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主流电影是在主旋律电影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主旋律电影是1987年为了针对当时电影市场和社会思潮出现的新矛盾以及兴起的娱乐片大潮而提出的。进入新世纪,主旋律影片开始重视视觉的奇观性和商业价值。而在新时代背景之下,新主流电影不仅将商业电影的技巧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结合,而且更多地以平民视角展现宏大主题,更加重视影片的艺术性与大众性。
关键词:新时代,新主流电影,突破与创新,平民视角
![导演职称论文](/uploads/allimg/201120/28-20112011041N19.png)
新主流电影的概念最先是由马宁提出的。他认为“新主流电影并非指一种非常严密的理论体系或是固定的概念,而是中国电影在面临好莱坞巨大挑战的背景之下,一群青年导演群体力图想要改变这种局面的一种美好愿景。”同时他也认为,在国产影片制作成本与票房回报严重失衡的矛盾下,应该提倡小成本影片的创作,150—300万的小成本影片应当成为当时新主流的一个主要模式。这在当时确实激发了一大批青年导演的创作热情,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宁浩导演的《疯狂的石头》,制作成本仅350万,票房高达2350万。但这种理论在现在看来无疑限制了新主流电影在技术以及视觉效果等方面的创作。
王乃华于2007年在《新主流电影:缝合机制与意识言说》一文中就对新主流电影作了新的解释。他认为“新主流电影不仅应当输出正确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积极的价值观念,而且要符合大众的心理诉求,在电影市场上也应该具有主导地位和巨大的影响力。”由此,中国电影开始了一个新主流电影的创作热潮。2007年的《集结号》从个体生命意识出发,表现大时代背景下战争给人造成的心理创伤,将镜头从大环境转移到人物自身,使观众更容易对片中人物产生一种心理认同机制。这部电影也开创了中国“新主流大片”时代。
进入新时代,在全球化不断加强的背景之下,新主流电影的创作也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特征。目前,《战狼2》仍雄踞中国内地电影票房榜的冠军,这也将新主流电影的创作推向了一个高潮。2019年国庆档的几部影片更是激发了全民族的爱国情怀。据此,笔者认为,新时代的新主流电影应当是融合商业和艺术元素,将主流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用平民视角展现出来的中国故事,同时又在历史叙事与平民史观中达到一种平衡。其概念的变化也必然影响着创作特征的不断创新,在价值观念、影像文化、类型融合、人物塑造等方面都体现出新主流电影的突破与创新。
一、小人物与大时代的碰撞
“在传统的主旋律影片中,创作者们总是注重对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杰出伟人的描述与刻画,往往带有浪漫主义色彩,这种创作倾向一直可以追溯到‘左翼电影’,以及‘十七年电影’中革命历史题材电影。”这些电影在当时主要起宣传抗战、教化民众和启发民智的作用,尤其是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往往给人一种假、大、空的感觉,再加上时代背景的巨大跨越,观众很难在情感上对角色产生认同,从而也就无法共情。
《我和我的祖国》是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影片,七位导演分别取材这七十年中比较重要的七个时间节点,以短片的形式呈现出来。虽然都展现了重大历史事件的全貌,但这七个小短片都将镜头对准普通人,这些“无名英雄”在电影中共同见证并且参与了新中国的成长与建设,小人物与大环境和大事件在无形中构成了一种戏剧张力。“这更体现了影片的主题———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影片以‘我’为叙事主体。”突出了个体的重要性,受众更容易以自己的视点参与其中,产生一种代入感。
《前夜》将一位普通设计员林治远拉入观众的视线,正是因为他身上的各种特质才展现了一个立体的、具象的个体。他固执、胆小,但同时具有极强的责任心,为了保证开国大典的顺利举行,他必须要将新的阻断器换上旗杆,在家国情怀面前,他克服了自己恐高的症状,爬上35米的旗杆,确保了国旗的顺利升起。《夺冠》中的小学生冬冬,在没能见到小美后也会奔向父亲的怀中痛哭。《北京你好》中的“的哥”在拿到奥运会门票后会四处炫耀,他身上带有一种老北京“痞”气,同时也是一位不善于表达爱的父亲,在听到汶川男孩的经历后,他舍弃了那唯一一张即将送给儿子的门票……正是这些可爱的普通人将大众置身于那个具体的历史场景中,仿佛我们正在亲历某个伟大的时刻,这种宏大背景和个体生命之间的碰撞,通过每一个小“我”去感受时代发展的脉搏,本土化的故事实践于具有平民代表性的历史人物缝合了个人在历史中的家国情怀,展现出一种全民性的集体记忆与民族情感。
二、类型化的多维度探索
