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技术论文（前沿范文8篇）之第七篇
摘要：基因技术作为一个复杂的技术系统,在为人类创造生存机遇和物质财富的过程中,其异化作用亦日益凸显,已经不同程度地危及到生态安全、人类身心健康和社会伦理秩序。考察基因技术的异化现象,从价值论角度探究其产生的根源,有利于积极地把握基因技术的发展契机,有效地弱化其负面影响。
关键词：基因技术,技术异化,价值,弱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细胞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的有力支撑下,人们获得了有效的遗传基因操作能力,在基因技术领域取得许多重大突破,有人因此称之为“基因革命”。基因技术充分利用生物遗传基因以及生物活性组织作为反应器,为人类提供新产品和医学服务等,开展了基因农业、基因制药、基因克隆、基因诊断、基因治疗、基因设计等一系列技术活动。正是此类蓬勃发展的技术,影响了人们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产生了不少令人忧虑的异化现象。我们必须理性审视基因技术的异化问题,摆正基因技术的位置,为之设定良好的发展目标。
一、基因技术异化现象初露端倪
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休戚相关。正如罗素所言:“科学自它首次存在时, 已对纯科学领域外的事物发生了重大影响。”[1]但科学技术进步的主题总是多元的、模糊不清的,呈现为建设性与破坏性的统一。在现代生物技术高歌猛进的背景下,基因技术重塑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这三类基本的关系,给人类社会带来事实与逻辑两个层面的异化风险。
(一)基因技术对生态的异化
基因技术引起的生态问题是指人的生存环境受到基因技术应用的威胁或破坏。人们利用强大的基因技术手段,对生物界进行有效的操控,其环境影响越来越深刻,必然会超越自然界自我修复的能力范围,给人类社会带来难以补救的生态灾难。基因重组技术和克隆技术的发展与广泛应用,有可能导致生物多样性的消失,使生物圈朝着单一化方向发展。 如果没有经过严格生物安全和环境安全评估的转基因生物活体释放出来,就会引起外来生物入侵、超级病毒的滋生与传播等环境威胁,逐渐累积成大范围的生态危机。举例说来,拥有抗除草剂性能的转基因作物,既可以通过“基因飘移”使邻近作物成为转基因物种,也可以使杂草变成“超级杂草”,对除草剂产生抗性并世代遗传,进而抑制自然物种的生长。 这就是新型的“基因污染”,它会造成大面积农作物出现变异,破坏物种的多样性和生态平衡。人们还担忧,类似“巨鼠”这样的转基因动物是否会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异类?虽然以上所说的生态风险多数尚属于理论上的推测,但毕竟已有实际个案的发生。 人们务必及早做好基因技术风险的预警和防范工作,迅猛发展的基因技术留给人们的准备时间并不充分。
(二)基因技术对人的异化
1.生理层面的异化。在技术努力浸染一切的时代,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严正地指出:“不仅生命体在培育和利用中从技术上被对象化了,而且原子物理学对各种生命体的现象的进攻也在大量进行中。 归根结底,这是要把生命的本质交付给技术制造去处理。”[2]295事实上,基因技术把生命体作为研究与开发的对象,日益深入到生命的本质,越来越多地关涉到人体本身。可以说,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和完成,意味着人类遗传密码的揭示,意味着人们由认识和改造自然客体走向认识和改造生命主体,意味着将会发展出更加有效的治疗手段和药物,意味着基因技术将比其他技术更深刻、更直接地影响着人类个体。因此,人类个体的客体化、工具化和技术化趋势将更加明显,且不可逆转。在庞大的技术系统参照下,人体已降格为单纯的物质,成为技术随意加工的对象。无论是人体优生技术还是增强技术,都是通过基因修饰的方法试图改变后代的遗传特征, 努力消除遗传缺陷,进而优化其智力、性格、外貌和体格。这种工具理性思维和工业生产思维主导下的基因技术虽然不失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过度使用无疑会给人类个体在生理方面带来更多的技术伤害和技术风险。生殖性克隆也是一类基因操作技术,它将颠覆生物界的有性生殖方式,使一些人不再是自然孕育的产物,而通过无性生殖成为技术制造的“产品”。在这项技术操作过程中,生命的神圣性必然失去自然的底色,生命的意义和内涵也将逐步发生质的变化。这种看似高度技术化实为退化至生物界比较低级的无性生殖方式,“必将破坏个人具有的独特基因型,长期下去可能会导致人类基因库趋向单一性;导致人类基因的纯化和退化;降低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变化的生存能力;也可能诱发出危害性较大的新型疾病,从而最终影响人类进化发展的多样性进程”[3]。另外,在基因治疗中,技术操作是否影响人体的正常机能?是否造成一些未知病毒基因侵入到人体,引发难以应对的流行性疾病? 这还不包括基因技术操作本身的风险。这些挥之不去的异化问题值得人们从社会学、哲学等多个层面去深刻反思。
