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原生态物种，最早和人类生存与生活的必需发生密切联系，同时衍生出诸多鲜活的精神文化事项，那么这个原生态物种便成为人类文化根脉中的一个文化要素。葫芦作为分布区域广、繁殖能力强的泛生态物种，可谓典型的原生态物种，早在远古智人时期便彰显出食用、器用等方面的“利之博矣”，持续影响着人们的世俗生活及意识形态的诸多领域，也成为孕育生命、繁育种群、寓意“福禄”的原始文化象征。
在葫芦文化语境孕育下，葫芦雕刻是用刀、针在葫芦表面上雕刻，以线条、空隙勾勒出山水、花卉及故事人物、文化意象等多样内容的立体艺术。其分布南北皆有，东昌葫芦雕刻、兰州刻葫芦均是当前知名地域美术品牌，学术界亦对葫芦雕刻传承脉络、保护实践和未来发展进行过探讨。相较之下，济南章丘的传统葫芦雕刻技艺虽在知名度与影响力上较差，但从艺术角度上看，则因材质、工艺、题材和底蕴深厚的地域文化而独树一帜。鉴于学理探讨与保护实践的脱节，本文基于自身的工作实践，通过对章丘传统葫芦雕刻技艺的历史沿革、当前保护举措及思考等方面的探讨，以期助推传统工艺美术从生产复兴向文化复兴顺利过渡，实现文化与社会双重语境的有效耦合。
一、章丘传统葫芦雕刻技艺历史沿革
对民间手工艺而言，任何艺术形式既无法封存在心智模式中，也不能隐藏在身体语言里，而是存在于人在特定地方自然人文环境中的能动性行为中，即人与当地生态的互动界面。传统葫芦雕刻技艺之所以在章丘地区衍生发展，与当地特有的自然人文空间密切相关。
章丘区隶属于济南市，位于山东省中部，南依泰山，北临黄河，属于暖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季，地形以低山、丘陵、平原为主，土壤含钙质高，小清河、大汶河诸水系广布，这些天然禀赋为当地葫芦种植赋予了先天优势。该地盛产的大型、亚腰、扁圆、长柄等葫芦，色泽光洁、形状周正，材质、硬度和葫芦壁的质量恰到好处，为葫芦雕刻技艺的发展提供了优质原材料。同时，该区处齐鲁腹地，区位优势显着，交通便捷，自古便是重要的人流聚集地与商品集散地，从而加速了当地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这既激发出民间社会对传统手工艺的高涨需求，又催生了丰富多彩的当地民间艺术。
葫芦雕刻技艺可谓生于当地民间审美意识的启蒙需要，又长于汲取微雕、剪纸等多种民间艺术的精髓。
同其他地区传统葫芦雕刻相比，章丘传统葫芦雕刻用料考究，多选取本地所产大型、亚腰、扁圆等优质葫芦；以针刀并用为工艺特色，大处捉刀彰粗犷，小处用针显精微，整体追求“刻破肌理”的雕刻效果；选用松枝墨为颜料，雕刻与上色同步进行，力求达到“入骨三分”的肌理色彩；创作题材生活气息浓厚，创作主题与礼俗文化、佛道文化、图腾崇拜紧密相连，彰显出淳朴、厚重的艺术风格，渗透出具有当地传统审美特色与文艺流变的现实表达。
在因种植葫芦而形成的葫芦文化语境下，章丘传统葫芦雕刻技艺的衍生发展是民间手工艺发展的必然结果。据清道光十三年《章丘县志》记载，葫芦是当时当地的主体天然物产，“室中所需，莫非瓠者”。其时，北方各处皆养蝈蝈，斗蟋蟀习俗的盛行也让章丘成为山东省内蟋蟀的主要集散地。葫芦因“体轻、性温、质松”的特性而成为蓄养鸣虫的首选，雕刻葫芦亦成为“贮而怀之”的主流趋向，诞生了以葫芦雕刻为生的民间艺人群体。清朝末年，章丘文祖籍马丙福对雕刻刀具加以改造，并在葫芦虫器上赋以花鸟图案，开创了特色的葫芦雕刻技艺。第二代传承人马运和（运德）基于家传，仍以葫芦雕刻为业，在章丘雕刻行业备受追捧。可以说，近代之前，章丘葫芦雕刻处在“由文盲工匠制作的器物，从遥远的乡村运出来，是当时任何民众都要使用的”时代，是基于葫芦实用功利性辅助审美需求，程式化特点显着，没有自由的余地，亦没有多余的情绪，整个行业呈现出无整体语境的自发状态。
