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研究翻译者的翻译心理是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对译家翻译心理的研究主要关注译者的翻译动机。近 20 年，国外研究者开始关注译者的翻译过程。对于翻译过程的研究，一般都采取心理学的“有声思维”的方法（think-aloud protocols,简写为TAPs），研究者要求受试者把一篇原语文本翻译成一目标语文本，在翻译过程中将大脑的思维活动完全口述出来，研究者通过录音或录像记录，然后整理成书面记录，从而分析研究译者的思维过程。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开始关注 TAPs.李德超、文军、孙三军[3]等对此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其中不少研究者开始把该方法应用到翻译教学实践中，以帮助学生提高翻译能力。存在的问题是，译者和测试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一定能够完全说出自己的思维活动。更重要的是，不同背景的人，其思维习惯不同；翻译他人的作品与翻译自己的作品，其思维过程也不同；翻译学习者的思维与职业译者的思维就不同。翻译学习者（包括非职业译员）在翻译过程中可能更注重形式，而职业译员（尤其是翻译家）可能更注重内容；翻译学习者更多地采用局部策略，而职业译员更多采用整体策略[2]（30）.因此，研究职业译员，尤其是着名翻译家，比研究翻译学习者，对于我们了解翻译思维过程，提高对翻译的认知能力，可能更有意义。
林语堂是着名的双语作家、翻译家。笔者在研究林语堂作品中，发现林语堂翻译自己作品时，会有意无意地反思原作的表达，剖析其思维过程，甚至展开评论。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另类有声思维，或者称之为无声思维。无论是有声思维还是无声思维，都属于“言语报告的方法”,属于一种“内省法”,不过前者是以口头讲，而后者是以书面答。前者可以通过实验方法进行，后者则从着译家的作品、译文前言、注释、自传、日记、书信之类书面材料获得。本文主要以林语堂的自译《啼笑皆非》为例对翻译过程的无声思维进行探讨。最近有一些论文从不同视角来研究《啼笑皆非》,不过这些研究都用 1994 年或者 2004 年再版本（删节本）而不是用 1945 年全译本，也没有用1944 年陈封雄的节译本，更没有人从有声思维视角用平行语料库方法来研究林语堂的自译活动。
TAPs 翻译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对翻译策略、翻译单位、翻译述要和翻译方式这四个方面的研究[2]（30）.
笔者认为，在无声思维中，这四个方面可以归结到“翻译策略”里。翻译策略可以分为整体策略和局部策略。整体策略包括翻译单位，如以句为单位来进行翻译，和翻译方式，如在文中加注。局部策略包括翻译述要，某些句子结构的调整和某些词语的翻译与解读。具体而言，这些数据和实例，也可以如 TAPs 那样，可以分为自我描述（self-report），自我评价（self-observation）和自我展现（self-revelation）三种[1]（386）[12]（102）.但是李德超认为：“只有内省式‘自我评价’型数据和‘自我展现’型数据才是 TAPs 翻译研究所应依靠的主要数据来源。其他类型的数据，最多只能起到补充说明受试思维过程的作用，而不能作为分析所依靠的主要对象。”[1]（387）鉴于我们无法让已故的翻译家用口头描述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我们只能通过他们留下的书面材料，追溯其翻译过程，构成无声思维中的各种数据和资料。因此，自我描述、自我评价和自我展现三种数据和实例都是翻译过程分析的来源。
翻译与创作一样，着译者的心理是一种极为复杂的过程。区别于毫无根据的臆测，本研究的无声思维是基于文本和史料的分析。本研究采用 ParaConc 软件，对林语堂的《啼笑皆非》原作和译作的前 11 章进行语料加工，以句对齐方式，建立双语平行语料库。并参考林语堂的其他资料，来考察林语堂自译的思维过程。
二、自我描述
