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一个历时千年的跨语言跨文化活动，对翻译的认识和论述也有千年以上的积累。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翻译学，一般认为以 1972 年 James Holmes 发表《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为标志(Gentzler，2001) 。历经四十余载的发展，翻译学研究日臻成熟，与多学科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相互借鉴，各种理论流派和观点百花齐放。因此，把握翻译学理论的整体发展脉络，厘清翻译学研究关注的核心课题和热点课题，深入挖掘和探索翻译学的研究前沿与热点并掌握其历时的演变，是非常必要的。本文借助 CiteSpace 这一新兴的科学计量学方法，对国际上近二十年来(1993 至 2012) 翻译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及研究热点与前沿进行定量和定性的考察，通过绘制科学知识图谱，以准确、形象的图像直观地呈现上述内容。
1、 研究方法
近年来，伴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和知识的爆炸式增长，“科学知识图谱(绘制) ”(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 这一“新兴的交叉研究领域”(Shiffrin ＆ B?rner，2004: 5183) 异军突起，帮助我们在海量信息中有效获取知识、发现知识和探测知识前沿。
本研究借助科学知识图谱绘制的利器———美国德雷赛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 陈超美博士开发的 CiteSpace 软件系统对数据进行分析。
2、 数据来源
为保证数据的质量，本研究将数据来源定位于翻译学研究中刊载大量专业论文且利用率较高的少数权威国际期刊。权威期刊的选定主要依据欧洲翻译研究协会 (European Society forTranslation Studies) 、国际翻译和跨文化研究协会 (InternationalAssociation for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简称 IATIS) 和纽约大学图书馆的相关推荐。最终数据来源于 12 种翻译学研究国际权威期刊(见表 1) 于 1993 到 2012 年间刊发的全部 2229篇论文的 49615 条引文。数据下载于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简称 ISI) 编制的 Web of Science引文数据库。数据的最后更新时间为2013 年4 月25 日。
3、 国际翻译学研究动态分析
3． 1 翻译学研究的整体发展脉络
为了梳理翻译学研究的整体发展脉络，我们首先借助CiteSpace 筛选出 1993-2012 年间翻译学研究全部引文中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献。引用次数是判断文献影响力的一个常用测度指标，因为“一篇文献的被引频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文献的影响度”(刘则渊等，2008: 143) 。通过绘制高被引文献的知识图谱，用科学计量学的方法来探测翻译学研究的高影响力核心文献，这将为现有的译学理论梳理提供源自崭新视角的佐证和素材。
CiteSpace 通过渐进的(progressive) 共引网络分析来实现对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发展脉络的梳理。通过时区分割(timeslicing) ，将所考察的时间段切分为若干时间分区(time slice) 。
为每一时间分区拍摄其共引网络快照(snapshot) ，再综合这一系列快照而形成一个全景的共被引网络。这种渐进的分析法能够捕捉并历时地显示一个学科或知识领域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趋势与前沿动向，并形成若干研究前沿领域的演进历程(Chen，2004，2006) 。本文以 1 年为一个时间分区，将 1993-2012 年划分为 20 个时间分区。选取每个时间分区内出版的、被引频次最高的 50 篇文献的引文数据来形成该时间分区的共被引网络。在共被引网络中，如果两篇文献(或两个作者) 同时被某一篇文献所引用，这两篇文献(或作者) 之间就存在共被引关系; 经常被一起引用的文献(或作者) 在研究主题的概念、理论或方法上具有某种关联，这种关联体现为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连接(Chen，2012: 431-449) 。
如图1 所示，科学知识图谱由彩色的节点(node) 和节点间连线组成。节点代表文献，其大小代表该文献被引用的总频次———被引频次越高，节点越大。节点由不同颜色的年轮构成，每一个年轮对应不同的时间分区，由不同的颜色来表征。从里到外，年轮对应的时间分区由远而近。最早的时间分区呈现冷色调蓝色，逐渐过渡到绿色、黄色，最近的时间分区呈现暖色调红色(图谱顶部的彩色渐变轴为颜色示例) 。年轮的厚度代表该文献在某一时间分区内被引用的频次———被引频次越高，年轮越厚。节点间的连线代表其共被引关系。共被引强度越大，连线越粗，文献之间的关系越紧密。节点间的连线也呈现不同颜色，分别对应其首次共被引所发生的时间分区(Chen，2012) 。
