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适度原则，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哲人智者都有深刻的认识。孔子说： “过犹不及”; 亚里士多德说： “中道在过度和不及之间，在两种恶之间”; 黑格尔说： “举凡一切人世间的事物---财富、荣誉、权力、甚至快乐痛苦等---皆有其一定的尺度，超越这尺度就会招致沉沦和毁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适度原则是质量互变规律的必然结论，它要求人们在实践中把握好保持事物质的数量界限。翻译是哲学世界中的一类具象，因此成功的翻译同样需要遵循哲学的适度原则，才能为人所接受。笔者认为，传统意义上的“直译”属于“度”中的不及，“改写”则属于“度”中的过，而“创造性叛逆”这一颇受争议的主题，则恰到好处地遵循了适度原则，属于不同于传统翻译学的另类的忠实。对于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的定义，国内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的分类。谢天振教授将创造性叛逆分为两种类型： 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具体表现为以下四种： 个性化翻译； 误译与漏译； 节译与编译； 转译与改编。[1]孙致礼教授则将翻译中的叛逆行为分为五种表现形式： 无意性叛逆、权益性叛逆、策略性叛逆、关照性叛逆、创造性叛逆。[2]我们这里所说的“创造性叛逆”,主要指译者在语言层面对译文所做的“脱胎换骨”性的转化处理。这样的转化处理，常见的有两种情况：一是在语言差异较大，不便直译的情况下，要敢于冲破源语的束缚，译出意义最切近而又符合译语规范的译文，也就是说，要善于将“规范自然的原文”转换为“规范自然的译文”.[2]为统一范围，便于理解，本文采用孙致礼教授的创造性叛逆定义范围。
传统翻译学中的不同翻译策略，以直译和改写为例，一个太拘谨，一个太灵活。从文化接受的角度来说，都是不忠实的，而创造性叛逆是翻译生态系统理论中各因素均衡的结果，恰恰是另类的忠实。
一 “直译”--- 适度中的“不及”
自有翻译实践活动以来，“直译”的拥护者并不少见。我国佛经翻译从公元 148 年安世高译《安般守意经》开始，到前秦为止，基本上都是采用直译法（ 《翻译论集》） .然而这种译法使译文生涩难懂。鸠摩罗什则为南北朝时佛经翻译的意译派开了风气。《莲社高贤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鸠摩罗什译《法华经》时，拿竺法护的旧译本来对照，其中有两句“天见人，人见天”,是照原文直译的。罗什认为这种译文太“质”了。他的弟子僧睿提出，是不是改译为“天人两接，两得相见”.罗什大喜，采用了僧睿的译文。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翻译事业蓬勃发展，关于翻译原则之说，各大家们也是各抒己见，提倡直译的当属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主张过“宁信而不顺”的硬译，开宗明义地提出“坚持着硬译”,但他也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提出了“易解”和“丰姿”的翻译标准。他虽然说“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而又在关于《翻译的通信》里说到： “自然，这所谓‘不顺’决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说，不妨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可见，鲁迅先生对直译之法也不是完全拥护，试看鲁迅和瞿秋白之间的一次通信。瞿秋白提出鲁迅《毁灭》的译文之中的几个问题，其中之一如下：
“这些受尽磨难的忠实的人，对于他是亲近的，比一切其他的东西都更加亲近，甚至于比他自己还要亲近。”
“……甚至于比他自己还要亲近。”这句话的每一个字都和俄文是相同的。同时，这在口头上说起来的时候，原文的口气和精神完全传达的出。而你的译文： “较之自己，较之别人，还要亲近的人们”是有错误的。
鲁迅的回信：
这是直译德日两种译本的说法的，这恐怕因为他们的语法中，没有像“甚至于”这样能够简单而确切地表现这口气的字眼的缘故，转几个弯，就成为这么笨拙了。
鲁迅虽提出“宁信而不顺”,但由此可见，他对直译也并不是绝对支持的。从读者角度来说，直译的可接受性如何？ 从一些译作中便可分晓。试看以下四例：
（ 1） 莎剧《李尔王》中的一句话： I will tread this undoult-ed villain into mortar,and daub the walls of a jake with him.
梁实秋把这句话译为“我就把这没有筛过的恶奴踏成泥灰，拿他修补厕所的墙”.梁实秋先生此处采用了直译法，相信大部分读者读完之后都是一头雾水。而如果真正把握其内涵意“下流的”或“肮脏的”效果应该就大不相同了。由此，直译译文的生涩难懂可见一斑。
（ 2） When John was talking about his loving affairs,wesmelled a rat.
词句直译为“当约翰讲着关于他的恋爱情事时，我们嗅到了一只老鼠”.讲恋爱故事与嗅到老鼠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直译过来读者弄不明白什么意思，译作也就失去了价值。此处“smell a rat”只能意译为“感到有问题”“产生怀疑”.这样读者读后便豁然开朗了。
（ 3） 以“天高云淡”为例。
以汉语为母语的读者看到这寥寥四字，在汉语这一特定大的语言环境中，能想象出“海阔天空，壮志满怀”,或“秋高气爽、秋风肃杀”等等的诗的意境，产生许多丰富的联想。但是当译者把这四个字照搬到另一种语言环境中时，如直译成英语“the sky is high,the clouds are thin”,英语读者恐怕就无法产生相似的联想，更别说去体验那种自然的大美了。
（ 4） You are a lucky dog.