2.心理层面的异化。基因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引发了人们的消极心理反应,主要表现为基因技术依赖与基因技术恐惧的情感纠结。一方面,由于基因技术具有对生命体优化和强化的目标,既能修补某些遗传缺陷,也能改善人的遗传素质,还有望治疗人类的各种疑难顽症,甚至延长人的寿命,这使得人们沉浸于对基因技术发展美好前景的期待和依赖中。 另一方面,针对转基因农产品生物安全、健康安全以及基因治疗的各种风险传闻,在缺少科学权威的评判声音时,人们又容易对基因技术产生迷茫、焦虑甚至是恐惧的心理。正如美国学者里夫金所说:“遗传工程既代表着我们最甜蜜的希望,同时也代表着我们最隐秘的恐惧。在讨论这门新技术时,人们很难保持心平气和。这项技术直接触动了人对自身的定义。这项技术 是人类控 制自身和 自然的终 极象征———帮助我们按照我们的理想来塑造自身和我们周围的生物。”[4]可以说,基因技术已经深刻地扰动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和价值标准,让人们以一种十分矛盾的心理缓步走进生物技术世纪。
(三)基因技术对社会的异化
以生命科学为基础的基因技术源于社会的需求和支持,反过来又从多方面影响整个社会系统,特别是在社会层面张扬和扩散了“基因决定论”和“基因万能论”的思潮。
1.加剧了社会成员的分化。在社会群体层面, 人们利用基因技术,“通过对基因的改造,修改生物特定的本质并将其市场化,农业社会失去了它原来拥有的和生物世界特定的关系”[5]。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与种子、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使农民更多地受制于基因种子公司的技术垄断和技术霸权。另外,基因设计会主观导致新的社会分层,一类是基因得到修饰和改进的阶层,另一类是没有机会和条件进行基因设计与增强的阶层,这势必人为地增加了社会的不公正。在国家层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基因技术领域发展很不平衡,并且差距逐步加大。发达国家具有的人才和技术优势使其在基因技术领域拥有越来越多的专利,而发展中国家在此方面却每况愈下。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是,正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信息和通讯技术领域已经存在的“数字鸿沟”一样,两者在基因技术领域是否会出现“基因鸿沟”?果真如此,将会引起更多的国际政治争端和贸易纷争。
2.扰乱了社会伦理秩序。基因技术对社会的异化是指该技术在运用过程中带来的消极作用和负面社会影响。国外有些公司、企业和其他用人部门开始对应聘人员进行非医学用途的基因检测,依据检测结果再决定是否雇用。这种做法无疑会排斥有基因缺陷的应聘人员,造成新型的基因歧视,违背社会正义伦理。同理,各类保险公司也会竞相效仿,通过基因技术对保险人群进行分类评估和目标筛选,这样做既违背了保险的救济精神,也破坏了社会的公平秩序。围绕基因技术的社会应用,将使个人的生命权、隐私权等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特别是将个人的基因隐私暴露于社会中,将会不断出现侵犯个人权利的事件,对人类的社会秩序、法律秩序和伦理秩序构成严重的挑战,会造成现行道德规范的沦落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因此,基因技术的发展为伦理学、社会学和法学等提出了许多尖锐的研究课题。 另外,当社会缺失有效的基因技术风险预警机制时, 人们就会对基因技术产品的理解和接纳趋于保守, 甚至会对之采取激进的抵制行为。自转基因产品问世以来,反转基因产品(主要是食品)的示威活动在世界范围已经暴发多起,既影响了整个生物技术的发展进程,也为社会发展注入了不稳定因素。
二、基因技术异化的多重根源
基因技术属于人类的一种创造性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活动,它既处于自然系统中,受人们的认知条件、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的限制,也处于社会系统中,受政治、经济、法律、伦理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伴随基因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异化问题必然是复杂的、动态的,具有多重根源。
(一)基因技术异化的科学根源
