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见多识广、厚脸皮”等“性向词汇”，不仅数量丰富而且富有特性，最能清晰地反映出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以及生活方式、行为准则等。“性向词汇”又可称为“对人评价词汇”，是对他人的性格、日常行为及人品等加以评价时使用的词汇群体。“性向词汇”具有双重性，不仅能够起到评价他人的作用，同时也是对行为者自身的一种约束，成为其价值取向、道德规范的具体指向。室山（2001）指出：“性向词汇存在于各个民族语言中，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比较，可以促进和加深了解各民族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有益于各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因此应该大力开展多国语言间的比较研究[1]。”然而，有关“性向词汇”的先行研究，日本仅仅局限于方言领域，并未开展跨文化间的对比研究。同样，国内学术界对此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通过对中日两国的“性向词汇”进行比较和分析，不仅可以揭示中日两国文化中对人评价意识的共性与个性，而且能够诠释和解读中日两国对人评价意识、价值取向、社会规范等方面的异同。
1 调查概况与计量分析
1.1 调查概况调查对象涉及中日两国合计408名对象（中国人：社会人[2]、大学生合计204名。日本人同样），时间从2003年7月到2010年10月，主要采取了问卷调查[3]、个别询问[4]等形式。调查内容和方法主要参考了室山敏昭对日本各地方言调查时所使用的调查表[5]。按照“词义”和“评价”对性向词汇进行了分类，大类分为三项：一是有关动作行为的评价词汇；二是有关语言行为活动的评价词汇；三是有关精神状态的评价词汇。三大项又各由三个分项构成，在此基础上细分为106个小项。本调查又增加了能够显示中日两国文化特性的5个小项，总计111 个语义项（见附录）。这种分类法基本上囊括了人们在生活、学习、工作中的各种性向内容，具有层次分明的结构体系，凸显出正面与负面的两极对立结构。
1.2 计量分析本文首先统计出各个语义项的使用量。在统计词汇量方面，运用了重复计数和不重复计数等方法[6]。重复计数可以求得重复的词汇量即总词汇量，而不重复计数则可看出不重复词汇量即不同词的使用量。通过这两种方法可以把握中日两国人所使用的“性向词汇”的总量，以及各个“性向词汇”的使用量与词汇类别之间的关系，揭示各个语义项中词汇量的使用差异与各自特征。这种差异往往来源于人们对各个语义项关注程度的不同。人们对事物的关心度越高，词汇的数量与种类就越多。构词类型愈复杂，词义结构便会呈现出多层面、梯级式的变化。词汇量的多与少能够反映各民族间对人评价意识、社会规范、价值取向的不同，同时也是中日两国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
表1的结果显示，中日两国均使用大量的“性向词汇”，而且重复词汇量远远超出不重复词汇量，这说明性向词汇中存在着为数不少的“同形异义词”。所谓“同形异义词”，比如「変わり者」分别出现在（37）“做事滑稽”；（85）“性格顽固倔强”；（98）“不善于交际难接触”；（104）“对人冷漠的人”；（107）“脸皮厚的人”；（110）“个性强的人”等6个语义项中，中日两国人可以根据评价的对象、程度的不同等巧妙、灵活地区别使用同形异义词，以达到对人评价与批评的目的。如果再仔细观察不难发现，“重复词汇量”、“不重复词汇量”的比率，都是中国人高于日本人。可见，中国人的对人评价词汇，更具庞大的规范体系以及丰富多彩的使用特点。有关男女性别方面，中日两国的不重复词汇量远远超出男女共用不重复词汇量的比率（中国7643:1611；日本6942:1058），这说明中日两国的“性向词汇”在实际运用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男女用词不同的性别差异，值得留意与关注。
本次的调查结果还发现中日两国的性向词汇中，如“蛮横骄傲自大、愚笨的人”等负面评价词汇，远远超过正面评价如“做事快很得要领、诚实正直的人”等，而且不重复词汇量中，占据词汇量多的前10位小项，绝大多数都属于负面评价词汇[7]。这种「下降性倾斜の原理」即负的原理，同样在日语方言性向词汇的研究中得到了证明和凸显[8]。可以认为，负面评价的价值取向构成了“性向词汇”的重要特色，充分反映了中日两国社会中“负面”的价值取向。
2 具体小项的比较―第 1 小项“能干的人”
