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解构主义就是要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重新建立新的秩序。解构主义的一大特点就是反对结构主义所提倡的二元对立，反对“真理的、第一性的东西”，即一系列的逻各斯，认为没有权威或是中心。解构主义者的重要分析方法是观察二元对立，最后认为这些“二元”分类实际上不是以任何固定或绝对的形式存在着的。
解构主义产生以后，许多学术领域都借其研究和思想拓展了自己研究的新视野，在翻译研究领域也形成了解构主义学派，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Venuti) 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的创新在于从文化学视野建立解构主义异化翻译理论。语言文字不只是一种符号系统，而且是文化载体，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的语言交际行动。韦努蒂认为翻译面对两种文化差异，不可能完全忠于原文。他以“抵抗式翻译”解构英美文化霸权主义，以彰显译者的主体性解构“译者隐身”，以读者与作者断裂解构“忠实观”。
2 以“抵抗式翻译”解构英美文化霸权主义
要么“译者尽量不惊动原作者，让读者向他靠近，要么不干扰读者，请作者向读者靠近。”(转引自杰里米·芒迪《翻译学导读》，2001:28)这是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在一次名为《论翻译的不同方法》的演讲中提出的。上文所说的两种方法，一个是让作者向读者靠拢，另一种是向作者靠拢，分别对应的是“归化”和“异化”，施莱尔马赫提倡的是“异化”。他认为翻译越是忠于原文本的语言特色和修辞，译作对读者就越是异国化。
韦努蒂的异化翻译(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的内涵则比施莱尔马赫的更加丰富，不光涵盖了翻译策略，还包括对于外国文本的选择。他将翻译置于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中，考察了在翻译中英语国家文化的霸权主义(在英美文化中，提倡的是通顺的“归化”翻译策略，这其实是对原语弱势文化的侵吞)。针对这种文化霸权主义和不平等现象，韦努蒂提倡一种抵抗(resistancy)的翻译策略。这同异化是异曲同工的。“这种翻译不仅避免译文通顺，而且对目的语文化提出挑战，因为通顺的翻译是以目的语文化的种族主义对外国文本进行篡改。”(郭建中，2000:50)这种翻译策略上的抵抗，实际上就是打破英语国家的中心、权威地位，是一种对文化政治霸权的解构。
韦努蒂提出以“抵抗式翻译”解构英美文化霸权主义是有其社会背景和理论基础的。
第一、韦努蒂是美国的意大利裔。当时英国和美国在政治、经济上处于世界主宰地位，文化上也凸显英美文化的话语霸权。意大利当时还是一个边缘国家。韦努蒂作为意大利裔，对英美文化霸权有对抗不平等的心态，把翻译与话语权、殖民主义联系起来，希望翻译保留某些文化的差异，要求文化平等。
第二、韦努蒂继承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从言语的异差发展为文化的差异，使翻译的目的语中形成文化差异。他认为:“翻译是译者在理解的前提下，用目的语中的能指链来替代源语文本中的能指链的过程”。
韦努蒂的异化与归化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破除有余而建立不足。解构主义翻译研究者们对翻译的贡献在于提出“解构”的研究方法。郭建中指出解构主义者只是用翻译这种现象来说明他们的哲学和语言哲学的思想。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描写性或规范性的翻译原则、模式和方法，也没有深定探讨具体的翻译过程，(郭建中，1999:9) 其研究范式的不完整以及缺乏为翻译研究制定的解构主义研究原则，就无法采用特定的研究手段和方法研究特定问题并解决问题。在用解构主义解构了结构以及翻译中的问题后，却没有进行相应的建构。正如吕俊所说解构的目的绝不是把原来的结构拆成一堆碎片后就置之不理了，而是在拆解之后的重构(reconstruction)。(吕俊，2002:53)
3 彰显译者的主体性解构译者的“隐身”
韦努蒂在其《译者的隐身》中的开头就引用诺曼·夏皮罗(Norman Shapiro)的这段话:“我认为，译文应力求透明，以致看起来不像译文，好的翻译像一块玻璃。只有玻璃上的一些小小的瑕疵———擦痕和气泡。当然，理想的是最好什么也没有，译文应该永远不会引起读者感到他们是在读译作。”(韦努蒂，1995:1)韦努蒂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夏皮罗说的译文的“透明”其实就是韦努蒂所指的“不可见性”(invisibility)。这种翻译法就是要求译者采用通顺易懂的翻译策略，使用当代用语，保持句法的连贯性。它强调的是原作者和原文，从而抹煞了译者的努力。韦努蒂认为，译者的隐身可以看作是不对等关系的一种神秘化的说法，成功地掩盖了英语翻译中的多重因素和由此产生的效果，掩盖了所隐含的多重等级关系和隐含这种等级关系的排他性。
