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我国学者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不同视野对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解读和研究。内容主要涉及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原因、《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的思想体系、《哲学的贫困》对蒲鲁东思想的批判以及《哲学的贫困》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等多个方面。对此, 国内学界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 取得了大量丰硕的成果。但同时, 已有研究也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尚待突破的问题。
关键词： 《哲学的贫困》; 蒲鲁东; 研究述评;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Chinese scholars have extensively and deeply interpreted and studied Marx's Poverty of Philosophy from different levels, perspectives and perspectives. The content mainly involves the reasons why Marx criticized Proudhon, the thought system of Proudhon in Philosophy of Poverty, the criticism of Proudhon's thought in Poverty of 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ical statu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Poverty of Philosophy.In this regard,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have put forward many insightful views and achieved a lot of fruitful results.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still some weak links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 and problems to be solved.
Keyword： Poverty of Philosophy; Proudhon; research review;
《哲学的贫困》是一部马克思首次公开阐发唯物史观重要观点的论战形式着作。它“不但是马克思生活上的一个里程碑, 而且也是科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1]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我国学者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不同视野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解读和研究, 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通过回顾和反思国内学界关于《哲学的贫困》研究现状, 对于进一步理解该文本所蕴含的思想内涵, 深化认识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 提高人们运用该文本所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能力, 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一、关于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原因的研究
众所周知, 《哲学的贫困》写作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批驳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的错误主张。然而,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 错误的社会思潮林林总总, 是什么原因导致马克思中断对政治经济学的第二阶段的研究, 转而对蒲鲁东的理论体系进行专门批判。对此, 我国学界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一) 从马克思与蒲鲁东关系历史演变过程的角度分析
提出马克思与蒲鲁东关系的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是交往密切阶段。莱茵报时期, 马克思和蒲鲁东都是站在唯心主义立场对人民的“物质利益”等社会现实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 马克思曾高度肯定和赞扬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 认为它是法国社会主义最优秀的着作。二是产生分歧阶段,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时期, 马克思与蒲鲁东在历史观和政治经济学上已经开始产生分歧, 此时,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态度转变为一种有所保留的肯定。三是关系破裂阶段。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属于同一时期的作品, 但二者在社会存在的前提, 历史演进过程及发展动力、社会变革的途径等方面存在着不可弥合的裂口, 思想体系的不同是导致他们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2]21-42总体而言, 从1844年到1846年, 蒲鲁东的理论始终建立在抽象的法权思想基础之上。而马克思在此期间经历了较大的学术跨度, 从1844年以抽象人性为理论视点到1845年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形成。这为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抽象的形而上学思想提供了理论武器。[3]1
(二) 从蒲鲁东思想对工人运动产生的影响角度分析
提出蒲鲁东敌视人工运动, 反对政治斗争, 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政治立场使他走向了无政府主义。[4]26《贫困的哲学》出版后, 在德、法、俄三国的工人阶级中得到广泛传播, 造成了工人阶级思想混乱, 严重阻碍了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由此, 为了给科学社会注意清扫道路, 马克思开始着手对唯心主义经济的最新体现者蒲鲁东进行批判。[5]
