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主体性研究自20世纪中叶以来逐渐引起了学者的广泛重视。译者对一部作品的影响，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要命题。生态翻译学的出现，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生态翻译学体现了研究者视角的宏观性转向。在这一视域下研究译者主体性问题，便有了系统化和动态化的特征。不但要考察译者自身的特点，也要将其置于一个动态的系统之内，分析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同时，在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对译者主体性进行分析，也进一步表明了翻译学从以“文本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转换。
它强调译者在整个翻译生态体系中，积极构建一个良性的翻译生态。一方面，生态翻译学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另一方面，在翻译生态系统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有着具体的表现方式。本文从这两方面出发，探讨了翻译生态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
一、生态翻译学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翻译生态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它是把有关生态学的观点、理论和方法引渡到翻译学领域当中，体现了传统翻译研究在视域与观念上的创新性尝试和探索。因此，翻译生态学是将翻译与生态系统相联系，并以其相互关系及其机理为研究对象进行探究，进而从生态学角度审视翻译和翻译研究，力求对翻译中的多种现象进行剖析和解释。生态翻译学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首先，在译者主体性问题上，生态翻译学重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将其看作一种积极因素。这与传统翻译学是不同的。传统观念里，通常将译者主体性作为一种消极因素看待，并据此探讨如何避免译者的特殊文化背景和立场观念可能对原文本内容和精神造成的损害。这也正是一直以来学者们不断强调译者要忠实于原文本，不仅是语言层面的忠实，更指在语言符码转换的过程中对原著精神特质的忠实。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的翻译研究者，都会强调这一点。如，严复曾在《天演论》中提出翻译的信、达、雅之说。矛盾指出“翻译文学之应直译，在今日已没有讨论之必要。”英国的泰特勒指出译文应该完整、充分地表达出原作的思想和风格。卡特福德提出“对等语”“级无限”与“级受限”等翻译思想。这些理论观点虽然在考量角度和方式上具有很大差异，但都说明了译者主体性的存在。
可见，传统翻译理论更多的是着眼于如何限制这一主体性，从而在语言转换过程中，最大程度的减少“干扰”，避免破坏原文的意义、精神与表达体系;而生态翻译学实际上是以一种更加积极地态度肯定了译者的主体性，并尝试发掘译者主体性的建设性作用，发掘其表现形式和具体实践方式。
其次，生态翻译学不但以生态视角确立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并关注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选择的命题。这种研究视角较传统翻译学的进步还在于，它倡导以人为核心。这是生态翻译学的重要创新意义所在，也决定了翻译生态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命题是译者的主体性问题。同时，以生态视角来考察翻译主体时，必须将考察对象置于一个系统之内进行观察和分析。这一系统不仅包含了各种元素，也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整体。而译者的主体性正是在各种元素的相互作用中，在这种动态变化当中体现出来的。因此，生态翻译学中，以“译者为中心”来探讨其活动特征与规律，并非是一种孤立的、绝对的强调。它同时也考察了译者主体性实现过程中的各种条件。这就避免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对译者主体作用的无限张扬和放大，如女性主义所倡导的通过对意义的创造性阐释以实现文化的“重写”，从而将研究视域相对集中的放在翻译学本体和与其密切相关的领域之内。
在翻译生态学这一概念与理论提出以来，实际上很多学者和从事翻译工作的实践者，都已经提出过许多与之相关的立场和态度。他们倡导翻译过程的动态性、各种因素之间的关联性以及译者主体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并以此来阐释译者在语言转换当中的角色和具体原则问题。如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强调忠于原作与通顺易读的结合，强调归化与异化的结合使用。鲁迅在译介外国作品时，便十分重视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因为读者作为翻译生态体系中的重要元素之一，其对翻译作品的理解和阐释是实现作品审美、延拓艺术内涵以及赋予和延续作品生命力的关键所在。由此可见，在翻译生态学视域下考量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实际上是将具有相关和相似度的理论与观点进行融合和进一步系统化的做法，从而使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更具体系性特征。
二、生态翻译视角下译者主体性的表现方式
生态翻译学虽然强调译者主体性的积极作用，但在翻译活动中，这种主体性也不可能毫无限度。因此，作为译者，其主体性的体现首先在于正确的控制“自由”和“限度”这两者的平衡关系上。从翻译生态学视角来审视译者的主体性可以发现，它改变了译者过去与文本之间的从属性关系，确立了其在翻译活动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这样，译者便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度和创作空间。同时，它也提出了对译者的特定要求。译者必须在翻译生态系统中具有“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够使翻译生态系统中各要素之间产生良性的互动关系。
英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萨柯雷的作品《名利场》在中国先后有几个不同的译本，杨必、彭长江和荣如德都曾是这部作品的译者。作品的翻译经过社会文化的变迁，读者群体的变化以及不同译者对作品的不同理解，决定了原著必然会经历多次创新性翻译，同时，译本也融入了主体的新认识和个性化因素，这使原文本能够更加适应新的语境生态。《名利场》这部作品，不同作者的译作各有不同特色，但都保留了原作的精神特质和风格魅力。这体现了译者在翻译生态系统中对主体性与限制因素两者之间平衡性的认知和把握，也使这部经典的文学作品获得更多读者的关注，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如上所述，一部经典文学作品能够跨越时代和地域，为不同的读者所接受和欣赏，这与译者的主体性介入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译者如何充分的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使一部作品能够在新的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中保持其存在价值与意义，是译者主体性的又一体现。在这个过程中，译者实际上被赋予了两方面角色期待。一是作者与读者之间进行沟通的媒介，即工具性角色。二是译者作为一个能动的主体，对文本进行再创造，充分挖掘其能够满足当下人们的审美特征与精神需要。
实际上这两种角色期待，都要求译者主观性的高度介入。如美国19世纪著名作家霍桑的作品《红字》在出版100多年后，仍然有广泛的读者群。这与译者的主体性作用是分不开的，是不同时代的译者，进行不同“选择”的结果。至2013年，这部长篇小说仍有新的版本问世。不同的译者根据其自身的理解程度、文化特质，特别是对于现代读者的定位和接受能力的判断，对作品进行了再创造工作。如1995年姚乃强的译本中，除了有译者序介绍霍桑生平和《红字》之梗概外，还在书尾处附加了霍桑年表。但最值得一提的是，此译本对《红字》的前言《海关》(TheCustomHouse)的译文。
可见，译者对于读者审美需求和审美活动规律的把握，并适时对作品进行创新性翻译和信息补充，是翻译生态中典型的适应与选择性行为，也是译者主体性的典型表现形式之一。
三、结语
综上所述，译者主体性已成为国内外翻译研究领域越来越受重视的命题。译者主体性的相关理论也出现了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不同研究方向。同时，也有很多研究者从生态学与阐释学的视角对译者主体性进行研究和探讨。将生态学纳入译者主体性研究领域，并借用生态学的理论逻辑对译者主体性予以肯定和证明，是这些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和发展倾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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