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建立在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基础上的翻译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着明显不足，如研究内容偏离文本、实证方法背离翻译学人文属性、翻译学有淹没在社会学中的倾向、翻译的本质属性研究有淡化倾向等(参见胡牧，2006; 武光军，2008; 郭建辉，2009; 赵巍，2013) 。尽管如此，由于翻译社会学研究“突出社会影响因素对翻译过程的操控及其后果”(郭建辉，2009: 158) ，强调“对影响和操控翻译的生产、传播、消费的各种社会机制进行研究，了解其运行方式、运行规律以及对于翻译活动的影响”(ibid，159) ，这无疑为文化转向下的翻译研究开辟了新领域，同时也为翻译学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理论思维。鉴于国内翻译界较少有研究者以个案详尽探讨中国语境下布迪厄理论的适用性问题，本文以林纾为研究对象，从文化资本角度深入分析“林译小说”，从社会学视角对林纾的翻译活动进行再阐释，我们从中“或许会更为深刻地感悟到‘社会中翻译的作用’和‘翻译中社会的作用’不分伯仲的关系。”(胡牧，2006: 51)二、文化“资本”与林纾翻译活动考察。
(一) 核心概念: 资本与文化资本
布迪厄指出: “资本是以物化的形式或肉化身的形式累积起来的，这是一种铭写在客体或主体结构中的力量，也是一条强调社会世界的内在规律性的原则。资本表现为几种根本的类型，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王岳川，1998:42)经济资本指可以兑换成货币的资本，它可以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社会资本是实际或者潜在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大家共同熟悉的或者认可的制度化关系网络占有联系到一起(Bourdier，1997: 47) 。社会资本一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可以以符号资本(亦称象征资本) 形式制度化。符号资本指“被人们承认和接受了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资本。”(王岳川，1998: 43) 符号资本无论以什么形式存在，“只要与知识联系起来，或者更为具体地说，与误识(misrecognition) 或认知联系起来，从符号意义上说，资本就成了一种社会化的认知能力。”(Bourdier，1997: 56)文化资本指“那些非正式的人际交往技巧、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味与生活方式”(特纳，2001: 192) 。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其特点是“以受教育的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是构成社会符号力的基本条件”。(王岳川，1998:42) 文化资本包括文化能力 (cultural competence) 、文化产品(cultural product) 和文化体制(cultural in-stitution) 三种存在形式。文化能力是一种具体状态，其存在形式是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布迪厄认为包括语言能力在内的文化能力不是先天拥有的，而是后天习得的。此外，文化能力的积累不仅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要有牢固的经济基础。文化产品是一种客观化的状态，以书籍、绘画等物化产品形式存在。文化产品有其自主的存在法则，不能完全归结为被主体占有。不过，文化产品若想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本而存在，必须在被占有的同时以投资的形式参与到文化生产斗争之中去。(陈燕谷，1995: 136) 文化体制是一种制度化状态，就是将行动者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以某种形式(如考试) 正式予以承认，同时通过授予合格者文凭和资格证书等社会公认的方式将其制度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体制是介于文化能力和文化产品之间的中间状态。(朱伟珏，2005: 119)(二) 文化资本与翻译: 以“林译小说”为个案。