新中国成立之后，葫芦雕刻渐已脱离葫芦实用性本身而成为独立的工艺美术体系，创作导向由实用性转向观赏性，影响范围扩大至京津地区，涌现出相当数量的葫芦雕刻从业者。第三代传承人马建功（建忠）将国画不脱“形似”重在“神似”之法融入技艺中，一改“只有刻法，没有画法”的泥古旧习，开创了即兴式的葫芦雕刻艺术，题材扩展至诗词书法、古代山水、民间故事等多种内容，从而使得章丘葫芦雕刻从自发走向自觉，创作者亦常常把自我个性与追求的意味融入雕刻创作中。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非遗保护传承的社会语境下，包括章丘葫芦雕刻在内的传统工艺美术项目开始向非遗项目转化。相较于传统工艺美术所具有的自在、自足与偶然性行动等特性，非遗属性下的工艺美术具有自觉、合作与主动追求等特征，赋予以高标准的文化价值导向与新形式的社会关系建构的新特色。换言之，“非遗保护作为这个时代最大范围的支持民间文化的观念体系和实践框架，为民间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方向”。第四代传承人马景勇、第五代传承人马友谊、第六代传承人黄允强等人通过记录、建档、传承、研究、宣传等方式着手传承工作，这无不与当前非遗保护实践的制度性规定相契合，可理解为当前葫芦雕刻技艺传承的内在动力与外在动力共同驱使下的必然。
纵观章丘传统葫芦雕刻技艺的历史沿革可知，每个时期的工艺创作均出自民间艺人之手。从微观上看，这些工艺美术受到其时所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其审美层面反映着当时社会的政治制度、精神风貌与民俗生活；从宏观上看，无论是创作工具的发明，还是雕刻技法的创新，抑或是题材内容的扩展，每一次艺术转向均可纳入传统的范畴，并定位于齐鲁大地上的“某一方位某一时段”，渗入到时代演进与生活变迁之中，从而间接地影响着社会精神与社会制度。
二、章丘传统葫芦雕刻技艺的传承实践
21世纪以来，章丘传统葫芦雕刻技艺的实践探索是在非遗保护传承的社会语境下进行的。2015年，该技艺被列入济南市第五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然而，当代非遗保护传承早已不是中古时期民间艺人的单一文化实践，而成为“政府、学者和民间文化主体”相互合作的新型关系表征。从理论上看，官方认证仅仅是权力助推的一面，而“非遗重新进入生活”才是保护传承的目的。从具体落实上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需要全人类、全社会加入进来的公共文化事业，需要各方面主动扮演相应的角色、发挥各自的优势、承担特定的责任”，因此，新时期章丘传统葫芦雕刻技艺依托三方（政府、专业团体、实践主体）、五主体（政府、专业团队、个人、群体、社区）的优势，立足于项目本身的文化蕴涵及价值，深入挖掘技艺与社会各领域的结合点，在技艺产业化实践、社会化传承、多样性传播、社会公益等方面均带有鲜明的当代特征。
（一）技艺产业化实践，打造体系化的葫芦文化产业链
传统工艺本身具有相当的经济开发价值，且随着社会审美需求的提升，完全可以发展成一种环保型、节约型的经济产业。因此，非遗的产业化实践优化了资源的配置，提高了保护工作的经济效益产出，激发了传承群体的积极性，扩大了保护力量的阵营。目前，章丘境内以葫芦种植、雕刻及销售为主营业务的公司达近十家，其中既有济南友谊葫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章丘区八仙葫芦工艺制品专业合作社，又有诸多知名葫芦雕刻艺人工作室。传承人马友谊自2015年伊始，着手建设葫芦文化产业园，现建成葫芦种植园、葫芦产品制作厅、葫芦产品展厅等功能区，占地138亩，全面打造了集葫芦种植、技艺研发、销售、观光旅游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葫芦文化产业链。这种产业化实践本身便是该技艺在当代活态传承的标志，与“文化景观化赋能民艺新价值”的变化相趋同，亦如葫芦雕刻技艺最初衍生的目的便是满足其时社会功能、生产所需，而如今的产业化实践则根植于“传统民艺原有的用品功能价值、生产价值正在大幅度地让位于可展示、可参观、可赏鉴、可教育功能的景观价值和体验价值”的时代新形势。
（二）拓宽传承渠道，扩大技艺传承的受众面
倘若技艺产业化实践彰显的是民间实践主体的先驱性努力，那么传承渠道的多样拓宽则成为政府、专业团体、传承主体一致认可的主攻方向之一。
