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安全观与国防教育发展的演进分析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历代领导集体依据国际形势、周边安全环境和国内实际需求的综合判断，在发展中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改变国家安全观念，从而形成了各个历史时期关于对国家安全领域一系列问题的认知，深刻影响了国家安全利益的方方面面。以中国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认知和认知调整为线，安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化历程: 1949—1969 年、1969—1982 年、1982—1996 年和 1996 年至今。同样，我国依据不同时期国内外形势对国防的主要任务予以明确，组织实施了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全民国防教育，为保障国家安全、抵御外部威胁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国防教育内涵和形式及变化为线，国防教育亦大致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型期: 1955 年、1958 年和 1985 年。
中国安全观演化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即 1949至 1969 年。中国的安全观念主要是对政治和军事等传统安全领域的高度关注，而对经济及其他领域安全关注度相对较弱。在此阶段，我国国防教育经历了 1955 年、1958 年两次重大转型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主要任务是清剿反动残余势力、解放台湾、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成果。美国及西方国家在这一时期始终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阻挠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和其他国际重要组织的合法席位。1950 年，中国为保卫国家安全，援助朝鲜抗击侵略，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短兵相接，最终爆发为空前规模的战争。1955 年，转型前的我国国防教育主要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爱军拥军为主要内容。1950 年 9 月 25 日至 10 月 2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告全国军队和劳动人民书》，倡议全国军民以更高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与经济力量，为祖国的独立、自由、繁荣而加倍努力。通过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在全国人民、人民军队和民兵队伍中产生强烈反响，全民国防教育取得了卓越成效。
1953 年抗美援朝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成为国家亟需开展的工作。1955 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提出并阐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逐步确立。同年，我国国防教育出现第一次转型，其内容涵盖了第一部宪法和兵役法的宣传、落实，旨在普及公民国防责任和义务方面的知识以增强公民的国防意识。1955 年1 月4 日，《人民日报》专门发表《向人民群众经常进行国防教育》的社论，指出“国防教育工作做好了，就会使我们现代化的武装力量得到充分的人力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后备力量”。
鉴于第一次实施义务兵役制度，国防教育的功能主要是向全民宣传服兵役的义务及好处，从思想上消除入伍前的疑问和顾虑。同时，学校国防教育则在十多所高校和百余所高级中学进行试点，主要是以军事训练、政治宣传的形式开展。
然而，新中国的国防压力愈加紧迫。1954 年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意图以条约形式巩固美蒋军事关系，进而联合日本、韩国形成对中国的军事包围。1958 年，台海两岸爆发“金门炮战”，台海局势持续紧张。同年，我国国防教育出现第二次转型，由宣传第一部兵役法为核心的国防教育转变为以展开军事斗争为主题和培养军事技能为主要内容的国防教育。1957 年 6 月，军委发出《关于改进兵役工作的指示》，将民兵和预备役合二为一。同年 10 月，张爱萍在全国兵役工作会议上说，中国的兵役制度就是义务兵役制，其预备役的组织形式就是现有的民兵组织。这一时期，我国的全民国防教育主要是依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安全威胁，围绕解决台湾问题、反美帝国主义、反霸权主义、对印自卫反击战等主题进行战备教育。通过“大办民兵师”的方式进行全国性的、广泛群众性的军事技能训练，实践着全民皆兵的国防思路。
