务于经济的工具？
为此，许多左翼学者展开了"资本一元逻辑论"与"资本-领土二元逻辑论"的争论。一元论者认为从资本运动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国际关系的内在矛盾，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大多属于此类。然而，该理论逻辑下国家往往沦为国际关系的被动接受者。二元论者认为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是两种不同的逻辑，二者共同解释了国际关系的本质。这种观点被新葛兰西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所认可。在他们的理论中，国家具有极大的能动性，但这种能动性以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和决定性程度的降低为代价，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成为两种并行的逻辑。随着"霸权""不平衡与共同发展"等范畴取代了"剩余价值""一般利润率"等经济学范畴在理论中的核心作用，这些批判理论对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分析越来越缺乏明确的界限，而这恰恰是马克思经济学所力图克服的问题。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曾作了经典表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3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不能从其自身中得到理解，而必须将其置于一定的物质生活关系中进行分析。也就是说，在范畴关系中，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不是并列关系，后者是更基本、更一般的范畴。第二层含义是说，对经济结构从而对与其密切联系的国家和国家间关系的认识，不能局限于物质生活领域某一部分，而应该综合整个社会甚至整个世界的物质生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的"资本逻辑"不是某个资本，或某个国家的资本逻辑，而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逻辑。
因而，就资本主义国际关系的逻辑基础而言，并非"资本逻辑"不足以分析问题，必须借助于另一相对独立的"领土逻辑",而是如何基于对资本的分析进一步理解领土逻辑，从而揭示资本主义国际关系的内在矛盾和运动规律。将"资本"作为逻辑起点，绝不意味着对国际关系的分析是一种经济还原论，而是唯物辩证分析方法的应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了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对世界交往形式和与此有关的国际关系研究必须从资本一般开始。
（二）从《资本论》到资本主义国际关系的理论逻辑
国际关系作为国家间关系的外在表现，尽管是最容易被观察到的领域，却也是被资本"滤镜"扭曲最严重的关系。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断增殖的本质意味着资本必须源源不断地生产剩余价值，并不断地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实现资本积累。由于资本只有使用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才能解决等价交换规律与价值增殖规律之间的矛盾，而劳动力是一种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特殊商品，因而，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核心是通过对雇佣劳动力的控制不断提高生产效率，34以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持续地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因而，为占有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必须不断调整对劳动的组织方式，例如，提高资本对劳动的管理技术、改进生产技术、寻找最有利的生产空间等。然而，资本对劳动组织方式的调整一方面使得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被机器替代成为相对过剩人口，另一方面资本对劳动过程控制的不断强化意味着劳动过程越来越表现为资本的权威和意志而和劳动者对立。雇佣劳动大军和等待进入雇佣劳动大军的劳动者共同构成反抗资本的力量，资本-劳动关系成为资本积累过程中最"内核"、最一般、最普遍的矛盾。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剩余价值如何持续地转化为资本。资本不仅是一种关系，更是一个过程，它必须在运动过程中才能不断地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并将资本用于剩余价值再生产。以复数形式存在的资本不仅以不同形式存在，在不同的空间中分布，而且要保持合适的比例，从而能够实现价值形式和物质形式的补偿。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只要多个资本没有隶属于同一资本家，即资本垄断没有达到最极致的状态，多个资本必然在多个不同的主体指挥下进行运动，因而，以货币、生产资料、商品（包括劳动力商品）等形式存在的资本只有在偶然条件下才能达到再生产顺利实现所需要的比例。考虑到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不管是在逻辑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可能出现这种最为极端的垄断情况，35不同资本间的比例关系成为资本实现自身再生产过程中遇到的第二个无法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得以克服的矛盾，这个矛盾关系表现为资本与资本无法避免的相互依赖关系。此外，多个资本意味着资本之间为争夺剩余价值展开激烈竞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按照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原则，不仅产业资本内部的剩余价值率要转化为一般利润率，而且整个社会以商业资本、银行资本等形式存在的资本都要参与剩余价值的分割。资本与资本既相互依赖又彼此对抗。
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分析，勾勒了一幅以资本-劳动、资本-资本为主轴的画面，但马克思所试图描绘的资本主义世界远不止于此。