“性向词汇”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构词形式、语义特征等渗透着一定的价值观，能够反映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原理等。王晓朝（2006）认为：“语言本身是中性的，并不存在正负之分，但语言的使用者却可以按照其社会观念和价值观念，赋予语言一定的语义色彩”[9]。下面主要通过对小项“能干的人”进行分析与比较，探究中日两国国民的勤劳意识、社会规范以及理想的人物形象。
毋庸置疑，世界各国都拥有勤劳意识。但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历来以“勤劳”为荣、“懒惰”为耻。这种“勤劳、勤学”的价值观，自始至终贯穿于儒家经典、教育子孙后代的家训及家法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中国人历来就以勤劳节俭、廉明正直着称于世。他们以劳动自立自强，形成了热爱劳动、吃苦耐劳、诚实勤奋的优秀品质”[10]。《孟子》曰：“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可见，勤劳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仅可以陶冶情操、磨砺人格，而且也是儒家思想提倡的“立身、齐家、治国”的根本。中国人对于“勤劳节俭”有着独特而深刻的认识。古人云：“克勤兴邦，克俭于家”（《尚书·大禹漠》）；“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宣公十二年》）；“勤力务时，无恤饥寒”（郑玄《戒子益恩书》。妇孺皆知的启蒙幼学《三字经》更是“尚勤学”，倡导“学且勤、自勤苦”。日本学者松本一男，把勤劳作为中国人的优点倍加赞赏[11]。葡萄牙出生的传教士陆若汉（Joāo Rodriguez，1561～1634），也从历史学的角度比较中日两国，褒赞中国人“心灵手巧、兢兢业业”[12]，中国人的“勤劳意识”由此可见。
日本一直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与中国人一样崇尚勤劳，贬斥懒惰。日本人的勤劳同样受到外国人的赞美与褒扬。比如，瑞典博物学家通贝里（Carl Peter Thunberg，1743～1828）在《日本纪行》中指出：“日本人的性格特点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特性是顺从、正义贤明，有一定的自由主张，勤劳进取、朴素实际、诚实勇敢”[13]。现代日本人更是以勤劳好学着称于世，创造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日本经济奇迹，甚至被世人戏称为“公司人类、经济动物”。其实，敬业爱业、吃苦耐劳、踏踏实实的民族性格，正是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基础保障。为了更好地传承前人的优良传统，学校教育提倡自己动手，培养年轻一代勤劳好学的意识。我们可以从日本中、小学道德课指导要领中窥见一斑。比如「働くことの大切さを知り、进んでみんなのために働く（了解劳动工作的重要性，主动为大家劳动工作）」（3、4学年）「、働くことの意义を理解し、社会に奉仕する喜びを知って公共のために役に立つことをする（理解劳动工作的意义，为社会服务而喜悦，做有益于公共的事）」（5、6学年）「、勤労の尊さや意义を理解し、奉仕の精神をもって、公共の福祉と社会の発展に努める（理解勤劳的宝贵及意义，以无偿服务的精神，为公共福祉和社会发展而努力）」（中学生）等。
室山（2001）在“评价工作劳动态度”的性向行为时，总结出对人评价的三项价值标准，即“指向价值”、“过小价值”和“过剩价值”[14]，具体内容如下：
人１倍仕事に热中する人（比别人都努力的人）――过剰価値（过剩价值） ↓【下降】
働き者（能干的人）――指向価値（指向价值）――（人并み）（普通·一般） ↑【転换】
怠け者（懒人）―― 过小価値（过小价值）也就是说，日本的方言地域中（从事农业、渔业的生活地域）崇尚“指向价值”。“指向价值”属于正面评价，是以大家都能做到的标准与尺度，即「人并みの労働」（一般/普通的劳动）为其标准，只要达到一般程度即可。从价值取向而言，超过“指向价值”属于“过剩价值”，由正面评价转为负面评价，而未达到“指向价值”则是“过小价值”，同样属于负面评价。具体而言，“偷懒、懒惰”因为不努力，达不到标准，属于“过小价值”。而“比别人都努力的人”则是“过剩价值”。支撑上述三种价值取向的主要原因在于性向词汇中的「下降性倾斜の原理」。这种“负面评价的价值取向”可以从111个语义项的各个小项以及词汇量方面，呈现出正、负两极对立结构的特点中得以验证。室山（2000）对此明确指出“:仅就名词性性向词汇而言，负面的评价词汇量更多，高达正面评价词汇量的 7 至 8倍。该结果说明在日本的方言社会中，概念化、明确化的集体意识充分发挥着主导作用。作为前提条件的是‘无标记’的符合集体规范的行为举止，而违反集体规范的性向行为，属于‘有标记’的行为。正是基于人们的这种认知模式，导致性向词汇向负面评价方向大幅度倾斜”[15]。同时，也充分体现了较之理想道德的“真善美”，人们更加关注并着眼于负面的性向行为，以此警示、告诫自己和他人不要违反社会规范等行为准则。“负性原理”与“横向思维模式”相辅相成，互为支撑。“横向思维模式”是指人们的行为态度、性格品行等不能过激，是以大家都可以做到的“一般”、“平常”和“普通”为其标准，并不要求达到超凡或者非常优秀。