图 1 呈现了一张翻译学研究庞大学科丛林的全景快照。
从图中可以看出，翻译学研究的各种理论之间盘根错节、融通共生，共同构成了异彩纷呈的翻译学研究理论网络。图谱中呈现蓝色的节点和连线代表较早的研究，如图谱中上方节点和连线，而呈现红色的节点和连线则代表较新的研究，如图谱中右下方节点和连线。根据引文数据的总被引频次，图 1 凸显了翻译学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前 20 个核心文献，它们是译学研究疆域里的里程碑。
位于图谱的中下方、最显著的节点是《描写翻译学及其他》(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Gideon Toury，1995) ，是近二十年翻译学界引证频次最高(总计被引 183 次) 、影响力最大的文献。该书阐述了描写翻译学在翻译学科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并倡导翻译学发展一个适当的、系统的描写翻译学分支，以取代当时普遍存在的各种孤立研究。它构筑起了描写翻译学的结构框架，是译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文献。
第二大节点毗邻《描写翻译学及其他》、代表近二十年译学研究中第二大影响力的文献: 《译者的隐身: 一部翻译史》(The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总计被引 122次) 。该书第一版由 Lawrence Venuti 于1995 年出版，2008 年修订版，是“翻译学研究的一部经典著作”(Klitg?rd，2009: 375) 。
它将译者———英美翻译史中一直鲜受关注的内容———置入聚光灯下进行重新认识。在继翻译学的“文化转向”之后，《译者的隐身》进一步拓宽和加深了翻译学研究的范畴，“让我们讨论译者时，能把他们当作政治情景中真实的人来对待，让我们能探讨翻译政策中量的方面，能就翻译的伦理标准进行探讨———这些标准或许会将译者和未来社会联系起来”(Pym，1996:177-78) 。《译者的隐身》将社会文化框架的价值驱动本质纳入翻译研究的考察范畴，将翻译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诉求相联系。
这一大胆的尝试将翻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Munday，2001) 。
图1 的知识图谱还标注出翻译学的其他核心文献。在这些高影响力文献中，既有早期的代表，如关注对等(equivalence) 和转换(shift) 的静态语言学视角、关注功能和话语/语域分析的语用学视角，又有“文化转向”后交相辉映的各种不同视角的代表。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经典文献中，与口译相关的文献只有 Daniel Gile 于 1995 年出版的《口笔译训练的基本概念与模式》(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Training) 。这一方面体现了该书在口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折射出口译研究———相对于笔译研究来说———还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
从历时的角度来看，翻译学经典文献中的新生力量是Donald C． Király 于 2000 年出版的《译者教育的社会建构主义方法: 从理论到实践的成长》(A Social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Translator Education: Empowerment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 和Mona Baker 于 2006 年出版的《翻译与冲突: 叙事性阐释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 Account) 。这是仅有的两个于 21 世纪出版的翻译学高被引文献。相对其出版时间而言，它们在翻译学研究中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近年来，翻译人才培养成为译学研究中一个快速发展的研究领域。就这一研究领域而言，《译者教育的社会建构主义方法: 从理论到实践的成长》是一个可喜可贺的增补(Malena，2003) 。该书首开先河，把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的原理和基本原则系统地运用于翻译人才培养中。作为德国美茵茨大学(University of Mainz) 应用语言学学院教授，著者还根据多年的翻译教学和外语教学经验，提供了大量的实例和案例分析，为翻译课堂教学给出了不可多得的详实建议。从图 1 的知识图谱可以看出，在译者培养这一领域，《译者教育的社会建构主义方法》和 Paul Kussmaul 于1995 出版的《译者培养》当之无愧地成为该领域的支点性文献。
