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不仅拓展和深化了人们对性的认识和理解, 也改变了人们的性道德观念。现代医学技术使人类之性摆脱了生育目的的束缚而获得了解放, 但是也使人类之性陷入到生育自由与社会责任的悖论之中;现代医学技术的应用使人类生育权获得了满足, 但却使婴儿生命权面临遭遇人为剥夺的可能性之中;现代医学技术使人类之性的愉悦欲望获得了空前的满足, 但却凸显了人类之性与传统性道德的背离;现代医学技术使人类之性获得了空前的自由, 但却形成了对传统性道德的消解。
关键词：现代医学技术; 性; 道德; 悖论;
近代以来的科技革命, 一方面, 带来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和物质生活的丰富, 变革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另一方面, 也带来了环境的恶化、人性的丧失和精神的空虚等一系列伦理问题。现代科技在服务于人类的同时, 也在拷问着人性、追问着人类未来伦理的可能性。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科学技术的飞跃式发展, 必然会带来人类性观念的解放和革命。我们是性历史的创造者, 这不仅仅体现在人类技术发展引发性行为方式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发人类性观念的变革。现代医学技术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分支。现代科学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应用, 凸显了医学伦理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命题———性伦理。现代医学技术在冲击人类已有性道德观念的同时, 也在促逼我们对性伦理的本质及其构建的反思。医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之性摆脱了生育目的的束缚而获得了解放, 但同时, 也带来一系列的伦理问题。避孕及节育、人工授精、代孕、变性及克隆等一系列关系到人类健康和未来命运的医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使性伦理陷入前所未有的悖论之中。
1 生育自由的选择与社会责任的放弃
现代医学技术使人类具有了生育选择的可能性, 摆脱了以生育为唯一目的的束缚, 赋予性以新的意义和“生命”, 从而使人类之性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和解放。避孕及节育技术使人类具有了选择生育的自由, 试管婴儿、代孕等辅助生殖技术使人类具有了摆脱生育的可能性, 人类在欢呼性自由的同时, 也陷入到生育危机当中。在人类仍然以自然生育为主要形式的今天, 越来越多的家庭和女性选择推迟生育, 甚至放弃生育, 从而导致一些国家人口增长趋缓, 甚至负增长。因此, 人类在选择性自由的同时, 也放弃了生育的权利, 甚至说对生育责任的不履行, 从而使人类陷入到性权利和义务的悖论当中。
首先, 现代医学技术使人类获得了生育的选择权。在现代医学技术诞生之前, 生育对于人类而言是一种无法避免的事情, 或者说无法控制的事情。一方面, 无论作为生育的主体是否愿意生育, 只要其具备生育能力, 一旦有了性生活, 生育将是无法避免的;另一方面, 即使生育主体具有强烈的生育愿望, 但由于健康、年龄等自然因素的限制, 生育成为可望不可及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 人类的生育状况完全是自然选择, 人类在生育方面还没有脱离自然的束缚, 面对生育, 人还没有成为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这一方面使生育占据了人的生产、生活的大部分时间, 从而降低了人的生产、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也使人口出生率和人口素质得不到保证, 从而制约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近代以来, 人口增长率的加快, 使一些学者认为如果人口不加以控制, 那么由于地球资源的限制, 人类的生存将面临问题。马尔萨斯[1]指出:“人口若不受到抑制, 便会以几何比例增加, 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数比例增加。”而且由于人类的快速增长已经超过了食物增长的速度, 将导致人类面临食物短缺, 以及因食物争夺而引发战争等问题。现代避孕及节育技术使生育数量和生育质量的主动权更多地掌握在了人的手中。这一方面使生育主体获得了解放, 人类之性从生育本能转向“性趣”需求, 使性从生育束缚下获得了解放;另一方面也使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得到控制, 促进了人类生产、生活的发展。