1.基因技术发展的局限性。技术哲学家拉普指出:“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和未来要创造的一切技术都是与自然法则相一致的,而在这一范围内它们根本不是非自然的。”[6]同理,基因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具有自然属性,要受自然物质条件和自然规律特别是生命规律的支配和限定,这是基因技术存在的客观基础。由于生命微观系统的复杂性,人们对生命运动规律和基因本质的认知必定有一个不断积累和完善的渐进过程。因此,作为实践手段的基因技术就会表现出阶段性、局限性和不成熟性,这会造成基因操作后果的不确定性,为技术风险和技术异化的溢出提供了空间。
2.基因技术本质的干预性。基因技术是依据生命规律解蔽生命本质的重要方 式,它具有限定、强求、挑战的特点,迫使生命从自然状态进入到一种非自然的技术状态,不断地使“自然生命”变为“人工生命”,成为一种被谋算、被功能化的技术产品。基因技术愈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就愈超出人们的驾驭能力。基因技术是对生命状态的深层干预,其应用必然会扰动生命界的自然秩序。实质上,基因技术本身就蕴含了一种给人类、环境和社会带来危害的可能性。正如哲学家约纳斯所言:“我压制着一种先验的恐惧感,当我想起人-畜雌雄同体这种骇人听闻的事件时,这种感觉就让人毛骨悚然。雌雄同体这种现象已经在重新结合的DNA研究符号中,在分子生物学的实践前景中完全合乎逻辑地出现了。”[7]换言之,基因技术与基因技术异化在逻辑上具有共生性。
(二)基因技术异化的主体根源
1.人类认知和预测水 平的片面性。恩格斯指 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 件达到什 么程度,我们便认 识到什么 程度。”[8]在较短的时间内,人们对生命体及其本质规律的认识具有片面性和有限性,不可能认识研究对象的所有特征,也难以准确预见其未来的变化。人们对基因技术发展后果的认识同样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人们相对容易预测和掌控基因技术近期的、直接的后果,却不容易及时认 识基因技术远期的、次生的后果。因此,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人们不可能全面预测基因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和可能会产生的各种后果。特别是基因技术 研发周期日益缩短,其成果转化速度加快,人们更不容易进行充分有效的技术评估。
2.研究人员技术责任伦理的缺失。在基因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过程中,急功近利的情况并不少见。特别是一些生命科学工作者受到公司、基金会和私人财团的资助,为追逐较大的经济回报而有意弱化乃至于漠视技术责任伦理的社会诉求,从而会大大增加基因技术异化的可能性。为此,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获得者巴尔迪摩指出:“今天在分子生物学领域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纯粹的学术研究。既然遗传工程已经走向商业化,学术性则放在其次了。 目前许多高级研究者都与生物技术公司有着密切的关联,他们进行自我约束(self-scrutiny)的情形就变得更为复杂了。”[9]
(三)基因技术异化的社会根源
基因技术是人类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是科学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基因技术的发展不可能脱离社会土壤,我们必须在现实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背景下谈论基因技术的异化问题。事实上, 各种社会因素的单一或综合作用都会影响着基因技术发展的速度、方向、规模和风格,影响着其产品和用途。马尔库塞曾指出:“政治意图已经渗透进处于不断进步的技术,技术的逻各斯被转变成依然存在的奴役状态的逻各斯。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 解放的桎 梏,即使人也 工具化。”[10]当今社会,基因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越来越多地服务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需要,成为农业、医疗卫生和环境保护事业的一个支撑。特别是在经济利益的有力驱动下,“技术的统治不仅把一切存在者设立为生产过程中可制造的东西,而且通过市场把生产的产品提供出来。人之人性和物之物性,都在贯彻意图的制造范围内分化为一个在市场上可计算出的市场价值。”[2]298人们对待基因技术也是如此。由于缺乏道德监督和法律约束,人们滥用基因技术的行为将会不断发生,随之带来更多的技术异化问题,危及社会的健全发展。