根据 Cohen 的观点，“自我描述”型数据是译者对所进行的翻译任务总的态度或看法[1]（387）[12]（102）.译者用概括性的语言讲述翻译的动机和翻译的整体策略。翻译创作的动机同人们其他的行为动机一样，大致可分为“缺乏性动机”和“丰富性动机”两种。前者起因于生活中的某种缺乏或者痛苦；后者起因于对快乐、理解、创造、成就和自我实现的渴望。不同的是，翻译创作性动机的发生，更多地是基于精神上的追求，而不是生理上的或者物质上的。应该说，林语堂翻译《啼笑皆非》，两种动机兼而有之。
作者在《中文译本序言》中描述了原书的写作意图。林语堂有感于“吾国遭人封锁，声援无方”,国际上存在“强权政治种族偏见”和世界和平无望，感觉“骨鲠在喉，不吐不快”iii）.因此，他试图从西方的人道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宗教观点探究乱世之源，希望找到维护世界和平的良药。原着“在美国出版后曾风行一时，为 1943 年美国十六种最畅销书之一”163）.可是，原作在美国引起了很大争议，得罪了英国及亲英的美国人士。这就是林语堂翻译之前的“缺乏性动机”.林语堂极少翻译自己的英文着作，但是《啼笑皆非》是例外，尽管他只翻译了前十一章。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啼笑皆非》原作“系为西方人士而作，所谓对症下药也。”可惜因有些西方人不理解而“失言”.林语堂的翻译意图很明确：“世人有可与言者，有不可与言者。吾不欲失人，故以此书译出，公之吾国读者。”林语堂希望在中国读者中找到知音，渴望自己的爱国、爱和平热情得到理解和支持，如其所言：“惟求得关心治道之有心人，读到一二道得衷曲之处，领首称善，吾愿足矣。”这就是林语堂自译的“丰富性动机”.因此，自译者进行自译，主要是一种寻求自我满足的精神追求， 希望得到理解、实现自我的一种创作心理。
翻译策略具有“问题取向性”特点，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意识到某些问题对读者的理解可能产生障碍，因而有意识地解决这些问题。林语堂的整体翻译策略是句译加注释：“原文所无，译文中加释加注之处，以[……]号别之。”林语堂是国内外翻译界第一个提出以句子为翻译单位的翻译家，在翻译实践中他也采用了这一方法。在《啼笑皆非》的翻译中，绝大部分句子都是一一对应的，这使得建立英汉平行语料库成为可能（见附录 1）。翻译时以句为单位，并不是说一句英文一定要翻译成一句中文，一句英文译成两句中文或者两句英文译成一句中文的情况也存在。即使是句句对应，也不一定要按照句子单词排列顺序来译，一个句子内部可以根据中英文的差异作适当调整。
例 1 原文： Where China utterly differs from theWest are the three contempts: the contempt for thesoldier, the contempt for the police, and the contempt forlawyers.
林语堂译（以下简称‘林译’）：中国与西方绝对不同者有三，一曰排律师，二曰排巡警，三曰排兵卒。陈封雄译（以下简称‘陈译’）：中国与西方大不相同的地方乃三种“鄙视”:鄙视兵士，鄙视警察，及鄙视律师。陈译与原文的句子顺序一致，即 soldier-police-lawyer,而林译把三者顺序重新调整，变为：律师-巡警-兵卒。可能的解释是：英文的句子结构，最重要的往往要放到最后面，然而在中文的句子结构，最重要的往往要放到最前面。这与林语堂的翻译思想一致：“行文时须完全根据中文心理”和“中文语法”338）.但是，又如何解释下面的句子顺序呢？
例 2 原文： The Chinese believe that when there aretoo many policemen, there can be no individual liberty,when there are too many lawyers, there can be no justice,and when there are too many soldiers, there can be nopeace.林译：中国人认为法繁则无公理，警多则无自由[“扰民”],兵众则无太平。陈译：中国人相信假如警察太多，那便没有个人自由，假如律师太多，便没有公平，假如兵士太多，便没有和平。陈译与原文的句子顺序一致，即 policemen-lawyer-soldier,而林译把三者顺序重新调整，变为：
