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慈善责任被誉作企业社会责任的最高表现形式，位于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的顶端。在我国，家族企业的慈善行为古来有之，早在春秋时期，着名的陶朱公范蠡就有“十九年之中，三年千金，再分散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史记·货殖列传》）之说。近年来，家族企业的慈善捐赠逐渐成为中国慈善事业的中坚力量，2012年5月8日，胡润研究院发布《2012胡润慈善榜》，曹德旺 （家族）以最近一年36.4亿元的捐赠额蝉联“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称号。
2012年6月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2011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核心数据显示，按捐赠人的职业特征来看，2011年企业经营者或所有者的捐赠最多，约239.02亿元，占个人捐赠总额的89.5%。那么，是什么促使家族企业所有者履行慈善捐赠的社会责任？
已有文献对家族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还很欠缺。有关公司慈善行为的研究指出，在中国，慈善捐赠显着增加高管当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机会，是企业建立和维持政治联系的重要手段。有研究表明，政治联系对于私营企业（家）而言非常关键，因为它不仅可以作为现有不完善正式制度的替代，是组织获取合法性的一个重要途径，还能为企业获得诸如信贷便利、税收优惠、财政补贴、行业准入管制放松等寻租收益。在中国，为了克服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企业家积极参与政治，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领导、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牵头、联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进行的2012年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企业中，约42.25%的企业主是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而在企业主当党代表的考察上，有官员明确表示“主要就看其对社会的贡献，而贡献，除了企业发展，更多则体现在捐款上”。
家族企业区别于非家族企业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家族涉入企业经营并运用家族关系或家族社会资本来实现企业目标，虽然有关家族社会资本的研究认同家族关系对企业绩效具有正面和负面的效应，但是对家族政治联系在企业决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了解甚少。本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探讨家族企业主的政治联系对慈善捐赠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弥补已有文献的缺陷。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政治联系与慈善捐赠
中国自古就有“商而优则仕”、“富人参政”的现象，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用东郭咸阳、孔仅及桑弘羊理财；到了近代，以胡雪岩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家为了得到官府认可买“官帽”，从而成为政商两栖的“红顶商人”；再到改革开放后民族资本家荣毅仁曾担任国家副主席。
在中国社会结构中，政府和家族是最强有力的两种组织力量，在市场尚未健全、法治尚不完善的转型期，家族企业往往与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这其中既有规避侵害、谋求政治合法性的需要，又有趋利、谋求政治租金的目的。
Morck等（2000） 对加拿大家族企业的研究认为富裕家族对企业的控制使得政治寻租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而对于建立政治联系方式的选择上，在一些法律规制薄弱的国家，企业常常通过贿赂行为接近政府行政官员；在成熟的民主国家，通常通过竞选捐款和直接游说获得政治联系；在中国不存在游说和竞选捐款，而且随着法制的不断完善，通过贿赂等灰色手段来建立和维护政治联系面临刑事法律风险，而通过慈善捐赠获得政治联系具有合法性和持久性，还可以给公众和政府带来显而易见的利益，是私营企业家赢得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席位的理想途径。因此，可以预期家族企业主的政治联系对慈善捐赠行为有正向影响。虽然家族企业主与非家族企业高管的政治联系形式可能相似，但是在持久性和可转移性方面却相当不同，当非家族企业高管离开企业时，他们的政治联系对该企业便不再起作用。而家族企业主的政治联系却会持续影响企业重要战略决策（如慈善捐赠），这种影响由政治联系为家族企业主带来的社会地位、为企业带来的利益以及政府与企业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共同决定。