2.1 中国人：“能干的人”（不重复词汇量 98 个、重复词汇量272个）下表是从价值取向的+（正面评价）、﹣（负面评价）、△（中性评价）这三个角度，对第1小项“能干的人”进行了整理与归纳，详细内容如下[16]。
“能干的人”中有82个正面评价词汇，位居第一，占有总量的84.6%。因为“能干的人”属于正面评价，应该受到赞许和褒赏。值得留意的是，尽管负面评价词汇、中性评价词汇的不重复词汇量并不多，分别仅有6个和10个，但至少可以说明中国人的劳动价值观并非一味的追求能干、愈能干愈好的价值取向，一定程度上表明“过剩价值”这一行为规范的存在。“过剩价值”由正面评价变成负面评价，这一点可以从负面及中性评价词汇中得以佐证。比如，通过使用“牲口、老憨牛、工作狂”等性向词汇，揶揄、讽刺只会工作，过于劳动的人，并把这类人视为“不精明、呆傻”之人，以此告诫。
警示不要做“老憨牛、拼命三郎”式的人，而要适当、适度地去工作或劳动。有关正面评价词汇，可以进行如下分类。
①勤劳、努力的人
a.各种劳模、标兵中国人的理想人物形象是被各行各业评选出来的“劳模和标兵”，他们成为“能干的人”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以及主要的界定标准。这一点可以从性向词汇的不重复和重复计数的多样、多量等词汇特点中得到验证。“劳模”的重复词汇量有60个，位居第一。其后是“标兵”10个、“劳动模范”8个、“三八红旗手”8个、“红旗手”7个、“先进工作者”3个、“模范”3个、“先进个人”2个、“十大杰出青年”[17]1 个等，合计总数高达 102 个，占有总词汇量的38%。可见，中国人眼中的“能干的人”，可以说是拥有光荣称号、被推选出来、受到优待、表扬的人人要学的对象群体，而不是日常生活、工作中随处可见的平常人 。 当 然 ，“榜样、标兵”的力量是无穷的，而踏踏实实、默默无闻，不气馁、不放弃，尽自己最大所能努力不懈的人也应给予积极的肯定与评价。这方面中国人与日 本 人 大 相 径庭，两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使用样式及其各自特征。日本人在评价“能干的人”中并没有“劳模、标兵”等光荣称号，重复计数最多的是「顽张り屋」（踏实肯干），其结果与先行研究中的论述完全一致。比如「顽张る」是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激励、表扬他人时最常用的词汇，有时甚至可以作为寒暄用语而被使用[18]。可见「，顽张る」是日语中最有代表性的性向词汇之一，它既没有荣耀与轰轰烈烈的色彩，也不夹杂着自我表现意识，而是有着朴实与人人可及等特点，而汉语中并无与之对应的确切又具体的词语，更多的则是“因文而义”加以表达和翻译。在日本「顽张り屋」随处可见，成为日本人评价“能干的人”的一种正面的评价词汇。
b.“工人、农民、厨师、技工、高级技工”等带有职业特点的人“工人、农民”一般代表“吃苦耐劳”的人，故用其评价“能干的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同样，中国人巧用“技工、高级技工”等比喻和评价“巧干、能干的人”。而通过“厨师”比喻“能干的人”却具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日语中并没发现类似的评价方式。有趣的是，中国人的民族特征之一便是“勤劳勇敢”，但却无人使用“中国人”这一概念评价“能干的人”。而日语中却出现了三例“日本人”，它属于日语特有的一种对人评价词汇。也就是说，“日本人”作为评价努力工作、能干的人而被加以使用。其形成应该与曾经名噪一时的日本人工作狂、如同工蜂般的工作这一世人评价有着紧密的关系。它的使用折射出日本人对自身民族的自信以及价值取向。同时，也是从另一个侧面对日本国内一些右翼分子所批评的日本国民过于自虐、丧失了民族自尊以及鼓吹应该加大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回应。