(三) 从蒲鲁东两次对马克思进行公开“挑衅”的客观事实分析
指出第一次“挑衅”是1846年5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主动写信给蒲鲁东, 邀请他担任共产主义通信委员会在巴黎的通讯员, 蒲鲁东断然拒绝了他们的邀请, 并否定了他们的革命理论, 主张以改良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第二次是蒲鲁东出版了《贫困的哲学》, 并以挑衅的口吻表示等待马克思的批评。[3]1
二、关于《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思想的研究
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是点燃马克思与蒲鲁东之间论战的直接导火索, 并直接催生了《哲学的贫困》, 由此, 我国学界在对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进行研究时, 不得不用些篇幅来介绍《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的思想内涵。纵观我国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 关于对蒲鲁东思想的整体性研究
有学者通过阅读和梳理蒲鲁东的若干着作, 指出蒲鲁东一生都致力于重塑正义原则, 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和完成真正的革命为使命。蒲鲁东的思想中存在着一条主线:形而上学方法———政治经济学重组———社会主义学说。具体表现为:蒲鲁东系列辩证法是政治经济学科学化的根本方法, 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是一个由分工到人口的经济矛盾体系。只有把分工、机器、竞争、所有权等经济范畴组合起来, 实现价值构成, 才能解决经济矛盾和社会贫困问题。由此, 社会革命的根本任务是劳动和财产方面的经济革命, 进而推动社会政治革命的完成。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不是革命的领导者和依赖者, 只有资产阶级才能成完成革命的使命。[6]
(二) 关于对蒲鲁东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研究
一是从蒲鲁东普遍理性思想的角度分析。提出在蒲鲁东看来, 人类社会受到某种外在于它的最高意志或不可抵抗的神秘力量的支配, 这个最高的意志就是普遍理性。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 蒲鲁东认为现实的经济关系只是先验地存在于人类理性中抽象经济范畴的体现和化身, 观念形态的经济范畴才是真正的本源和实体。就这样, 他把一切社会存在物都看作是逻辑范畴的产物。[7]36二是从蒲鲁东社会发展思想的角度分析。提出蒲鲁东认为思想观念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他将各种经济范畴都一一纳入其主观臆想的系列中, 以表现他们之间的逻辑顺序和理性序列。在他看来, 现实的经济关系之所以有变化和运动, 是观念中逻辑范畴按照一定的理性的顺序依次演进的结果。[7]37三是从蒲鲁东超历史性思想的角度分析。提出蒲鲁东的思想是建立在抽象的法权基础之上的。他的意旨是寻求超越历史和现实之外的哲学的普遍法则来规范人类社会秩序, 引导社会发展。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他认为历史与客观事实对于解决社会主要问题没有任何意义。社会弊病的存在恰恰说明了他们的无能为力, 于是, 他立足于抽象法权层面虚构出一套经济矛盾体系, 用这种非现实的、超历时的社会原理体系来实现人类社会自由平等的发展。[3]2
(三) 关于蒲鲁东系列辩证法思想的研究
一是从蒲鲁东系列辩证法思想的具体内涵的角度分析, 提出在《贫困的哲学》中, 蒲鲁东自认为找到了作为黑格尔继承者和批判政治经济学家“迂腐”的科学方法。他把二律背反视为解决事物内在差别和矛盾的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来阐述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史, 蒲鲁东简单罗列出经济范畴矛盾的优缺点, 然后通过新范畴的出现来调和既有范畴的对立, 以保存好的方面, 消除坏的方面。在他看来, 这种方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 黑格尔确立了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序列。由此, 蒲鲁东提出了系列辩证法。这一方法不仅使他发现了构成价值, 解决了政治经济学基石———价值的内部矛盾, 而且还实现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首次结合, 进而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因此, 蒲鲁东自认为他的系列辩证法超越了政治经济学与德国古典哲学。[8]二是从对黑格尔辩证和蒲鲁东辩证法进行对比研究的角度分析, 指出二者的差异性体现在, 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灵魂是自否定辩证法, 正反合三段式只不过是自否定辩证法的形式外衣, 而蒲鲁东只是抓住了黑格尔辩证法外在表现形式, 而没有理解其精髓, 自否定辩证法要求研究者从事物内部去发掘事物的矛盾关系。而蒲鲁东却按照正反合的哲学框架, 人为地安排经济范畴的排列次序及相互关系, 进而演化成他所谓的经济矛盾体系。二者的相似性之处在于, 他们都试图通过思维的方式将所处理的材料连贯成一个有机体系。蒲鲁东强调通过“系列”将事物联系起来, 这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政治经济学“事实就是真理”的实证视野。使得蒲鲁东的思想呈现出辩证法倾向。但由于他的意旨是寻求一种超现实的先验的哲学社会准则, 而不是从历史运动的批判中认识科学, 因此他的辩证法具有虚假的性质。[9]
(四) 关于蒲鲁东构成价值理论的研究
有学者指出, 在蒲鲁东看来, 价值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副面孔。由于自然资源的匮乏和人们需要的多元, 交换价值就在彼此间“建议”和“默契”中产生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是相互对立和矛盾的, 二者对立的最终根源于个人的“自由意志”。由于价值的本质是可以调和的。在正、反、合规律的支配下, 构成价值调和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所谓的构成价值就是构成财富的各种产品的比例关系。蒲鲁东认为社会的财富是按比例组成的。某种产品的数量超过比例所需要的份额, 那多余的部分便不能被列入社会财富, 也就得不到社会承认。凡是在交换时得到社会承认并列入社会财富的产品, 就成为“价值”, 那些不能被社会承认不能进入社会财富领域的产品就是“非价值”, 而这种非价值的产品因无法构成人们所享受的社会福利, 而导致了社会贫困现象的产生。由此, 蒲鲁东认为解决社会贫困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断解决价值构成问题, 即产品的比例和联系问题。[10]那么, 价值的构成何以得到解决?蒲鲁东指出, 劳动是创造一切社会财富的力量。人类生产的序列中, 其基本单位劳动日是相等的, 一个劳动日恰好偿付另一个劳动日, 相同的劳动时间生产的产品的价值相当。只要先用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产品的价值, 供求关系就会平衡, 社会财富比例就会达到均衡, 人类就能最大限度的享受社会福利。[2]63-67