词句如若直译成“你是一条幸运的狗”.读后不禁让人勃然大怒，似被羞辱一番。殊不知，在英语国家中，“狗”并不是我们的文化所赋予的内涵，在英语国家，“狗”是“忠诚”的代表，是褒义词，译为“你真幸运”应该就不会引起纷争了。
以上短短几例，不难看出，直译译文晦涩难懂，容易造成文化冲突，不利于文化的交流与传播。翻译活动中，反对之声也是不绝于耳的。当代德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海德格尔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著述中“述行”（ perform） 了自己颠覆性的“翻译”观念。他在有名的《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的开篇中通过品评尼采和第尔斯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的译文直面主题： “第尔斯的译文有几处在字面上更严格些。但只要一个译文仅仅只是按字面直译的，那么他就未必是忠实的。只有当译文的词语是话语，是从事情（ sache）本身的语言来说话的，译文才是忠实的”.“一本词典既不能把握也不能保持使诸多词语（ Worter） 达乎词语而表达出来的那个词语。”
查普曼（ Chapman） 在原则上，他反对过于严格，也不赞成过于自由，他说： “我鄙视译者陷入逐词对译的泥坑，丧失本族语的活的灵魂，用生硬的语言给原作者抹黑，同时我也憎恨不求简练，使用繁文缛语以表达原意。”
西塞罗（ Cicero） 曾就“解释员”式的翻译，即“直译”做出过评述，他说“我不是作为解释员，而是作为演说家来进行翻译的，保留相同的思想和形式，但却使用符合我们表达习惯的语言。在这一过程中，我认为没有必要在翻译时字当句对，而是保留了语言的总的风格和力量，因为，我认为不应当像数钱币一样把原文词语一个个’数‘给读者，而是应当把原文’重量‘称给读者”.西塞罗反对字对字的直译，“数”给读者的译文往往造成差额翻译。
从以上具体事例及各翻译大家中的经验之谈，不难发现，直译者注重的是内容和句式上的忠实原作，其欧化句式或洋味也就多一些； 直译应属哲学中的“不及”,在全球化文化大背景下这种做法很难被人们接受，不利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还容易引起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笔者认为在翻译过程中，特别是涉及到文化方面的翻译，应及时摒弃这种做法。
二 “改写”--- 适度中的“过”
就度中“过”的形式而言，有“改写”“节译”“编译”“转译”等各种不同形式，本部分以“改写”为例，来分析此类范式的翻译当属“过度”.所谓翻译，应当是原作作者思想的最大程度的再现。如果译者按照自己的意图翻译，或出于政治的考虑，掺入自己的观点，从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来看，则属于“过度”.试看我国翻译家中采用改写的典型代表。
梁启超是西方社科翻译走向文学翻译的典型代表，在他后期的翻译实践中，一改往日循规蹈矩的做法，打破翻译上忠实于原文的金科玉律，推翻前面所说的“翻译最重要的是使人知道原文作者的意思”的看法。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开始对原文进行大幅度的但绝非随意的删节、改动，王宏志就指出梁启超对《佳人奇遇》进行了大量改动。
我国早期翻译家伍光建在翻译法国大仲马的《侠隐记》（ 现译《三个火枪手》） 时，压缩或节略景物描写，凡与结构与人物没有多大关系的语句、段落、议论、典故等统统删去，把原作差不多删掉三分之一。中国近现代时期，许多节译作品存在，如林纾译作《茶花女》、马君武译作《复活》、曾朴译作《九三年》，均有不同程度的删节，原作的丰富性、复杂性没有了，原作的民族文学特性（ 景物描写与心理刻画）也没有了，于是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觉： “西洋小说太单调了。”对有些作品的改编，幅度之大，甚至于随意增删。譬如早期翻译家苏曼殊在翻译雨果的《悲惨世界》时，起先几章是照原作翻译的，但从第七章起便越来越偏离原作而随意发挥了，他为了批判孔子的话，竟自己杜撰了一则故事，并增加了一个人物男德，借此人之口，吐自己之言： “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有那班支那贱种奉作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那些狗屁吗？”这种话原著里显然不可能有。
当然，每个翻译家之所以采用改写都有出于自己目的的考虑。此种策略的采用也正迎合了许多读者的口味。但不可否认，这是一种不忠实的翻译，它忽略了对原作者的考虑，一些思想被删除或改写。它大大超越了在原则的框架内自由发挥，超出了传统意义上“忠实”标准的适度。
三 适度---“创造性叛逆”
翻译活动中总存在着叛逆，叛逆是不可避免的。创造性叛逆是指通过译者有目的的努力而造成的译文与原文偏离的行为。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贝尔·埃斯卡皮（ RobertEscarpit） 提出了创造性叛逆的概念。Escarpit 把文学翻译中的这种有意使译文与原文偏离的叛逆行为称为“创造性叛逆”.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因为译文与原文具有不一样的参照系（ 语言、文化） ,说创造性在于译文往往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或者负载着崭新的内涵，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交流。这种叛逆能给原作注入新的生命。
创造性叛逆的出发点是翻译是创作，在埃斯卡皮提出创造性叛逆这个概念之前，许多翻译大家都持有翻译是创作的观念。贺拉斯（ Horatius） 认为“忠实原作的译者不会逐词死译”.
