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医学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历代医家十分重视医德修养。知古鉴今，探寻古代医家在处理医患关系方面的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对于改善当前医患关系，重塑医务人员良好的职业道德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尊重生命，仁爱救人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凯博文（ArthurKlein-man）教授提出，"关爱"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重视的一种美德，医生真诚地关爱病人是"人类社会处理好医患关系的关键所在".[1]传统医家在医患关系方面的突出贡献，即在于确立了尊重生命、仁爱救人的医德伦理思想核心，并运用于医疗实践。
医乃仁术，活人为务。作为一名医生，首先应当尊重生命，对患者怀有仁爱之心。唐代名医孙思邈十分重视生命的价值，"以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这也是其传世之作取名为《千金方》的缘由。在《大医精诚》中，他提出医者对待患者应"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即要求医者对患者的疾苦须高度重视和同情，以至仁至善之心全力加以救治。这一医德思想究其根源，是与以"仁"为核心的传统儒家文化所分不开的。所谓"仁者爱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对患者充满慈爱之心，对其疾病痛苦感同身受，深切同情，正是"医者仁心"的集中体现，也是对医者最重要的伦理道德要求。
"夫医者，非仁爱不可托也"（晋·杨泉《论医》），历代医家无不重视医者之"仁".如宋代医家张杲提出，患者"人身疾苦，与我无异",因此"凡来召请，急去无迟，……专以救人为心"（《医说》），可谓是对医者仁心的极好阐释。明代医家龚廷贤在《医家十要》中将"存仁心"置于医家"十要"之首，提出"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清代医家喻昌在《医门法律》中指出，"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正是在仁爱思想的影响下，古代明医能够不分昼夜寒暑，不避道路险阻，不顾饥渴疲劳，"一心赴救",面对患者哪怕"有患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也能同情怜悯，而不是嫌脏嫌臭不愿救治。金代医家李东垣在疫病流行之际，面对百姓"比比至死"的惨状，"恻然于心",将亲自试用过的有效药方刻于木板之上，置于人群聚集的交通要道，使患者百姓"用之者无不效"（《李杲传》）。元代医家朱丹溪前往救治患者，"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即使自己十分劳累也不休息，认为"病者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丹溪先生墓志铭节录》），时刻把患者疾苦放在心头。明代医家万全"以活人为心，不记宿怨"（《幼科发挥》），费劲周折，将仇家胡元溪四岁小儿之病终于治好。这些古代医家以"仁"行医的道德思想与行为实践，至今仍闪耀着令人景仰的人道主义光辉，对于规范当今医者的职业道德行为，改善医患关系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2技艺专精，学验俱丰
"艺也者，德之精华也".[2]
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一个医术不精的医者很难被称之为明医或良医。可见，以技艺示人的医术本身蕴含着医德要求，承载着医德的价值评判。
传统医家在医术专精方面有着丰富的论述与实践。由于深知人命至重，不容差错，因此传统医家高度重视强调医术专精的必要性。明代医家徐春甫在《古今医统·庸医速报》中就说道："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细。"清代医家吴鞠通在《温病条辨自序》中也说，"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
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清代温病名医叶天士在临终前更是告诫其子："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读万卷书，而后可以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叶桂传》）。同时，传统医家也深刻地认识到医德绝不可独立行世，良好的医德必须以精湛的医术为载体。如晋代针灸名家皇甫谧在《甲乙经·序》中提出，医者"若不精通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清代医家王世雄在《回春录·序》中也论及，"医者，生人之术也，医而无术，则不足生人。"可见，医者若没有精良的医术，虽宅心仁厚也不能济世救人。