三、关于《哲学的贫困》对蒲鲁东思想体系批判的研究
《哲学的贫困》主要是由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批判两部分构成。但我国学者进一步细化了马克思对蒲鲁东哲学基础的批判研究。从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唯心史观和系列辩证法两个维度分别展开讨论。由此, 国内学界重点关注了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唯心史观和系列辩证法三个维度的批判。
(一) 关于马克思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观点批判的研究
在《贫困的哲学》中, 蒲鲁东自诩为构成价值和价值比例规律的伟大发现者, 并使得政治经济学真正成了一门科学。在《哲学的贫困》中, 马克思以“科学发现”为题来反讽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对此, 我国学者分别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了相关研究。
1. 从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交换价值起源思想的角度分析, 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一书中, 完全是用唯心史观来解释交换价值的起源。他认为价值生来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副面孔。前者在矛盾的状态下产生后者, 由于个人的生产无法满足自身的多种需要, 于是就向其他行业的人建议进行交换, 由此, 交换价值便应运而生了。在他看来, 交换价值完全是人们之间“建议”和“默契”的产物, 鲁宾逊式孤立的个人一下子就跳到了交换的世界, 交换价值就出现了。[2]62也有学者指出, 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没有具体考察交换发展的历史过程, 而只是把交换看作急欲确立这种关系的第三者可能提出的建议。在马克思看来, 交换并非天然存在的,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交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从中世纪到资本主义社会, 人们交换的范围不断扩到, 从初期剩余产品到后来包括爱情、德行、知识等在内的一切产品都可以用来交换。马克思主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客观地考察交换的起源和发展, 比起蒲鲁东的主观臆想更加深刻和具体。[11]102
2. 从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价值矛盾思想的角度分析, 提出蒲鲁东把商品内部的矛盾加以虚构, 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随意等同于富足与稀少, 供给和需要之间的矛盾, 并把造成这一矛盾的原因归结为“自由意志”。蒲鲁东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存在两个方面的错误:一是蒲鲁东所奉行的“辩证法”的错误。蒲鲁东以抽象的个人的自由意志来臆断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现实矛盾, 完全脱离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的根据和规定。二是蒲鲁东对经济思想史理解上的错误。蒲鲁东认为经济学家没有看出也不认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 但马克思指出, 对这一矛盾的理解“在李嘉图时代已经非常流行”。[12]20-21
3. 从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构成价值理论的角度分析。指出马克思对蒲鲁东构成价值理论的批判是建立在将蒲鲁东构成价值理论和李嘉图劳动价值理论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尽管蒲鲁东和李嘉图都认为劳动是商品价值的源泉, 但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在马克思看来, 蒲鲁东所创造出来的所谓劳动构成价值的学说, 不过是对李嘉图理论的一种乌托邦式的歪曲说明。李嘉图早在1817年, 就在“商品的相对价值完全取决于生产产品所需要的劳动量”这一原则下, 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而蒲鲁东却把它当成一种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秘密武器隆重推出。李嘉图从现实的经济关系出发得出他的理论公式, 这个公式正是经济生活的本质, 李嘉图以这个本质为基础透视社会的经济现象。而蒲鲁东则完全凭主观地臆想得出这个公式, 以构成价值为出发点, 用它来构建一个新的社会秩序。[2]67-68
4. 从马克思批判蒲鲁东解决社会贫困问题方案的角度分析。蒲鲁东认为交换的不平等和不公平, 是产生社会贫困的主要根源。要解决平等交换的问题, 就要找到一个衡量交换价值的尺度, 这就是劳动。劳动日是人类生产的基本单位, 整个社会供求平衡的要求每个人的劳动日都应当是相当的。首先, 马克思指出由劳动时间来衡量商品的价值, 所表征的根本不是平等, 而是工人被奴役、受压迫残酷社会现实的写照。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沦为商品, 如果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量决定的, 那么劳动的价值是由生产劳动这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即由生产供给工人活命和延续后代的所必需的物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的自然价格无非是工资的最低额, 而工资的市场价格总是趋于这一数额的。资本家为了实现自身利润的最大化尽可能地降低工人的工资, 工人只能勉强获得维持生计的必需品, 这样, 工人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资本家的手中。因此, 马克思指出“由劳动量衡量相对价值注定是工人遭受现代奴役的公式, 而不是蒲鲁东先生所希望的无产阶级求得解放的‘革命理论’”。[13]234其次, 马克思指出, 用劳动时间来衡量商品的价值, 并不意味着一个劳动日和另一个劳动日生产的价值是等值的。在马克思看来, 不同劳动日价值是不同的, 但劳动时间依旧可以作为价值尺度, 就需要有一个可以比较各种不同劳动日的价值尺度表, 这个尺度表就是竞争。