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发源于中国，是成长于欧洲语境之外的第一个真正具有“原创”意义的翻译理论( 蒋骁华等，2011: 34) 。生态翻译学作为一个翻译研究新途径，已经逐渐呈现出理性和成熟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客观地梳理国内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势必能为生态翻译学理论和实践研究提供科学的理据。通过对近 10 年国内发表相关的期刊论文的统计分析、外语类核心期刊发表有关生态翻译学的学术文献的对比研究，继而从研究数据、研究方法、研究主题等方面分析国内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发展态势，总结生态翻译学对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与学术价值。
一、生态翻译学的文献计量分析
笔者通过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 ”上分别以“适应/选择/翻译”和“生态/翻译”为主题进行模糊检索，对近十年( 2003 ～2012 年) 来生态翻译学研究方向发表的文献进行归类和统计，检索的最终时间为 2012 年 9 月 24 日。然后再经过人工校对，删除了会议通知、会议纪要及稿约等干扰文献，发现刊发的文献共计 226 篇，每年文献发表数量呈稳步上升趋势。从文献发表的时间来看，有效文献数量分别为( 2003 年) 0 篇，( 2004 年) 4 篇，( 2005年) 3 篇，( 2006 年) 7 篇，( 2007 年) 2 篇，( 2008 年) 7篇，( 2009 年) 19 篇，( 2010 年) 23 篇，( 2011 年) 82篇，( 2012 年) 74 篇，如图 1 所示：
根据对十年来以生态翻译学为主题的公开发表文献的客观分析，笔者发现国内学者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对于生态翻译学的综述和评价、针对生态翻译学理论问题展开探讨及运用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翻译实践问题( 见表1) 。
运用生态翻译学理论分析翻译实践方面的文献大大超越了其它两个领域的文献数量，其发表总量为 164 篇，占所有文献数量的 72． 57%。而对于生态翻译学的综述和评价与针对生态翻译学理论问题展开探讨的文献在近十年的发表数量分别为 14 篇与 43 篇，仅占所有文献的 6． 19% 和 19． 03%。通过下列折线图( 图 2) 可以清晰地显示:
与此同时，2003 ～2012 年期间国内外语类核心期刊发表的关于生态翻译学主题的文献逐渐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2003 ～ 2012 年在《中国翻译》发表的相关文献共为 5 篇，在《上海翻译》发表的为 15篇，在《外语教学》上发表的为 3 篇，在《外语研究》
上发表的为 2 篇，在《中国科技翻译》上发表的为 2篇，在《外国语》发表的为 2 篇，在《外语与外语教学》上发表的为 3 篇，在《外国语文》上发表的为 1篇，共计 33 篇，如图 3 所示:
笔者将最近几年主要一些代表性论文( 除胡庚申教授本人发表的论文外) 的大概内容介绍如下。王宁在 2011 年《中国翻译》第 2 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生态文学与生态翻译学: 解构与建构”的学术论文。该文章提出生态翻译学具有双重解构性，即对翻译过程中“译者中心意识”的解构和对“原文至上”意识的解构。同时生态翻译学也具有它的建构性，其建构性在于是在承认原文内在生态结构是决定该文本是否具有可译性的同时要充分发挥译者的能动性理解、创造性再现和阐释作用; 同时关注翻译主体( 译者) 和翻译客体( 文本) 之间的平衡; 并对所译文本进行仔细阅读从而发掘其可译性，在翻译的过程中也应尽可能地保存原语文本在译语中的生态平衡( 王宁，2011: 11-13) 。文章还指出生态翻译学真正意义上对所译文本进行选择过程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定势实施了消解，事实上可以说它对翻译界过度强调译者主体性的尝试是一个真正的反拨。
郭英珍在 2011 年《中国科技翻译》第 4 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新闻英语汉译“的文章。该文章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对新闻英语翻译中的改写、省译、増译等现象进行了合理的解释，提出为了使译文达到最佳的交流目的，译者必须对翻译策略实施优化选择，从而很好地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中政治环境、意识形态与读者等关键的内在要素。
王宏在 2011 年《上海翻译》第 4 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生态翻译学核心概念考辩”的文章。该文章首先肯定了生态翻译学以译者为中心、为重点导入翻译研究的这种研究方式，并认为这对于丰富翻译理论是具有一定价值和意义的，不过同时也指出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念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蒋骁华、宋志平和孟凡君在 2011 年《中国翻译》第 6 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生态翻译学理论的新探索—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综述”的文章。作者通过对大会提交的论文进行总结来陈述生态翻译学理论发展和实际应用。该文章首先对国际翻译界的凯伊·道勒 拉 普 教 授、Carmen Valero Garcés 博 士、JoannaＲadwań ska-Williams 教授、Yvon Gousty 教授和 Dan-iel Gile 教授所提交的论文进行简洁概述，从而表明生态翻译学研究以受到来自国际翻译界的倍加关注。然后，通过对胡庚申教授的主题报告以及国内诸多学者所提交的论文进行简要总结，呈现出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的脉络，指出生态翻译学应用研究发展的方向。
国内生态翻译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标志就是历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与召开。2010年 11 月 9 日至 10 日，“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在澳门理工学院成功召开，国内外 56 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这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收到的学术论文共计 43 篇，研究者们所探讨的主要研究主题包括八个方面。这八个内容涵盖了全球化视阈下的生态翻译学研究、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反思与前瞻、生态翻译学的理论构建研究、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应用与发展研究、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应用翻译与实证研究、生态翻译学派研究、生态翻译学与其他翻译研究途径的关系探讨、以及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框架的硕博学位论文写作研究( 蒋骁华，2011:34) 。2011 年 11 月 12 日至 13 日，“第二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在上海海事大学隆重召开，来自全球各地的 62 位学者专家出席了此次研讨会。会议共收到国内外论文 65 篇，学者们就生态翻译学七个主题进行了热烈讨论。这七个主题主要包括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翻译综合研究、翻译生态系统与翻译生态环境、译者主体与翻译批评、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译者研究、生态翻译学理论的反思与构建、翻译活动中的适应与选择和生态翻译学方法论与教学法。