资本除了是一种关系、过程，更是一种权力。基于"商品拜物教"理论，资本表面上以商品或货币的形式存在，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赋予资本所有者以权力，又决定、支配着资本所有者的命运。资本权力首先体现在资本-劳动关系中。掌握生产过程的资本支配着生产资料形式的死劳动和劳动力形式的活劳动。对所有权的保护实际是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对其共同利益的表达。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社会分工的发展使得资本家的规模越来越大，从而越来越能够因为共同利益而作为一个阶级，货币形式的动产使得私有制真正摆脱了共同体的形式，以人身依附和土地为基础的旧式共同体转变为在形式上相互独立的市民社会36和现代民族国家。37由于资产阶级还只是社会的一部分，他们的阶级利益不能代表社会的总体利益，市民社会与现代民族国家只是形式上分离，资产阶级还需要以国家的形式将阶级利益表现为社会的共同利益，资本-劳动的对抗性矛盾被国家以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民主制度、自由平等的政治口号等形式所掩饰和固化。这是资本-国家关系的最本质特征。
另外，作为权力关系的资本还体现在资本-资本关系中。多个资本为争夺剩余价值展开激烈斗争归根结底是资本权力的斗争。大资本对小资本的侵吞、发达资本对落后资本的剥削等都是资本-资本关系中资本权力的表现。这种权力还通过国家以制度、法律等形式得以体现和强化。例如，在竞争中占据优势的资本可以要求国家对其技术进行专利和产权保护，大资本要求国家以关税的形式保护其对本国市场的占有等。
因而，尽管国家先于资本存在，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并非国家产生了资本，而是资本重塑了现代国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领土"逻辑必须要从"资本"逻辑中寻求解释。资本家阶级作为社会总剩余价值的主要占有者和生产过程的控制者，在形式上与整个社会混为一体，并被看作是整个社会的总代表。国家作为社会的有形实体，一方面要为所有的资本家阶级创造有利于积累的条件，如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提供单个资本无法或不愿支付的公共品，应对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甚至危机等；另一方面，国家是资本内部斗争的舞台，不同资本集团需要借助国家保护自身的利益。
作为权力关系的资本在世界市场上表现得更加明显。国际社会区别于国内社会的最主要特征是没有中央集权的、以暴力机器维护统治的国家政权。尽管在资本主义某些历史阶段，的确存在跨越多个国家、地区的"帝国"存在，如19世纪的英国在亚非拉等地区有广阔的殖民地，但是，它既不是世界范围的统一国家，也不是真正消除了国界的统一社会，殖民地本身是一种以国界线为前提的非统一体。那么，资本作为一种不断运动的社会关系何以能够突破领土边界却又没有消除国家领土边界将世界变成统一整体，从而表现为国家-国家关系呢？
资本之所以能够经由国际交往将个别资本利益在世界范围内施加于其他民族和地区，关键在于伫立在经济关系之上的国家政治权力、军事实力、文化影响力等上层建筑的力量。在多个国家并存的世界体系中，国家作为本国社会的有形代表，在世界市场中的力量首先由本国资本的世界竞争力决定。本国资本在国际资本-劳动、资本-资本关系中越是占据领导和统治地位，其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越具有占据领导和统治地位的可能。另外，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动产的出现摆脱了依赖于土地的共同体形式，相应地，国家势力可以不受土地界限的局限，能够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运动而跨越国界进行延伸，将本国资本的利益表现为不局限于领土边界的群体的共同利益。例如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美国。越能够以低"成本"为本国资本提供有效海外保护的国家，其资本在国际竞争中越有利可图。38
另一方面，国家作为有形实体，它的形成基础和内在本质限制了它突破领土边界的能力。资本借助于民族、文化、地理等各种非经济因素将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伪装"为共同利益，使得国家拥有无可争议的自主权力。这意味着，国家势力能够扩展的范围取决于资产阶级"共同利益"形式被接受的程度，受资本的内在矛盾严重制约。
资本-劳动的辩证关系意味着资本以整个世界的劳动者为市场需求者的同时，又由于资本与劳动间的对抗性矛盾必须以各种方式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分化，以避免其联合对自身形成毁灭性反抗，民族、种族、地域分割等天然分化劳动力市场的工具被广泛使用。39反过来，这些差别又因为资本需要而在社会交往中越来越重要，强化了国家的民族性和区域性。国家-国家关系因为资本的无国界性而逐渐弱化的同时又因为资本对民族性和区域性的强化而变得越来越显著。
从资本-资本关系来看，资本的经济关系以及与其相关的社会关系因为领土界限而表现出来的国家间差异，被资本不断消解的同时又不断被资本强化。运动中的资本以多样化的空间为前提，又在运动过程中不断产生多样化的空间，不同空间因为资本的塑造而越来越同一化的同时，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因为资本的空间布局而越来越显著。40在竞争的压力下，资本必须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最合理使用，不仅要购买到合适的劳动力和生产工具，而且要对工厂的地理位置进行最优的选择、对交通运输条件和厂房进行最合理的投资和建设，这些固定资本的投资不仅直接影响地理空间，而且通过对劳动力的转移、相关产业资本的吸引等间接渠道影响资本的空间布局以及不同空间的经济关系，41国家的空间边界因资本运动而变得既模糊又清晰。各国因民族、地理、文化等因素而表现的差距，绝对没有资本主义世界中国家-国家关系中所体现出来的那样大，只是由于资本本质及其内在矛盾而被强化了。
因而，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运动，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扩散到整个世界，"按照自身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2又因为资本与劳动、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而产生多个共同存在的现代民族国家，以及相应的国家-国家关系。
（三）资本主义国际关系演变的根本原因
资本主义国际关系既不是自然形成的，也不是静止不变的。正如恩格斯所言，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43国际关系演变动力的秘密隐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中。