竞争决定着一个复杂劳动日中包含着多少个简单劳动日。蒲鲁东把劳动量当作价值尺度, 而不问它的质量如何, 那也就是假定简单劳动已经成为生产活动的枢纽。在机器大生产的时代, 人逐渐沦落为机器的附属物, 在极端分工的条件下, 人们不同的劳动开始趋于一致, 劳动质的差别逐渐消失, 时间成为两个工人相对活动的精确尺度。这种劳动的量化和平均化不是蒲鲁东所说的永恒公平的体现, 而是工人彻底沦为现代工业奴隶的真实写照。[13]235再次, 蒲鲁东“构成价值”所谓的“比例性关系”的观点认为, 商品只要按照其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来交换, 这样, 供求就必然达到平衡, 生产就会和消费相适应, 产品就可永远顺利地进行交换。马克思指出, 只有当供求相互均衡的时候, 任何产品的相对价值恰好由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量来确定。在对“比例性关系”的解释上, 蒲鲁东的谬误在于把实际的情况颠倒了。由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 总是和供求关系相联系的。一种产品在社会总产品总的比例性关系, 不取决于这种产品按照生产费用的价格出售, 只有供求的变动告诉生产者, 某种商品应该生产多少才可以在交换中至少收回生产成本。这种变动使得资本不断地出入各个不同的工业部门。[12]22最后, 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把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商品的价值和用劳动价值来衡量商品的价值混为一谈。马克思认为用劳动价值来确定商品的相对价值是和经济事实相抵触的, 用本身还需要确定的相对价值来确定商品的价值, 这是在循环论证中打转。[7]39同时, 商品能够购买的劳动量与生产产品所消耗的劳动量根本不是一回事。固定数量的商品的相对价值可能会增加或减少, 但这些商品本身的效用并没有发生变化, 因此他们所能够购买的和可以得到它的那些劳动量不会改变。[13]236
5. 从整体层面上评价马克思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观点的批判。提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整体上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是正确的, 但由于马克思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 他的大部分观点还是不加批判地依托于李嘉图的经济学理论。因此, 他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观点的批判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例如:马克思只是看到了交换价值量的规定性, 还没有触及价值质的分析。还没有认清价值和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和价以及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区别。并错误地认为价值是由劳动时间的最低额决定等等。但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 马克思在一些问题上实现了对李嘉图的超越。李嘉图仅仅是站在肯定的立场上, 以价值规律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运行机制。但马克思则科学地证明了价值是一个历史性范畴。[14]26
(二) 关于马克思对蒲鲁东唯心史观批判的研究
如前所述, 哲学基础的不同是造成马克思和蒲鲁东理论体系之间不可弥合裂口的根本原因。对此, 我国学者深入探讨了马克思是如何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对蒲鲁东唯心史观进行批判的,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马克思批判蒲鲁东颠倒范畴和现实的关系的角度分析。指出在马克思看来, 蒲鲁东颠倒了现实和范畴之间的关系, 他不把经济范畴看作是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 而是把现实的生产关系看作是抽象的经济范畴在人类社会的具体展开。蒲鲁东像其他的经济学家一样, 只知道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生产, 却不知道这些生产关系如同商品一样也是由人们生产出来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紧密相连, 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 人们会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 人们的社会关系也会随之变化。这些观念和范畴作为人们生产关系的理论反应, 并非固定不变的, 而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他们产生于人们的实践活动中, 并随着生产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变化。[14]27二是从马克思批判蒲鲁东观念历史思想的角度分析。提出蒲鲁东将普遍理性视为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 并试图通过在理性和观念中重新编排范畴和原理逻辑顺序的方法, 来论述脱离现实而与观念相一致的历史。然而, 在马克思看来, 蒲鲁东的这种理性, 既不是黑格尔所谓的纯粹理性, 也不是那种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理性, 而仅仅是蒲鲁东的个人理性而已。他的绝对方法所描述的也并非是思想观念自身的运动, 而只是把人们的理性进行系统的改组和排列。由此, 蒲鲁东所谓的历史过程不过是他个人理性演变的历史。[4]27也有学者指出, 蒲鲁东所强调的历史, 既不是经济关系自身的发展过程, 也不是思想观念的自我发展过程, 而是从外部人为输入的平等观念的实现史, 平等原理成为整个经济史发展的核心。[15]还有学者指出, 马克思站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角度, 批判蒲鲁东忽视客观的历史事实, 只是进行了一些唯心主义的逻辑演绎, 剥离了逻辑与历史的必然联系。在马克思看来, 历史是逻辑的前提和基础, 而逻辑只是社会历史的理论升华。[16]三是从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社会机体思想的角度分析。提出在某种程度上, 蒲鲁东也注意到社会机体的秘密, 并试图将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在《贫困的哲学》一书中, 他自认为是按照不同的历史阶段作为分章结构的, 自诩建立了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用普遍理性的自我表现来解释历史的发展, 把经济范畴之间的关系视为“一个来自一个”单向度序列, 这实际上是割裂了社会体系的各个范畴之间的联结。马克思认为“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各个经济范畴只是社会现实的局部反应, 只有把它们放在相互联结的整体视角来考察, 才能具体地确切地把握它们的性质。[17]