首先，社会角色理论认为，在社会组织活动中，个人被置于某种地位上并通过与整个社会的关系而占据这个地位，当他履行构成这一地位的权力与责任时，就扮演着某种角色，角色是地位动态方面的表现。因此，根据社会角色理论，家族企业主在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同时，也就扮演着相应的社会角色。这种社会角色使得企业主拥有了政治身份和地位带来的更大权利，也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这种责任来自于社会对其寄予的更高角色期望。Ma和Parish（2006） 研究表明，家族企业主担任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代表着国家、政府和公众的形象，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2］。因此，具有政治联系的家族企业主在更高的社会地位上被赋予更高的角色期望，将会更积极地参与慈善捐赠以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其次，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的生存需要从外部环境中获取它所需要的资源，而资源的控制方能够对需求方制造依赖，一般而言，资源越稀缺、重要，控制方自由裁决权程度越高，需求方对控制方的依赖程度也就越高。在转型期的中国，政府是私营家族企业外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政府掌握着产业政策制定、项目审批、稀缺资源的分配、土地出让和使用、对其他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影响力等权利，因此政治联系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资源。通过这种资源，企业不仅能够获得诸如税收减免、银行信贷支持以及有利的政策等方面的好处，而且可获得一种政治合法性，减少政府的不当干预，而这些终将提升企业价值；通过维护已建立的政治关系，民营企业家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利于提高企业绩效；罗党论和刘晓龙（2009）的研究也发现，民营企业采取政治策略有助于其进入政府管制行业，从而显着提高企业绩。因此，家族企业通过政治联系获得的更多资源和更好的业绩为企业进行慈善捐赠、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资源保障。
最后，从关系视角看，华人社会最注重社会关系网络，华人家族企业具有典型的“弱组织、强网络”特征，关系网络对家族企业成长有着深刻意义。而中国的人际关系特点，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是种“差序格局”，人们会根据彼此关系的亲疏远近来确定不同的对待方式，这就决定了在中国企业与政府间发展特殊关系的重要性。相关研究表明，中国私营家族企业的发展有赖于强大的政府官员关系网，家族企业常常通过与地方政府或官员建立合作关系来克服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相比国有、集体企业，私营企业更看重关系，并且在关系的建立上投入更多资源，企业主的政治关系网络不仅成为法律制度缺失下的产权保护替代机制，还有助于企业获取有价值的商业信息、政治安全、社会认同和社会地位。然而，作为得到这种特别待遇的交换，政府可能会要求互惠，一些互惠条件可能要求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主进行捐赠，作为保持与政府间紧密关系的回报，企业主就需要履行对政府的承诺。因此，为了维护和强化与政府间的关系，家族企业主需要积极参与慈善捐赠。
同时，家族企业主担任的行政级别越高，代表的政治影响力越高，拥有的政治资源越多，其从政治联系中获得的利益就越大，因此，为了维护更高的政治联系级别，需要捐赠的金额也更多。此外，更高的政治地位使得企业主及企业享有的社会声誉和受社会关注的程度更高，社会对其社会角色的期望也越高，因此，更高的政治联系级别会促使企业主更多地进行慈善捐赠。
综合上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1：相比没有政治联系的家族企业主，有政治联系的家族企业主更多地参与慈善捐赠。
H1a：家族企业主的政治联系级别越高，慈善捐赠水平越高。
（二）制度环境对家族企业主政治联系与慈善捐赠关系的影响
政治联系的建立是由企业所处地区的制度环境决定的。制度环境是影响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联系意愿的一个关键因素，政治联系行为是私营企业主对其所感知的现行制度环境的理性回应。在转型经济背景下，我国各地区在资源禀赋、国家政策上差异较大，导致地区间的市场化程度参差不齐，因此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也不尽相同，表现为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中介组织和法律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研究表明，在制度环境越不完善、腐败程度越高的地区，政治联系带来的收益越大；而在腐败程度较低的地区，企业大都不愿意建立政治联系。
Young等（2008）指出，当有效的正式制度缺失时，大股东利用关系纽带、政府合约和其他非正式机制侵占他人的利益；而当市场调节机制与正式制度环境逐步完善后，替代性非正式制度所产生的收益将会逐渐减弱，此时，政治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也会降低，与政府建立政治联系这种非市场战略对企业主来讲将不再那么重要，企业主将会选择把资源更多地放在市场战略而非政治战略上。
一方面，由于在制度环境越完善的地区，寻租的空间越小，政治联系带来的收益越少，家族企业主为了维护政治联系而进行慈善捐赠的可能性也就越小；而制度环境越不健全的地区，政府对当地经济干预程度越高，对资源的支配越易被各种“关系”所左右，那么政治联系就越能发挥资源优势，家族企业主进行慈善捐赠的政治联系动机也就越大。另一方面，制度环境的完善使政治环境不确定性降低，企业将资源投在政治战略上的需要也就减少。
基于上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说：H2：制度环境对家族企业主政治联系与慈善捐赠关系的影响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三、数据和研究方法
