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关于俄语语言与文化的研究

俄语毕业论文第六篇：新时代我国关于俄语语言与文化的研究

 

　　摘要：新时代条件下，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的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必须植根中俄人文交流实践，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原创精神，服务国家战略需要和现实需求。本文从新时代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面临的四个主要问题入手，尝试性提出了我国俄语语言文化学发展的三个路径选择和五大发展趋势。我们认为，新时代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应当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发展道路，应当积极响应新时代国家发展现实需求，创新语言文化学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积极开展以问题为导向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打造具有我国特色的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升我国俄语学界在国际学术界的学术话语权。

 

　　关键词：新时代; 俄语语言与文化; 中国化; 问题; 趋势;

 

　　China's Russian Language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New Era: Problems and Trends

 

　　PENG Wenzhao

 

　　Abstract：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e new era,being a crucial part of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the study of Russian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China needs to follow up the pa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imes.It must be rooted in the practices of Sino-Russian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to fulfill both the strategic needs and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the nation with clear consciousness of problem and the spirit of original creation.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overview of 4 major problems faced by Russian language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new era.It attempts to propose 3 options for research approaches and 5 key trend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n linguistic culturology in China.In our view,Russian language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new era should adopt a development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hinese style.It should also voluntarily respond to the practical need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by innovating disciplinary theories and research methodologies of linguistic culturology,and also by actively engaging in problem-oriented fundamental studies and practical research,hence constructing the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Russian language and cultural stud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By doing so it will be possible to enhance the academic discourse power of China's Russian language scholars in international academia.

 

　　1．问题的提出

 

　　***总书记(2017)在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和总体要求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根本遵循，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指明了总方向和总目标。2018年5月，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在出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工作会议时强调，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研究导向，“要立足中国实践、聚焦中国问题，加强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研究，拿出具有深刻洞见、独特创见、战略远见的研究成果，以学术创新创造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发展”。“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黄坤明，2018)。

 

　　新时代条件下，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的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必须植根中俄人文交流实践，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原创精神，服务国家战略需要和现实需求;从中俄语言—文化对话角度，加强理论创新，解决实践问题，拓展国际视野，打造具有我国特色的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升我国俄语学界在国际学术界的学术话语权。

 

　　近十年来，我国的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同时，也面临一些突出问题。本文尝试从新时代我国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面临的新问题入手，提出新时代条件下，我国俄语语言文化学学科建设和研究方法发展的新趋势，以抛砖引玉，就教方家。

 

　　2．新时代我国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成就与问题

 

　　我国的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在中国经历了语言国情学和语言文化学两个阶段，呈现出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方面的显著特点(刘宏，2005;赵爱国，2007)。语言文化学研究的中国化有望在:1)俄罗斯语言文化学教学法学研究;2)创新性理论研究;3)俄汉对比语言文化学研究;4)语言文化辞典学研究;5)汉语语言文化学研究等5个方面取得突破(彭文钊，2008a)。

 

　　从近十年来我国俄语语言文化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成果看，我国俄语学者主要在前四个问题领域做出了积极贡献，而在结合语言文化学理论对汉语语言与文化本体研究方面，除了少数俄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成果，目前还存在诸多空白。

 

　　我们在中国知网以俄语、语言与文化作为关键词进行文献检索，共检出文献1842篇。在网站自动生成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图表中，可以看到按照年度和主题进行统计的结果示意图:

 

　　从上述图表，我们可以直观看到，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一直呈现上升趋势，涉及的问题领域也十分广泛，基本覆盖了上述四个主要研究领域。经过近30年的建设，总体看来，我国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俄语语言文化学学科体系;2)形成了一支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学术队伍;3)产出了一大批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成果;4)推动了我国俄语语言文化实践教学改革;5)培养了一批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的硕士和博士。

 

　　从文献分析结果看，我们认为，近十年来，我国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还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具有中国特色的俄语语言文化学学科建设和学术话语体系仍有待完善。近十年，通过学界的共同努力，我们对俄语语言文化学的哲学基础、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等学科建设原则性问题有了比较深入完整的认识，但原创性、创新性理论与方法研究成果还不够多，还没有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系统完善的语言文化学学术话语体系。这既表现在对既有的理论阐释性、验证性成果大于对新问题、新理论、新方法的创新性成果，也表现在实证研究方面问题意识的局限性和重复性。且已有的学科建设理论成果对当下的我国俄语语言与文化引领作用还不够充分。

 

