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导言
从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 Harris（1952）首次提出“话语分析”算起，当代意义上的西方话语研究仅有六十余年的历史。 但也就是在这六十余年里，经过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的深度阐释，“话语”概念渗透到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为不同学科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话语研究也随之发展成为一门跨界的前沿性学科。 本文将回顾当代西方话语研究的缘起、主要议题、局限与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反思中国话语研究存在的不足和努力方向。
2．当代西方话语研究的缘起
当代西方话语研究缘于上世纪中叶人文社科领域对语言使用的重新认识，是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多门学科发展变革和相互影响的结果。
在哲学领域，异军突起的日常语言哲学学派提出，哲学的分析对象不应是理想化的人工语言或逻辑语言， 应该根据日常语言的意义来理解和使用各种哲学范畴（夏基松 2009：184）。 其中，美国语言哲学家 Austin（1962）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为话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提供了基本分析方法。 在社会学领域，以 Goffman（1959）和 Garfinkel（1967）为主要代表的一些社会学家注意到了语言使用在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作用， 主张将目光从宏观社会结构转到人们日常语言交流与互动上来。 在他们的影响下， Sacks et al． （1974： 696-735） 开创了“会话分析”方法，对日常会话的互动特点与社会功能进行细致分析。 在人类学领域，Hymes（1972）等人创立了“交际民俗学”，对特定社团成员的语言使用习惯进行田野分析，试图从中发现社会和文化因素对人们语言使用的影响。 这种研究方法不但超越了传统人类学的神话、轶事研究传统，还为话语研究开拓了现场语料收集方法和“社会-文化”话语分析模式。
在语言学领域，一些学者开始反思结构语法和生成语法对语言实际使用的忽视。 他们认为，语言的实际使用不能简化为一组孤立、抽象的句子，语言研究还要关注比单句更大的语言单位———语篇 ／ 话语。 出于这样的理念，Teun van Dijk、Joseph Evans Grimes 等人提出了“语篇语法”研究范式，重点分析句群之间的语义与功能联系（van Dijk 2007）。 几乎同一时期，Halliday（1973： 45）提出了“系统功能语法”理论。 该理论认为语言的重要功能是“传输社会结构、价值观、知识系统和各种深层文化结构”，其意义仅存在于特定的语境与情形之中。他主张以社会的视角，结合具体语境，从语言系统和语言功能两个层面理解和分析实际使用中的语言。 语篇语法理论和系统功能语言学为话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学基础，提供了较为系统和细致的话语分析方法，使话语研究在语言学领域中站稳了脚跟。
除了哲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之外，心理学、符号学、文化学、教育学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生了重要的“话语转向”。 虽然各领域的话语研究路径彼此迥异，但它们在三点上达成了基本共识：第一，关注的不是抽象语言系统或虚构语句，而是人们在自然场景中的真实语言使用；第二，分析单元不是孤立的词语或句子，而是比其更大的语言单位，如句群、文本、言语行为、交际事件等；第三，重视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等语境因素对语言使用的影响，将全面细致的语境分析融入语言分析之中。 事实上，正是这三点共识使各领域的相关研究能够对话和碰撞，并最终聚集在话语研究这顶“大伞”底下。
3．当代西方话语研究的主要议题
由于几乎横跨所有人文社会学科，当代西方话语研究话题繁多，理论和方法也层出不穷。 但归纳起来，研究者关注的主要是话语与语言、话语与社会、话语与传播、话语与心理四大议题。
3．1话语与语言