在重工业电影美学发展的背景下,类型化是一个必然趋势,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电影市场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我们要发展的是独属于中国的,立足于本民族历史文化语境的中国特色类型电影。而主旋律电影正是符合这一要求的中国类型片。但在早期,主旋律影片中并没有特定的类型元素,直到《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的出现,“全明星+商业大片+宏大叙事+主流意识形态”的模式才应运而生。再到2017年的《战狼2》,又将新主流电影的类型模式拓展了一个新的维度。在叙事策略上遵循了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创作模式,但这种类型化创作很显然是突破了好莱坞类型化的界限,体现为一种杂糅,同时影片中也展现了高科技下的奇观化场景、超级英雄式的人物塑造、中国元素的呈现等。这种“超级英雄”真正意义上是一种“平民英雄”。
以《战狼2》《红海行动》等为代表的新主流电影的类型化创作已经体现为一种包容和融合。警匪片、爱情片、灾难片、惊险片、武侠片等各种类型片的元素都可以在新主流电影中得到体现。《战狼2》就将惊险片、灾难片、武侠片等类型中的元素进行了融合,又将个体的爱情、亲情、友情置于大的战争图景中,力图在个体生命与大环境的碰撞中产生戏剧冲突和情感张力。《红海行动》则将反恐、战争、灾难等元素相交织,与《战狼2》不同的是,蛟龙突击队在面临危险的时候,并没有像冷锋那样化险为夷,而是死伤惨重,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弱点,这些人在执行军事任务的同时更能让观众感受到一种真实感。这种集体的英雄主义则正是基于本民族独特的时代背景的,而这些“中国符号”正是我们“特色”之所在,并且这类影片中的奇观化场景也成为其类型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由此可见,新主流电影一直在进行着各种类型化的探索,而从这几部影片看来,这种尝试是成功的,得到了市场和大众的共同认可。
三、英雄的“人化”倾向
在以往的主旋律里面,英雄人物总是被塑造成“高、大、全”的形象,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和宣教色彩,然而这种设置会给观众一种“假、大、空”的感觉,人物往往生硬又死板,只体现他所作出的攻击和贡献,没有深入到人物内心挖掘他性格的深层次内涵,从而也无法使观众得到共鸣。新主流电影在新时代背景下对于英雄人物的刻画更加趋于合理化,在展现他们伟大功绩的同时,将一些顽固、活泼、可爱等性格特点用细节展现出来,刻画出的是有血有肉的具象个体。
“《战狼2》中的冷锋是一个超级英雄式的人物形象,但导演并没有将他设置为一个被‘神化’了的英雄,而是在影片刚开场就将他性格急躁的缺点暴露给观众。”在后面的剧情中,他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英雄的使命,这样一种转变更能使观众采取一种自我认同的视点去看待这个人物。这种前后转变给观众所带来的期待视野和满足感早在《辛德勒的名单》和《科里亚》等电影中就已经成熟运用。导演在刻画英雄人物形象的时候首先就已经将他拉下“神坛”,消除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感,就使这个形象更加立体化和生活化。
《红海行动》体现了集体英雄主义的精神内核。这个集体浓缩于蛟龙突击队,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属于自己的性格符号。作为队长的杨锐沉着冷静、勇猛果敢,顾顺冷漠高傲,庄羽因为战场上的残酷和血腥而产生了自我怀疑……每一个独特的个体又组成了一个群体,在执行军事任务的时候它们并非战无不胜,甚至会退缩,但在国家利益和民族幸福面前,他们最终都选择了继续战斗。支撑他们的是内心的信念和对祖国的爱,而这种在个人生死和家国利益之间的冲突,都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处理方式,正是这些不确定性才刻画出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
在以往的主旋律影片中,英雄们总是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进而压抑自己的私人情感。在《红色娘子军》中,“吴琼花与洪常青在相处的过程中产生了爱情,而且在原作剧本中,这条爱情线是作为整个故事的主体参与到叙事中的。”但是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导演在实际拍摄中弱化了这条线索,到最后慢慢转化为战友情。他们之间的爱情是残酷战争时代背景下的产物,要符合当时的政治需求,所以在当时,人物的行为动机只有一个———为革命事业奉献自己的一生。