　　当下的语言文化学学科建设急需突破在单一语言学学科内部的理论束缚，横向与与其他人文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科，如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寻求进一步的交叉融合;纵向与寻求上位学科，如文化哲学、政治哲学、心灵哲学、语言哲学，特别是语言哲学中的现象学—阐释学传统进行对接，以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俄语语言文化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同时扩大和深化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的问题领域及其方法论基础。

 

　　(2)具有中国特色的俄语语言与文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仍有待深化。近十年来，我国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在经历了对俄罗斯语言文化学理论与方法的引介引用、应用转化之后，有意识地开始针对俄语语言世界图景、文化观念(域)、语言文化表意单位(先例现象、语言文化单位、语言信息单位、社会文化定型等)、语言意识、隐喻与象征、文化空缺等问题进行研讨，研究视角涉及俄汉对比、语用、认知、翻译、跨文化交际、教学法等理论与方法(刘宏，2018)。

 

　　分析表明，当前我国俄语语言与文化基础研究的问题领域相对狭窄，而研究对象又相对集中:一方面研究视野局限在语言文化学内部，问题相对集中且仍有许多空白领域、薄弱领域亟待开拓深化;另一方面，在业已开展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相对单一，成果相对零散，研究结论泛化、表面化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总体上看，学科意义上的俄语语言文化学基础研究还存在全面性、整体性、科学性、系统性亟待加强的问题。

 

　　在应用研究方面，我国学者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跨文化交际与俄语教学法、俄语语言文化辞典编纂领域。同样存在问题领域急需拓展，研究对象急需对接现实需求，研究视野急需突破学科界限，研究成果急需实践检验等问题，需要学界同仁共同研讨解决。

 

　　(3)具有中国特色的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方法论建设仍有待加强。如果说上述我国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在学科建设、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存在的诸多问题是表象、是结果，那么造成这一结果的内在原因之一是我国俄语语言文化学方法论基础还比较薄弱，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还未能得到普及。新问题的提出需要坚实的方法论基础及有效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加以解决。当前，我国在学科意义上的语言文化学方法论建设方面仍有待完善和深化，需要在学科方法论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方面，推出新的、有创见的理论与方法。

 

　　从近十年我国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的成果看，我国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建设仍需进一步加强。主要表现在:1)部分研究成果的方法意识薄弱。这一问题在俄语语言与文化相关学位论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有的研究方法部分缺失或泛化，有的研究方法描述错误，有的运用方法不准确。显示缺乏必要的方法论意识或基础研究方法培训。2)对以解释性为主导的语言文化学方法论基础理解还不深。部分研究成果描写性仍大于解释性，满足于解决“是什么”的问题，没有深入分析“为什么”的问题，与传统的语言国情学研究没有明显区分。部分研究成果有发现，而没有结论，未能就研究发现和研究结论进行区分。部分研究成果结论的有效性值得商榷。3)总体上看，相对于英语学界，俄语语言与文化质性研究仍大于量化研究，量化分析工具的使用仍比较薄弱。部分研究结论的信度和效度不足，与未能使用有效的研究方法及其分析工具有直接关系。部分研究成果未能自建相关研究主题及对象的封闭语料库，语料选择、提取、分类、分析较随意，存在主题先行、结论先行、解释性分析泛化、表面化情况。部分研究成果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不够科学，建立在小样本问卷基础上的简单数据比例统计较为经常，运用语料库及其相关数据统计分析方法的研究还不多见。

 

　　(4)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目标和国家现实需求还不相适应。传统上，我国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多停留在“就俄语而为俄罗斯文化”的学科目标上，研究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相互关系是为了增进对俄罗斯语言与文化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从学科建设的意义上看，这是理所应当的。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样，理应积极回应时代呼声，走出象牙塔，主动对接国家发展现实需求，在研究目标及研究取向上，增强我国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服务意识。

 

　　3．新时代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方向与趋势

 

　　针对上述问题，作为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语言文化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面临挑战。在我们看来，俄语语言文化学的中国化道路可望有以下几个路径选择:

 

　　(1)中西结合、兼容并包，重构语言文化学学术体系。在借鉴、吸收西方及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研究理论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合理内核与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研究范式相结合，重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俄语语言文化学学术话语体系。正如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后序》指出的那样:“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梁启超，2007:128)。

 

