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公共外交的核心是竞争话语权。 ”
话语要成为国际话语权，就必须经过一个广泛传播、占领舆论高地并成为大众普遍认同的中间过程。 缺少这个环节，就不能使之成为话语权。从这种意义来说，传播话语和塑造话语也会成为话语权的来源。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的信息传播，那么外宣翻译和文学外译在理论上也就构成了话语权来源的重要内容。
在公共外交领域中，外宣翻译与文学外译都是主动向域外传递本土文化的信息，不过二者是存在区别的。对此，陈丽莉有过相关的论述。
因而，有必要对两类翻译进行优化组合，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二者的功效。 诚如赵可金所指出的，“无论哪一个国家，如果实施公共外交战略，不可避免地要注意保护和开发公共外交资源”。
分类产生价值，配置创造效应。从公共外交来看，外宣翻译与文学外译可以“和而不同”。“和” 是指二者在公共外交体系中能够共存共生 ；“不同”是指二者在公共外交的运行机制中须要分清轻重缓急。
二、“和而不同”之共存共生
按照美国学者的传统看法，公共外交主要包括信息活动（Information Activities）和教育文化交流活动（Educ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两种形式。
由于信息活动和教育文化交流活动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所以我们作如下的假设：如果外宣翻译具有信息活动的性质， 同时文学外译又符合教育文化交流活动，那么外宣翻译与文学外译也就具有共存共生的关系。一旦假设成立，两类翻译就可以“和”于公共外交。
这种关系如图一所示。
在公共外交视域中，信息活动主要是介绍政府的对外政策，加强与外国公众的沟通，发挥信息提供和价值导向的作用。
例如，为了向国外介绍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情况和主要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厅于 2012 年 10 月发布了 《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 不言而喻，这类信息需要对外翻译。 反过来说， 这样的翻译主要是服务于信息的对外传播，进而表达劝服的诉求。 正是在这个目的上，外宣翻译恰能大行其道。 诚如张健所指出的，“从功能上讲，外宣翻译是信息传播”。
例 1：中国借鉴国际上建立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制度的经验，2002 年以来， 国家推行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试点，为政府决策和公司重大经营提供法律意见，进一步完善了社会律师（包括专职律师和兼职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共同发展的律师队伍结构。
译文：China has borrowe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in establishing the system of public defenders and cor-porate layers. Since 2002, the country has trial -estab-lished the system to provide legal counsel for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and major corporate operations,thus improv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law business that iscomposed of public defenders, corporate lawyers as wellas lawyers in the common sense (including full -timeand part-time ones).
译文言简意赅，但语义明确、表达流畅，折射出信息传播的要求。信息活动须要借助外宣翻译向外国公众来说明中国，而外宣翻译则可以“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尤其是了解当代中国。 因此，外宣翻译本身就是信息活动。
公共外交的另一种形式是教育文化交流活动。众所周知，教育文化交流所蕴含的文化外交往往以“和平性”或“柔性”而著称。 也就是说，文化外交因其终极战略目标遥远而显得非功利性。法国文化外交学者路易斯·多洛（Louis Dollot）认为：“文化交流逐渐采取了新的形式：对思想和文学、艺术、科学作品进行交流。 ”
显而易见，翻译能促进文学作品的交流。 在这层意义上， 文学外译成为了文化外交的重要手段和组成部分。 但是，须要指出的是，文化外交的“柔性”也给文学外译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即艺术性，或者说“文学翻译的目的主要是审美欣赏 ，唤起读者的艺术感受”。
例 2：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译文：My house is built amid the world of men,Yet little sound and fury do I ken.
To tell you how on earth I can keep blind,Any place is calm for a peace mind.