话语视角下的语言研究将语言视作人类交际的工具， 研究目的是揭示语言形式与其交际功能之间的联系。 话语语法、语域 ／ 语类 ／ 文体、话语修辞是话语语言学的三个重点。 其中，话语语法分析大致包括内容结构分析和话语连接分析两类。 前者的理论基础是语篇语法理论，研究对象包括话语中的命题、宏观结构、微观结构、超结构（图式）等；后者受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影响，主要讨论话语衔接、连贯和照应的手段与方法。 随着认知科学的迅速发展，当前许多研究者超越了单一语言层面的话语语法研究， 尝试从认知和心智的角度探究话语语法结构的生成与理解，提出了关联理论、可及性理论、语篇世界、向心理论等话语认知理论（苗兴伟 2006）。
话语语域、语类、文体分析的目的是探究话语的各种变体（如书面语、口语、法庭对话、文学话语等）及其意义。 这些变体既体现在词汇层面，也存在于句子结构、修辞、语音、韵律等语法层面。 语域分析主要探究话语变体中的常见语言特征与交际目的和情境语境之间的关系。 语类分析同样关注变体的交际目的和情境语境，但在语言层面则主要关注变体中的常规语言结构。 文体分析的对象也是变体中的常见语言特征，但更注重从得体性或审美的角度阐释这些特征（Biber ＆Conrad 2009：2）。
修辞分析一般被认为是话语研究的早期雏形。 当前话语研究中的修辞分析主要借助古典修辞学、新修辞学或论辩学（特别是语用论辩理论和新论辩理论）的理论与方法框架，考察各种修辞手段（如隐喻、比较、反讽、夸张、委婉、重复等经典辞格）、修辞策略（如古典修辞学中提出的诉诸逻辑、诉诸听众情感、诉诸修辞人格三大策略，又如新修辞学中提出的“同一”策略）或论辩策略（如对论点、事实、理由、支持、限定、反驳等要素的设定）在演讲、辩论、广告、新闻等说服性话语中的作用。
3．2话语与社会
话语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是西方话语研究的重点议题。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相关研究大体可以分为后实证主义取向和批判主义取向两类。
后实证主义取向认为话语交际模式是对社会结构的表征和再现， 话语研究的目的是“客观”、“中立”地描述特定社团中人们的交际模式。 会话分析和基于民族志的话语分析是其中最为常见的两种研究方法。 虽然这两种方法都与美国人类语言学一脉相承，但前者侧重再现人们真实谈话中的话轮结构与转换特征，试图以此揭示社会互动准则或说话人的交际能力；后者则通过访谈、观察等民族志方法描述特定场域的交谈模式并加以社会和文化语境阐释， 探究话语在社会组成和文化表征中的关键性作用。 近十年，基于民族志的话语分析被广泛用于挖掘学校、公司、医院、法庭等机构的社会关系、知识表征和身份建构，成果丰硕。
批判主义取向认为话语并不是对社会现实的忠实和被动表征。 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 话语既构建社会现实， 同时又为社会现实和社会秩序所制约（Fairclough 1992： 64）。 在这些研究看来，话语研究不应止步于文本分析，而应着力剖析话语及其语言表现形式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意义构建机制， 努力揭示隐藏其中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解放”被权势话语压制的社会群体（如某些社会中的女性、少数族裔、老年人、同性恋者、艾滋病患者、“问题”人群等）。 二十年来，在 Teun van Dijk、Norman Fairclough、Ruth Wodak 等人的推动下，这种批判性的话语研究在欧洲（特别是英国）和澳大利亚得以充分发展，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批判话语研究”学派。
上述两种取向的研究近年逐渐呈现融合之势。 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民族志话语研究的批判性转向：研究者们尝试通过民族志方法挖掘机构内部不为“外人”所知的、“原生态”的话语行为，试图更为深刻地揭示日常话语实践与社会权力、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
3．3话语与传播
传播研究是新闻学和修辞学两个学术领域集合而成的学科， 与话语研究有着与生俱来的学缘关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话语研究理论和方法被广泛应用于传播学，特别是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和跨文化传播三个分支学科之中。
人际传播中的话语研究以人们面对面的口语交谈为主要分析对象， 旨在揭示人际传播中的自我呈现、关系管理、责任分配、组织架构、文化制定、说服等问题。 从研究情境上看，富含冲突和张力的人际传播情境备受关注。 研究者更加关心在这些“问题情境”下传播参与者和旁观者的不同话语反应及其对于传播效果的影响 （Tracy 2001： 725-749）。
在大众传播领域，话语研究主要被用于揭示广播、报刊、网络等大众媒体的生产和消费过程。 相关热点问题可以大致概括为：媒体话语折射或构建了哪些主导性的社会表征?媒体话语在人和世界之间以及权势阶层和普通民众之间架设了怎样的互动关系? 不同媒体话语对同一社会事件赋予了哪些不同意义?
