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翻译研究从语文学范式到语言学范式，再到文化范式的发展过程表明翻译不再仅仅是一种语际转换过程，而是一项复杂的活动，是一种包含伦理并且受到伦理思想制约的人类活动。全译和变译是翻译概念下属的一对范畴，是一组对应但不对立的概念。根据翻译事实，“全”中有“变”，“变”中也有内容一定程度上的“全”(周领顺，2012:79);全译是一切变译的起点，一切变译方法都有可能或有必要用到全译方法(黄忠廉，2002:31)。翻译实践表明全译是翻译的一种最高追求，是选择的艺术，而事实是完整的全译很少存在，变译成了必然的选择。几经修改，黄忠廉把变译定义为人或机器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黄忠廉，2009:2)，其中的变通手段包括增、减、编、述、缩、并、改等。(黄忠廉，李亚舒，2004:9)这个定义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突出满足读者的特殊需求，是语言和文化的选择。
在中国，“舍”与“得”这两个字常被佛家作为一种境界追求，一种禅理来启迪心智。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舍”来自于“捨”:释也。从手，舍声。
我国古代的著名思想家在各自的著作中对“舍”字多有所描述。《孟子·告子上》中有“舍鱼而取熊掌者也”，《老子》中有“万物捨此而求生”的描写。舍为舍弃、放弃的意思。与此对应，《说文解字》中对“得”的释义是:得，行有所得也。《孟子·梁惠王上》中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的描写。现代汉语中“得”为得到、获得的意思。“舍”谓之割舍、舍弃，“得”谓之获得、得到，二者是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矛盾概念。之后，便上升到伦理的范畴，有如“舍己救人”、“得道多助”等。
十多年来，众多研究者致力于变译研究，如黄忠廉所言此研究既有有破有立的批评，也有深入细致的研究”(黄忠廉，2012:84)，或从理论本身，或与其他理论交融，或指导具体译作和翻译实践。然而，只要有翻译实践活动，对翻译伦理的思考就必然伴随始终，因为这是翻译的伦理属性决定的，也是翻译自身的需要(王大智，于辉，2012:70)。随着国内翻译伦理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的不断发展，翻译伦理研究的范围及视角又出现了新的趋势。变译作为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伦理发声越来越明显。尽管 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文化转向”为变译提供了发展空间，但还是不乏质疑和批评之声，如针对命名、范畴、忠实等问题。综合变译研究和伦理探讨，可以把变译伦理界定为评判和指导变译行为事实和变译行为过程的规律和规范。变译活动中如何取舍以及由此导致的变译结果便属于变译伦理范畴，而“舍”和“得”即是该范畴中的一对关键词。变译行为是有舍有得，有得有舍的对立统一过程，这也启示我们翻译活动必须跳出“非此即彼”、“二元对立”之忠实，追求“翻译伦理目标”之深度忠实。基于伦理视角对变译进行探讨，有利于研究者更为全面地看待变译并寻求解决此类问题的对策，认识并处理好变译中变译文本、变译主体、变译文化的“舍”与“得”更是理解和深化变译研究的关键。
2 变译伦理中文本的“舍”与“得”
文本为翻译的对象和翻译的结果，包含原文文本和译文文本。传统全译观要求选择完整的原文，并且译介出完整的译文，译文要完全忠实于原文。然而，随着知识信息时代的到来，全译已经难以满足日益复杂的翻译需求，变译由此显形于翻译实践中。
2. 1 等值:变译伦理中原文文本之舍