翻译学高影响力文献的另一新秀是《翻译与冲突: 叙事性阐释》。该书从方法论和研究内容两个方面对翻译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方法论上，该书“以叙事学为理论体系，从‘框定’(framing) 的角度阐释翻译行为，‘提出了翻译学科尚未探讨过的新观点’”(莫娜·贝克、安德鲁·切斯特曼，2009: 34) 。叙事翻译理论框架的提出旨在弥补当下翻译理论存在的不足———即过度使用“规范”(norm) 理论或过于简单的两分法。
前者以多元系统理论和描写翻译学为主要代表，他们关注翻译行为中重复、抽象和系统化的层面; 后者以 Lawrence Venuti 的异化与归化策略为主要代表，将翻译行为过度简化。相反，在叙事翻译理论框架下，我们可以充分地认识个体译者与他们的文本、原作者、社会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之间错综复杂、更迭变换、不断进行取舍的定位关系(Baker，2007: 151-169) 。从方法论上，叙事翻译理论开阔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拓宽了翻译研究的思路(张美芳、钱宏，2007: 317-320) 。
另一方面，《翻译与冲突》的重要影响还体现在其研究内容上，成为翻译与冲突这一研究课题的支点性文献。“伴随着 20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武装冲突的扩大与升级，译者在武装冲突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翻译与冲突这一课题开始得到翻译研究领域内和领域外学者的持续、广泛关注”(Baker，2010: 3) 。战争常常是持不同语言者的交锋。无论是在战火纷飞时或是媾和谈判中，翻译常常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译者在冲突中可以起到塑造冲突走向的重要作用———他们代表利害关系各方进行沟通，为各方的行为做合理化辩护，为各方的诉求摇旗呐喊，或呼吁援助、或寻求支持、或对敌方进行谴责。通过参与冲突或重述冲突，译者不可避免地需要做出独立的判断和与之相关的决定。这些判断和决定在意义的构建和译者身份的构建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时，翻译不仅仅是一个局限在国际关系、经济贸易、教育和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的工具。在今日的语境下，翻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成为了一个关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翻译与冲突这一课题异军突起，成为近年来翻译研究的一个热点。
在任何学科的发展与演进过程中，必然会历经一些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拐点。翻译学研究也不例外。标帜出这些转折点，对我们把握其演进的整体脉络意义重大。CiteSpace 通过一系列自动运算识别出这些转折点。这些节点在知识图谱中呈现紫色的外圈年轮。
在网络结构中重要性越高，其节点外圈的紫色年轮越厚，该文献越具有产生革新性影响的潜质(Chen，2006) 。表 2 汇总了前 20 位高影响力文献中中介中心性高的文献。这些文献既是翻译学的核心文献，又是翻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这些转折点文献对翻译学研究产生过革新性的影响。
翻译学演进过程中最具转折点意义的文献是《翻译与翻译过程: 理论与实践》(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Practice) 。该书出版于 1991 年，著者 Roger Bell 是英国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他将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西方语言学理论运用到对翻译过程的讨论中，以语篇语言学、系统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等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来系统、客观地描写翻译过程，其目标是一方面概述译者实践能力的各类知识基础和技能基础，另一方面建立一个翻译过程的模式。
第二大转折点是 Hatim Basil 和 Ian Mason 于 1997 年出版的《译者即交际者》(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 。基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Hatim Basil 和 Ian Mason 尤其关注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在翻译中的实现，并把话语的社会语言学和符号学层面也纳入了他们的理论模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话语分析是翻译研究的主要方法，而《译者即交际者》“对翻译研究影响重大”(Munday，2001: 99) ，是话语和语域分析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核心文献之一。
