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自 2003 年起，先后于上海(上海大学，2003)、广州(南方医科大学，2006)、北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2009)、上海(上海大学，2011) 、西安( 西安外国语大学，2013) 举行，迄今一共举办了 5 届，历时 11 年。作为亲历者，笔者不仅有幸出席了历届会议，更是亲身感受了我国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由开拓起步到成熟稳定、由分散研究到形成合力、由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的发展全过程。
应用翻译理论研究能走到今天，形成如此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态势，得益于诸多有利因素。这里面既有国内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也有国内学界良好的学术氛围，更有国内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历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的作用功不可没，因为正是这一届又一届的国内应用翻译研讨会，起到了凝聚共识、壮大队伍、稳定方向、推陈出新、繁荣学术的重大作用，在国内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高潮。
而这一切，离不开中国译协历届领导、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翻译》编辑部的主导作用，其中以方梦之、林戊荪、尹承东、黄友义等诸位先生引领支持。正是他们的远见卓识，勇立潮头、敢为人先，在国内首次竖起应用翻译研究这面大旗，创建了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这一学术平台，聚国内众多专家学者、精英才俊于麾下，共襄“译”举、探索创新，带出了一支勇于创新的应用翻译研究队伍，有力推动了我国译学研究的快速发展与繁荣。
一、历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回眸
第一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由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发起、中国译协和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举办，于 2003 年 9 月 18-21 日在上海大学乐乎新楼召开。据会议报导，120 名与会者来自全国 20 余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其中有教师、译者、编辑和翻译公司的经理，共收到论文 85 篇，涉及应用翻译的理论和原则、范畴和体系、策略和方法、教学和教材，以及许多具体的译法研究，涵盖了政论、广告、科技、新闻、商贸、旅游、法律、警务、军语、外事、财经、针灸、WTO 文书、词典翻译、机器翻译以及翻译市场等各个领域。会间，《外国语》、《中国翻译》、《中国科技翻译》、《上海科技翻译》、《科技英语学习》等期刊与一些京、沪出版单位联合举行了读者座谈会。“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来进一步研究应用翻译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讨论应用翻译的市场前景和适应未来市场的翻译教学问题，并探讨针对语言本身变化和词汇内涵改变的创新译法，是十分必要的。这就是 2003 年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发起的缘由。”(方梦之，2003b)“从全国范围而言，应用翻译有系统的专门研究始于本次研讨会。林戊荪先生在会议的闭幕词中称，这次会议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应用翻译开始深入研究。”(方梦之，2003a)。
第二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以中国译协和上海译协的名义，由广东省译协和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共同主办、南方医科大学承办，于 2006 年 11 月11 ～14 日在广州从化召开，来自各省、市及港、澳的 60多所高校和其他部门的 120 多名代表参会研讨。会议主题为“迎奥运，盼世博，全方位、多视角开展应用翻译研究”，理论研讨涵盖“应用翻译理论研究”、“应用翻译实践(科技、医学、法律、商贸、金融、新闻、旅游及社科翻译等)研究”、“应用翻译人才培养”、“应用翻译与奥运、与世博、与 WTO”等多个方面。大会主旨发言有中国译协副会长尹承东(中国翻译服务行业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中国海洋大学杨自俭(试论应用翻译)、浙江大学郭建中(重写或改写:科普翻译的一个实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穆雷(应用翻译人才的培养模式)、上海海事大学王大伟(关于宏观翻译理论走向应用)等。会间还召开《中国译学大辞典》编委会会议。