近代小说家徐念慈(笔名觉我) 在评论“林译小说”文体时曾说: “林琴南先生，今世小说界之泰斗也。问何以崇拜之者众? 则以遣词造句，胎息史汉，其笔墨古朴顽艳，足占文学界一席而无愧色。”(转自陈平原，1989: 310) 根据布迪厄的理论，文化资本包括文化能力、文化产品和文化体制，而语言能力是文化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林纾所处的时代，译作在目的语文化中往往被当作本土原创作品来阅读，在此背景下，倘若林纾“遣词造句”能力一般，不能以“古朴顽艳”的笔法翻译西方小说，断然不会出现“书出而众哗悦”的现象，也很难迅速成为晚清文学翻译界的泰斗。这正是文化资本之于林纾翻译实践影响的有力诠释。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曾这样称赞过《诗经》的语言: “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要要学草虫之韵。”(转自李润新，1994: 13) 上述话语充分说明形象性是文学语言的重要特征。事实上，文学翻译之所以较非文学翻译困难，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文学语言是一种极具审美功能的艺术语言。就此来说，优秀的文学翻译家必须具有作家的文学修养和文字表达能力。林纾可谓这方面楷模。他虽“不审西文”，但自幼嗜书如命，15 岁时便“积破书三橱，读之都尽”，及至20 岁已“校阅不下二千余卷”。特别是在仕途无望之后，林纾更是潜心研习古文，其古文造诣颇获吴汝纶、姚永概、马其昶等桐城名家赏识。如吴汝纶赞林纾的文章“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气者”(转自钱谷融，1999:201) ，马其昶甚至说林纾的文才“过于吴先生也”(ibid) 。这就是林纾从事文学翻译时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客观地讲，不懂外文、没有丝毫翻译经验的林纾能够步入译坛，“所依赖的便是一支优秀的古文之笔”(转自谢天振，2000: 125) ; 而不识“蟹形文字”的林纾一生翻译百余部外国小说、得享翻译大家的盛名，“优秀的古文之笔”更是功不可没。文笔之于“林译小说”的重要性，从钱钟书对林纾后期翻译的评论中也不难窥知: “这并非因为后期林译里缺乏出色的原作。分明也有塞万提斯的《魔侠传》，有孟德斯鸠的《鱼燕抉微》。不幸经过林纾六十岁后没精打采的译笔，它们恰象《鱼燕抉微》里所嘲笑的神学著作，仿佛能和安眠药比赛功效。”(钱钟书，1981: 34)不过，就林纾个案而言，文化资本的影响力远非如此简单。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具有顽强的再生产能力，具体说就是维护现存秩序，以保证其合法化和自然化。毋庸置疑，林纾绝非排斥西学之人，不过在其喊出“西学可以学矣”之类话语并大量翻译西方书籍时，却始终坚守着中国传统文化，林纾中晚年的文化观尤其如此: “从中年到老年，即从林纾一接触到中西文化交流这一问题时开始，他就一以贯之地认为，不论中西文化如何地会通，会通之后产生的新文化必须以‘中学’为本，也就是说仍必须具有中华文化的特色。”(张俊才，2010: 77) 事实上，林纾的翻译活动很大程度是为了维护和革新当时的文化秩序，而非推翻旧秩序、建立一个全新的西式文化秩序。此外，“林译小说”在实现林纾“力延古文之一线”奋斗目标之时，更是有力地助推了古文在清末民初文坛上的合法地位。
诚如胡适所言，“五四”文学革命前，“国语的文学还不曾得到大家的公认。”(转自姜义华，1998:148) 不过，早在林纾翻译活动鼎盛时期，优美驯雅的古文在文学创作中便已受到排斥。从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的豪迈壮言，到裘廷梁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再到陈荣衮的《论报章宜用浅说》，这些言说不仅为白话文运动的展开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且极大推动了世人对文言合一的关注与热情。再加上各类白话报刊纷纷创刊，白话书籍大量出版，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国便已兴起了一股白话文热潮，“白话文的地位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陈平原，2005: 167) 。特别是在林纾翻译生涯后期，古文或者说文言文在文学中的地位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学日渐式微，与文学维新过程中梁启超倡导的实用主义观念密不可分。戊戌变法失败后，有感于“民智未开”，梁启超在文学领域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曲改良”。为了更好服务于“新民”之目的，新小说更是在文学领域得以大力张扬。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白话在文学领域还没有摆脱“辅助工具”的角色，对于习惯了读古文、作古文的那时作家而言，很可能如《＜ 小说海 ＞ 发刊词》所表白的那样，“吾侪执笔为文，非深之难，而浅之难; 非雅之难，而俗之难。”(转自陈平原，1989: 162) 不过，从主张“白话的层次”上升为主张“白话文学“这一思潮在当时确实已经成为不可逆转之趋势，并且愈发占据上风。由于任何一个文化场都不可能由单一的文化因子构成，因此，在文化场中，必然存在着对文化资本的争夺。而为了占据有利的位置，攫取更多的文化资本，文化主体“要么倾向于积极地把自己引向对资本分布的维护，要么就是颠覆这种分布。”(转自杨柳，2003: 8) 林纾选择维护原有的文化资本格局分布(即倡导文言文在文学领域中的核心地位) ，不仅源于本人“学非孔孟皆邪说，语近韩欧始国文”的“诗学”理念，更为重要的是，林纾把语言文字看作是民族文化的根基所在: “吾中国百不如人，独文字一门，差足自立，今又以新名辞尽夺其故，是并文字而亡矣。”(转自钱谷融，1999: 63) 。正因如此，为了维护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拥有传统文化身份的林纾始终坚持以文言翻译域外小说，即便是在晚年饱受批评，乃至遭到激烈的言辞攻击时也未有丝毫改变。