中国安全观演化的第二个历史阶段，即 1969至 1982 年。以苏联对华政治军事压迫到双边关系缓和、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持续发展为时代背景，中国国家安全观仍然集中关注于军事安全领域，军事安全的威胁指向性出现转移，政治安全威胁相对减弱。1969 年，中苏爆发珍宝岛冲突，双边关系从政治破裂走向政治、军事多领域的公开对抗。到 20世纪 70 年代后期，苏联在远东地区部署了大量最新军事装备，并于 1978 年底建立远东战区司令部，统一指挥远东、后贝加尔和西伯利亚三个军区以及不断扩充的太平洋舰队，做好了在远东地区打常规战争和核战争的准备。与此同时，1972 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访华，直至 1979 年中美正式建交，两国关系持续升温，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外交关系也随之破冰。这一时期，我国的全民国防教育仍然延续了先前的国防教育形式，在宣传内容上则是以应对苏联可能的军事入侵、对越自卫反击战为主题的战备教育。
中国安全观的第三个历史阶段，即 1982 至1996 年。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中国国家安全观中对经济安全领域的关注大幅度提升，政治、军事安全威胁虽出现阶段性起伏，但关注度相对下降。邓小平曾强调: “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1978 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调，提出了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工作重心。1987 年，中共十三大最终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并根据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进而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思想，认为军事威胁不再是中国面临的最为迫切的安全问题。
1985 年，我国的国防教育开始第三次转型，由“大办民兵师”式的全民国防教育和军事训练转变为多样化、形象化具有普及性质的国防教育。1984年 10 月，我国第二部兵役法颁布实施，确立了义务兵与志愿兵、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
1985 年 5 月，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军委主席邓小平提出裁减军队员额 100 万，并将军事临战状态转变到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轨道上来。
同年 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尊重、爱护军队，积极支持军队改革和建设的通知》，明确指出“搞好预备役人员的组织、训练和高等院校、高级中学学生的必要的军事训练。通过做好这些工作，向人民群众进行生动实际的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加强组织纪律性”。中央与地方、军队与民间开展了生机勃勃的国防教育活动，兵役制度、征兵工作执行效果良好。以普通高等学校为例，一定范围内的学生军训试点工作随即展开，得到了很多高校积极的响应。高等院校的学生军训试点工作于同年 9 月顺利展开。第一批被列入试点的高校有52 所。1986 年扩大到 69 所，1987 年扩大到 102所，1989 年增加 41 所，累计为 143 所。
中国安全观的第四个历史阶段，即 1996 年至今。中国提出新安全观并在实践中逐步发展、成熟。从高度关注经济安全扩展至重视非传统领域的安全问题、从关注传统的政治、军事安全拓展至重视国际和区域安全等问题。合作安全、综合安全是新安全观的核心理念，成为第三代及此后领导集体的新的安全思路。
1996 年 4 月，中、俄、哈、吉、塔五国在上海启动“上合组织”合作机制，中国在此框架下，阐述了维护国际安全的基本理念和寻求合作安全的基本主张，为新安全观正式提出打下了实践基础。1997 年12 月，在庆祝东南亚联盟成立 30 周年大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钱其琛作《发展合作才能获得和平与繁荣》发言，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国的新安全观。2001 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大会上，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对新安全观做了深入、全面的阐述，认为: “国际社会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
历经数年，中国新安全观的理论体系基本形成。2014 年 4 月，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主席再次对国家安全内涵、领域、内外因素以及指导思想做出明确界定，指出: “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这一时期，随着 1998 年《国防法》、2001 年《国防教育法》的颁布实施，我国国防教育特别是学校、城市社区、企业的国防教育，已步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教育内容、开展形式逐步形成体系。
二、中国安全观对国防教育开展的影响辨析
一个国家行为体形成的安全观念决定了安全利益的范畴、护持安全利益的手段与途径，国防教育作为国家防卫中重要一环，与安全观的紧密联系不言而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安全观念和国防教育事业皆经历了几个重大的历史阶段，尽管安全观的演化与国防教育转型在时间节点上并不完全一致，但呈现出前者促进后者变化的一般性规律。因此，准确洞悉国防教育深受安全观影响的几个因素，有利于正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下我国国防教育事业发展与创新的方向。