律师-巡警-兵卒。中国的警察和律师都是鸦片战争以后西制东渐的产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没有警察和律师，照样存在了几千年，可见警察、律师都不重要。中国自古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可见兵士没有社会地位。因此，三者之间无所谓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可能的解释是：为了与例 1 的译文保持一致。英文上下文的不一致，可能是作者的疏忽。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有意识地修改了。
根据林语堂的翻译思想，翻译单位应该以句为本位，译者不仅要对原着者负责，也要对中国读者负责[13]（327）.考虑到中西文化的差异，作为一个译者，有些术语和表达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可能陌生，要通过注释的办法与中国文化接轨，这既是他翻译整体策略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局部策略。
林语堂尽量避免在译作中增加评述和解释性内容，但是有时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作品或者某些词语，他会增加这些内容[17]（47）.他采用的手段很多，除了在《孔子的智慧》中采取的阐释法（paraphrase），还采用加注，如脚注、尾注、夹注。在翻译《啼笑皆非》过程中，林语堂主要采取夹注的方法，在其翻译的前 11章，经笔者粗略统计，有多达 156 处注释。在林语堂自译的前 11 章中，笔者以“按”为关键词搜索，找到22 个句子其中第 5,9,20 句三个“按”不是按语），共有 19 个按语。这些按语要么是译者的感言或评论，要么是解释原作中关键词的意义或者解释为什么这么译。当然，更多的按语没有用“按”注明（如例 5），但是用符号表示是译者添加部分。
三、自我评价
“自我评价”型数据表现的是翻译者对正在进行的特定翻译任务的看法。翻译者在完成任务后，追溯执行任务时大脑思维活动的信息，即追溯式数据[1]（387）.在译作中主要表现在某些关键词语的翻译和理解。
例 3 原文： When man is constantly exposed to thethings of the material world which affect him and doesnot control his likes and dislikes, then he is overwhelmedby the material reality and becomes dehumanized ormaterialistic.
林译：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按物至而“人化物”,正是人为物欲所克，而成物质主义。“人化物”即已失人道，故可译为“dehumanized”;又是为物所化，故亦可译为“materialistic”.所以“物质主义”之形容词见于古籍者，当以“人化物”一语为最早。）[14]（74）人的心理是主观自在的内心体验，别人无法直接认识，只有靠他自己通过内心反省讲出来，别人才能获得。林语堂还通过注释形式探讨原作的创作和译作的翻译。在例 3 中，林语堂在按语中解释为什么把两个词 dehumanized 和 materialistic 都翻译成“人化物”一个词，并反省自己当初为什么用 dehumanized 和materialistic 两个词。这种反思原作创作和译作翻译思维过程的注释恐怕只有自译者才能做出。
英文作品中提到的西方历史着名人物，对于西方读者可能如雷贯耳，但是对于普通的中国读者，可能是闻所未闻。原作者在作品中一般只需点到为止，而译者则需要加注介绍，以帮助译语读者了解。但是以中西文化传播为使命的林语堂却与众不同，他不仅仅是介绍人物，而且通过与中国读者熟悉的历史人物类比，让读者豁然开朗。
例 4 原 文 : Let's be a little learned andprofessorial and tiresome and go back toThucydides.