在社会团体与传承主体合作方面，山东省工艺美术协会、济南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于2017年分别设立葫芦专业委员会、葫芦文化艺术委员会。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于2018年设立了章丘传统葫芦雕刻技艺研培工作站，聘请代表性传承人为学校实践技能导师，具体负责技艺教研工作，取得较好的社会评价。
在政府与传承人合作方面，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于2018年邀请传承人马友谊为“山东非遗传习大课堂”讲师，向社会公众讲授葫芦雕刻技艺；同年，济南市启动知名传承人公开招聘学员工程，由马友谊担任葫芦雕刻技艺的授课教师。
在传承主体自身方面，马友谊借助公司平台，先后开设公益培训班260余场次，培训学员1900余人次，正式收徒69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其中，弟子黄允强现为章丘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姚瑶为合肥市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其技艺传习成果可见一斑。
（三）传播方式多样，构筑动静结合的宣传体系
关于非遗保护中媒介传播力量，张兆林指出：“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传播是人类确立自我意识、人类社会活动得以建立共同的行为范式，具有共享的文化意义的前提，是人类历史文化赖以建立、生成和延续的基础。”在当前“第二媒介”时代，“现代技术世界的发达表面上造成了许多不利于民间文化生存的条件，但在现实生活中，现代技术世界的时间感及交通、大众传媒造成的跨越式的空间，以及社会分化的强化，促使民俗活动的节奏加快，为民俗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覆盖面，也为不同社群的认同和联谊提供机会”。而最能验证这一定论真理性的案例，就是章丘葫芦雕刻技艺在传播方式上的多样化探索。
一方面，坚持“走出去”动态输出性展示，如济南友谊葫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山东广播电视台举办“山东省小小非遗葫芦主题书画大赛”，协助山东省工艺美术协会葫芦专业委员会开展两届“小香山杯”葫芦艺术精品展；另一方面，坚持“景观化”静态输入性展示，随着葫芦物种原有的用品功能价值、生产价值正在大幅度地让位于可展示、可参观、可赏鉴、可教育功能的景观价值和体验价值，其内在的“场所景观”价值业已凸显。承接此趋势，技艺传承群体于2017年建成济南葫芦博物馆，至今参观学习人数达35万人，现已成为章丘传统葫芦雕刻技艺的宣传展示基地。
（四）深挖技艺社会价值，对接扶贫助残的公益事业
刁统菊等学者在《传统手工艺与当代传承》中指出：“就传统手工艺而言，文化语境是其内涵，是价值依附，而社会语境则是与其相生相应的外在环境。传统手工艺是适应性地传承、发展，还是走向消亡，主要取决于其文化语境是否与当下社会语境相适应。”进一步延伸，则是在强调在非遗保护工作中要探寻非遗自身要素与当今时代主体需求的契合点。恰如潘鲁生所言：“乡村的存续与发展不仅是一个社会命题，也事关民族的文化未来。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与实施，正体现了对乡村历史地位和意义的定位、对乡村发展现实的研判和把握，以及对未来乡村发展的战略性规划，既在于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更在于守护中华民族的乡村文明之根，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而如何解决大量滞留在乡村的贫困人群、残疾人群的生计问题，已然成为乡村振兴这一时代主题下的子命题。