　　这一理论体系的构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1)在语言与文化研究的意义本体论层面，扬弃继承中国古代言意之辨、名实之辩等语言哲学思想，整合西方及俄罗斯民族文化语义理论，建立一个新的既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又符合西方学界语义研究规范的民族文化语义分析模型。2)在语言与文化研究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相结合的认识论层面，扬弃继承中国古代“道器一体”“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等认识论思想，与西方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认识论相互辨析，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语言与文化知识系统生成与理解的认识论框架。3)在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对话性方法论方面，扬弃继承中国古代文论方法论思想，例如《二十四诗品》、《诗品》、《人间词话》意境论等(彭峰，2015)，与现当代西方文论进行对话交流，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文本与话语作为语言与文化基本分析单位的方法论体系。同时在具体分析方法方面，亦可借鉴清朝乾嘉学派考据学研究法，在文本分析和概念分析两个方面与西方实证主义研究传统相结合，进行某一主题观念进行关键词式的知识考古学描写与解释。

 

　　在上述三个方面，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精华与西方经典理论互为补充、相互印证，可望为中国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和方法保障，同时建立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学术话语体系。当然，这一理论构想目前还是一己之见，是否可行，还需要学界同仁讨论争鸣。

 

　　(2)明确对象、以我为主，重建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的知识系统。应当指出，除了少数课题项目制的研究成果，我国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大部分还处在自发的分散状态。形式上单兵作战，内容上选题随机。新时代我国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需要加强全局性、整体性的系统规划。我们建议，建立我国俄语语言与文化学术共同体，搭建各高校、各研究机构、各位学者之间沟通交流的学术平台。以此为基础，结合国家战略现实需求，以我为主，从总体上规划我国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的问题领域，尽可能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知识系统。这一知识系统总体上可以在实体文化指涉层、规范文化指涉层、精神文化指涉层三个层面进行(彭文钊，2008b)。在每一个层面上，可以以主题分类的模式，按照时间顺序、地域划分、重点领域等现实需要，集中力量重点突破，推出系列成果，形成集群效应。

 

　　需要说明的是，新的知识系统的建立，需要首先明确作为研究对象的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知识系统的分类原则与体系划分，而这需要学界共同研讨，明确共识，分工合作，共同完成。结合国家现实需求，既需要基础研究的深刻创见，也需要应用研究的精准点穴。

 

　　(3)服务需求、提升质量，构建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智库体系。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我国的俄语语言文化研究者应当增加语言服务意识，既要做对象国语言与文化的研究者，又要做政府政策决策的建言者。以教育部备案国别区域研究中心，各高校智库建设方兴未艾，尤以语言类高校为甚。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应当并且必须主动服务对接国家战略需求，为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中华语言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国家话语体系建设有针对性地开展研究、做好资政建议，提升研究之路，为建设高校智库发挥作用。我国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具有开展智库研究的先天优势。我们建议，在做好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知识系统规划基础上，结合各自高校和研究机构智库建设职能和国家及地方政府现实需求，打造一支智库队伍，建设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的智库体系。

 

　　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我国俄语语言与文化的研究目标应当增加“就俄语语言与文化而为中国国家战略需求”的服务面向。以此为契机，一方面，我国的俄语语言与文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可望在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现实需求中获得取之不尽的新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既可直接服务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及“话语体系”建设，又可以增进我国对丝路相关国家及区域的理解与认知;另一方面，俄语语言文化学的学科建设和智库体系可望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新理论和新方法的产生而获得新发展。这一智库体系可以与各高校国别区域研究中心相结合，带动部分语言与文化学者进行转型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中俄语言与文化人文交流与对话研究、俄罗斯民族个性研究、俄罗斯宗教性研究、“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语言文化背景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语言与文化政策研究等课题，为国家及地方全面对外开放进行决策咨询和语言服务。

 

　　以上，我们尝试提出新时代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的三个路径选择。基于上述路径，我们认为，新时代条件下中国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未来发展，在个体研究、研究方法、问题领域等方面，有以下几个趋向性特征，一管之见，仅供参考。

 

　　(1)新时代俄语语言与文化理论建构的综合与分析的内外取向。从研究对象涉及的学科范围角度，可以将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分为宏观语言文化学与微观语言文化学两大方向。

 