(三) 关于马克思对蒲鲁东“系列辩证法”思想批判的研究
系列辩证法是蒲鲁东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科学改造的重要手段, 是他构建经济矛盾体系的骨干支架。对此, 我国学者从三个方面展开了关于马克思对蒲鲁东系列辩证法批判的研究。一是从马克思批判蒲鲁东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性质的角度分析。指出在马克思看来, 蒲鲁东的辩证法只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一次不成功的效仿, 并没有产生任何科学的结果。二者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的唯心主义实质, 都是发生在思维中的辩证运动。黑格尔把逻辑范畴当作事物的实体, 由此他认为逻辑中的纯粹理性的运动推动了现实世界每个事物的发展。同样地, 蒲鲁东也认为无人身的普遍理性是社会存在的前提,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普遍理性不断创造经济范畴的结果。由此看来, 蒲鲁东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继承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由此, 马克思批判“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 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在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实质后, 马克思随即将矛头指向了蒲鲁东, 指出“黑格尔为宗教、法做过的事情, 蒲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蒲鲁东认为“经济范畴是人类理性和社会天才所发现和揭示出来的真理”。然而, 事实上, “这种名目繁多的理性在人界情况下都可以被人们认出是蒲鲁东先生个人的理性”而已。蒲鲁东以拙劣的手法照搬黑格尔, 极力构建的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 乃是强加给政治经济学以折不扣的思辨主义哲学。[2]58-59二是从马克思批判蒲鲁东“伪辩证法”的角度分析, 提出尽管蒲鲁东意识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重要性, 并试图将它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上面, 以建立自己的经济哲学。但是他仅仅继承了黑格尔糟粕的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 而歪曲了其精华的辩证法, 他以无人身的普遍理性为前提, 套用黑格尔正、反、合的三段式公式, 企图推演出他的经济矛盾体系。[18]还有学者指出, 蒲鲁东主观地将经济范畴划分为好、坏两个方面, 把两个对立面的斗争看成是每个经济范畴固有的内在矛盾, 并始终期望合题的出现能够消除既有范畴中坏的方面却保留好的方面。马克思指出, 蒲鲁东这种试图消除或保留某方面来构建经济体系的做法, 实际上已经切断了经济范畴自身的辩证运动。他看不到经济范畴因自身的矛盾本性而引发的辩证运动, 而是随心所欲地赋予经济范畴某种特性, 主观地将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 这样蒲鲁东所谓的“系列辩证法”已不再是绝对观念和理性内在的自发运动, 他所形成的经济范畴的序列也不再是这些范畴相互作用产生的次序, 而所有这些都仅仅是他个人理性的产物而已。[19]三是从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区分好坏标准的角度阐述。指出蒲鲁东把自由和平等的实现看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始目的和神秘趋向。他以平等为原则, 机械地将经济范畴好的方面视为对平等的肯定, 坏的方面视为对平等的否定。主观臆想只要在这些脱离了现实经济关系的抽象范畴中进行调和, 就能达到社会平等的目的。[20]30
四、关于《哲学的贫困》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研究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已经发表170多年了, 我们要准确理解和把握它的精神实质, 不仅要了解这部着作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还要把握他的现实意义。
(一) 关于《哲学的贫困》的历史地位研究
《哲学的贫困》的诞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和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由此, 我国学者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视域下, 从以下两个方面探讨了它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1. 清算了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有学者指出, 虽然蒲鲁东意识到了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矛盾性, 甚至对其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与反驳, 但他终究还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 使其得到长远发展的。他希望通过平等分配的原则来消除私有制所带来的一切弊端。[21]也有学者指出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 一方面反映了一些农民、手工业者和小企业主的利益诉求, 另一方面粗略看来他的思想与马克思的思想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具有一定的迷惑性。由此,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的理论体系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与批判, 阐明了二者在阶级立场、历史观和社会改造途径等多方面本质区别。揭露了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本质。指责蒲鲁东用小资产阶级的尺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体工人阶级说话, 期望通过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 来消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 以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永存。[2]137-140