话语视角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Scollon ＆ Scollon（1995）是该研究领域的重要开拓者。他们认为，跨文化传播的真正主体是交际者，而非文化本身，且交际者在职业、性别、代别、所处机构等话语系统方面的差异远比文化差异所起的作用更大。 因此，跨文化传播的焦点应该是话语互动。 自此之后，跨文化传播研究大致沿着两个支流发展：一支受互动社会语言学和交际民俗学的影响，承认“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主要借助会话分析、语用学或民族志语言学的方法剖析跨文化话语互动中的语用形式与特征；另一支则受到批判理论的影响，认为“文化差异”实际上掩盖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主张探究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的文化本质主义和文化不平等现象， 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Monaghan 2001）。
3．4话语与心理
话语视角的心理学研究（或称话语心理学）立足于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心理”或“人格” 等传统心理学概念并非独立的精神实体或客观存在，而是来自人们多种社会角色或社会身份的话语建构： 一方面人们通过陈述构建自己的世界；另一方面这些陈述是在谈话情境中通过语词、隐喻和其他一系列话语资源建构起来的（Potter 2007）。 因此，心理学的主要任务不应是对心理本质的“客观”描述，而应该揭示说话人如何通过话语构建自己、他人和世界。
基于上述立场，话语心理学主张进入自然人的正常思维、行动和日常生活，借助会话分析和民族志的方法，从话轮转换、词汇选择、修辞手段等多个角度对开放性访谈、心理热线、新闻报道、警察询问、日常对话等不同场域的真实对话进行分析。 分析目的主要有三个： 第一是批判传统心理学的科学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从话语的角度对心理学的议题和解释进行重新界定；第二是探究气愤、相信、了解、嫉妒等日常心理词汇在话语中的具体使用及其对于人们社会行为的影响；第三是在没有先验预设的情况下揭示社会认知、偏见、意图、感知、态度、劝诱、印象、记忆等传统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话语构建机制（Edwards 2005）。
话语心理学对心理诊疗也有较大影响，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在承认心理诊疗可靠性与有效性的基础上对诊疗话语进行微观分析，旨在从心理咨询者的个体叙事中解读其独特、丰富和多样化的心理特征，同时揭示心理诊疗师开展对话的方法与策略。 这类研究对心理诊疗实践有着较强的启示性，但其缺陷在于过分关注微观会话结构，忽略了制约诊疗互动的社会、文化和机构语境；第二类研究总体上对心理诊疗持批判态度，力图从诊疗会话互动中揭示诊疗与社会结构、权力、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此类研究通常并不关切诊疗实践提出的疑惑，因此结论可能对心理诊疗实践的启示性较小（Avid ＆ Georgaca 2007）。
4．当代西方话语研究的主要局限与发展趋势
4．1主要局限
4．1．1语言分析方法不足
清晰细致的语言分析是话语研究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与话语研究对语言分析的重视相比，其他人文社科研究“往往不关心语言活动本身”（施旭 2008）。 但是目前看来，西方话语研究的语言分析方法似乎屈指可数，且主要来自语篇语法、会话分析、系统功能语言学、修辞学以及语料库语言学，系统性和原创性严重不足。 更危险的是，不少话语研究对语言结构、语言策略和语言过程的分析缺乏明确的理论和方法支撑，最终只能沦为“个人的主观阐释、改述或评论”（van Dijk 2007）。 此外，大部分话语研究的语言分析方法或侧重于微观语言结构，或侧重于宏观语言结构，很难在一种方法中将两者有效结合。
4．1．2语境研究尚不够深入
语境是任何话语研究都绕不开的话题。 正是由于对语境的认识和重视，话语研究才最终跳出了结构语言学的“窠臼”。 但当前话语研究对语境的认识尚不够深入，鲜有研究对语境的深层结构和影响机制进行全面系统地探索，也没有研究能够令人满意地揭示情境语境与宏观语境之间的认知与心理互动关系， 以及这种互动关系对话语生成和理解的影响。 此外，在同一话语交际事件中，制约每个交际环节的语境因素都不尽相同， 语境的作用机制也不同 （Goodwin ＆ Duranti1992），但大部分话语研究中的语境分析都是静态和整体的 ，缺乏区分交际环节的语境分析，更没有理想的动态语境分析框架。
4．1．3话语理解研究欠缺
大部分西方话语研究都站在说话人或自身的立场，重点分析说话人 ／ 作者的交际目的、意图、认知模式、对话语和语境的操控或潜藏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真实听话人 ／ 读者对话语的实际理解。 其问题在于，如果真实交际场景中的听话人 ／ 读者并不按照研究者那样去理解说话人 ／ 作者的话语， 甚至与研究者的理解和阐释背道而驰，那么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和意义何在? 因此，除了继续保持结论的开放性之外，话语研究还应该进一步吸收人类学、认知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加强对话语理解的深度剖析。
4．2发展趋势
4．2．1问题导向的跨学科研究占主导地位
话语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单纯的语言分析或话语理论思辨， 而是主动追踪并立足教育、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的现实问题，剖析话语对这些现实问题的构建机制，试图通过自己的学术话语干预社会实践。 换言之，研究者越来越关心话语研究的现实和实践意义，而不是仅仅专注其学术价值或理论意义。 与此同时，由于现实问题大都具有内在复杂性，且话语本身兼具语言、心理、社会、传播等多重属性，单一学科支撑的话语研究很难切中问题的核心。 因此，跨学科合作就成了问题导向型话语研究的必然选择。 目前看来，以重大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项目化合作正在成为西方话语研究的重要特征和发展趋向。
4．2．2语料库方法全方位介入