为此，济南友谊葫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深入挖掘葫芦雕刻所具有的入门简单易学、手工劳作等特点，精准对焦当地扶贫助残的公益事业，打造出一条以葫芦种植、收购、制作、产销为一体的扶贫路线。在葫芦种植和葫芦去皮用工方面，优先聘用残疾贫困人员，免费培训葫芦种植技术、提供葫芦苗；在技艺发展方面，专门设计研发了十余种简单易学、适宜残疾贫困人员学习的葫芦工艺制品，极大地提高了残疾贫困人员对葫芦制品学习创作的兴趣。据了解，济南友谊葫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现已安置残疾人、贫困员工19人，辐射带动30家残疾贫困户；已被确定为“山东省残疾人文化创业就业示范基地”，传承人马友谊荣获“济南市社会力量助力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这些荣誉称号既从侧面反映出章丘传统葫芦雕刻传承发展集传承主体、政府官方和社会团体等多方合力，也体现出该项目发展与当代需求的高契合度，利于进一步拓宽技艺传承与传播的文化空间。
三、传统工艺美术传承实践的新方向
借章丘传统葫芦雕刻技艺的当前实践管窥，打造健康可持续性的文化多元体、功能发展体，还需统筹物质与精神、技艺与文本、地域性与全域性等方面的关系。
（一）统筹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传承协商，实现“形神兼备”的工艺实践
传统工艺具有“丰富样态、独特技艺、内在的文化创造力以及所依托的生活”的特点，因而“要保护的往往不只是‘物’和技艺本身，还要在最深、最普遍的意义上培育和传播生活美学”。就章丘传统葫芦雕刻技艺传承而言，无论是产业化实践，还是扩大社会传承面与传播面，这些措施均表明如今技艺传承已然从章丘特定的群体文化背景和生态结构中分离出来，融合于全球化的时代大趋势，处在重视“保护性开发、产业布局调整、技术适度创新和市场经济效益”的物质层面。虽然当前传承人积极探索技艺在扶贫助残事业上的发展价值，彰显出传承群体助推产业语境向文化语境、社会语境过渡的积极努力，但也不乏某种程度上对政治资本、宣传资本的攫取与旨归，还远远无法达到关注技艺本身“对家族、村落、行业和民族等多层面文化繁荣的促进作用”。
其实，技艺传承发展虽然一直在持续，但技艺所含有的实际内容与意义空间却走向萎缩与消解。“任何一种文化的高度发展，其外在的有形事物的创造，都与其内在心灵世界的开拓相呼应”，葫芦雕刻技艺之所流传至今，除了具有良好的收藏价值、艺术价值等实用性外，还由于其统属于葫芦文化下所蕴含的独特精神文化内涵。但现实层面上，广大技艺传承人普遍以葫芦雕刻技艺的物质层面为关注点，较前代相比，技艺、创意均有大幅提升，但缺乏对衍生精神层面的传承与挖掘，对技艺的文化谱系、传统艺术符号及对本地域的民俗文化、民俗禁忌存在明显的空白。
然而，葫芦雕刻技艺的活态传承是全方位的传承，如果仅仅关注于技艺的物质层面，而忽略其精神层面，则必然影响传承历程中的异样流变与变异。毕竟，葫芦产品化、商品化绝不等同于葫芦雕刻技艺的文化传承。因此，传统工艺美术的传承需要从孤立的传统方式中独立出来，面向乡土社会的文化关注和人文情怀，努力还原为生活中连贯、活态的实相，强化对技艺历史溯源、衍生文化等方面的关注与了解，以此践行传统工艺美术在未来发展中技艺与精神双向传承，打造“形神兼备”的当代工艺美术实践范式。
（二）统筹技艺探索与文本研究，实现活态流变的整体性保护
韩成艳指出，“在非遗的符号资本价值、文化资本价值、经济资本价值的利益诱导下，各保护主体弱化了本有的行政理性、学术操守以及商业底线”，“让被保护者陷入失语状态而沦为‘沉默的大多数’”。从某种角度上看，导致被保护者、传承主体缺位、失语及弱化的原因不仅在于诸多保护主体在“投机主义”下的越位，更在于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尚未建立有效的衔接。例如，传承主体掌握着技艺所蕴藏的精湛操作技法、独到思维方式、丰富精神蕴涵和神秘的行业禁忌等知识，但却不一定拥有对这部分知识的敏锐感知度，而学界则拥有充足的智力资本、人力资本和文本制作的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承主体对地方性知识记录的不足。两者可谓具有相互融通、相互促进的学理可能性。