2. 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第一, 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公开问世。从规范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科学术语的角度分析, 提出尽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已经得到了系统阐述, 但这本书直到1932年才公开出版, 且马克思此时对一些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和范畴还没有找到确切表达方式, 仍沿用了某些旧的术语。由此, 《哲学的贫困》的出版不仅标志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公开问世, 而且对这些概念范畴有了更为科学的和精确的表达。[2]99从进一步明确唯物史观的重要思想的角度分析, 提出在《哲学的贫困》中, 马克思明确表达了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及其顺次更替的学说。即社会经济形态不是由个人的自由意志决定的, 而是建立在现有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历史的产物, 无论是封建关系还是资本主义关系都是历史上暂时的关系。[22]
第二, 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开端。一是从确立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角度分析。提出蒲鲁东脱离现实的经济关系, 主观地排列经济范畴的演绎次序, 把理性本身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则站在唯物史观的理论立场, 真正认识到经济范畴只是客观现实的经济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关注的对象是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7]37二是从形成马克思主义价值学说萌芽的角度分析。提出首先, 尽管此时的马克思认为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时间是指由竞争引起的生产某种产品的最低时间, 还没有抽象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但是找到了其形成的源头。其次, 他还认识到供求关系决定了商品的价格, 供求关系会不断地调节商品的价格趋向于他本身的价值。再次, 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一种商品, 其价值是由包含在其中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尽管他还没有把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分开来, 但他已经发现劳动这个商品所创造的商品价值与劳动商品本身的价值是不同的, 而这也为他后来发现“劳动力”的特殊性和剩余价值奠定了基础。[11]99-100三是从提出剩余价值初步原理的角度分析。指出尽管“剩余价值”概念的公开使用是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但剩余价值来源的问题已在《哲学的贫困》中已基本得到解决。马克思认为“利润和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只是表示资本家和工人分享一个工作日产品的比例, 在大多数情况下绝不致影响产品的价格。”也就是说, 工人工资的提高会降低普遍利润, 但市场的价格不会有任何变化。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都是工人的劳动创造的。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与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之间有一个差额, 这个差额即利润被资本家无偿占有, 在这里资本家剩余价值的来源已经得以揭示。[23]29
第三, 标着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成熟。有学者提出《哲学的贫困》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运动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手段、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是变革资本主义社会, 实现自身解放, 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力量, 在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途径上, 马克思初步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23]29
(二) 关于《哲学的贫困》的现实意义研究
除了关注《哲学的贫困》的历史地位之外, 我国学者还以下两个方面充分挖掘了该文本与现实的结合点。一是从马克思阶级理论的适应力的角度分析。提出《哲学的贫困》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具有真理性和实践性。它不仅适用于认识整个阶级社会, 还适用于阶级斗争趋于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首先, 从世界范围来看, 尽管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引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变革, 但资本世界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阶级斗争的根源。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拉大了南北经济差距。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无产阶级的收入、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境况未见好转,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此起彼伏。由此, 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仍然是分析当今阶级结构和阶级实质, 提升工人主体地位的思想武器。再者, 从我国社会变革的角度来看, 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型, 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为引导私人资本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 它还是诊断社会现实, 预测历史趋势, 以防止社会矛盾向社会冲突的方向发展的必要手段。