传统话语研究大多针对单个或者少量文本展开深入细致剖析， 其研究语料的典型性、代表性以及结论的普适性、客观性都受到很大限制。 基于计算机分析技术的语料库方法能从看似凌乱的大量话语文本中提取出共性特征和个别特例，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话语研究的主观性（Baker 2007：183）。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语料库方法被逐步应用于话语研究，分析视角从“使用中的语言”过渡到了更为复杂的“行动中的语言”（Flowerdew 2012）， 形成了文本分析、批判分析和语境分析三条相互交叉的研究路径 （Hyland 2009：20）， 研究内容几乎渗透到了话语研究的各个议题之中。 可以预见，随着计算机和电子文本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话语研究将使用语料库方法。 不过，语料库方法也存在许多缺陷，如无法照顾到宏观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因素，缺乏对话语文本完整结构的考量，理论衔接不够紧密等。 能否正视并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直接决定了语料库话语研究的前景。
4．2．3多模态话语分析向纵深发展
在大多数话语实践中，语言符号常与图像、图表、色彩、声音等非语言符号相辅相成。 但长期以来，话语研究都仅以语言符号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针对这一明显缺陷，上世纪九十年代，旨在探究非语言符号意义的多模态分析被正式纳入话语研究的议程。 虽然研究历程短暂，但多模态话语理念已得到话语研究者的广泛认同，并形成了社会符号学方法（以 Gunther Kress、Theo van Leeuwen 为代表）、互动社会语言学方法 （以 Ron Scollon、Sigrid Norris 为代表）、 认知语言学方法（ 以 Charles Forceville、Jana Holsanova 为代表 ）、 批判话语分析方法 （ 以 DavidMachin、Theo van Leeuwen 为代表）四种主要分析路径。 近年来，随着声音转录软件、动态图像处理软件、多模态标注软件等计算机分析工具的不断完善，多模态符号的检索、识别、标注、分析更为细致和规范，研究的客观性和可操作性也得以提升。 如何进一步细化多模态符号之间的意义共建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析多模态话语与社会结构、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5．本土化反思：中国话语研究的不足与建议
过去三十年里，中国话语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研究成果的“数量”和研究队伍的“规模”都处于世界前列（徐珺 2007）。 但与西方话语研究相比，中国话语研究的“质量”还存在以下三个重大问题：
首先是缺乏本土问题意识。 总体看来，中国话语研究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实际问题关切不够，这与西方同行对本土现实问题的密切关注形成了鲜明对比。 事实上， 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在每个领域都有大量值得话语研究去探讨的问题。 如果中国话语研究意在切实为社会变革做出贡献，意在与其他学科思想进行对话与交融，而不是在象牙塔内“自娱自乐”、“孤芳自赏”，就理应给予这些问题以更多的关注。
其次是理论与方法创新不足。 作为西方学术的“舶来品”，中国话语研究理想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引介 ＋ 批判 ＋ 创新”。 但目前的现状是介绍、照套西方研究范式较多，批判与创新却相对欠缺。 大多数中国话语研究者无法在国际学界发出独立而清晰的声音， 难以与西方同行平等对话， 只能在他们圈定的研究范式内“戴着镣铐跳舞”。
最后，跨学科研究亟待加强。 虽然语言学、新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都在进行话语研究，但“画地为牢”、固守学科界限的局面一直没有得以根本改变：
一方面，语言学领域的话语研究往往只注重话语的语言层面分析，其他学科知识通常只作为语言分析的背景资料， 缺乏对话语非语言属性的深入考察； 另一方面， 其他学科领域的话语研究普遍缺乏细致、 系统的语言分析， 很难做到既有“理”又有“据”。
针对上述问题，对照西方话语研究的现状与趋势，我们认为中国话语研究者应在以下三点有更大作为：
第一，正视话语研究在学术意义和社会责任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关系，将解决或部分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作为话语研究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 为此，话语研究者要密切关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医疗、旅游等不同实践领域发生的变革，审视其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然后从多维话语研究视角展开针对性的系列研究。 对实际问题的挖掘要求我们不仅要通晓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更要深入实践一线开展细致的田野调查， 确保研究问题是真实存在的且具有较大研究意义。
第二，构建既能集中西方话语理论之美，又适合中国社会和文化语境的本土话语研究理论与方法。 其中一个较为实际可行的做法可能是：首先系统梳理西方话语研究的不同流派，审视支撑各流派理论与方法的哲学和文化理念，将其与中国语言文化哲学和交际伦理进行横向对比， 继而在具体实例分析中论证和总结本土化的理论和方法。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努力挖掘中国本土的文化和话语理论资源，也要避免不加区别地匆忙否定西方话语研究范式，形成不必要的二元对立。
第三，打破学科间的藩篱，加强跨学科对话与合作，多角度、多层面深入探讨话语的丰富属性。 从当前的研究现状来看，中国话语研究者不但要培养跨学科的意识、视野和情怀，还要尽快建立起问题意识导向的跨学科、跨界研究团队，为话语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切实互融提供制度和规范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