翻译定义之一认为翻译是用等值的译语文本材料替换原文文本材料(J． C． Catford，2000:141 －147)，如何做到译文信息与原文信息之间的对等成为了译者为之努力的方向。变译中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和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改译、阐译、译写、参译等变译方法，必然导致对原文文本的内容和形式产生冲击，变译文本在信息内容上会与原文失去对等，同样，其结构和体裁也不再一致。任何一部作品都是作者文学功底、风格、思想、意识的结晶，渗透着作者创作时的心境、灵感等因素(胡东平，魏娟，2010:83)，这种“舍弃”势必造成变译文本读者在解读原作时有所出入，将成为一种缺憾，与原文文本等值伦理相悖。如译者安世高把印度原文中对妻子美德的赞美自行更改为妻子对丈夫的顺从和依附，虽然顺应了中国伦理文化，但却舍弃了原文本中的伦理内涵，会让读者误以为顺从和依附也是古代印度夫妻之间的伦理美德。为传播教义，满足目的语读者需求和自尊心，利玛窦译《山海舆地图》时，竟改本初子午线从中国经过，这样虽取得了其变译的初衷，却造成译本与原文本内容不一致，甚至歪曲了事实，违背了原文文本等值伦理，实则不可取。
2. 2 创新:变译伦理中译文文本之得
尤金·A·奈达曾将翻译分为形式对等翻译和动态对等翻译，后者注重读者的反应，不同于前者以原文为中心，集中于显示原文信息形式和内容(EugeneNida，2000:126 － 140)，这就使得译作突破了等值伦理的局限，实现译本创新伦理的追求。尽管变译文本在一定程度上舍弃了原文文本的内容和形式，但却突破了全译观中对文本选择和译本要求完整的桎梏，更大程度上成全了变译文本的价值追求。这表现在面对自己定向取舍的原文本时，变译者将投入更多的时间、智力和知识，而如此精心改造、翻译得来的译文在信息质量上大有可能优于全译。同时，变译是为满足特定读者而摄取原文本中的部分信息进行翻译，这样的译文本更具针对性，并且内容简洁明了，便于传播和接受(黄忠廉，2002:29)，也体现了多快好省的原则。另外，一部作品无论多么经典，也可能会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而变译却首先具有时空优势，另外通过各种变通手段和方法更可以弥补上述局限，既可补充和完善原文本，使其获得新生，又可实现全新的译文本价值，成就译本创新，可谓一举两得。有“译界之王”之称的林纾，在翻译时就经常加以引申和发挥，其译作虽，有时与原作有较大出入，但给诸多外来作品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其在异域获得重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成就了林译本的独特价值。
3 变译伦理中主体的“舍”与“得”
针对谁是翻译主体问题，译界有不同的看法，许钧和查明建等认为翻译主体包括作者、译者和读者，陈大亮则坚持只有译者才是唯一的翻译主体，否认原作者在翻译中的主体性(陈大亮，2004:5)。本文中涉及的变译主体包括作者、译者和读者。变译行为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舍作者价值，得译者和读者价值的对立统一过程。
3. 1 意图:变译伦理中作者之舍
传统认为作者通过语言这种方式模仿世界、表达自己的思想意识，文本便是作者表达意图的方式之一，翻译则是通过译者这座桥梁帮助读者解读作者意图。从文本上追求对等，实现对作者的忠诚，成为译者翻译活动的航标。而一部作品如果有了变译的介入，或增或减、或摘或编，便会与尊重原作者意图的伦理相偏离。作者意图即作者意识，首先体现在作品内容上，其次体现在作者语言风格上。一旦这些方面产生变化，作者意图将得不到全面表达，从读者到达作者的这座桥梁必然产生裂缝，此种“舍”是作者和读者的共同损失。普利策奖和诺贝尔奖获得者赛珍珠，在众多《水浒传》中文版本中选译七十回本。译者阅读众多版本，比较之后选定七十回版本翻译的结果，虽成功将中国经典名著《水浒传》(All Men are Brothers)推向世界，但将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传》改成七十回的中文本，其内容本就有所缺省，再将此版本译成七十回的英译本，必然造成译本与原文本在作品内容上的巨大出入。此外译者认为较长的版本结尾大多是好汉们被朝廷招安，而不是与官府反抗到底，但是译本却与作者意欲用冗长的招安来讲述好汉们在特定社会背景中的处境以及他们的无奈出路相违背，违反了尊重作者意图伦理。
3. 2 主体性:变译伦理中译者之得
传统翻译观崇尚译者“隐形论”，认为理想的译文应该透明得像一块玻璃，让读者感觉不到译者的存在，不像在读翻译作品(Venuti，1995:1 －42)。而新的翻译观，如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兴起的翻译解构主义派主张用辩证、动态、发展的哲学观看待翻译，认为译文与原文是一种共生关系，而不仅仅是模仿与被模仿的关系(赵小兵，2004:82)。这就要求译者从“幕后”走向“台前”，“显身”于翻译活动中。