具体到现实对接，学界与传承主体又存在各自的惰性：于学界而言，学界往往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及热点项目加以关注，而对省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尤其是小地域工艺欠缺了解，即便有相关研究，也往往局限于对技艺本身的关注，始终存在着“为保护而保护”“为研究而研究”的缺陷；于传承主体而言，传承者、被保护者常常忽略文本价值，即使有部分传承者重视文本，也普遍把自己归于“被保护者”的状态，即把自己“手中的笔”交于他者。质言之，相较于技艺的单方面发展，文本归纳整理的滞后情况实则归因于学界与传承主体的各自惰性。因此，在今后传承实践中，学界应主动适应“非遗后时代”的转变形势，将视角进一步下移，并且加强以技艺为核心的扩展性研究，聚焦技艺文化主体的行为及其背后的思维逻辑；传承主体应主动握住“手中的笔”，为学界研究提供最基础的原始资料，即便是用最直白的语言对技艺进行记实，那也是技艺传承发展的应有之义。
（三)统筹时间演变与空间分布，打造“重在过程”的传统工艺美术新体系
包括传统工艺美术在内的非遗资源，从纵向时间上看，具有历史性、动态性；从空间分布上看，具有地方性、流动性。这两类不同维度上及同一维度上的两类特性，从某种角度上存在一定冲突。如若存在时间动态性，那如何展现其原本的历史性？如若存在空间上的流动性，那又如何保持原有生境下的地方性？基于时间的角度，技艺的保护传承普遍立足于保存民族、地域的文化基因，重在存留这门技艺的内核，促使当代人了解前人的技艺、信仰及传统社会，为当今社会发展提供可资利用的借鉴。可随着时间的演变，每一代手艺人都是生活在他所处的历史阶段，所熟练掌握的手艺及习惯必生成于其所处的历史时期。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章丘传统葫芦雕刻技艺虽冠名以“传统”，但其创作题材扩大至如今的时事题材，传承方式亦由家传、师传向社会化传承、院校化传承转变，反映出实为当代之产物的本质。但葫芦选材仍以章丘本地葫芦品种为主，雕刻题材仍有传承百余年的儒释道文化事项的题材，这些又何尝不是在当代背景下的历史延续！基于空间的角度，技艺的形成往往得益于或催生于当地自然人文环境，进而衍生出风格各异的地域文化语境。对传统葫芦雕刻而言，章丘既是地理概念，更是一个社会、历史、文化的概念。对章丘本地盛产葫芦的强调，其实是在强化材料与空间的关联，凸显葫芦雕刻的原生环境在行业中所具有的神圣地位，使得原生地元素附在葫芦雕刻成品中，构筑起地域文化艺术的基石，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其他地区葫芦雕刻的保护和利用。
但在真实生活中，人口在空间上的流动愈来愈频繁，其所承载的文化在空间上的流动亦然。“就一个特定的区域而言，区域文化往往是土着文化和移民文化共同交流、融合的结晶”，基于这一点，葫芦雕刻技艺又有几处仍留存于原生环境中呢？故此，当代人在看待历史性与动态性、地方性与流行性时，应将其置于地理时空的背景下去回顾传统工艺美术保护、非遗保护的初衷：保护非遗、激活非遗、振兴非遗，其终极目标便是重新建立人与天地、现在与过去的联系。而重建联系，其实是在建立从古至今、融通天地人三才的“过程”。尽管历史性与动态性、地方性与流行性仍存在多种纠葛，但每一次纠葛都是在为重建联系而添砖加瓦，为重建过程牵线搭桥。
结语
非遗保护、传统工艺振兴在21世纪的文化舞台上大放异彩，传统工艺美术传承发展有了最根本的遵循，即透过地域观中国，透过传统建新文化。但在真实的传承保护中，无论是产业化实践，还是各类宣传展示活动，均在不同程度上强化了物质层面，而忽略了精神层面。因此，在传统工艺美术传承发展中，需要谨记“非遗保护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种新模式”，保护的目的在于从过去的历史记忆、从地域的生境记忆中提供创造新文化的文化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