第一，安全观决定了国防教育的主要内容和形式。新中国成立至 1982 年，我国的安全观主要关注于高位安全领域，政治安全与军事安全并重。我国的安全防卫总体由抗击美国的霸权转向抗衡苏联的威胁，局部则是应对周边个别国家无理的领土要求，体现为政治上获得承认和认同、军事上防范入侵和侵扰的态势。1949 年至 1955 年、1958 年至1985 年两个阶段，我国全民国防教育根据安全观所主要关注的领域，密切联系两个阶段的安全威胁、安全问题。在内容上和形式上主要采取围绕政治、军事安全为主题的教育和宣传活动，促使全民认识不同时期的安全形势和国家的兵役政策等; 通过以“大办民兵师”为主要特征的军事技能训练，促进全民掌握国家防卫的基本能力，从而支持国家的防卫建设。我国安全观对安全形势的认知和判断，很大程度上规范了不同时期国防教育的内容和形式。
第二，安全观促动了国防教育的主要受教育群体和开展深度。1982 年之前，我国安全观对安全威胁和安全问题的认知颇具紧迫性和持续性，使得国防教育的开展较为深入和广泛。在国防技能培训上，全国各个基层单位积极响应和组织，全民皆兵式的参与到大练兵、大比武之中; 在国防思想教育上，广大基层群众普遍接受了安全形势、国防政策等内容的教育，从教育效果看，体现出思想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知识针对性强的特点，赢得了良好的群众基础。1982 年至 1996 年，我国的安全观关注重心开始向低位安全领域转移: 经济安全重视度提升，国家工作重心向全力进行经济建设上过渡。
1984 年末，规范化、法制化的兵役制度开始推进，全民性、军事性的国防教育和训练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国防教育热潮逐渐退却。从 1985 年起，学校国防教育亦开始转型，学生军训试点和宣传教育活动逐步推进，国防教育向普及化教育深入发展。可见，我国安全观越是关注高位安全领域，国防教育开展得越深入，主要受教育的群体越为广泛; 安全观向低位安全领域转移过程中，国防教育会出现数年的调整期，具有一定滞后性，受教育的群体也开始缩小，主要针对服兵役人员、在校学生和部分群众。
第三，安全观主导了国防教育的主要内涵和预期目标。20 世纪 80 年代，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基本排除。直到 1996 年我国新安全观首次提出，我国的安全防卫总体仍然是应对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安全以及由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多领域安全挑战，体现为确保和平与稳定的安全环境、防范多元化的安全威胁。这一和平时期，以高校国防教育为例，随着《国防教育法》的颁布实施，高校军事课程和军事训练逐步规范化。军事课程的内容确定为军事思想、中国国防、军事战略、高技术武器和信息化战争等; 军事训练则为一般性的纪律练习。不同于以往的“保家卫国”式的、军事色彩浓的教育和训练，国防教育的内涵表现为普及性的、国家层面的传统安全教育，预期的主要目标则是通过学习和掌握基本的军事知识和技能，强化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忧患意识，增强国防安全观念。
三、中国新安全观与国防教育创新的现实思考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基于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世界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判断，以及对一系列安全问题的看法，90 年代中后期，第三代领导集体随即提出旨在解决安全问题、争取持久和平的新观念和新方式; 至 21 世纪初，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及当前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安全领域出现的多元化威胁，继续深化和发展了安全新观念并付诸实践。至此，中国的新安全观完整的呈现于世人眼前，涵盖了国际环境的再判断、安全内涵的再认知、处理安全问题的新理念、国家安全的新目标等主要内容。随着中国新安全观理论体系的日益夯实，客观上对国防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主导、促动和决定作用。那么，为更好适应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依据辨析安全观对国防教育影响的已有思路，着眼于新安全观的新理念和新要求，我国国防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理念创新为起点，明确教育目标。新中国自成立起的数十年里，全民国防教育在国家层面上，促进了建设“强大国防、抵御入侵”的防卫事业; 在社会层面上，维系了社会“抵御恐慌、生产备战”的良好秩序; 在个人层面上，激起了群众“投身国防、拥军爱军”的爱国热潮。全民国防教育在特定历史时期，在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有着明确的教育目标，显现了突出的教育价值和育人功能。当前，在安全层面认知上，***主席指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这表明，新安全观将对社会、个人的安全重视程度，提升到与军事、文化安全并重的地位。