医乃"至精至微"之事，唯有精湛的医术才能挽救患者生命。而精湛的医术需要医者勤于学习，勇于探索，具备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东汉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伤寒论自序》），其不朽之作《伤寒杂病论》是多年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的宝贵结晶。在《伤寒杂病论》中，张仲景提出医学"玄暝幽微，变化难及""非才高识妙"者，无法明了其中深奥之理。因此，医者需潜心向学，精研医术，而不能不习经典，因循守旧。对于那些"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相对斯须，便处汤药"的医术不精者，他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认为"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唐代孙思邈也深感医方难精，要求学医之人"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仅要学好医学专业知识，熟悉《素问》《甲乙》《黄帝内经》等医学经典，懂得经脉脏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掌握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等历代名医的诸部经方，还必须"涉猎群书",读五经三史、诸子庄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如此才能学养深厚，真正领悟医道。孙思邈青年时就十分好学，潜心研究医学典籍，直到白首之年，也"未尝释卷"（《千金方》）；在临床实践上也是勤于修炼，终成为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各科兼通的医学圣手。这种在医术上精益求精、锐意进取的精神为后世医家所继承和发扬，有力地推动了中医传统医学的发展进步，使其至今仍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对于今日医者钻研医术、增强专业技能，以更好地为患者服务，也具有很大的启发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医家推崇的医术专精仍然是以高尚的医德为引领。如清代医家叶天士认为，良医处世，不计名利，是为立德；医术高明，治愈疾病，是为立功；撰着医书，传之后世，是为立言。医者之立德、立功、立言，"名虽为三，而理实一贯",都是"有济于民生","拯人之生死".因此，医者若"以利济存心，则其学业必能日造乎高明，若仅为衣食计，则其知识自必终囿于庸俗。（《临证指南医案·华序》）"可见，医者既要有操术之工，更要有处心之慈，这对于纠正今日医学生教育及部分医生临床实践中重医术、轻医德的时弊，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举止安和，温雅谦恭
医患关系不仅涉及到诊疗过程中的技术因素，还包含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的人际交往因素。有学者研究认为，医患关系主要由医疗质量和患者信任两个重要因子构成，较之医疗质量，"患者信任是医患关系的基础",[3]只有建立在患者信任基础上的高质量诊疗才能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否则，即使医生拥有良好的医疗技能，但由于患者缺乏对医生的信任，仍然会导致医患关系的紧张，甚至引起医疗纠纷。
传统医家在行医实践中很早就重视医者诊疗态度对患者的影响，主张医者应当有恰当的言谈举止和良好的礼仪规范。唐代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论及，"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即作为德艺兼优的医者，诊治患者时应精力集中，目不旁视，端庄大方，不卑不亢。南宋《医工论》里提出，"凡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乃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明代医家龚廷贤认为，"凡病家延医，乃寄之以生死，理当敬重，慎勿轻藐",而应当"自尽其诚"（《医家病家通病》）。明代医家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强调，医者诊治时须"举动安和，言无轻吐，目无乱观，忌心勿起",并且应当详察"病人之情",了解患者的禀赋、心理特征等，如此才能做到因势利导，进行有针对性地治疗。清代医家喻昌也主张，诊治患者应当"数问其情",详细了解其"居处动静、阴阳寒热、性情之宜",并且要态度和蔼，待之以诚，认为只要医者"投诚致问",明告患者"以如此则善，如彼则败",患者"谁甘死亡，而不降心以从耶？
（《医门法律》）"今日医者应当秉承传统医家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和平易谦和的工作态度，使患者在情感上得到应有的温暖和关爱，进而建立起对医生的信任、理解和支持，配合医生积极治疗，共同战胜疾病，这也是良好医患关系的必然要求。