（一）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2012年进行的两年一次的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该项调查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领导，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牵头，联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进行。调研依托各省（区）市工商联组成调研组，在全国范围内按0.55%的比例对私营企业进行多阶段抽样，即按经济发展水平抽取县和县级市，再按城乡与行业分布随机抽取被调查企业，访问控制企业的企业主。本次抽查调研总共发放5500份问卷，总计收回5073份，收回率为92.2%。考察时间区间是2010-2011年年底，时间跨度为两年。调查范围涵盖了我国境内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各个行业和各种规模的私营企业，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在总样本中选取其中的家族企业样本，家族企业样本的选择参照Cromie（1995）和《中国家族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把判别家族企业的所有权标准定在50%，因此，本研究剔除了企业主家族所有权比例小于50%的企业，并根据本研究的需要，剔除一些信息不完整的数据，最后进入分析的企业样本共有2040家。
（二）变量定义
本研究中所涉及的主要变量简称、定义、原始问卷中的问题及变量编码和设计方法见表1所列。
（1）因变量。慈善捐赠（donation），为2011年企业主合计为扶贫、救灾、环保、慈善等公益事业捐助过的金额。
（2）自变量。参照贾明和张喆（2010）的研究，引入政治联系虚拟变量（pc01）和政治联系级别变量（pc）。政治联系虚拟变量参照吴文锋等（2008）的方法，如果家族企业主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则虚拟变量取1，否则取0。政治联系级别变量用企业主的政治头衔来衡量，将企业主政治联系分为全国、省、地级市、县（市）、乡镇和无政治关系6个级别。对于同一级别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党代会代表，本文认为他们具有相同的政治地位，具体来说，本研究用“5”代表全国级政治联系，“4”代表省级政治联系，“3”代表地级市政治联系，“2”代表县（市）级政治联系，“1”代表乡镇级政治联系，“0”代表家族企业主尚未获得政治头衔。
（3）调节变量。制度环境（inst），采用文献中广泛应用的樊纲和王小鲁（2011）编制的市场化指数（2009年）来衡量制度环境。
（4）控制变量。首先在家族层面上，控制了企业主个人和家庭特征，包括企业主性别（gender）、年龄（age）、受教育程度 （education） 和同住共食的家庭成员人数 （familysize）。其次在企业层面上，控制了企业规模（firmsize）、资产负债率 （dar）、企业成立年数 （firmage）、行业 （industry） 和企业所处地区 （area），其中，企业规模用总资产衡量。行业为虚拟变量，非服务行业赋值为1，服务行业赋值为0。企业所处地区为三个虚拟变量（area1~area3），分别表示东部、中部和西部。【表1】
（三）分析方法与模型设定
由于在本文选取的2040家企业样本中，有748家企业的企业主在2011年未进行过捐赠，因此因变量慈善捐赠金额有最低界限0，数据被截断，此时若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 进行估计，结果是有偏且不一致的。
Tobit模型适用于包含部分以正概率取零值的结果变量，采用Tobit回归方法，在左侧截取点为0进行回归分析。
在检验政治联系对慈善捐赠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时，采用调节性回归分析法，利用逐步回归进行检验，具体步骤为：首先引入控制变量；接着加入政治联系变量，检验政治联系的影响；然后加入政治联系变量与制度环境变量的交互项，检验制度环境对政治联系与慈善捐赠关系的调节作用。基本回归模型如下：【1-2】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本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从中可以看出，家族企业以男性居多，占到了85%，平均年龄46岁，家庭规模平均为4人，平均每家企业捐赠16万元；有43%的家族企业主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略高于此次调查的私营企业主政治联系比例，政治联系级别均值为1，说明大多数家族企业主与地方政府建立了政治联系。市场化指数均值为8.92，标准差2.09，说明各个地区制度环境差异较大。
从变量的相关系数看，家族企业主的政治联系、政治联系级别与慈善捐赠显着正相关；企业主及其家族特征中，企业主的性别、家庭规模与慈善捐赠正相关，但统计上不显着，企业主的年龄、文化程度与慈善捐赠显着正相关；企业特征中，企业成立年数、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与慈善捐赠呈现显着正相关关系。企业所处行业与慈善捐赠正相关，但是统计上不显着。企业所处地区与慈善捐赠无显着相关性，调节变量制度环境与慈善捐赠也无显着关联。【表2】
（二）实证结果分析
表3报告了采用Tobit方法，逐步回归检验的实证结果。
模型 （1） 是仅包含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模型 （2） 和（3）分别加入政治联系虚拟变量和政治联系级别变量这两组影响慈善捐赠的自变量。模型 （4） 和 （5） 分别在模型（2）和（3）的基础上加入调节变量制度环境。从回归模型拟合情况看，模型（1）至（5）的chi2统计量均达到显着水平，pseudo R2介于0.11与0.13之间，且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的加入均改善了基准模型的解释力。
从模型（1）对控制变量的检验来看，在企业主及其家族层面上，企业主的性别对慈善捐赠没有显着影响，企业主的年龄、文化程度、家庭规模对慈善捐赠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说明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高、所在家庭人数越多的家族企业主在慈善捐赠方面的社会责任表现得越积极；在企业层面上，企业成立年数、企业总资产规模对慈善捐赠有正向影响，说明历史越久、总资产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注重回报社会；企业所在的行业对慈善捐赠有显着的正效应，说明非服务性行业的家族企业慈善捐赠高于服务行业的家族企业。