第三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无论在议程和规模上都有了重大突破，研讨内容涵盖面广。会议由中国译协、《上海翻译》编辑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联合主办，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承办，于 2009 年9 月17 ～ 19 日在北京蟹岛度假村召开。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翻译部门、翻译机构的 100 多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交流切磋，收到论文近百篇，会议主题为“中国文化软实力与应用翻译研究”，宗旨为探讨全球文化语境下旅游翻译理论与实践，旅游翻译教学与研究，应用翻译与旅游翻译，应用翻译教学与研究，中国国家形象、区域形象、企业形象的推广，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国际营销推广等，起点高、领域宽，理论研究与实践探讨并举。作大会主题发言的有上海大学方梦之(应用文体翻译的理论体系与范畴)、浙江大学陈刚(“专业化”与“学术化”之结合)、深圳市翻译协会会长王宗维(深圳市公共场所双语标示工作实践与思考)、北京外国语大学马会娟(汉英翻译教程中的翻译标准问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刘季春(独立成篇:超越“忠实”的忠实)、西安外国语大学杨红英(构建顺应旅游发展趋势的旅游翻译研究范畴)等。此外，会议还邀请南北资深翻译家代表林戊荪、过家鼎、施燕华、尹承东、方梦之、丁衡祁等与青年学者面对面交流，共同探讨翻译的苦乐真谛。
第四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由中国译协和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主办，于 2011 年 4 月 15-17 日在上海大学乐乎新楼召开。180 余人出席会议，“会议收到论文203 篇，研究内容涉及翻译理论、翻译教学和翻译实践，涵盖口、笔译研究，研究范式从语言的、文化的、跨学科的到实证的，研究内容涉及社会生活、对外宣传、生产领域、经营贸易、科学技术、法律法规等方方面面，教学研究的对象层次包含从高职高专到研究生的各级各类。
这是我国现阶段应用翻译研究的一个缩影。”(《上海翻译》，2011)大会主旨发言有复旦大学何刚强(翻译能力面面观)、澳门大学张美芳(“中庸之道”译赞辞———翻译李肇星先生赞辞有感)、澳门理工学院胡庚申(应用翻译研究的生态翻译学视角)、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曾利沙(从语境参数论看范畴概念“活动”英译的实与虚———兼论翻译研究的经验模块与理论模块的建构)、黑龙江大学黄忠廉(应用翻译学创建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吕和发、蒋璐(《公示语汉英翻译教程》编写的几点思考)等。“这是一次代表性广泛、主题展开充分、学术含量较高的会议。”(《上海翻译》，2011)更是国内应用翻译研究专家学者的一次盛会，也是对我国应用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队伍的又一次全面检阅。正如黄友义先生在开幕词中所言，“……中国的经济和国际地位决定了今后需要更多的应用翻译人才，这次研讨会就是在这样一个新的背景下，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召开的，的确意义重大。”(同上)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中国译学大辞典》(方梦之主编)首发式，这部代表我国翻译学科标志性成就的鸿篇巨著隆重问世，意义重大。
第五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于 2013 年 5 月18 日在西安举行，由中国翻译协会与西安外国语大学联合主办，西大外语学院承办，《中国翻译》编辑部、《外语教学》编辑部、《上海翻译》编辑部等单位协办。研讨会以“应用翻译与全球信息共享”为主题，旨在通过广泛交流，提高应用翻译研究水平和层次，培养高素质应用型翻译人才，促进语言服务产业规范发展，支持国际文化传播、经济合作和科技创新。两岸四地 100 余所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及翻译业界近 300 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盛况空前。黄忠廉(应用翻译学之名与实)、曾利沙(应用翻译理论范畴建构与拓展的方法论)、穆雷(专业翻译教育如何适应语言服务业的发展)、张美芳(文本类型、翻译目的及翻译策略)、何刚强(翻译教学五问)、刘和平(口译能力发展及评估)等相继在大会上做主旨发言。无论是理论深度还是研究范围，这次会议都有了新的突破。会议期间还举办了“应用翻译学学科建设座谈会”和“应用翻译理论与教学文库”中《应用翻译学》一书的首发式，黄忠廉、方梦之、李亚舒、何刚强教授等与国防工业出版社共同主持了仪式，众多国内专家学者见证了这一重大时刻。