　　分析表明，宏观语言文化学正在经历广泛而又深入的综合化过程。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存在纯粹的语言与文化相关性研究，我们把它称作学科发展的综合化趋势。宏观语言文化学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符号学等人文社会学科普遍存在研究范式、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交叉与融合。因此在学科意义上，如果我们把其他学科理论、方法、成果纳入语言与文化相关性研究，可以极大拓展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的问题领域，开辟新的研究路径，呈现新的研究成果。对研究者而言，只要因势利导，善用其利，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由于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趋势不断加强，出现了交叉学科的再交叉现象，俄罗斯国内也产生了一些新的语言学学科分支，例如心理—语言文化学(Красных，2017)。对此现象，国内学者应当保持客观审慎的态度。一方面，我们积极学习借鉴新理论、新方法;另一方面，也能够说明人类中心论视野下的语言与人的关系研究，俄罗斯学界学科交叉已成常态，并日益深化。国内学界也应避免亦步亦趋地跟踪模仿，引进一个新的学科名称和一套新的理论体系并非首要，重要的是探索符合我国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特色的跨学科交叉理论与方法创新及其成果。

 

　　与宏观语言文化学相对，在语言学内部，微观语言文化学与社会语言学、神学语言学、性别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批评性话语分析等语言学分支学科也存在深度渗透与融合。我们把这一趋势称作语言学内部分工的分析化趋势。例如，观念研究作为语言文化学的重要领域，进一步分化出现了观念学新领域;观念学与神学语言学进一步交叉，又出现了宗教观念学新领域(Постовалова，2014)。这一趋势也体现在其他语言学分支学科之中，例如政治语言学内部又分化产生了政治隐喻学(丘季诺夫，2012;Будаев，2010)。在批评性话语分析流派内部又分化产生了批评认知分析流派。类似的还有认知语用学、语用文体学等等。这些新的研究领域都体系了语言学科内部的分析化趋势。

 

　　以上分析表明，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和其他语言学分支学科一样，由于研究对象的复合性及复杂性，正在走向以语言与文化为本体，从跨学科交叉融合研究走向超学科多维研究的新路径，亦即“要在不同的学科之间，横跨这些不同的学科，取代并超越它们，从而发现一种新的视角和一种新的学习体验”(UNESCO,2003)(转自李颖冯志伟，2015)新时代的中国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可望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在内外两个方向，在坚持语言文化学学科本位基础上，基于不同的研究对象，以问题为导向，打破学科壁垒及门户成见，以超学科的视角整合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做出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成为新知识的发现者、生产者和提供者，从而提升我国学者在国际学界的话语权。

 

　　(2)新时代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方法的整合性趋势。我们认为，新时代我国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可望在以下两个方向取得突破。一是研究方法从归纳到演绎再到归纳与演绎的整合性方法。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方法论来取决于对认识论。如果我们接受语言文化学建立在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相结合的认识论基础上，那么它的研究方法自然不是单一而是复合的。由归纳与演绎的整合可进一步细化为描写与解释整合性研究方法、定性与定量整合性研究方法。以此为基础，我国学者可结合特定研究对象的超学科多维研究背景，继续细分描写与解释、质性与量化相结合的具体研究方法，如上所述，吸收借鉴中西方语文学传统中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加以综合运用，从而丰富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二是在具体研究工具的应用方面。新时代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更加注重量化分析工具的应用。我们建议研究者建立基于封闭语料的语料库，或基于线上大数据语料库，运用语料库语义标注、数据统计分析法，SPSS等量化统计分析工具，对自建语料库已标注语料或基于线上线下大数据专题语料库进行计量分析。以此为基础，结合质性研究方法，讨论研究发现并得出结论。

 

　　除此以外，我们认为，基于超学科多维研究视角，在可见的将来，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将与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有机结合，真正实现特定对象的超学科多维研究，运用自然语言信息处理技术，为特定主题文本数据库提供语义信息标注、情感信息标注和信息检索、信息抽取、文本挖掘、舆情分析等帮助，可以有效实现对海量语料数据的快速处理，从而增强定性分析的有效性和可信度。

 

　　(3)新时代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对象物的转变。传统上，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对象物为各种类型的语言文化表意单位，形式上体现为各级语言单位、各类语言文化中介单位、各类熟语、隐喻、象征、文化观念等。以上各类语言文化表意单位可以归纳为“文化文本”。近十年来，我国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多是围绕文化文本的描写与解释性研究。新时代条件下，由于国别区域研究现实需求的不断增强，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可望拓展其对象域，同时增加其对象物范围。分析表明，除文化文本外，文化话语将成为新时代我国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新的对象物，单一的俄语语言与文化文本分析也将向文本分析与话语分析相结合转化。

 