其次, 现代医学技术使人类“遗忘”了生育的社会责任。生育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马克思[2]23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生育使人类得以延续。马克思认为一旦人类开始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资料, 人类就开始与动物区别开来, 而人类生产的第一个方面即为人的自身的生产, 即种的繁衍。从人类历史来看, 人类繁衍的主要手段为生育, 即使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 诞生了像试管婴儿这样的技术, 但是, 婴儿的诞生仍然离不开母体, 或者说人的生育仍然要靠人来完成。生育使人类得以发展, 从古至今, 人口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人口的保持和增长不仅是劳动力获得的途径, 也是生产和消费的保证。马克思指出, 人类的生产是源于人的需要, 而人类生产的发展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因此,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 无论什么民族, 无论哪个国家, 都把生育当作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条件。避孕与节育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具有了选择生育的权利, 但这对人类生育的社会责任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一方面, 避孕与节育技术使一些国家的人口出现缩减趋势, 甚至一些国家出现了人口负增长, 这不仅造成了社会劳动力短缺 (欧盟就是典型的例子) , 还给经济发展和社会持续发展带来巨大的障碍和隐患。另一方面, 避孕、节育措施一直都存在伦理争议, 特别是妊娠终止虽然在大多数国家都存在并合法化, 但其面临的伦理质疑却不可回避。
2 生育权利的满足与生命权利的剥夺
现代医学可以选择杀死一个胎儿———避孕或流产, 也可以选择保护一个胎儿———保胎, 甚至创造一个胎儿———试管婴儿, 无论这个胎儿是否具有活的“愿望”, 但是, 只要其父母具有保留或是放弃的愿望, 即有实现的可能性。因此, 一对夫妻的生育权利获得了“人性”的保证, 但是, 一个胎儿生命的权利却被“无情”地剥夺。现代医学在其温情的面纱下笼罩着科技冰冷的无情。
首先, 生育的初始目的是生命的延续, 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扩大了人的生育目的和生育权利的获得。人类性生活的初始目的是繁衍后代, 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对种的繁衍的渴望和需求, 使人类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把性伦理的底线设置为生育。中国古代的“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西方的只有以生育为目的的性交才是高尚的, 都是生育目的的极端表现[3]。现代生育目的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 除了具有传统意义的生命延续之外, 被赋予了更多的情感因素, 生育是爱情的结果, 也是维系亲密关系和亲情关系的重要手段。现代医学技术不仅丰富了生育目的, 而且扩大了人的生育权利,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 生育的选择权利。生育的选择权利包括两个方面, 既包括有选择生育延续生命的权利, 也包括有选择不生育的权利。避孕与节育技术的发展不仅为生育的选择权利提供了技术的可能性, 而且, 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性观念的转变。性行为不再是生育的唯一或第一目的, 选择生育与否不再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和制约, 为生育的选择权利提供了伦理支持。第二, 生育的实现权利。生育的实现权利是指生育的愿望被满足和实现的权利。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 使一些原本可能会丧失或已经丧失生育能力的人获得了生育的可能性。试管婴儿、代孕等现代辅助生殖技术的出现扩大了生育权利实现的范围和可能性。
其次, 现代医学技术不仅扩大了生育权利的实现, 同时还带来了生命权利的丧失。生育原本意味着新生命的诞生, 生育权意味着获得新生命的权利, 但是, 现代医学技术赋予人类生育权以新的内容和更广阔的范围, 带来的不仅是获得新生命的权利, 同时也带来了剥夺新生命的可能。在人类获得生育选择权的同时, 也就意味着生育不再是一个自然过程, 而成为了一个更复杂的社会行为。生育权利的可选择性, 导致了生命权利的可控制性。胎儿的生命权不再是单纯的自然选择, 而成为伦理争议。如果抛开避孕技术不谈 (从伦理角度看避孕是把胎儿来到世界的可能性人为地抹杀) , 那么堕胎问题仍然是一个存在巨大伦理争议的问题。堕胎问题不仅涉及到诸如女性权利、父母选择与胎儿生命权、遗传疾病和健康等伦理问题, 而且还涉及到宗教、人的尊严与自由等哲学问题。虽然目前对胎儿生命权的看法不一, 但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胎儿是否是“人”的问题。关于胎儿是否是“人”的问题, 学界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回答, 但概括起来不外乎“是与不是”。笔者认为, 从生物学角度来看, 胎儿虽然尚处在形成当中, 但具备了人类的遗传结构, 因此, 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动物生命体, 还是作为人的生命体;从哲学角度来看, 胎儿虽然没有自我意识和实践能力, 但作为人的自我发展环节是自我的扬弃, 因此, 不能把胎儿从人的概念中割裂开来, 胎儿不仅是人的一个阶段, 也是作为人的存在。因此, 避孕与节育, 特别是堕胎即使不是杀人, 也是对人生命权利的一种剥夺。