昆体良（ Quintilianus） “我所说的翻译，并不仅仅指意译，而且还指在表达同一意思上与原作搏斗、竞争。”
哲罗姆（ Jerome） 认为译者应当“靠征服把原文意思译成自己的语言”.
各大翻译家们所见略同，更加印证了遵守适度原则的创造性叛逆翻译是另类的忠实，为人所接受。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像一座永不枯竭的宝库，通常包含着丰富的信息，在翻译过程中对其的理解和表达往往难以穷尽。不同的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会呈现出不同的译作。译者在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经历了创造性叛逆。引起创造性叛逆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原语和目标语之间有巨大的文化差异、原作中有不足之处、译者通过翻译计划达到的特别的目的、或由于译者的认知语境的局限性导致的对原作局部的语言文化的缺乏了解等。在这些原因中，语言方面的不同，特别是音韵、双关、文字结构等引发的叛逆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们体现了某些语言的独特性。原语的形式越是独特越易于导致创造性叛逆的产生。
由此可见，创造性翻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如前所述，仅仅拘泥于形式的翻译往往达不到文化交流的目的，相反，合理适度的创造性翻译克服了原语语言结构和文化缺省的障碍，达到了交流的目的。成功的创造性叛逆是一种增值翻译，接受文本限制，超越文本。翻译过程中，考虑主体文化的规范，接受环境的制约。
日本比较文学家大塚幸男说： “对于这种’创造性叛逆‘原作者应予以尊重。岂但尊重，原作者简直还得致以谢意。因为 它 延 伸 了 作 品 的 生 命 力，扩 大 了 阅 读 的 范围。”
自有翻译之事以来，不管有没有明确提出过“创造性叛逆”的具体观念，翻译大家们都是心存“这杆秤”,对其大加赞许的。事实证明，创造性翻译作品确实使读者甘之如饴。
试看以下几例：
（ 1） He had left a note of welcome for me,as sunny as hisface.
此句中，“sunny”和“face”是关键词，照字面译出“像他的脸一样阳光”似乎与前面“note”没有什么关系。此处，只要稍加创造，便可表词达意，试译为：
他留下一封信，对我表示欢迎； 那信写的热情洋溢，一如其人。
这个译文将原句的两个半句译成了四个半句，但却完完整整地表达出了原句的意思，这种创造性叛逆的翻译不能不让人偏爱。
（ 2） A mix of arrogance and continued fear of Iraqi inten-tions colors Kuwaiti reactions to no fly zones.
此句中“arrogance”是“科威特人的傲慢”,“A mix of…”的翻译在本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直接以“mix”
这个名词做主语，还是进行大胆的叛逆与创造？ “傲慢和恐惧的混合…”一看就带有浓烈的翻译腔，因此，此处需做创造性叛逆处理，试译为：
科威特人一方面很傲慢自负，另一方面又难以消除对伊拉克的企图持有的恐惧。这种复杂的因素左右着科威特人对设置禁飞区的态度。
将“mix”的深层含义译为“一方面…另一方面…”,转化成比较地道的汉语，典型的一例增值创造性叛逆。
（ 3） We take as much pride in our ultra - modern aircraftas we do in our old - fashioned ideas about service.
这是国泰航空公司的一则广告，句型用了 as much…as…这样一个结构。按照常规的汉语对应，如“跟……同样的程度（ 地步） ”,“既……又……”,“不仅……而且……”等，恐怕无法译好这则广告，译者索性甩开这个句型的束缚，紧紧抓住原文的要旨，在有限度的框架内构思一个从语义到形式都可与原文相比拟或相匹配的译文。下面的译文体现了一种这样的努力：
最古朴的服务理念，最先进的飞行设施国泰航空，自豪云中通过以上有限范例的分析，读者就能体会到创造性叛逆翻译带给我们表达方式和思想内涵的透彻性。归根结底，创造性翻译就如有的人比喻的一样，“带着镣铐跳舞”,这是一种受拘束的创作，是在原文原意的框架下的一种创作，把握住适度原则，既尊重了原作作者，也照顾到了译者的接受能力； 既引入了外来文化，又不会给人生僻无绪之感。
四 结语
本文从哲学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三类翻译原则的分析，证明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不同于传统翻译学中的“忠实”,恰恰遵循了哲学中的适度原则，是合理且另类的忠实翻译。它颠覆了传统译论中的忠实性原则，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实现着翻译的另类的忠实。对创造性叛逆的忠实性研究还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提供了更广泛的发挥空间，值得业内人士的进一步探讨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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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 上） [M]. 孙周兴，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1996.
[7]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 下） [M]. 孙周兴，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