第三大转折点是《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 Linguistic Theoryof Translation) ，由 John Cunnison Catford 于 1965 年出版，是英国翻译理论语言学派的代表作，给翻译研究带来过重大影响的“转换”(shift) 这一概念也源自该文献(Munday，2001: 60) 。
《翻译研究: 综合法》(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Approach) 是另一大转折点文献。该书由 Mary Snell-Hornby 于1988 年出版，“它引领翻译学研究转向‘跨学科研究’的新范式”(Munday，2001: 181) 。该书提出将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见解，并大胆倡导翻译研究的综合法———主要借鉴“原型”理论进行文本类型分析的同时，博采众长，将文化史、文学研究、社会文化学、区域研究和相关专业领域研究纳为翻译研究所用。这一方法“旨在消融文学和语言学翻译理论的隔阂，指明了翻译研究正在发展的路向”(Munday，2001: 195) 。
翻译学研究的另两大转折点文献是 Gideon Toury 于 1995年和1980年出版的《描写翻译学及其他》(Descriptive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和《翻译理论探索》(In Search ofa Theory of Translation) 。正如 Gentzler (2001: 131) 在对 80 年代译学研究的评述中说到: “自从 1980 年 Toury 出版《翻译理论探索》以来，翻译学研究的重点从理论转移到描写”; 在此基础上，《描写翻译学及其他》标志着翻译学研究从规范到描写这一重要的范式转换。在描写翻译学框架下，翻译不再被当作一种纯粹的语言艺术，用一些超越时间的语言规则来加以考量。
相反，描写翻译学更关注翻译的过程、产品和功能，把翻译实践放入时代的大背景中，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文化的大环境中对翻译进行考察(Tymoczko，1999) 。
3． 2 翻译学研究的新兴热点
以探测翻译学近年来新兴的研究热点为初衷，我们对数据中出现被引激增的文献进行了考察。文献出现被引激增，通常源于对它的关注度在某一时段出现了显著的增加。研究兴趣的骤然兴起是研究热点出现的信号，在 CiteSpace 生成的共引文献知识图谱中，出现被引激增的文献得以突出显示，以节点内部出现红色年轮为标志(见图 1) 。引用激增持续的时间越长，则该节点的红色年轮越厚。
在本研究的所有引文数据中，我们共探测到 78 个出现过引用激增的文献。我们进一步考察了这些文献发生引用激增的起始时间，将引用激增持续到 2012 年的文献汇总在附录中(附录略) 。这 30 个文献出现引用激增的时间集中在 2008-2012 年。通过对这些文献的考察，我们对近五年间的翻译研究热点进行了梳理，以捕捉翻译研究的新兴趋势。
在近五年的被引激增文献中，我们首先注意到几种跨学科研究的新范式: 运用叙事理论的翻译研究范式(Mona Baker) 、运用社会学理论的翻译研究范式(Michaela Wolf ＆ AlexandraFukar) 和运用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的翻译研究范式 (Donald C．Király) 。在社会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照下讨论翻译和具体的翻译策略(Lawrence Venuti) 和从性别研究的角度来研究翻译(Sherry Simon) 也是近年来翻译研究的热点。
同时，伴随着翻译学日臻成熟，翻译研究出现了一个反思和展望的新热潮。在各种理论流派的涌现、各种研究范式的提出和各种观点碰撞的大背景下，如何认识翻译研究的发展情况、如何看待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范式变革和视角转换，成为越来越多学者关注的焦点。他们开始重新考虑翻译研究的一些基本假设，并探讨翻译研究的未来走向。在近五年出现引用激增的文献中体现了这一趋势。在《扩展翻译，赋权译者》(Enlarging Translation，Empowering Translators) 一 书 中，Maria Tymoczko 运用后实证主义方法颠覆了“以西方为中心”的翻译研究模式。她倡导的后实证主义翻译研究关注多重视角———尤其关注主流之外的视角，以此来打破“以西方为中心”的模式、重构翻译的基本概念(谭晓丽，2010) 。
对翻译研究进行反思和展望的另一著作是《翻译研究的转向———新范式还是新视角》(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New Paradigms or Shifting Viewpoints) 。该书“对过去 20 年间翻译研究这一学科的发展做出了批判性评估”(Snell-Hornby，2006: 6) 。它以翻译研究的历时发展为纲，从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出发，详细回顾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转向”和90 年代的“跨学科”发展，同时深入探讨了90 年代“跨学科”翻译研究内部的两大转向———“实证转向”(the empirical turn)和“全球化转向”(the globalization turn) 。