3 性欲望的满足与性道德的背离
20世纪西方启蒙运动唤醒了科技理性, 现代医学技术实现了人类生育的可控性, 特别是“性解放”运动的兴起, 使性的生育目的被弱化, 性的“快感”目的被强调和追捧, 甚至成为性的主要目的, 一时间, 把性与生育联系起来仿佛都成为不人道和不道德的表现。“性自由”和“性解放”成为现代医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理想狂欢。但是, 当这一理想被性病的泛滥和艾滋病的恐惧所湮灭时, 人类开始反思性的欲望和道德的关系, 性的目的是什么成为学界追问和争论的话题。这种反思很快被现代医学所打破, 各种性病的治愈, 甚至艾滋病的攻克也指日可待。在这种情况下, 人类仿佛可以尽情享受性带来的欢愉了!但是, 对于性, 如果我们只听从原始欲望的召唤, 而忽略内心情感的呼声, 那么现代医学技术吹响的只是科技的文明号角, 带来的却是精神原始的回归。
首先, 现代医学技术发展引发了性革命浪潮。对性的认识和性观念的变革与医学技术的发展总是密切相关。西方性医学的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 认为性医学的创始期是1844年~1892年, 这一阶段的性医学主要以研究性心理疾病为主, 代表人物为霭理士和弗洛伊德。随着对同性恋、性欲等研究的展开, 性医学开始成为独立的学科, 进入到第二阶段。第三个阶段性医学开始展开对性行为的研究, 而以金西为代表的性学家开辟了性学研究的面对面调查记录的方式, 并于1948年出版了《人类男性性行为》和《人类女性性行为》两部着作, 被誉为现代性医学的第一座里程碑。第四个阶段为性医学的成熟阶段, 代表人物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 他们采用实验方法对性行为进行研究, 并提出了人类性反应的四个周期, 出版了《人类性功能障碍》《性医学教科书》等着作, 创立了一整套性疾病的治疗方案, 开创了人类性治疗的新纪元。第五个阶段是从1975年至今, 其特点是“否定了以往的‘性的中心是生殖器’的概念, 提出了‘性是以大脑为中心, 以皮肤为终端器官’的新概念”[4]。回顾性医学发展的历史, 不难看出, 性医学的每个发展阶段都会带来性观念的变革, 性医学的诞生使西方从性禁锢走向性探讨或者性启蒙阶段, 而随着性医学的发展, 特别是到了第三个阶段, 西方迎来了“性解放”和“性自由”思潮, 金西甚至被称为“美国性解放的助产婆”[5]。性医学的发展使性不再是讳莫如深的话题, 对性的认识和研究也不断地拓展和深化, 使性学成为跨医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而性观念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谈性色变”到性科学知识的普及, 从普遍“处女情结”到婚前性行为的道德默许, 从性的生育目的到性的愉悦目的, 性观念的变化既是现代医学发展的产物, 又是现代性文明进步的结果。
其次, 现代医学技术发展引发的性目的之争。性目的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问题。在现代医学产生以前, 特别是性医学诞生以前, 性的目的虽然从未被明确言说和论证, 但是, 生育即是性的目的仿佛是一种不言自明的真理。一方面是因为在现代避孕及节育技术诞生前, 性与生育紧密相连, 生育成为性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在生产力低下, 特别是私有制诞生之后, 为确保私有财产的继承, 生育成为性合乎道德存在的唯一理由。但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 特别是性医学的发展, “性自由”、“性解放”思潮席卷全球, 性不再以生育为目的, 获得性愉悦成为性的根本目的或唯一目的。西方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性解放思潮的席卷后, 开始反思其带来的不良后果, 包括性行为低龄化、性病泛滥、堕胎、性犯罪、性享乐主义等现象, 英国心理学家罗洛·梅在其着作《爱与意志》中对性解放运动做出了总结, 他认为“性解放运动最终不是以狂欢而是以悲泣转向攻打自己了”[6]。对性解放运动不良后果的反思也引起了对于性目的的追问。如果人类之性只关注愉悦, 丧失了对于生育的义务和责任, 那么依然依靠自然生育的人类可能将面临繁衍的问题;如果人类之性只关注愉悦, 丧失了性的情感基础和功能, 那么作为具有自我意识和情感的人类将面临回归原始的可悲。因为性愉悦只把性局限在了性的本能层面, 而忽略了性的社会层面, 对于人类来讲, 性具有社会意义才是人类之性摆脱动物之性的根本区别, 就如同别尔嘉耶夫[7]在《论人的使命》中说的那样, 性是“完全非社会性的现象却有社会性的结果”, 因为只有动物才会只停留在本能的意识层面, 而人是具有自我意识, 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和自我意识的类存在[2]273。
4 性自由的获得与性道德的消解