[24]二是从马克思贫困观当代意义的角度分析。指出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入手探讨贫困的根源, 认为产生贫困的真正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贫困是制度性因素的结果而非个人能力的差异。同时, 马克思赋予贫困阶级分析的视角, 认为阶级抗争是无产阶级摆脱贫困的根本途径。马克思的贫困观为我们解决当今的贫困问题提供了理论参照。首先, 它为正确看待全球贫困问题提供了方法论视角。无论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看, 还是从世界范围来看, 贫困产生的根源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次, 马克思的贫困观为正确解决当代中国社会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即从生产关系入手, 通过制度安排, 调整生产关系, 缩小贫富差距。[25]也有学者指出, 马克思通过批驳蒲鲁东“头脑中的”贫困, 向无产阶级以及所有被压迫阶级指明了彻底摆脱贫困的正确道路: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 必须付诸革命实践。当前, 以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具体表现为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所谓的革命实践是通过扎实细致地工作, 帮助贫困人口脱贫, 使贫困地区进入全面小康社会。[20]33
五、进一步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通过对国内学界关于《哲学的贫困》研究现状的梳理与分析, 可以看出, 我国学者主要对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原因、《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的思想体系、《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以及《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和现实意义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比较集中的探讨。总体来看, 阐释较为全面深入, 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已达成共识, 取得了诸多有价值的成果, 但是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尚待解决的问题。
(一) 缺乏对蒲鲁东思想及其着作完整而准确的把握
《哲学的贫困》是一部论战性质的批判性着作, 它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批驳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中的错误观点。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须对马克思的论战对象蒲鲁东的思想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纵观我国学界研究, 尽管已有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正确理解和把握蒲鲁东理论体系是研究《哲学的贫困》的必要前提, 并着力于从他的《什么是所有权》和《贫困的哲学》等经典着作入手, 力图对其有一个全景式的了解。但是相关的研究和认识仍相对匮乏。学界甚至出现了将蒲鲁东“脸谱化”和“标签化”的倾向。有些学者只是通过马克思着作中对蒲鲁东的有限描述就对其盖棺定论, 对他的认识仅仅局限于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经常在政治经济学家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摆的小资产者等称号中, 而忽视了其思想体系复杂性和独特性。再者, 学者普遍关注蒲鲁东思想的狭隘性和缺陷性, 进而忽视了其进步的意义。缺乏对研究对象思想的辩证分析。这不仅对批判的对象有失公允, 实际上还影响了对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思想的理解和解释, 由此, 今后的研究中, 我们应加强对蒲鲁东的若干着作阅读和梳理。还原其思想原貌, 力图对蒲鲁东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和理解。
(二) 缺乏对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
总体而言, 国内学界在研究《哲学的贫困》时, 往往偏重于“方法”一节, 更多地是关注马克思如何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对蒲鲁东哲学方法进行批判。我国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并达成了共识, 他们普遍认为在哲学方面, 《哲学的贫困》是一部达到了经典着作水平的成熟着作, 它进一步发展了《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内容和思想。与此相反, 学界对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价值构成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的部分研究较少。再者, 国内学界关于如何评价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发展程度也不尽相同。有学者指出, 这本着作已经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且初步建立了剩余价值学说, 基本完成了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第二大发现。其理由是:马克思在此时已经发现劳动创造的价值已经超过了劳动者从资本家那里获得的工资, 两者之间的差额被资产阶级无偿占有, 这实际上已经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但也有学者提出了相反的意见, 指出此时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学说还处于萌芽阶段。原因在于马克思还没有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作全面系统的批判, 他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李嘉图的正确或错误的经济理论观点。可见, 尽管很多学者都意识到《哲学的贫困》中蕴含了丰富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 但是对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价值估量不同, 由此, 我国学界需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相关研究。