一定的生产方式产生一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利益关系，在相互对立的物质利益关系中具有同一利益的个人构成一个阶级，44物质利益的对立也就表现为阶级的对立，同一阶级内部也因为利益的矛盾而产生不同的利益集团。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以资本雇佣劳动为本质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拥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和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等两大主要阶级。随着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将旧式共同体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资本与劳动间的对立关系不仅表现为民族国家内部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还表现为不同性质国家间的对立关系，尤其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关系。另一方面，在同属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内部，资本-资本矛盾关系不仅表现为一国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为争夺国家权力而进行的激烈斗争，还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竞争关系。考虑到资本在市场竞争中所处地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竞争关系既包括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也包括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竞争。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关系，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各民族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不同性质国家间的矛盾甚至可能小于同为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此外，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所产生的阶级关系外，资本主义国际关系的变化还受民族、文化等由历史的物质生产所积累的因素影响。
四、结语
尽管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前，前资本主义世界已经是由多个国家和类国家构建的组织体系，但是，直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英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并在世界范围内扩张时，世界才真正成为由多个国家构成的整体，并表现出现代语境下的国际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世界范围内资本-劳动、资本-资本、资本-国家关系必然发生变化，国际关系也相应地变化。因而，主流理论将国际关系看作国家对外行为的相互作用关系，仅仅是对国际关系的现象描述，忽视了更根本的支配国家行动和形成国际关系的动力和机制。西方左翼学者在向托洛茨基、葛兰西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寻求理论灵感的同时，逐渐淡化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经济领域的范畴，甚至将马克思着力批判的观点杂糅在其理论中，离马克思越来越远。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关系这一范畴进行系统研究，但他的经济学著作蕴含着丰富的国际关系思想。对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必须回归马克思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方法论。这是我们认识资本主义世界国际关系，尤其是认识中国在世界交往中所面临和参与的国际关系的重要前提。中国不仅是一个在世界政治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形成的各国家、各地区全面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如何处理不同制度的国家间关系、新兴国家与世界中心国家之间的关系、第三世界内部的国家间关系等复杂的国际关系，是中国在当前和未来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学术界亟须努力解决的问题。
注释
119世纪70年代边际主义革命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开始有意识地将经济学从国家政策、道德哲学等领域中分离出来，到20世纪初时，经济学和政治学成为两门渐行渐远的学科。详见Barry R.Weingast and Donald A.Wittman （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758.
2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国际关系学者研究经济问题的重大限制，尤其是二战结束后，将国际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放在一起讨论的学者往往被怀疑为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吉尔平在其《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的序言中说："谁把美国的外交政策同其海外经济扩张联系起来，谁就几乎毫无疑问地被视为马克思主义者。我当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我的确坚信经济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
3Susan Strange,"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Case of Mutual Neglect",International Affairs,vol.46,no.2 （1970），pp.305-314.