随着观众审美能力的不断提高,新主流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形象必须符合观众的审美趣味,最重要的就是真实性。《湄公河行动》中的方新武就是因为女友的死才备受打击,是他后面一系列行为的支点和推动力,包括他后面杀死邢登也是出于个人情感的支配。这种设置在中国影史上是一个突破。《中国机长》中的刘传建作为所有人的英雄,他也受到了亲情和爱情的支配。在影片中,是女儿给了他坚定的信念和力量,强化了英雄人物的个人情感。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在近年来的新主流影片中都不断得到了强化,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往往更容易得到观众的认同和理解。
近些年来新主流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形象在一次次实践中得到了创新,他们的“人化”特征越来越明显。这类英雄都摒弃了以前英雄的刻板和僵硬,增加了一些个人化的情感表征。在个人和集体的冲突中引发了一系列关于道德问题的思考,观众也因此获得了情感上的共情。
四、新主流电影的发展方向
(一)加强电影的“系列化”
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已经有很成熟的系列化制作与生产模式,这体现了一个国家电影工业的强大。今年四月上映的《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位于内地票房榜总榜第四,复联这个系列已经很成功地打入了中国内地市场,包括此前的《速度与激情》系列、《变形金刚》系列、《碟中谍》系列等都在中国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地观影热潮。而中国新主流影片也很少有“系列化”的创作倾向,虽然“战狼”系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我们显然离工业化的生产模式还有很大的距离。
系列电影很容易在电影市场拔得头筹。但国产新主流影片在进行系列化探索时,往往都只是拍完两三部就草草了事。新主流影片在创作过程中应该要坚持系列化的发展方向,但首先影片的意识形态要植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心理,讲好中国故事,在此基础上将系列延续下去。“近年来的几部新主流影片除了主题高调、故事好看之外,其国际视野、凛然正气和爱国精神,对广大观众也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好莱坞的类型片诠释了“美国梦”的价值内涵,而作为一种新的类型的新主流电影首先就应该构建新时代全民族的集体想象,与观众形成良好的互动模式,这样更有利于将新主流电影打造成一个中国类型电影。
(二)注重现实主义的回归
在“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下,新主流电影应该聚焦现实生活,反映与人民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注重题材的多样化选择。《战狼2》和《红海行动》虽然刻画了令人信服的平民英雄形象,可是在选材方面却是远离大多数群众的。《当幸福来敲门》就将镜头聚焦在小人物身上,反映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并在人物与环境的斗争中展开戏剧冲突,不仅简述了小人物的梦想,也蕴含了“美国梦”的价值内涵。
所以新主流影片在制造视觉奇观的同时,也应该贴近大众生活,将假定与真实结合起来,以普通大众的生活和境遇反映新时代的内涵和价值。不断拓展新主流电影的叙事范围,聚焦大时代大环境下个体的生存境况,以他们的视点为主,将每个个体的梦融入“中国梦”的含义之中,给予他们更多地现实主义观照,运用最尖端的科技表现现实生活,表现手法是虚拟的,但其内在含义却是现实而又深刻的,这两者之间的结合可以看作新主流电影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
结语
随着我国进入一个新时代,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我国在电影方面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尤其是以好莱坞为主的文化输入。而在此背景下,新主流电影在不断进行着探索和创新,并且越来越被市场和大众所接受,尤其是以《战狼2》和《红海行动》为代表的大片,已经具有了能与好莱坞大片相抗衡的能力。但是也暴露出了创作过程中的许多问题,未来的新主流影片必然会形成一套成熟的叙事模式和体系,但又不限制题材的多样化,在输出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又体现其艺术性。同时,也要重视其营销策略,形成互联网和院线的良性互动,从而形成一套完备的工业化生产流程。
参考文献
[1]马宁.2000年:新主流电影真正的起点[J].当代电影,2000,(01).
[2]王乃华.新主流电影:缝合机制与意识言说[J].当代电影,2007,(06).
[3]朱益桐.主旋律电影英雄人物“微叛逆”现象探究[J].电影文学,201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