　　与主要体现为书面形式的文化文本相对，文化话语主要表现为口头形式，二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做这样的区分是为了研究便利的需要，实践中，无论是文化文本还是文化话语都可以运用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如果说文本分析更注重语言文化学分析，话语分析则体现为语言学分析、话语实践分析、社会实践分析三个层面(费尔克拉夫，2003)。文化话语作为新的俄语语言与文化对象物，将大大拓宽我国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的问题领域，将跨文化交际实践、俄罗斯民间口头文学创作、影视戏剧脚本、宗教仪礼、仪式话语、各类访谈、记者招待会记录等等。除俄罗斯文化话语研究以外，还可以进行中国文化话语研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俄语国家传播的路径、策略、方法等实证研究或对比研究，为促进中俄人文交流做出应有贡献。

 

　　(4)新时代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的语言哲学进路。众所周知，人类中心论是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但人类中心论之于学科意义上的语言文化学究竟意味着什么，需要进行再思考。在我们看来，人类中心论是人性与语言性的统一，暗含着人与语言之间天然而又内在的互证关系:人的本质规定性来源于语言性，而语言的本质规定性来自人性。语言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理性内核，是人类用来度量万物的那把尺子。某种程度上，是人的语言性决定着人的社会性、文化性、历史性、政治性、传统性等多重属性。因此，在抽象的哲学思辨层面，除了人的物质第一性外，人的语言性占据着定义人多重属性的主导地位，而人的这些其他属性在本质上其实也是语言性的。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中心论作为语言文化学、政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民族语言学等语言学分支学科共同的理论范式才是合理的。这样，如果语言文化学认为人具有某种天赋的语言文化能力，首先是因为人具有天赋的语言能力。

 

　　因此，基于人类中心论的语言+X研究，无非关心两类问题:1)说话的人;2)人说的话。对这两个问题的终极追问，不可避免地会走上语言哲学之路。新时代我国俄语语言与文化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面临三个层面的终极追问:人与世界———俄罗斯人是如何认识世界的;人与人———俄罗斯人之间、俄罗斯人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怎样;人与自身———俄罗斯是如何认识自己的。这样一来，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必然会触及语言哲学关注的基本问题:词与物(名与实)、民族文化语义的生成与理解(言意之辨)、语言世界观(道可道，非常道)、说话人作为语言个性(言为心声、口是心非)、言语行为(信，言合于意也)等等。解决这些问题，无论是从“说话的人”的角度入手，还是描写、分析、阐释“人说的话”，都可以吸收借鉴中西方语言哲学的思想与方法。我们的建议是，从西方语言哲学现象学———阐释学传统出发，以意义本体论为基础，回归中国传统语言哲学传统，构建新的语言文化学阐释框架，深入研究作为言语行为本身的文化文本与文化话语及其说话人形象。例如普京国情咨文的政治文化观念研究与普京作为语言个性的心理肖像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天下主义、大同思想的观念史研究，中国政治领袖的文化基因等。从研究符号本身(文本)，到研究作为符号的人(说话者形象)。

 

　　应当指出，以上所论，并不是要将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变成语言哲学的一个部门。而是因为，如果要深入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内核，离不开语言哲学思想与方法的指引，正如加达默尔(2005)所言“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只有通过语言，人才能够获得存在的意义，也只有人，才是语言存在的主体。我们认为，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的语言哲学进路可望抵达俄罗斯精神文化的深处，在那里将与俄罗斯宗教哲学话语汇合，获得对俄罗斯性(русскость)、宗教性、民族个性更多新的认知与知识。

 

　　(5)新时代我国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的中国化趋势。我们认为，新时代条件下我国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由于受到国家现实需求的强力推动，有可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别区域研究相结合，走上以我为主的中国化发展道路。在这方面，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已经有所行动。这一趋势可能的发展路径包括:1)如前所述，基于中西学术思想整合的俄语语言文化学学术话语体系的重构;2)中俄语言与文化人文交流的多维研究。以超学科多维研究视角，与国际政治、传播学、批评语言学等学科相结合，从事中俄文化话语理论与应用研究，例如中国价值观丝路传播研究或中俄价值观关键概念对比研究;3)服务国家国别区域研究需求的俄语语言与文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例如丝绸之路经济带俄语国家中国形象研究、宗教核心观念研究等;4)基于问题导向的俄汉语言与文化对比研究。例如中俄核心观念对比研究(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中俄特定主题语言意识对比研究、中俄文化认同对比研究等。

 

　　4．结论

 

　　以上，我们从新时代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面临的问题、路径选择和发展趋势三个方面从个人角度提出了一些尝试性方案。我们认为，新时代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应当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发展道路，应当积极响应新时代国家发展现实需求，创新语言文化学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积极开展以问题为导向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新时代中国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迎来了难得历史机遇，也面临重重挑战，相信通过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我国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一定会取得新的、更大成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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