林译：好，大家也来搬书籍，做学究，看看修昔的底斯怎样记述。[Thucydides,希腊的司马迁，所记当代希腊五十年间内战 Peloponnesian War 一书，称为希腊最客观公允的史书，为现代史家所极称赏。]
Thucydides 现译为修昔底德，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司马迁的《史记》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
中国读者因为这种类比而对修昔底德倍感亲切。同样，在介绍 16 世纪法国着名的预言家诺查丹玛斯Nostradamus 时，林语堂把他比为“欧洲的刘伯温”林语堂对中西文化的优劣非常清楚，在《啼笑皆非》中，他就提议中西互融，并努力寻求中西文化的相通点。不同读者（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的语言欣赏习惯和心理认知环境不同。林语堂在原着中用西方人感兴趣和认同的方式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而在翻译过程中，又用中国人感兴趣和认同的方式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文化。因此，为适应译文读者的需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和文化背景，根据译文的文体功能来决定自己的翻译策略，使译文既能连贯自如地传达原文的内容，又能符合译语规范和文化要求。
四、自我展现翻译的伦理观和翻译
原则都规定，翻译应忠实于原文，译者不能随意改动原文的内容。忠实也是林语堂三个翻译标准--忠实、通顺、美--的第一条。
但是区别于严复的“信”,林语堂的忠实给予了译者一定的自由：“译者对于原文有字字了解而无字字译出之责任”应忠实于原文的总意义，而非单字或者词。但是，由于作品是自己的，自译者可能做出超越普通译者职责以外的行为，根据读者、译入语文化或者某种需要而改动原文，甚至在文中插入个人评论或者感慨。
“自我展现”型数据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直接说出的“揭示思维过程的意识流”在无声思维中，这类型主要指原文内容所无，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超出文本以外的思维活动。一般译者，包括部分自译者，会约束自己或者隐藏这方面的思维活动，但是有些自译者忠实地记录自己的思维过程。
例 5 原文： He knows, and knows for certain, thatfor 1937 it （never mind what） is 27? per cent, but for1938, it is 34? per cent, and he is as proud of hisfractions as a cobbler is proud of leather.
陈译： 他知道，知道得很确实，一九三七年是百分之二十七又二分之一（不必管它是什么），到一九三八成为百分之三十四又八分之五，他对于这点尾数正像鞋匠对他的皮张那样豪傲。
林译： 他确知无疑某物（不管何物），在一九四二年是百分之二十七又半，而在一九四三年却是百分之三十四又八分之三。[按荀子有好名词，斥此辈为“散儒”.荀子《劝学篇》曰：“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又曰：“不隆礼，虽察辩，散儒也。”孔子对子夏警告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亦指此辈。子夏博闻强记，善说三百篇昆虫草木之名，故1乃立身行世之大端，既博之又必约之，学有归宿，斯不为散矣。附此一笑。]经济学家对于数字分数之自矜，正如皮鞋匠之矜伐皮货。
普通译者一般都如实地按照原文去译，如陈译那样。但是林语堂在译文中，不仅更改了时间（把“1937年”“1938 年”分别改为“1942 年”“1943 年”），更改了数字（把“百分之三十四又八分之五”改为“百分之三十四又八分之三”），而且在注释中发表了一段很长的感慨。其实，时间和数字的准确与否并不重要，因为林语堂只是用数字来说明经济学家的迂腐。对于这些改动，译文读者并不知道，即使知道也未必在乎，即使在乎也无可奈何，因为原文是译者的，如果他觉得有必要，他有权改动原文。至于注释里的引经据典，不仅仅是为了“附此一笑”,更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希望引起共鸣。
又如翻译到女人喂奶问题时，林语堂觉得意犹未尽，不禁继续写道：[按西洋女人晚装露奶戏台露奶皆高尚贞节，独喂奶认为无耻下流。留美半世，也难看得到一次西妇喂奶。盖喂奶者，所谓“房事”一类东西，是关起房门干的。况喂奶则伤胸部之美，西妇不愿生育大有理由在。这种难以抑制的创作心理活动的确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但是考虑到翻译的忠实性，他只能以[ ]符号与译文分别开来。因此，即使是翻译自己的作品，自译者依旧坚持翻译的基本原则，可见译者对创作、翻译、改写等观念非常明确，尽可能避免术语的混乱，以免误导读者。
五、结语
通过研究着名译者的无声思维，使我们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思维活动有一定的了解，发现译作形成的认知过程，这些对于解决翻译的创造性，或者特定语言现象在翻译过程中的如何转换，都能提供很好的借鉴[1819].自译者的无声思维翻译研究和 TAPs 翻译研究一样，直接与翻译实践紧密相关，两者有颇多相通之处，许多方面可以互相借鉴，相信该研究能够给翻译教学和实践带来新的视角。但是，鉴于现实生活中自译者毕竟是少数，且每个案例各具特色，不如TAPs 研究那样具有广泛性、可重复性，因而研究结论的代表性也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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