我国国防教育在借鉴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其理念创新应与新安全观的新理念和新要求紧密衔接，创新教育理念应紧跟时代步伐。国防教育理念应体现为“服从于国家安全、服务于社会安全、有益于个人安全”，继续明确和强化“为国家促稳定、为社会创和谐、为个人谋幸福”的总体目标。我国国防教育事业只有突显对国家、社会和个人的价值和功能，坚持“有为才有位”式的发展道路，才能迸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第二，以内涵创新为根本，拓展教育思路。当前，在安全内涵认知上，中国新安全观认为: “中国仍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和挑战，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国家统一、维护领土完整、维护发展利益的任务艰巨繁重。”
近期，***主席更进一步指出: “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 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
这表明，新安全观对我国需要重视的安全内涵做出了全面阐述，包括生存安全和发展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
我国国防教育内涵创新应与理念创新紧密衔接，把握国家、社会和个人在不同安全内涵中的现实需求，拓展教育思路以务实教育内涵。国防教育内涵创新的思路体现在: 一方面，针对国家外部安全的、传统安全领域的新威胁，更为深入的发展和夯实传统国防教育内涵，继续坚持传统国防观念的培育和一般性军事技能的培养; 另一方面，关注国土安全的、国民安全的以及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新动向，与时俱进的创新和丰富新形式的国防教育内涵，开拓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下的国防新观念的培育和一般性生存( 防卫) 技能的培养。
第三，以内容创新为基础，优化教育功能。自《国防教育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的国防教育，特别是针对广大青年群体的学校国防教育，在教育内容体系上主要是学习我国的古今军事思想、国防基本政策、国防领域的法律法规、全民的国防责任和义务，理解当今世界格局、周边安全环境、高技术武器和信息化战争，涉及军事地形学、气象学、战术、轻武器射击、综合训练等内容，并进行一般性的军事技能训练。然而，诸多教育内容存在着知识传授不全面和易滞后、技能培训不扎实和难落实的问题，内容体系亟需进行调整。当前，在非传统安全认知上，***主席强调: “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这表明，新安全观充分重视非传统安全的诸多问题。
我国国防教育内容创新应与内涵创新紧密衔接，优化教育功能以实现教育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方面，理论内容体系应继续深化传统安全知识的普及，着力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新知识，特别是西方国家持续至今的“和平演变”和“文化入侵”活动，“三股势力”的严重危害，信息和生态安全的现实威胁等，旨在引导广大青年群体加强自觉抵御意识; 另一方面，实践内容体系应适当保持军事性质的技能训练，增加社会和个人普遍关心、关注的，围绕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实践内容，以填补这类安全领域的教育空白。
第四，以实践创新为保障，落实教育形式。步入 21 世纪，我国的国防教育仍不乏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以学校国防教育为例，根据教育部相关工作意见，学校要“通过知识竞赛、读书活动、文艺演出、专题演讲、主题班会、参观爱国主义或国防教育场所等多种形式，对学生集中进行国防教育”。然而，由于组织机构、重视程度、师资力量等条件局限，学校国防教育实践活动存在着落实不统一、效果参差不齐的情况，社会国防教育亦大致如此。当前，在实现总体国家安全的指导思想上，***总书记指出: “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 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
这表明，新安全观重视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清除无益于安全实现的各项障碍，以寻求稳定的内部安全环境; 重视人民群众的安全利益、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
我国国防教育实践创新应与理念、内涵、内容创新紧密衔接，落实教育形式以夯实群众基础。这些创新体现在: 一方面，普及性实践活动应继续巩固传统国防主题、传统安全知识为内涵的教育形式，着力加强社会和个人安全主题、非传统安全知识为内涵的教育新形式，特别是与个人、不同群体关系密切的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内容，旨在引导广大群众加强安全防范意识; 另一方面，技能性实践活动应继续保持传统军事内涵的实践活动，以培养组织纪律性和团队精神，增加有益于社会、个人安全的实践活动，特别是应对自然灾害、公共场所的突发事件和个人生存(防卫) 等方面的培训。同时，在落实教育形式的基础上，应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将优质的国防实践教育活动推向社会、深入个人，真正做到社会反响强烈、个人深受其益，赢得广泛的群众基础，从而进一步促进全民国防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大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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