c.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人比如老黄牛、孺子牛、雷锋、勤快的人、敬业的人等。具有“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特征的正面评价词汇中，“雷锋”一词值得关注与留意。“雷锋”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雷锋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种积淀，也是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一种精神。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对待工作要像夏天般的火热”。他的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和立足岗位艰苦奋斗的敬业精神，以及对同志、对群众像春天般的温暖和舍己为人、助人为乐等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向雷锋学习，甘当永不生锈的螺丝钉，默默无闻地为人民服务。尽管雷锋早已离开我们，但雷锋精神永存，仍然活在中国人的心中。正因如此，“雷锋”不仅出现在“能干的人”这一小项中，此外还分别出现在第7小项“比别人都努力的人”、第55小项“吝啬的人”、第56小项“勤俭节约的人”、第59 小项“喜欢助人为乐的人”、第 99 小项“善于交际的人”、第100小项“人格高尚的人”、第102小项“诚实正直的人”等8个语义项中。尤其在第59“喜欢助人为乐的人”这一小项中，“活雷锋”成为重复计数最多的一个词汇，多达55人。另外，还有31人回答“雷锋”，2人回答“像雷锋的人”。可见，“雷锋”已成为中国精神文明的同义词以及先进文化的表征。尤其在当今“金钱万能、金钱至上”等价值观的冲击下，更应该提倡和尊崇“雷锋精神”。
② 工作能力强d.具有工作能力、出色的人比如高能人、强人、超人、精英、顶梁柱等。
根据上述分类我们可以判断，“能干的人”具有丰富多彩的使用特点。既有工作达人，也有背朝天、面向地的“农民”还有勤恳劳作的“工人”。
该小项的性向行为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会干、巧干、快干、有能力；（2）吃苦耐劳、勤勤恳恳；（3）敬业、有责任感；（4）努力上进；（5）发挥榜样、模范等带头作用。其中，“发挥榜样、模范等带头作用”属于中国人特有的一种表达形式。
中国人强调和重视榜样的引领作用，希望以此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凸显出中日两国不同的社会体制及其价值取向。
2.2 日本人：“能干的人”[19]（不重复词汇量69个、重复词汇量218个）上表5、6、7的结果表明，日本人与中国人同样，在称赞“能干的人”的同时，对于只会工作、过于劳动的人或行为给予了辛辣的讽刺与调侃，以此告诫人们不要过度的努力工作，以防“过剩价值”的出现。如果再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中日两国具有鲜明的差异。中国人爱用“牛、牲口”等动物词汇，而日本人青睐于使用“马、蚂蚁、蜂、虫、小白鼠”等动物的特点及其习性，隐喻“能干的人”，此外，日本人的性向词汇中，使用“工作病”比喻“过于工作”的人以及把工作变成了“恋人”等词汇，具有丰富的想像力，值得留意。日本人的负面评价词汇，具有下列性向特征。
a.只会干活或工作：仕事人间（只会工作的人）b.过于工作：働き病（工作病）、働き虫（工作虫）c.不停地工作：马车马のように働く人（像拉马车的马一样干活的人）、こまねずみのように动く（像小白鼠那样不停地干活的人）d.为钱财而工作：金銭に拘る人（爱钱的人）等没有发现类似于中国人把“太能干”比做“傻、憨”等批评词汇。有关正面评价词汇，也可进行如下分类。
① 勤劳、努力的人a.勤劳、努力：働き者（能干的人）、顽张り屋（勤劳的人）、日本人、仕事を顽张ってやる人（努力干活的人）、二宫金次郎（人名）、お母さん（母亲）b. 认真工作的人：真面目な人（认真的人）、真面目で身体を动かし结果を出す（认真勤奋出成果的人）c. 有责任感、积极向上、有干劲儿的人：责任感がある（有责任感的人）、エネルギッシュな人（干劲十足的人）、精を出す人（卖力工作的人）、ガンガン（火火的、干劲儿高的人）、やる気がある（积极进取的人）d. 热心、喜欢工作的人：仕事热心（工作热心）等可见，日本人在评价“能干的人”中既没有中国式的“劳模、榜样”和工作能力强的“精英、超人”，也没有“工人、农民、厨师”等带有职业色彩的词汇，但却具有中国人缺少的“工作认真、喜欢工作”等方面的特征。从另一个侧面凸显出日本人的价值取向，即不仅要“能干、多干、苦干”，还应做到踏踏实实、一丝不苟，不能只求数量不顾质量。
因此，日本人的性向词汇中，没有出现中国人倍加称赞的“能工巧匠、麻利、心灵手巧的人”等正面评价词汇。
