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跨文化交际最主要的手段。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如何处理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词语成为翻译的一大难题。翻译不仅牵涉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也涉及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不同的民族由于生活环境、民族历史、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差别，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民族的文化特性。
在翻译文化负载词翻译时，归化与异化是一对常见的矛盾处理方法，而它们之间的论争，可谓由来已久。有人主张“保持原文的异国情调”，有人则追求“译笔的地道”。
一、翻译的本质———文化传播活动
翻译是人类语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和国家之间互相交流、沟通、学习和借鉴不可或缺的手段。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化承载的意义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文化中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意义的交流主要是通过语言来实现，而每种语言都是一个独特文化的部分和载体。我们在转换一个文本的语言信息时，也在传达其蕴含的文化意义。翻译的本质是释义，是意义的转换。翻译的根本任务是准确而恰当地传达原语文化在语言、文化和诗学方面的陌生性，以便为目的语文化所吸收和接纳，从而促进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补。［1］64当今世界，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作为翻译的策略且又与文化紧密相连的归化和异化的取舍，应以翻译的本质———促进文化交流———为标准。
二、译者的使命———文化传播
既然翻译的本质是一种文化传播活动，那么译者自然而然就成为两种语言和文化的传播者。译者的使命，不仅是将原文的语言信息在译文中得以再现，而且还应尽可能地传达原文的文化信息。所以，在处理文化负载词时，译者应时刻牢记肩负的职责: 在不影响理解的前提下尽量用异化的方式来处理原文。
此外，异化翻译除对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起巨大的推动作用外，还可以丰富各民族语言。例如，正是通过英汉翻译中的异化，汉语才吸收了为数众多形象生动的英语表达用语，如“鳄鱼的眼泪”(crocodile tears) ，“武装到牙齿”(armedto the teeth) ，“伸出橄榄枝”(hold out the olive branch) 。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翻译学者越来越重视翻译研究的文化视角。翻译不再被看做仅仅是一种语言活动，而且也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2］3Hatim 和 Mason 认为，“译者不仅要具有双语能力，而且要具有双文化的视野”。称职的译者应是文化中介者，其职责是“促进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个人或群体之间的交流、理解和行动”。［3］17总之，译者不仅是文化传播的使者，也是丰富各民族语言的催化剂。因此，译者必须记住，他们对读者来说既有服务的义务，又有引导的责任。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译者应该在促进各民族间文化传播与融合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
归化与异化可看做是直译与意译的概念延伸，但又不完全等同于直译和意译。作为翻译的基本方法，直译意译是针对译出语和译入语两种语言的不同结构和特点提出来的，讨论的重点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问题，属于语言转换层次。异化归化作为文化转向的产物，不仅表现在语言形式方面上，而且也表现在文化内容的层面上，换言之，异化归化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上升到文化、诗学和政治的层面来认识和讨论的。［4］63在中国，归化与异化之争远可溯源到汉代佛经翻译时期的“文质”之争，近则追溯到民国时期以鲁迅和梁实秋为代表的“硬译”与“顺译”之争。在西方，归化与异化之争远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 Cicero，Horace 和 St Jerome 等人论及的word － for － word translation 和 sense － for － sense translation，近可溯源到 18 － 19 世纪德国着名翻译家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的名言: “译者要么尽量不打扰原作者而让读者靠近作者，要么尽量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5］19 －20在论争了近一个世纪后，翻译家和翻译学者们终于在 20世纪末对直译与意译之争基本达成共识: 直译不是死译、硬译，意译不是胡译、乱译; 能直译时直译，不能直译时意译; 直译和意译并行不悖，任何译本都是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结果。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翻译学者们发现，直译和意译所造成的结果并不仅仅是语言和形式的得失那么简单。从文化的角度看，其中涉及负载于语言形式之中的文化身份、文化平等交流等问题，于是直译与意译之争在新的层次上演变为归化与异化之争。［6］26按韦努蒂的说法，归化法是“采取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外语文本符合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入译入语文化”，而异化法则是“对这些文化价值观的一种民族偏离主义的压力，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景”。［5］20说得直白一些，“归化”就是异质文化的本土表达，亦即使译文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让译入语的读者读起来易懂、舒服; 而“异化”则指忠实转达译出语的文化特色，保留译出语的“洋味”或“保留他性”。比如:
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一石二鸟(异化)
一箭双雕、一举两得(归化)
All roads lead to Rome．条条大路通罗马(异化)
殊途同归(归化)
Meet one’s Wateloo遭遇滑铁卢(异化)
一败涂地/败走麦城(归化)
A Pandora’s box潘多拉之盒(异化)
灾难祸害的根源/马蜂窝(归化)
Among the blind the one － eyed man is king．盲人国里，独眼为王(异化)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归化)
有人说，翻译是个“抉择”过程。的确，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面临着异化与归化的选择，通过选择，在接近作者和接近读者之间找到一个“融会点”。这个“融会点”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居中点”，它有时距离作者近一些，有时距离读者近一些，但无论更接近哪一方，都必须恪守一条原则:接近作者时，不能距离读者太远; 接近读者时，又不能距离作者太远。换言之，异化时不妨碍译文的通顺易懂，归化时不改变原作的“风味”，特别是不导致“文化失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适度原则，分寸原则。
四、结 语
归化和异化之于翻译，犹如硬币的两面，本身并不对抗。
笔者不赞成动辄仓促提出“异化为主”，“归化为主”的结论，因为归化和异化应该是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两个对立面，有辩证统一的关系，而不是相互对立。［9］60此外，翻译策略的研究必须具体化和细致化，而不能流于表面。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深入全面地把握文化内涵，灵活运用异化法和归化法，才能实现准确而得体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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