(三) 缺乏对《哲学的贫困》的现实意义的研究
尽管我国学者已深入探讨了《哲学的贫困》中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贫困观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意义。但是相对于对该文本思想内涵的解读和理论意义的探讨, 学界关于《哲学的贫困》的现实意义的研究数量较少, 研究视野较为狭窄, 并未能全面充分地挖掘该文本当代价值。我们应清除地认识到, 尽管早在170多年以前, 马克思就已清算了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但是随着社会的变革, 马克思主义仍旧不断受到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的诽谤和冲击。尽管斗争的形式和起因已经发生了变化, 但斗争仍在继续, 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和俄国民粹派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都在一定程度上复活了蒲鲁东思想, 粉饰小生产者, 提出了一整套改良主义路线。由此, 我们要同蒲鲁东式的社会思想进行彻底地斗争, 扞卫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必须多维度、多视角、全方位的阐述《哲学的贫困》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德]费·梅林.马克思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159.
[2] 余源培, 付畅一.新世界观的第一次公开问世———《哲学的贫困》的当代解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3] 唐正东.对蒲鲁东的批判给马克思带来了什么?———《哲学的贫困》的思想史地位辨析[J].江苏社会科学, 2010 (2) .
[4] 李怀涛.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J].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2017 (11) .
[5] 韩冬, 孙厚权.《哲学的贫困》导读[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7:17.
[6] 杨洪源.重新研究《哲学的贫困》:意旨、思路与结构[J].哲学动态, 2015 (11) :39.
[7] 张迪.批判与构建:论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中的政治经济学思想[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4 (5) .
[8] 何莹.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主观思想的批判[J].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2017 (1) :2.
[9] 鲍金.论经济哲学的理论定位———基于对《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和《贫困的哲学》的考察[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4 (5) :15.
[10] 何莹.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的统一———《哲学的贫困》对价值的二律背反的批判[J].教学与研究, 2017 (5) :31-32.
[11] 俞凤, 郭海龙.历史唯物主义与经济学的初次结合———读《哲学的贫困》[J].探索与争鸣, 2017 (6) .
[12] 顾海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有决定意义论点的第一次科学概述[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17 (1) .
[13] 杨洪源.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贫困的哲学》与《哲学的贫困》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 2015.
[14] 张一兵.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最初结合[J].马克思主义研究, 1999 (1) .
[15] 董必武.马克思如何理解经济学的哲学贫困———以《哲学的贫困》为例[J].哲学动态, 2011 (5) :19.
[16] 郭红军.《哲学的贫困》之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思想方法及其启示[J].前沿, 2010 (15) :30.
[17] 王少萍.《哲学的贫困》中社会有机体理论新解[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2 (4) :60-62.
[18] 张建平.关于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几个问题———兼评董必武《马克思如何理解经济学的哲学贫困———以<哲学的贫困>为例》[J].东南学术, 2012 (3) :8.
[19] 赵家祥.切莫再把黑格尔的思想当做马克思的思想引证———对《哲学的贫困》中一段话的解读[J].马克思主义论苑, 2013 (11) :25-26.
[20] 李海星.从《贫困的哲学》到《哲学的贫困》再到《摆脱贫困》———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探索与实践[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8 (2) .
[21] 杨洪源.同时代思想图景中的《哲学的贫困》[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6 (11) :17.
[22] 姚颖.《哲学的贫困》文本价值与当代启示[J].云南社会科学, 2010 (2) :36.
[23] 陈延斌.论《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J].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998 (1) .
[24] 傅慧芳.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中的阶级理论的现实张力[J].中共省委福建党校学报, 2011 (2) :13-14.
[25] 孙芳.《哲学的贫困》中的贫困观及其当代意义[J].哲学论丛, 2012 (7) :42-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