自由是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 是道德理论的重要领域, 如何获得自由是伦理探讨的重要内容之一。性自由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特别是现代性医学进步的产物。1999年世界性学会第十四届会议上通过了以性自由为核心的性权利体系的《性权宣言》, 在《性权宣言》中对性自由作了双重界定:“性自由包括个人表达其全部性潜能的可能性, 因而它排除生活中所有形式的性强迫、性剥削、性虐待, 无论何时, 也无论出于何种情况”[8]。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激发了人的性潜能, 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的性自由愿望, 但是, 现代性医学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对传统性道德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性伦理形成了消解。
首先, 现代医学技术实现了或挖掘了人的性潜能, 促进了性自由的获得。现代性医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对性有了新的认识和定位。第一, 对同性恋问题的医学研究进展, 使同性恋者获得了更大程度的性自由。从同性恋实现生理解剖学的解释开始, 同性恋由被当作病态而受到社会的抵制和诟病, 到获得谅解和认可, 到今天有些国家的同性恋婚姻受到保护并合法化, 这可以说是现代医学进步为性自由提供了医学技术支持和道德合理性的证明。第二, 变性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使性别身份认同异常者获得了选择性别的权利和自由。性别是对性的社会存在的定位和认可, 作为社会存在的人, 性别不仅代表了其生理属性, 而且也反映了其心理属性, 一个正常的性别认同者是其性生理和性心理认同的统一。但在现实生活中, 有一些人在性生理和性心理认同上达不到统一, 从而造成了性别认同障碍。变性技术使患有性别认同障碍的人获得了与其他人一样的性权利和性自由的机会。第三, 辅助生殖技术使生育变得更自由。因为前文已经讨论过避孕与节育对生育的影响, 不再赘述, 这里主要讨论代孕和体外受精技术带来的正面影响。代孕和体外受精一方面使不能怀孕或生育者 (包括夫妻和一些想养育孩子的个人) 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 另一方面也使生育方式变得更加自由 (这里仅指生育行为, 不涉及情感和道德) 。
其次, 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传统性道德面临巨大挑战。如果说传统性道德的建立是基于人的生育和对一夫一妻制的维护, 那么现代医学技术打破了传统性道德的基础, 消解了传统性道德原则。第一, 生育方式的多元化和自由化带来的道德困境。一方面是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 出现的婴儿三亲关系 (生物学父母和代孕母亲) 对传统家庭伦理的影响和“婚姻关系的削弱”[9];另一方面是捐精者和卵子捐献者与其所产生的后代, 以及这些后代之间的关系等带来的伦理问题。第二, 同性恋、变性人及其组成的家庭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挑战和消解。目前, 同性恋婚姻在有些国家合法化并可以领养孩子, 有些国家还出现了做男性变性手术后的女性怀孕并生子的现象, 这些现象对现存性道德提出了巨大挑战, 如何使这些现象获得道德解释和伦理合法性是摆在性道德面前的一道难题。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 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 性医学的进步, 也给人类道德伦理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医学技术发展的未来充满了各种可能性, 变性技术、克隆技术等在医学领域的应用, 虽然还存在着诸多伦理争议, 但人类技术发展的脚步却一往无前。在人类反思科技理性给人类带来的物质进步和文化繁荣的同时, 也在追问着人的价值、性的本质等元伦理问题。医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是自由还是束缚, 是文明脚步还是野蛮的回归,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抑或是像马尔库塞[10]在《爱欲与文明》中所说的那样:“人的本能需要的自由满足与文明社会是相抵触的, 因为进步的先决条件是克制和延迟这种满足。”
参考文献
[1]马尔萨斯.人口原理[M].朱泱, 胡企林, 朱和中, 译.北京:商务印刷馆, 1992:7.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
[3]余凤高.西方性观念的变迁:西方性解放的由来与发展[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4:29-55.
[4]毕焕洲.中国性医学史纲[D].哈尔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005.
[5]谭富.美国性解放的“助产婆”[J].世界博览, 1993 (9) :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