4普同一等，等心施治
医生平等对待患者，不因患者年龄、性别、种族、宗教信仰、经济地位、精神状况等原因差别对待或对其歧视，这既是良好医德的内在要求，也体现了对患者平等人格的尊重。
古代医家在仁爱思想的影响下，非常重视对患者的平等相待。唐代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就提出，"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即患者不论身份财富、年龄相貌，也不论亲疏远近、种族差异、智力状况，一概一视同仁、平等相待，全力悉心救治。北宋名医唐慎微，不仅医术十分高明，有"治病百不失一"之美誉，而且"其于人不以贵贱",但凡病家延请，"有所召必往"（《书证类本草后》）。明代医家缪希雍认为，医者应当"等心施治，勿轻贫贱"（《祝医四则》）。
在用药方面，明代医家龚信提出，"不论贫富，施药一例"（《医箴二则》）。其子龚廷贤也继承其主张，认为患者尽管"贫富虽殊",医者却要"药施无二"（《医家十要》）；并对医者以患者贫富而差别对待的时弊进行了尖锐的抨击，认为"今世之医…每于富者用心，贫者忽略…殆非仁术也",在他看来，"医乃生死所寄，责任匪轻，岂可因贫富而我为厚薄哉！（《医家病家通病》）"古代医家这种众生平等、"贫富用心皆一，贵贱使药无别"[4]的救治态度与今日医德准则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原则高度契合，值得当今医者反思与借鉴。
5清正廉洁，不贪财利
古代医家受儒家重义轻利思想的影响，以救死扶伤为己任，清正廉洁、不贪财利是其行医济世的重要准则。如晋代杨泉提出，"夫医者…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论医》）。唐代孙思邈主张，"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大医精诚》）而已。清代医家费伯雄在《医方论》中也说："欲救人而学医则可，欲谋利而学医则不可",在他看来，医乃仁道仁术，关乎人之生死，医者应当换位思考，深切体会到患者望医相救的信任与期待，从而做到"澹其谋利之欲，发其救人之心".
事实上，古代医家并不反对行医收受必要的酬劳，毕竟医者也是一种谋生的职业；他们所反对的，是忘记以性命为重，发救人救苦之心，而专心以谋利为目的，不恰当地索取。所以元代王珪称"乘急取财"、"志在于利"的医者"甚于盗贼"（《泰定养生主论》）；明代缪希雍抨击一些庸医"不患道术不精，而患取金不多",认为"纵有功效，任其自酬，勿责厚报"（《祝医四则》）。
明代医家李梴认为，"治病既愈，亦医家分内事也。纵守清素，借此治生，亦不可过取重索，但当听其所酬。
如病家赤贫，一毫不取，尤见其仁且廉也。（《习医规格节录》）"在"不计其功，不谋其利"思想的影响下，不少医家志存救济，不计酬报，扶困济贫，博施济众，显示了高尚的医德风范。如宋代医家庞安时为人治病，"十愈八九","活人无数"（《庞安时传》），病家持金帛来谢，却常常予以拒绝；元代名医朱丹溪对于贫困的患者，"求药无不与，不求其偿"（《丹溪先生墓志铭节录》）；元代医家曾世荣自己并不富裕，遇到贫困的患者却多加救助，"随力捐资，济其饘粥"（《活幼心书序》），救活了很多人；明代医家李台春不仅看病不计报酬，"与人药，不问其值"（《宝庆府志·李台春》），而且乐善好施，救济贫苦百姓，行医一辈子鲜有积蓄。古代医家自律其心、清廉行医，正确对待个人利益和患者利益的做法，在当前医患矛盾频发之际，尤其值得当今医者继承和发扬。
综上所述，古代医家在传统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下十分重视医德修养，在处理医患关系方面所确立的医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至今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面对当下医患关系紧张的局面，不仅要从医疗制度层面加以改革和保障，也要汲取、继承我国中医药文化中的传统医德精华，"让医者职业这一伦理实体回归对传统医德的伦理认同",[5]
自觉确立起内心的职业道德准则。
参考文献：
[1]向玉乔。"信任与医患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伦理学研究，2014,（2）：136-137.
[2][清]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卷三十四·徐灵胎先生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3]王林，沈坤荣，唐晓东。医患关系内涵及模式：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研究[J].医学与哲学，2014,35（3A）：49-51.
[4]周一谋。历代名医论医德·医工论[M].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83:129.
[5]何昕。医患关系视角下的传统医德伦理认同研究[J].中州学刊，2014,（4）：108-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