显然，韦努蒂所针对的是将其他民族的作品译入现在占主流地位英美文化当中。他反对以西方翻译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通顺的翻译策略。译者的“隐身”实际上就是对主流目的语文化的一种妥协和趋同，损坏了外来文本和文化的译入，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们，大大提升了译者和译作的地位，例如说原作在原语环境外的存在是要依靠译作，原文取决于译文。原作产生之后，不再与作者有联系，原作的生命由译作来延续，此任务由译者来完成。成为一个指出系统(王一多，1998:35)有人会认为解构主义者们过分夸大了译作和译者的地位，忽视了原作和原作者。周晓梅也认为，“主体与客体应当彼此交融、相互促进。诚然，在翻译过程中应当发挥译者的全体性，使客体更好地满足主体的需要，实现译作的社会价值，但如若一味地强调译作的独立性，会使译作和原作偏离太远，译作非但不能成为透明的玻璃，反而会成为朦胧的迷雾，遮住了原作的本来面貌，妨碍了读者领略原作的风采和光芒。(周晓梅，2006:64)笔者试图勾勒出原作，原作者，译作，译者这四者的关系，如图所示：【图】
韦努蒂反对译者“隐身”，主要目的在于彰显译者的主体地位，反对抹杀外来文化的译入，批判英美文化的排外主义。但其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明确界定译者“现身”的原则和“度”。译者首先是读者，但不能完全等同于读者。读者的个性化阅读，读者的“现身”，不能代替译者。译者的翻译必然受到原作的制约，译者现身应有个“度”。
另外，翻译是为操目的语的读者服务的，适当的“透明”“通顺”也有其客观需要，但也不能过分，不能排斥外来文化的差异。
4 从“读者与作者断裂”解构翻译的“忠实”观
在解构主义应用到翻译之前，人们关注的焦点多是如何将高高在上的作者安放在原文本中的意思忠实地传达给读者。但原文本的中心意思被认为是不存在的，忠实观受到挑战。正如巴尔特所作的葱头比喻，这个葱头没有心，没有内核，没有隐秘。在解构学派看来，原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断裂了，文本不存在终极意义，意义是不同读者在文本中自己获取的。因而，这种意义对读者不是固定不变的，每一位读者对意义的解读可能各有不同。那么译者在承担翻译任务前，其所扮演的角色是读者，这时他/她获得的意义与原文本或说作者安放在作品中的意义，必定是不会像扫描仪那样丝毫不差。不同时期的读者对文体有不同的理解，原文便总是在不断地被改写和重建;纯粹意义上的原文并不存在;除了文本之外，作者本身也是时代的产物，作家的作品体现的不只是作家自己，而且打上时代的烙印，从而，解构主义对忠实观发起了挑战。
对此，韦努蒂进一步指出:“译文是永远不可能‘忠实’于原文的，多少总是有点‘自由’发挥。它的本体从来不确定，总是存在对原文的增减。它也从来不可能是透明的表述，而只能是一种诠释的转化，把外语文本里的多义与歧义显露出来 ，又代入同样多面、同样分歧的意义。”(韦努蒂，1992:8)传统观念认为，作者是一个独特文本的原创者，文本是作者抒发自我感情的场所，他对文本有绝对的权威和最终的解释权，而译者的工作只能是对原文的模仿，译文既不抒发自我感情，也不独特，是原文的派生物。这一观念长久地统治着译界，决定性地将译者放在从属于作者、翻译从属于创作的地位(任淑坤，2004:56) 韦努蒂则借用了Philip Lewis“随意的忠实”( abusive fidelity) 的概念来说明自己的翻译策略。他说:“在翻译德里达讲稿的过程中，我试图贯彻他的翻译思想，实践其他理论家在他的思想启发下形成的观念，实践其他翻译家在他的思想影响下总结出的经验。具体说，就是坚持尽可能地接近他的法语，尽量模仿他的句子结构，用字风格和排印特点，努力创造出相似的效果———哪怕这种摹仿可能使英语文本中出现陌生的表达形式。”(转引自杰里米·芒迪《翻译学导读》，2001:173)韦努蒂说:“随意的忠实”将译者的注意力从所指转向能指，转向声韵、句法和错位的结构，尝试揭示原文意义的不确定性。Lewis 说“任何一个译者，若旨在再现原文恣意构造的特征，最终都会对翻译赖以存在的语言和观念有暴力作用，对原文具有很大的反作用力。”(韦努蒂，1995: 291)巴尔特从语言学入手废除作者的权威性身份。在1968 年的《作者之死》一文中提出惊世骇俗的观点“作者死了”，解构了作者，将其彻底抛弃了。他在《从作品到文本》中区分了“作品”与“文本”，作品是感性存在的固定客体，静态的，拥有部分书面空间;而文本是一种方法论的领域，是动态的生成过程，是非有形的固定实体，在其创造过程中才能感受。
文本是开放的，其能指也是多种多样，意义的流转取决读者。谢天振教授对此进行了这样的解读:“原文的意义是译者个人从文本摘取的东西，而非高高在上的原作者安放在文本中的东西。”(谢天振，2007:184) 这样，译者的地位就大大的获得了提高。
韦努蒂对“忠实”观看法有不足之处。当原文作者已“死”，文本的终极意义又不存在，忠实观也受到质疑。
5 结语
解构主义为翻译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提高了译者的主体性地位。韦努蒂从文化学视野反对英美文化的中心主义，提出了异化翻译策略和抵抗式翻译，彰显文化的翻译身份，挑战翻译“忠实”观，发展了解构主义在译学理论中的研究。但是，现有的解构主义译学理论过于宏观，缺乏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上的描述。当文本中心意思受到质疑，原文作者已“死”，我们对原文本进行翻译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或是对译本进行评价，以及译者如何发挥其主体性作用，这些都需要做进一步的阐释。
参考文献:
［1］ 郭建中． 韦努蒂及解构主义的翻译策略［J］． 中国翻译，2000(1)．
［2］ 郭建中． 论解构主义翻译思想［J］． 上海科技翻译，1999(1) ．
［3］ 吕俊． 翻译学应从解构主义那里学些什么———对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译学研究的反思［J］． 外国语，2002(5)．
［4］ 任淑坤． 解构主义翻译观刍议—兼论韦努蒂的翻译思想和策略［J］． 外语与语教学，2004(11)．
［5］ 王一多． 解构主义与翻译理论［J］． 福建外语 ( 季刊)，19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