“第三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将于 2012 年 11月 23 至 25 日在重庆的西南大学召开。此次会议议题主要包括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翻译路径/范式/学派研究、生态视角的翻译研究、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研究、生态翻译学与其它翻译研究途径的关系研究、全球生态主义学术思潮与生态翻译学研究、生态翻译学的应用和实证研究、生态翻译学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框架的硕士与博士学位论文写作研究以及生态翻译学的国际化发展研究等。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组委会也希望国内外对生态翻译学认同和追随的学者们能继续深化生态翻译学的研究领域，拓展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范畴，保持生态翻译学蓬勃发展的强大生命力。
二、讨论与结语
生态翻译学“作为一个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生态学翻译研究途径，是运用生态理性、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的整体性研究，是一个‘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生态范式和研究领域( Hu，2003: 278; 胡庚申，2004: 41; 2006; 2008; 2009) 。生态翻译学在国内外翻译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受到国内外许多学者的高度评价。在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上，国内学者蒋骁华等就指出尽管生态翻译学肇始于中国，但已开始受到国际翻译界专家的高度肯定，比如玛丽恩·鲍尔士( Marion Boers) 教授( 国际翻译家联盟主席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顾问) 从学术层面充分肯定了生态翻译学发展的意义，认为生态翻译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翻译研究范式正吸引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兴趣并将继续蓬勃发展; 凯伊·道勒拉普( Cay Dollerup) 教授( 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顾问及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 认为基于中国“天人合一”和谐思想的生态翻译学是翻译理论的创新，也是一种思维创新; 黄友义教授( 国际译联副主席及中国译协副会长) 同时也从理论的新意层面积极肯定了生态翻译学; 许钧教授( 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顾问委员会主席及中国译协常务副会长) 以书面形式指出，生态翻译学研究已经形成具有创新意义的翻译研究途径，其已逐渐迈向理性与成熟( 蒋骁华，2011: 34) 。除此之外，生态翻译学的翻译生态范式也得到了国际译界学者的关注与追随，如美国学者 Edwin Gentzler、奥地利学者 Marry Snell-Horn-by、英国学者 Kirsten Malmkjear 及中国香港学者Douglas Ｒobinson 等都已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参与和跟随。
针对生态翻译学学者王宁从解构主义的认知视角进行了辩证的分析，提出生态翻译学既有其解构性也有其建构性。他认为生态翻译学在对所拟译文本进行选择过程中无情地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思维定势，并具有双重解构性，即对“原文至上”意识的解构和对翻译过程中“译者中心意识”的解构( 王宁，2011: 10) 。同时还指出生态翻译学的建构性就是在承认原文内在生态结构是决定该文本是否具有可译性的同时，充分发挥译者的能动性理解及创造性再现与阐释作用; 同时关注翻译主体( 译者) 和翻译客体( 文本) 之间的平衡; 并对所译文本进行仔细阅读从而发掘其可译性，在翻译的过程中也应尽可能地保存原语文本在译语中的生态平衡。
从哲学层面，学者孟凡君深入地探讨了生态翻译学的学理，并指出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范式至少从三个哲学层面超越了西方翻译研究范式。具体而言，他认为生态翻译学体现了翻译研究复合视角的超越，实现了对翻译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研究的哲学超越以及翻译研究体系主客关系的哲学超越( 蒋骁华，2011: 35) 。同时还认为相对于传统译论过分强调翻译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分离与互相对立，生态翻译学却更重视翻译主体和客体的平衡共生与和谐统一。
总而言之，生态翻译学的译论范式事实上标志着在语言学研究范式和文化研究范式之后翻译研究视域的进一步拓展。生态翻译学的译论范式是胡庚申教授尝试借用达尔文进化论中的学说和原理，从生态学角度来描述和解释翻译现象，探索翻译研究的新范式( 刘云虹 ＆ 许钧，2004: 41) 。生态翻译学的译论范式是“符合翻译基本规律的译论范式，具体来说，就是借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适应与选择’学说的基本思想和原理，从‘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理论的视角出发，利用作为人类行为的翻译活动与自然法则适用的通融性和关联性，探究翻译活动中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基本特征、基本规律、相互关系和相关机理”( 胡庚申，2004: 9-10) 。目前，许多学者在研究翻译问题和现象时都已借用生态翻译学的基本术语和概念、研究方法和途径，这也标志着生态翻译学的“生态范式”逐渐形成一定的学术影响，正获得翻译界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和追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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