模型（2）和模型（3）引入政治联系变量，两者的区别在于模型（2）引入的是政治联系虚拟变量，考察的是家族企业主是否具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对慈善捐赠的影响；模型（3）引入的是政治联系级别变量，考察的是家族企业主担任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级别对慈善捐赠的影响。
模型（2）显示，家族企业主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与慈善捐赠之间呈现显着正相关关系（系数为0.48，p<0.01），说明相比没有政治联系的家族企业主，有政治联系的家族企业主更多地参与慈善捐赠，支持假设H1。模型 （3） 显示，家族企业主担任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级别与慈善捐赠显着正相关（系数为0.21，p<0.01），说明家族企业主的政治联系级别越高，慈善捐赠水平也越高，支持假设H1a，也进一步支持了假设H1。
为了检验制度环境对政治联系与慈善捐赠关系的影响，模型（4）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了制度环境变量，以及制度环境变量与政治联系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为负 （-0.12），且统计上显着 （p<0.01）；模型（5）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制度环境变量，以及制度环境变量与政治联系级别变量的交互项，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也为负 （-0.12），且统计上显着 （p<0.01）。以上结果说明，当企业所处地区制度环境越差、政府对当地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越高时，政治联系对慈善捐赠的促进作用越强；当企业所处地区的制度环境越完善、政府对当地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越低时，政治联系对慈善捐赠的促进作用减弱。即制度环境对家族企业主政治联系与慈善捐赠关系的影响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支持假设H2。【表3略】
五、结 论
以家族控股为特征的民营企业往往被认为“为富不仁”、“缺乏社会责任感”，然而现实中，家族企业的慈善捐赠是慈善事业的中坚力量，已有文献对家族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还很欠缺。本文基于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领导、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牵头、联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进行的2012年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探讨了家族企业主的政治联系、制度环境对慈善捐赠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家族企业主的政治联系对慈善捐赠决策产生影响，相比没有政治联系的家族企业主，具有政治联系的家族企业主更多地进行慈善捐赠；且企业主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级别越高，慈善捐赠的水平也越高。这背后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具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主有着更高的社会地位，而更高的社会地位被赋予更高的角色期望；另一方面，政治联系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资源，通过政治联系获得的更多资源和更好业绩为企业进行慈善捐赠提供了资源保障；同时作为得到政府特别待遇的交换，政府可能会要求互惠，一些互惠条件可能要求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主进行捐赠。
制度环境对家族企业主的政治联系与慈善捐赠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当企业所处地区的制度环境越趋完善，市场化程度越高，地方政府对当地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越低时，家族企业主的政治联系对慈善捐赠的促进作用减弱。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在制度环境越完善的地区，寻租的空间越小，政治联系带来的收益越少，家族企业主为了维护政治联系而进行慈善捐赠的可能也就越小；另一方面，制度环境的完善使政治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降低，企业将资源投在政治战略上的需要也就减少。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各阶层贫富差距有扩大趋势。慈善事业在调节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而现阶段家族企业主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起到了促进其进行慈善捐赠的作用，使备受争议的新富家族群体更积极地参与慈善事业、回报社会，树立富有爱心、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正面形象，这对于化解民众对富裕企业家族的“仇富心理”、缓解阶层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需要警惕政治联系成为寻租的工具，避免政商精英垄断格局的出现。因此，对于政府而言，要想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改善制度环境，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以培育真正由社会责任驱动的企业慈善捐赠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