日本人做事认真，以近乎于死板的叫真劲赢得了世界的好评。正是这种刻苦耐劳，十年磨一剑、锲而不舍的精神与价值观，日本才会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也才使得日本人制造出来的产品，品质精良，造型优美，经久耐用。不仅如此，它与日本“缩小文化”[20]的创造与形成以及日本人对细小事物情有独钟的审美意识也是相辅相成、息息相关的。踏踏实实的实干、认认真真的苦干，正是上述日本人「顽张り屋」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与真髓所在。需要说明的是，日本人认为各行各业大家各尽其责，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并不存在谁辛苦谁能干的劳动价值观。没有将工人、农民看作是能干的象征意识，而是将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家人献身的“母亲”作为能干的人加以赞赏，中日两国呈现出明显的不同。另外，日本人特有的“名人”即用“二宫金次郎”评价“能干的人”别具特色。二宫金次郎，姓二宫、名尊德，通称二宫金次郎。他是江户时代后期的农政家、思想家，以勤俭节约、勤学苦读着称于世。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很多学校建立了身背柴草读书的二宫金次郎纪念像，以此推行和强化忠君爱国思想，勉励学生刻苦学习，争做国家栋梁之才。
日本人在评价“能干的人”方面，词义结构呈现出由正面评价向中性、负面评价转变的使用趋势。比如:【1】
由此可见，日本人的价值取向由正面向中性、负面方面递进转变，具有意义功能上的下降趋势，折射出日本社会中的负面价值取向。这些负面评价词汇充分体现了日本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人人可及的社会规范以及“横向的思维模式”。这种人人可及的社会规范以及横向的思维模式不仅局限于评价工作态度的性向词汇上，而且也反映在其他的分类语义项中[21]。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过剩价值”妨碍了“劳动秩序”，影响了和谐的人际关系[22]。中国人也是如此。
另外，中国人的性向词汇中，通过“牛”的颜色、样态等描述“能干的人”，折射出“牛”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符号，积淀于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价值取向以及社会生活之中。中国人心目中“勤恳工作的人”，不是“黑牛”也不是“花牛”而是“老黄牛”。
当然，“牛”在中国人的性向词汇中不仅具有正面评价，而且也含有批评之义的负面评价，反映出“牛文化”褒贬对立的两义性。而日本人侧重于使用“工蜂、工蚁”等动物词汇进行比喻和评价，两者形成了反差与对照。“巧手、好手、能手、快手”等，巧用身体部位中的“手”隐喻人，表示各类能干的人，具有鲜明的汉语语言文化特征。相反，日本人爱用“虫”族词汇用来揶揄、调侃工作狂以及太爱工作的人。就是说，日语中的“虫”多用于比喻对某种事物过分重视、过于投入的人。有学者对“虫”进行了如下阐述：“虫与其他词组合构成合成词，如‘哭虫、分数虫’等，表示带有某种特定性向的人。另外，虫还表示对某件事极为热衷的人，如‘书虫、技艺虫’等，但在语义上多含讽刺、戏谑等语气”[23]。尽管中国人的性向词汇中并未出现“工作虫”之类的性向词汇，但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使用“书虫、网虫”等形容具有某种特点的人。汉语的“虫”与日语相似，一般多含揶揄、调侃之意。
3 结 语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的主要差异在于中国人心目中的“能干的人”，是有社会性、代表性、引导性以及表率性的“劳模、榜样”，而日本人更加侧重于一般性、普遍性以及做事认真、踏实肯干的人。
“能干的人”属于正面评价的语义项，但在中日两国的性向词汇中，均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负面评价词汇，日语尤其突出，多达11例有余，远远超出中国的5例，占总数的16%。这种“负面评价的价值取向”与日本方言的研究成果极其相似。室山（2011）指出：“在所有的方言地区，‘指向价值’是以大家力所能及的平均劳动观念作为标准。对于超过‘指向价值’的行为，视为‘过剩价值’，出现了由正面向负面转变的现象”[24]。尽管大量的正面评价词汇说明“能干”是中日两国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但是，对于那些只会工作、拼命工作、不顾其他的人，却给予了辛辣讽刺与严厉批评，告诫人们不能成为「仕事虫、働き蜂、仕事鬼」，以致患上「仕事病」。凸显出中日两国的“指向价值”以及人人平等的“横向思维模式”。这一点也可从第8小项“懒惰、不干活的人”中得以佐证。也就是说，在对人评价方面，中日两国都具有「下降性倾斜の原理」，凸显出中日两国文化中深层的“负性原理”。
注
[ 1 ] 室山敏昭.ヨコ社会の构造と意味―方言性向语汇に见る[M].和泉书院，2001.
[ 2 ] 因汉语中没有对应于日语“社会人”的特定专用名词，为论述方便，本文不做翻译，直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