回顾历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之所以一次比一次成功，规模一次比一次壮大，影响一次比一次深远，得益于中国译协以及方梦之、林戊荪、尹承东、黄友义等先生的精心策划与指导，得益于全国应用翻译研究领域广大同仁的不懈开拓。
二、历届研讨会理论创新剪影
第一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上海，2003)理论研讨亮点在于，首次在国内竖起了“应用翻译研究”这面理论大旗。笔者记得，“应用翻译”这一学科名称，连同其英译文“pragmatic translation”，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正式亮相，且一直沿用至今。由于此前我国的应用翻译研究一直比较分散、薄弱，此次会议为全国应用翻译界起步之举，因而其理论探讨大多焦聚于应用翻译的标准和原则，不同文本和客户要求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我国翻译市场的发育和成长分析，针对语言本身变化和词汇内涵改变的创新译法等等。会议理论深度不够，在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上，似乎尚未达成明显共识，故而交流切磋、谋求共识、凝聚力量成为会议研讨重点。
第二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广州，2006)召开之时，国内应用翻译界的理论意识有所加强，出版了一大批应用翻译研究的著作，特别是随着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和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临近，“第二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就是要交流经验，探讨理论，解决应用翻译研究与实践面临的难点、问题，以促进中国应用翻译研究的健康发展。”“会议检阅了三年来应用翻译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也讨论了存在的问题”。主要成绩有:“一、理论意识加强;二、研究范围拓宽;三、研究与教学相结合。”(林夕，2007)在笔者的记忆中，“公示语翻译”似乎成为此次会议理论研讨的亮点，尤其是北二外吕和发教授带领的学术团队，其研究成果引人注目，为会议的理论探讨拓展了新的领域。
第三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北京，2009)应该说在理论研讨上掀起了一次高潮。大批国内翻译研究学者和专家云集北京，“就应用翻译学的学术动态及发展趋势、应用翻译学教学与高校翻译教学的互动、应用翻译学高端人才的培养、多语种应用翻译学科建设的可能性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多视角、多语种的研讨与交流碰撞出许多思想的火花，启迪我们在应用翻译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方面不断地反思与探索。”(蒋璐，吕和发，2010:2)共同探讨应用翻译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大大提升了此次会议理论研讨的学术水准。其中，吕和发提出的“全球化营销翻译”这一话题引人注目，他将营销翻译与经济全球化结合，借鉴跨文化交际和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对营销传播过程中各参与要素的功能与特点进行了系统性分析和探讨，拓宽了应用翻译研究的领域，在理论创新上有所突破，成为此次会议新的亮点之一。
第四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上海，2011) 期间，黄忠廉提出“应用翻译学创建论”的构想，对应用翻译学创建的可能性、可行性及建立应用翻译学的学术价值等问题进行了详尽阐释，在应用翻译研究系统性理论的创建上有了重大突破;曾利沙提出了“翻译研究的经验模块与理论模块的建构”这一范畴理论，强调“经验与理论模块的建构反映出‘以类度类’和‘以道观之’(《荀子·非相》)的认识论，随着实践的深化不断修正和完善自身，具有开放性，是应用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范式。”两位学者的理论创新引发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反响和呼应，为应用翻译的理论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开拓了新的视野、展示了新的途径。会间，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和方梦之、黄忠廉、李亚舒三位教授牵头，成立了《应用翻译理论与教学文库》专家委员会，聚集了国内一大批知名学者专家，成为此次会议的亮点。