变译便是顺应这一趋势，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实现译者价值伦理的凸显。
首先，从变译的取材到实际的翻译操作都是译者阅读、比较、分析、鉴别、取舍、组织语言能力得到综合体现的过程(黄忠廉，2002:261)。译者从原文本中选择读者需要的内容，选择适宜自己的翻译风格，选择适于读者理解，顺应目的语的表达都是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表现。如某情景喜剧中的对话:原文:You are lifesaver．译文:你真是及时雨。
Lifesaver 在英语中是“救生者”的意思，意指关键时刻能予人以重要帮助。而汉语“及时雨”来自于《水浒传》中的典故，有“及时雨”宋江之说，讲的是宋江急人所急、善于济危解困的行为，后来人们把在关键时刻能解救危难的人或事比喻成“及时雨”。
此处，译者将 lifesaver 改译成“及时雨”是译者深知这两个词各自的文化内涵，发挥主观能动性，判断出原文意图，运用顺应目的语读者语言表达，实现译者能力伦理的综合体现。
其次，译者价值伦理的彰显。一方面，变译通过变译者的劳动实现作者、译者和读者的三方对话，提供给读者享用和消费的译作。另一方面，以往的翻译限制译者的发挥空间，译者只能按照固定的模式活动，而变译将译者解放出来，尊重译者的创造性，其地位得到提高，彰显了译者价值伦理。诺奖获得者莫言的作品之所以被成功推荐到国外，与其译者在翻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是分不开的。如葛浩文在翻译《红高粱家族》时灵活运用各种变译方法，不仅实现了读者与作者的沟通，而且得到了原作者的肯定，实现了译者价值伦理。
3. 3 需求:变译伦理中读者之得
读者是变译活动的起点，亦是其终点(黄忠廉，2002:262)。满足读者的价值需求是变译活动的目的，同时译作的价值也在追求满足读者的价值需求过程中得到实现。从变译的定义“为满足读者的特殊要求”看出，整个变译活动是以读者的需求为基点，这不仅包括读者知识层面需求的满足，而且包含其审美追求和心灵享受需求的满足。如在情景剧翻译中，根据读者，即观众的喜好和文化，为迎合其理解和反应，译者会适度改变原文的措辞，选择符合观众习惯的表达。
原文:A new queen will arrive while the old queenis still in power，when this happens，the old queen musteither locate to a new hive or engage in a battle to thedeath until only a queen remains．译文:新的蜂王会在老蜂王还在位时闯进来，此时，老蜂王要么另谋出路，要么就去拼个你死我活。
新老蜂王相遇会决斗出生死胜负，是中英读者都熟知的适者生存理论的体现。译文中译者用“另谋出路”和“拼个你死我活”翻译 locate to a new hive和 engage in a battle to the death，而不是更接近原意的“寻找新的蜂巢”和“战斗到死”，一方面顺应了典型的中文表达习惯，另一方面让观众脑海中的画面感变得立体而形象，获得感官和心灵的享受。
严复以中国的士大夫、上层知识分子和官僚阶层为读者对象，采用他们所心仪的古雅体进行翻译(陈福康，2009:109)，极大地服务了这类读者群，使之得到了其所需要的知识，同时，古雅体让其审美获得满足。又如梅贻宝灵活采用符合学术型研究的变译策略选译《墨子》53 篇中的 36 篇，译作满足了对中国哲学感兴趣并有所了解的英美读者群，本人也受到西方哲学界的高度褒奖。
4 变译伦理中文化的“舍”与“得”
20 世纪 70 年代，霍姆斯等人开始突破语言藩篱，将翻译置于社会文化中研究，以此唤醒研究者从文化视角进行翻译研究，开启了翻译的“文化转向”(王洪涛，2008:201)。翻译属于一种对话，是译者、作者和读者的对话，也是目的语和原语的对话，更是译入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对话。
4. 1 多样性:变译伦理中个性之舍