此外，近五年来翻译研究关注的另一热点是翻译与身份认同(identity) 的关系。对 Michael Cronin 所著的《翻译与身份认同》(Translation and Identity) 和Edwin Gentzler 所著的《美洲的翻译与身份认同: 翻译理论的新方向》(Translation and Identityin the Americas: New Directions in Translation Theory) 的引用在近五年出现了激增，体现了这一研究热点的兴起。翻译和身份认同的关系是当代翻译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这是《翻译与身份认同》所传达的主要信息之一。通过梳理近 30 年来美洲翻译研究出现的新理论和新方法，该书以开阔敏锐的视野，探讨了语言和翻译如何对文化———尤其是文化中的各种身份———产生影响。在 Gentzler 看来，美洲的翻译史就是美洲多元文化身份形成的历史。该书还大胆预测了翻译研究的新路向: “社会—心理学转向”(socio-psychological turn) 将成为继“文化转向”之后的下一个转向。它被 Susan Bassnett 称誉为“一部具有开创性的新著”(Gentzler，2008: ix) 。
口译研究、译者培训、语料库翻译学研究和计算机辅助翻译研究也成为近年来翻译研究关注的热点。在出现引用激增的文献中有相当数量的相关研究:口译研究有ClaudiaAngelelli，2004、Julie Boéri，2008 和 Gerard Genette，1997; 译员培训的有 Dorothy Kelly，2005、PACTE group，2005、DanielGouadec，2007 和 Donald C． Király，2000; 语料库翻译学研究有Maeve Olohan，2004，Sara Laviosa，2002，Dorothy Kenny，2001，Mona Baker，1993; 计算机辅助翻译研究有 Lynne Bowker，2002。
3． 3 翻译学的核心及热点研究课题
关键词是文章核心内容的浓缩及提炼。如果某一关键词在其所在领域的文献中反复出现，则该关键词所表征的研究课题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我们对近 20 年间的翻译学研究国际权威期刊所刊发论文的关键词(keywords) 进行分析，绘制出翻译学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见图 2) 。
【图1~图4略】
在图 2 的知识图谱中，节点代表论文的关键词。节点的大小与关键词的出现频次成正比。节点间连线代表其共现关系。
图 2 中最大的五个节点分别是: 翻译、文学翻译、意识形态、翻译研究、翻译理论，它们是翻译学最核心的研究课题。从中可以看出，对意识形态的关注在国际翻译学研究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国际翻译学研究关注的其他核心课题是: 字幕翻译(subtitling) 、英语、视听翻译(audio-visual translation) 、配音翻译 (dubbing) 、(翻译) 质量、全球化、声音描述 (audiodescription) 、译者培养、文化、翻译策略、(翻译) 伦理(ethics) 、翻译能力 (translation competence) 、翻译过程 (translationprocess) 。
在上述核心课题中，中介中心性最高的课题分别是: 意识形态、文学翻译、字幕翻译、文化、(翻译) 质量、(翻译) 伦理。
它们是网络结构中具有关键作用的节点，也是国际翻译学研究中关键的课题。在上述核心课题中，视听翻译是翻译学研究的新生代焦点。虽然视听翻译的历史可以追溯至电影诞生之初，但它正式成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时间却非常短暂。进入二十一世纪，媒体无处不在; 电视频道和电视节目的倍增、电影业的繁荣、DVD 的盛行和网络的普及，无不为视听翻译的发展和成熟创造了充分的条件(Cintas ＆ Anderman，2009) 。“……短短 20年间，视听翻译已经从翻译研究的边缘地带一跃成为翻译研究的核心研究课题之一”(Remael，2010: 12) 。
图 3 更详尽地呈现了国际上视听翻译研究所关注的主要课题: 配音翻译、字幕翻译、声音描述、盲人和视力障碍人士(blind and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媒体无障碍传播(mediaaccessibility) 、幽默(的翻译) 、相关性(relevance) 、电影、英语—西班牙语(翻译) 、接受(perception) 、字幕组翻译(fansubbing) 、文化意识、儿童、动画片(animation) 、加泰隆语(Catalan) 。