第五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西安，2013)的学术氛围更为浓郁，理论研究成果更为丰硕，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和理论创新。黄忠廉的“应用翻译学”理论、曾利沙的“应用翻译理论范畴建构与拓展的方法论”、刘和平和西安外国语大学贺莺都谈到的“全人培养模式”、许建忠的“全球化时代的翻译经济”、任东升的“国家翻译实践的理念”、王华树的“以产业链为基础的应用翻译研究”的设想，都因其理论上的创新性和时代感而成为会议的亮点，理论创新成果丰硕。
从历届研讨会的理论研讨来看，始终紧扣“应用翻译”这一主题，充分展示了我国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探索过程，即:凝聚共识———稳定队伍———探索理 论———步 入 正 轨———形 成 规 模———掀 起 高潮———理论创新，一步一个脚印，一次会议一种新气象，伴随着历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我国的应用翻译理论研究也稳步驶入了全面发展的快车道。
更重要的是，正是这一次又一次的全国性会议，使国内众多志同道合的学界同仁、精英才俊齐聚一堂、交流切磋，通过思想的碰撞和智慧的启迪，推陈出新、后来居上，催生出一个又一个富有真知灼见、灵动深邃的创造性思想和见解，使研讨会真正成为了理论创新的发动机、加油站和催化器，展示了我国应用翻译理论研究兴旺发达、后继有人的大好前景。
三、国内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问题与展望
纵观我国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现状，一言以蔽之:形势喜人，问题不少。“现有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研 究 大 多 遵 循‘实 践———现 象———问 题———性质———特点———归纳———概括’式研究路向，即基于对有限翻译实践问题的经验总结，提出对策性原则，形成概念或命题化表征。其不足之处在于抽象孤立的概念或命题难以对具体复杂的应用翻译实践给予有理据的阐释，尤其是对翻译教学缺乏可描写和可证性的方法论指导。应用翻译学强调的是宏———微观相统一的系统性研究，需要建立核心理论范畴以及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开放式经验模块与理论模块，这样才能为理论与实践的桥接找到中介物———技术理论范畴，即在实践主体的主观认识和实践客体的区间规律性之间形成认识结构、实践结构和方法论结构的统一。”(曾利沙，2001)可喜的是，国内不少翻译研究学者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不少富有建设性的见解。例如，方梦之先生很早前(2006)就提出了他的“译学的‘一体三环’”的设想，厘清了翻译本体与语言学、文化学以及其他交叉学科的辩证关系，为译学研究，特别是“应用翻译学”的建构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框架和学理依据。此后(2011)，又进一步对“应用翻译学”在译学体系中的位置进行了界定，将“应用翻译理论”与“文学翻译理论”并列，共置于“专门理论”项下，并划定了“应用翻译学”的六个子系统，即:宏观理论、中观理论、微观理论、分类研究、术语研究和本地化与全球化，勾勒出了一个科学合理、全面系统的翻译研究体系分布图(详见方梦之:2011)，为建构“应用翻译学”的宏观体系提供了清晰的设计蓝图。
曾利沙也曾就此提出他的见解:“从国内外应用翻译理论现状看，亟需从多角度进行系统整合性研究，而系统整合性研究的关键在于建构出宏—中—微观层次上下贯通的应用逻辑范畴。”(曾利沙:2008)并且，“我国应用翻译学理论与实践研究有必要借鉴西方科学理论学派的研究思想和科学方法论。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由三部分组成，即数学和逻辑、形式与框框、部分的归类规则(卡尔那普，1999:333-337)。归类规则是科学研究的基础，没有对散乱现象按照一定规则进行归类认识就难以发现事物间的共性与殊性，一切分析将无从入手。形式与框框是指由一系列相辅相成的具有理论形态的概念和命题组成的分析框架或模式，将归类出的对象纳入特定形式框架或模式内进行分析，以便深入发现对象的本质和对象间的关系本质，从而达到对研究对象较全面的认识。”(曾利沙:2011)黄忠廉也认为，“应用翻译研究既包括译学基本原理和其他学科理论的应用研究，更包括应用翻译本身的理论研究。底子薄、起步晚、重微观、分散型的应用翻译研究仍需系统化和理论化，具体涉及商务、科技、时政、旅游等部门翻译学、应用翻译学各分支学科及其对象、范围、分类、规律、原则等基本范畴，应用翻译学与理论翻译学的关系，翻译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等。”(黄忠廉，2013:V)因而，他也提出了应用翻译学研究的三个层面，即“核心层”(研究应用翻译)、中间层(研究基本理论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和外围层(研究其他学科理论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应用以及译论在其他领域中的应用)(黄忠廉，2012)。