42009年美国政治学家发起的调查显示，《国际关系》以巨大的优势名列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国际关系类刊物的第一名。James C.Gar and Micheal W.Giles,André Blais,Iain McLean,"Political Science Journal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Evaluating Scholarly Journals in the United States,Canada,and the United Kingdom",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vol.42,no.4 （2009），pp.695-717.
5Robert Keohan and Joseph Nye（eds.），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C.Fred Bergsten and Lawrence B.Krause（eds.），World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75.
6虽然古代的斯多葛派、马基雅维利以及霍布斯等人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贡献了学术思想，但是，重商主义者的影响更为全面和系统。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59页。
8Robert Keohan,Joseph 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Revisite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1,no.4 （1987），pp.725-753.
9Jacob Viner,"Power versus Plenty as Objectives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World Politics,vol.10,no.1 （1948），pp.1-29.
10海伦·米尔纳：《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无政府假设》，大威·鲍德温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3-171页。
11Joseph Nye,Robert Keohan,"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An Introduc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25,no.3 （1971），pp.329-349.
12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罗伯特·基欧汉：《无政府状态和合作的限度：对最近自由制度主义的现实主义评论》，大威·鲍德温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5-139页。
13查尔斯·利普森：《经济和安全事务领域的国际合作》，大卫·鲍德温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9-114页。
14本杰明·科恩：《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第155-156页。
15保罗·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和经济理论》，蔡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页。
16希法亭：《金融资本》，晏智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
17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李宗禹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18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19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20安东尼·布鲁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年，第123页。
21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蔡中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02页。
22萨米尔·阿明：《世界规模的积累：欠发达理论批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23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四卷），吴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24大卫·哈维：《世界的逻辑》，周大昕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
25萨米尔·阿明：《世界规模的积累：欠发达理论批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26Robert Brenner,"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New Left Review,vol.104,1977,p.25.
27罗伯特·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林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
28简化版本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说法来自于John Hobson,"To Be or Not to Be a Non-Reductionist Marxist:Is That the Question?",in Alexander Anievas （ed.），Marxism and World Politics,New York:Routledge,2010.
29Justin Rosenberg,The Empire of Civil Society:A Critique of the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Verso,1994;Benno Teschke & Hannes Lacher,"The Changing 'Logics' of Capitalist Competition",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20,no.4 （2007），pp.565-580.
30贾斯廷·罗森博格：《政治学囚笼中的国际关系学》，宋鸥译，《大学集刊》2017年第1期。
31分别为：Desai,Radhika,"Introduction:The Materiality of Nations in Geopolitical Economy",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vol.6,no.4 （2015），pp.449-458;Radhika Desai and Paul Zarembka （eds.），Theoretical Engagements in Geopolitical Economy,Bingley:Emerald Group Publishing,2015;Radhika Desai and Paul Zarembka （eds.），Analytical Gains of Geopolitical Economy,Bingley:Emerald Group Publishing,2016.
32Radhika Desai,Geopolitical Economy,Globalization and Empire:After US Hegemony,London:Pluto Press,2013.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8页。
34谢富胜：《控制与效率：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与当代实践》，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年。
35邱海平：《中小企业的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
36市民社会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是社会中所有经济关系的总和，第二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总和。这里指的是后者。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0页。
38Christopher Chase-Dunn,"Interstate System and Capitalist World-Economy:One Logic or Two?",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5,no.1（1981），pp.19-42.
39F.J.B.Stilwell,"Competing Analyses of the Spatial Aspect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10,no.3（1978），pp.18-27.
40大卫·哈维：《世界的逻辑》，周大昕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35-76页。
41R.A.Walker,"Two Sources of Uneven Development under Advanced Capitalism: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Capital Mobility",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10,no.3（1978），pp.28-38.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70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28页。
44关于什么是阶级，马克思没有明确的定义。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曾经以"阶级"为标题提出"是什么形成阶级？"的问题，但是，这一部分只有很少的文字。在《哲学的贫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文本中，马克思对阶级、自为的阶级都做了论述。关于"阶级"的定义，列宁、卢卡奇等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曾经进行过研究。这里只是简单地以物质利益划分阶级，没有考虑"阶级意识"等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