在这些课题中，字幕翻译和声音描述是国际译学研究新近聚焦的热点。声音描述指“用于帮助盲人和视力障碍人士获得剧场演出、电影和电视节目的无障碍传播的技术: 通过增加解说来描述动作、身体语言、面部表情、景色和服饰”(Benecke，2004: 78) 。伴随着欧美等发达国家对“媒体无障碍传播 ”(accessibility to the media) 的大力倡导以及相关立法的有效规范，为失聪者和听力障碍人士的字幕翻译(subtitling for the deafand hard-of-hearing，简称 SDH) ) 以及为失明者和视力障碍人士的声音描述 (audio description for the blind and the partiallysighted，简称 AD) 正日益成为视听翻译领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Benecke，2004; Cintas ＆ Anderman，2009) 。
借助 CiteSpace，我们还可以对每一年度最核心的研究课题分别考察，以对翻译学研究的核心课题进行历时的梳理。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在表 3 中列出了近五年来(2008 至 2012) 国际翻译研究关注的前五位核心课题，从中可以略窥翻译研究近年来关注热点的演变。
3． 4 翻译学研究的核心及前沿领域
把握一个学科或知识领域的发展和演变，我们不仅需要从个体和微观上找寻蛛丝马迹，更需要从整体和宏观上进行全局梳理。CiteSpace 通过对共引网络进行自动聚类(cluster) 运算，将翻译学研究盘根错节、融通共生的庞大理论网络划分为若干疆域，每一个疆域代表一个研究领域。聚类的划分取决于文献间的共引关系———共引关系密切的文献构成一个聚类。每一个聚类有其明确的主题。CiteSpace 从该研究领域的施引文献的标题和摘要中提取高频出现的名词短语作为其聚类名称。
本文的数据集共形成 84 个聚类。通过对聚类的科学知识图谱进行宏观的考察，我们可以从历时的角度对不同研究领域进行梳理，以把握该学科或研究领域的演进历程、掌握其历史和现状; 把握正在兴起的主题趋势和正在涌现的新课题、了解该学科和研究领域最前沿的思想现状。
图 4 和图 5 为我们从不同角度呈现了翻译学研究的主要研究领域。图 4 的知识图谱更能凸显个体研究领域与整体翻译学研究理论网络的关系; 图 5 的时间轴(timeline) 知识图谱可以便于我们对某一个研究领域进行深入的剖析。
在图 4 和图 5 中，聚类名称的字体呈黑色，其字体大小与聚类大小成正比: 组成该聚类的文献数量越多，则该聚类名称的字体越大。表 4 汇总了近二十年国际翻译学研究最主要的聚类。由此可以看出，国际翻译学研究的核心研究领域包括: 实证翻译研究(#11) 、翻译的文化和社会学研究(#23) 、类比语料库翻译研究(#46) 、翻译的文化和后殖民主义研究(#51) 、术语翻译研究(#70＆#71) 、翻译与冲突(#53 ) 、短语翻译研究 (#8 ) 、对等 (equivalence) 的翻译研究 (#33 ) 、中国翻译史研究 (#65 ) 、特拉维夫学派 / 多元系统理论(#13)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评估(#30) 。其中，与实证翻译研究相关的文献数量最多，是国际翻译研究中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翻译的文化和社会学研究(#23) 是国际翻译研究的新生力量(聚类中文献的平均出版年代为 2000年) ，另一新兴的重要研究领域是翻译与冲突(#53) (聚类中文献的平均出版年代为 2005 年) 。
同时，我们还可以借助突变词(burst term) 来捕捉在某个特定时间出现的新趋势和识别与研究前沿密切相关的突变(burst) 。在图 4 和图 5 中，突变词的字体呈现红色。我们探测到的突变词有 translation process，children's-books，violentconflict，foreign language 和audio description。这与本文前几节的分析相契合。
4、 小结
本文运用 CiteSpace 这一科学计量学软件，对 Web ofScience 收录的 12 种翻译学国际权威期刊论文的引文数据进行分析，绘制出近二十年国际翻译学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厘清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核心文献及其演进过程中的关键转折点，对翻译学研究的整体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同时，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翻译学的核心研究课题，并进一步探测和界定近年来翻译学研究的新兴热点与前沿，以捕捉国际翻译学研究最新动态。
本文仅借助文献共被引分析和关键词共现分析对翻译学的知识结构进行了初步的梳理，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如可以通过作者、科研机构和国家的共被引分析，从高影响力作者、主流学术团体和国家地区分布着手进行统计分析和梳理; 文献共被引分析还有深化的空间———可以选择最具影响力或最前沿的研究领域进行深入的个案分析，定位出该领域最早的初始文献和最新的研究前沿，识别出该领域的高被引文献、关键文献和被引激增文献，以此来追踪该领域衍生和发展的重要环节。我们期待更多的学界同仁利用科学知识图谱的科研利器，绘制出更多视角的翻译学研究知识图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