这一思想在他与方梦之、李亚舒共同主编出版的《应用翻译学》(2013)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应该说，随着大量西方先进译学思想的引入，我们的译学研究已基本走完了“革旧”之路，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经验式、随感式、印象式”研究方法大多已被革除，“研究范式由语文学发展到语言学，由语言学发展到多学科研究，又从‘文化转向’而至多元整合。”(方梦之，2011)而“创新”之举也正如火如荼、方兴未艾:“我国译界学者在中国传统译论的基础上，结合西方译论，在语言学翻译研究、多学科翻译研究、文化翻译研究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西方译论在我国译坛的绝对强势已发生根本变化，国人翻译理论上的‘失语症’已在逐渐治愈。”(同上)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当下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短板，仍在于缺乏其科学系统的学科核心理论。我们有必要在全面消化吸收西方先进译学理论的基础上，借鉴其科学理论学派的研究思想和科学方法论，对现有的研究范式及其资源予以“优化”和“整合”，推陈出新，“再生”出我们自己的以学理判断为依据的源发性内在宏观理论体系。因而，摈除门户之见，强强联手、整合资源、博采众长，举全国之力打造我国应用翻译高层理论研究队伍的“航母战斗群”，应该是我们理论创新的可行性手段之一。
试想，我们有如此高端的全国学术平台，有如此各路高手云集的研究队伍，为何不以更强大的组合、更优化的配置、更宽广的视野、更高端的水准、更科学的体系，夯实我们的学科基础，全面打造我国应用翻译宏观核心理论的“升级版”呢?
其次，形势在变化，时代在前进。随着网络信息化的普及和翻译职业化的出现，例如大量计算机翻译辅助软件在翻译操作上的应用，当今的翻译操作方式早已今非昔比。往日人们苦心孤诣琢磨出来的众多翻译“技巧”与“译法”、连篇累牍的各类纸质翻译参考文献，在今天强大的网络与计算机翻译数据库面前，早已不敌键盘的敲击，“弹指一挥间”，优势顿失。“近些年来，信息技术突飞猛进，语言服务行业日新月异，语言服务行业需求空前增长，多样化和专业化趋势日益凸显，翻译技术和工具层出不穷，功能越来越完善，并出现多技术融合的趋势;翻译流程和翻译环境不断完善，系统从 C/S 发展到 B/S 架构为主，并逐步走向云技术。这些变化远远超出了传统翻译教育者的视野范围，估计 James Holmes 当初构建翻译研究蓝图的时候也没有预料到语言服务行业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也许‘Translation Stud-ies’在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会出现‘TechnologicalTurn’。”( 王华树:2012) 这一动向，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人们行为方式的转变，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这一断言成为现实。
四、结语
“当今的翻译发展已经进入了以实用文献为主流翻译对象的‘非文学翻译阶段’”，因而国际译联(FTT)2009 年在其发布的国际翻译日庆祝主题“合作翻译”(working together)中明确指出，“译者苦心孤诣、独铸辉煌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The days ofthe fiercely solitary translator working in splendid isola-tion are numbered)，它要求我们‘以全新的视角来关注我们强调合作翻译的原因和方式’(to take a freshlook at why and how it pays to join forces) ”( 转引自谢天振，2012)。据此他做出了如下断言:“我们今天的翻译已经从‘书房’进入到了‘作坊’，对翻译史而言，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已经是翻译的职业化时代了。”(同上)“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新的时代在召唤新的思想、新的理论。在当今翻译的“信息化”、“职业化”时代，只有不断进取、开拓创新，才能克服当下应用翻译学理论研究“底子薄”、“不易理论化”(黄忠廉，2013:IV)的短板，进一步推动体系建设和系统理论创新，为应用翻译学的创建和完善不断探索，构建更科学的理论框架和学理依据，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新形势下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需要。时不我待，任重道远，是以笔者特撰此文，感怀励志，与各位同仁共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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