可以说，在林纾为“力延古文之一线”苦苦劳作过程中，用古雅的文笔大量译介西方文学作品的行为丝毫不逊色于其编选评批历代古文的工作。这从批判古文为“已死文字”的胡适对林纾翻译功绩的评价不难看出: “平心而论，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实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还使许多学他的人也用古文译了许多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因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转自姜义华，1998: 110) 陈炳堃在《最近三十年文学史》和《古文的演变与新文体的发生》中更是明确提出: “这个时期有两个重要的古文家，但他们的重要不在他们创作的文章，在他们运用古文翻译西洋近世思想的书或近世文学的书，他们替古文延长了二三十年的运命，这两个人一为林纾、一为严复。”(转自薛绥之，张俊才，1983: 212)布迪厄认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等资本形式并非一成不变，可以互相转化，林纾案例充分印证了这一观点。林纾所持有的文化资本不仅成功地转化为经济资本，而且也使其获得了极大的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
“靠‘苦吟’直接谋取生活资料，这在近代出版业形成之前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陈平原，2005:79) ，即便在林纾所处的时代，也并非所有的文学创作者都能拿到稿费，更不用说想依靠“译书为稻草谋”。其实，林纾在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时也并未计较稿酬。这从《中外日报》上刊登的一则告白就可看出: “承某君高义，将原版寄来，既不受酬资，又将本馆所偿版价捐入福州蚕桑公学。特此声明，以致谢忱。”
(陆建德，2008: 107) 不过，到了中后期，由于家计等原因，索取稿酬对于林纾来说已是平常之事。林纾的稿酬特别优厚，以每千字六圆计算。根据当时的物价水平，每千字两圆就已经颇有诱惑力了。如包天笑译《三千里寻亲记》和《铁世界》，每千字两圆，共得稿酬一百圆，“除了到上海的旅费以外”，“还可以供几个月的家用”(转自陈平原，2005: 81) 。林纾“每天译书四五千言，视为常事”(转自薛绥之，张俊才，1983: 220) ，一生共翻译百余部国外小说。如此看来，林纾的书房确实是名副其实的“造币厂”。
当然，林纾获取的巨大经济资本来源于其译作颇受读者好评与青睐，而凭借这种文化资本，他在翻译界和文学界也获得了大量的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正因如此，林纾，这位清末民初文学翻译界颇有建树的大师，他的翻译特点和思想获得了社会普遍认可，甚至“一度成为 20 世纪中国翻译领域之中的规范”(王悦晨，2011: 11) 。如新文化代表人物周氏兄弟就曾深受林纾的影响: “丙丁之际我们(指周氏兄弟———作者) 翻译小说，还用了林氏的笔调。”(周作人，2002: 168) 谭正璧也极力推崇林纾的翻译技法: “他的译文所以成功，在他能运用中国原有的语调不失原义的文言照译，正是很好的译法; 我以为如用白话译外国文学，也不妨学他的成法。”(转自薛绥之，张俊才，1983: 203) 邵祖恭对林纾翻译策略与方法评价更高: “不可泥于原著的一字一句，西洋文法的在前在后，拘拘翦翦去责尤以译出一百数出，摄其意境神韵，风味宛在; 而译者己身又往往化入著者之文境中，随之俯仰悲欢; 若谓梁任公文章有大电力，当谓林琴南译笔有真灵感。”(转自郭延礼，1998: 293)
三、结语
本文以“林译小说”为案例，探讨了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翻译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是翻译文化转向语境中新的研究方法，布迪厄社会学理论更是为翻译研究开启了新的视角。布迪厄社会学角度翻译研究再次证明，翻译从来不是译者在真空中进行的孤立性语言转换行为，而是在一定的场域中，诸多错综复杂因素相互角逐、斗争、协商、妥协的结果。这也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翻译的选择、翻译的过程及翻译的接受等问题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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