文化是一个民族传统积淀的产物，不同民族的文化内容都不尽相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强，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成了当今文化研究的主题，语言是文化的重要部分，维护语言的多样性尤为重要(许钧，2005:4)。翻译作为沟通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之间的媒介，为维护文化多样性做出了贡献。韦努蒂认为翻译最重要的功能是对文化身份的塑造，首先表现在翻译操控异域文化的再现，从而塑造异域文化的特定形象(Venuti，1998:67)。以目的语读者为取向的变译活动表现尤为明显，变译方法的使用会在某种程度上磨灭异语文化的地方性、民族、历史和个性特点，操控异域文化再现，不利于文化多样性的出现，甚至会出现文化霸权现象。泰戈尔在自译诗歌时，为迎合英国殖民者传播基督教义的需要，主要选译内容上集中宣传宗教信仰的文本，而不是再现印度历史和传统文化，这一方面导致他在国内受到批判，被认为是殖民主义和霸权文化的可悲追随者;另一方面，抹去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变译、不利于世界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这显然有悖于实现世界文化多样性伦理。
4. 2 融合性:变译伦理中共性之得
随着世界经济的交流和联系更为紧密，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也以更为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出现，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不同语言中包含不同的文化差异，认识并从这种差异中观照自己，取其精华，以此丰富原语文化是翻译的追求，变译同样如此。变译具有速度和效率的优势，变译的深入，会加快译语文化在目的语国家的传播，供读者取其精华、为之所用，促成与目的语文化的融合。如梁启超为唤醒民族意识，选择对我国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书译之，并且在确保读者“深知其意”的前提下增删、颠倒。如此变译活动的进行，使得西方启蒙思想在近代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实现了西方文化在我国本土文化土壤中的生根发芽。同样，为满足当时西方人的文化心理需求，译者林语堂翻译《吾国吾民》时采取了相应的变通手段和策略，将东方人镇静、平和、从容的世界观呈现在西方读者面前(卞建华，2005:49) ，这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文化偏见，让更多的西方读者了解并接受中国文化，使得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由冲突转向融合，这是顺应世界文化融合性伦理的显现。
5 结语
变译作为翻译中与全译对应而非对立的部分，历经十多年的潜心研究，已经初成体系，一方面开始深入指导翻译实践活动，另一方面也丰富了翻译的内涵，引导研究者以新的视角和标准看待翻译，有利于翻译自身的发展。
变译属于一种对话，但对话双方或许都有各自的优缺点，我们需要去做出取舍的选择，在进行变译时，在这种取舍选择过程中，需要我们结合现在的和传统的伦理标准来对变译文本、变译主体、变译文化进行选择，做出评判。
参考文献:
［1］ 卞建华． 对林语堂“文化变译”的再思考［J］． 上海翻译，2005(1):49.
［2］ 陈大亮． 谁是翻译主体［J］． 中国翻译，2004(2):5.
［3］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109.
［4］ 胡东平，魏娟． 翻译“创造性叛逆”: 一种深度忠实［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10(1) :83.
［5］ 黄忠廉． 变译理论［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29，261.
［6］ 黄忠廉，等． 翻译方法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