例 2 中的内容出自晋代诗人陶渊明的作品 《饮酒》，在汉文化中是家喻户晓的诗句。译文的译者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汪榕培先生。 撇开理解的 “偏见”不说，译者非常关注音步和尾韵，映射出译者的审美心理。 文化外交致力于培育长远的文化认同，因而需要“情”来感动人。 从文学外译来看，这种“情”离不开译文的“美”。 须要指出的是，在域外的文化语境中唤起外国公众的艺术感受，就不是单纯的信息传播可以做到的。
顺便提一下，外宣翻译、文学外译与信息活动、教育文化交流活动之间的对应关系其实早已存在。 “中国虽然在过去未使用公共外交这一名称，但存在公共外交的实践，其表现形式就是对外宣传，包括对外新闻传播和对外文化交流。 ”
拿对外新闻传播来说，我国在建国初期就创办了一批对外报纸杂志，如《人民中国》《中国建设》（后改名为《今日中国》）和《北京周报》等；就对外文化交流而言，《中国文学》杂志的译介活动、《毛泽东诗词》1976 年英文版的翻译和 “熊猫”丛书的对外译介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无论是对外新闻传播，还是对外文化交流，都包含对外翻译的行为，只是未给予清晰的界定。
三、“和而不同”之轻重缓急
从公共外交的运行机制来看，外宣翻译与文学外译须要分清轻重缓急，这正是“和而不同”中的“不同”。
所谓轻重缓急， 是指外宣翻译与文学外译在议程设置上有紧迫与松缓的区分。具体地说，外宣翻译应该被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而文学外译则须从长计议。
公共外交的目标可以分为短期目标、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
“公共外交更重要的是追求近期目标和中期目标。 ”
也就是说，澄清事实和传播知识在竞争国际话语权中可以发挥更大的现实作用。 相对而言，“国际认同度的形成需要长时间的积累， 需要在教育文化交流中进行反复检验”。
这也就意味着，作为长期目标的培育国际认同并不是当务之急，而且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的功效也是比较缓慢的。
如果说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着眼于长远目标，那么以澄清事实、传播知识为目标的信息活动就负载着更多的现实压力。 从这种意义来讲，争夺国际话语权会更多地借助于外宣翻译，如驳斥西方媒体炮制的“中国威胁论”、对外传播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等领域的信息，以及就国际重大事件和问题阐述我国的方针政策和原则立场等等。
例 3：黄岩岛、钓鱼岛、南沙群岛译文 1：the Huangyan Island; Diaoyu Islands; Nan-sha Islands译文 2：Panatag Shoal; Senkaku Islands; the SpratlyIslands例 3 中的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按照“名从主人”的翻译原则，译文 1 应是符合法理的翻译，也是我国外宣翻译一贯主张的英译文。 在译文 2中，“黄岩岛”被菲律宾改称为“帕纳塔格礁”（PanatagShoal），“钓鱼岛 ”被日本命名成 “尖阁列岛 ”（SenkakuIslands），“南沙群岛 ”则被西方人称为 “the Spratly Is-lands”， 这些英文名称都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家利益。 在公共外交领域中，外宣翻译必须准确传播国家修辞，这责无旁贷。也正是在翻译国家修辞的层面上，外宣翻译彰显出竞争国际话语权的重大功能。
至于文学外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运作方式须要精心设计。正如高方在谈及中国文学“走出去”时所指出的，“文学交流是心灵的交流，要力戒焦躁的心态或强加的姿态”。
首先，文学外译不适合作为对外宣传的工具。“以文学翻译为纯粹的文化宣传工具，实在是困难重重， 而且可能对翻译和文学都造成伤害。 ”
在中国文学对外翻译活动中，我们已经有过这样的教训。 例如，致力于译介中国文学并增出“熊猫”丛书的《中国文学》，与其从属的中国文学出版社，在 2001 年分别遭遇了被迫停刊和被迫撤销的结局。
其次，文学外译的影响范围比较小。“文学经典和历史典籍需要翻译，但其受众主要为小众和专业的西方读者。 ”
换言之，文学外译顾及了特殊受众，却忽略了广大的一般受众，所以不利于话语的大众传播。 这也就意味着，文学外译至少不能满足国家的当下需要。
四、结语
“和而不同” 的组合模式体现出传播资源的优化配置，因而有利于国家竞争国际话语权。更重要的是，公共外交的主体是国家， 而主力则是非国家行为体，这就给文学外译以一定的启示。 例如，我们在文学外译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应有所变化，可以不再是单纯的译者，而更多的是翻译行为的策划者和参与者。 换言之，文学外译的译者可以是外国的汉学家。 这就极大地拓展了文学外译的操作空间， 从长远的角度看，则可以为我国赢得更多的话语权。也只有在公共外交这片肥沃的土壤里，外宣翻译与文学外译才能根深蒂固，枝繁叶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