三、基因技术异化的价值诠释
基因技术异化是一种现实存在,这里既涉及基因技术本身的价值问题,也涉及对其社会影响的价值评判问题。从价值论的视角对其进行诠释,有利于认识基因技术异化的原因,有利于调节基因技术的发展方向,有利于防范基因技术异化的侵蚀和扩大。
(一)基因技术价值的裂变
国内学者李宏伟认为:“技术价值就是技术与主体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它表达着技术对人的需要、 发展的肯定或否定的性质、程度,并在技术与人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不断展现开来。”[11]但是,任何一类技术都不负荷单一的价值,而是由多种价值构成的一个价值体系。正是技术本身价值的多元性,使其包含着以后分裂的因子。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应用的扩大,一些技术类别超出了人类的驾驭范围,其预期价值发生了重大变化,带来了和原有技术价值目标相背离的影响,也就出现了技术价值裂变。基因技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其潜在价值将转变成现实价值,总会冒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价值形态。也就是说,基因技术的潜在价值与现实价值并不完全对应, 即“潜在价值≠现实价值”。基因技术价值裂变出来的消极价值,往往就建构了基因技术的异化现象。
(二)工具理性对基因技术发展的影响
人们在开发和应用基因技术时,必然受其价值观的深刻影响,有什么样的技术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基因技术活动内容和取向。工业革命以来,人们高度张扬技术理性,坚信技术是万能的,盲目陶醉于改造自然的胜利之中。对此,哲学家罗素认为: “科学提高了人类控制大自然的能力,因而据此认为很可能会增加人类的快乐和富足。这种情形只能建立在理性基础上,但事实上人类总是被激情和本能所束缚。”[12]技术理性是一种狭隘的、自负的工具理性,却长期占据人类精神领域的主导地位,价值理性则日益落寞。在工具理性的影响下,人们片面追求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导致整个社会物欲膨胀、生态破坏和人性沦落。可以说,基因技术异化及其所引发的危机,是价值危机和社会文化危机的体现。人们过分注重基因技术的工具性、功能性和目的性,过分追逐它的实用效果,由此导致人们盲目地应用甚至是误用基因技术,不断带来技术异化。然而,价值理性强调人的主体性,追求行为目的的合理性、全面性,它既关注眼前利益,又重视长远利益。只有在价值理性的引导下,人们才能更好地挖掘基因技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意义。
(三)不同的价值主体与基因技术的社会认同
在谈及基因技术异化时,总是要涉及特定的价值主体。不同的价值主体囿于自身的利益范式,以自身的价值取向来判定技术异化问题。由于价值主体的判断标准不同,对同一种基因技术的评定也不尽相同。当基因技术与特定主体 的价值取向相同时,这种基因技术是价值的正向实现;反之,当基因技术与另一类特定价值主体的利益相背离时,则表现为技术异化。比如,一些宗教信仰会禁止食用一些物种,如果转基因作物的外源基因是被宗教禁止食用的物种,就会遭到信教人士的坚决反对。因此, 不同的价值主体有着不同的价值标准,认识问题的方式也存在着差异,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对基因技术价值的社会认同,甚至会导致基因技术价值观的严重冲突。
围绕基因技术价值的争议过程,既是人们适应基因时代变革的过程,也是科学技术走向民主化的过程。美国学者夏皮若指出:“没有什么重要的生物风险是单靠科学家能够评估出的,科学家对此项工作可能 有巨大的 贡献,但他们不 能单独做 出决定。”[9]因此,针对基因技术的发展,“在建立一种新道德时,更多地也是依靠公众,依靠公民们的讨论和赞同,而不是主要靠哲学或者科学的权威。我们所需要的基因伦理学不能依靠专家们的‘发明’,而应当是一种公开和集体讨论过程的产物”[13]。包括基因技术在内的生物技术风险的讨论和政策制订,客观上需要公众的积极参与和关注,使基因技术在不同价值主体的理解和监督中不断发展。但是,公众对基因技术价值的社会认同需要时间,更需要信息交流和协商民主。
总之,正如斯诺所讲:“只有合理运用技术,控制和指导技术的所作所为,我们才有希望使社会生活比我们自己的生活更如人意,或者说一种实际的而不是难以想象的社会生活。”[14]我们需要遵循“不伤害”、“尊重”、“有益”和“公正”的生命伦理基本原则, 积极正视基因技术异化现象,从中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寻求规避和弱化基因技术异化现象的途径,更加理性地认识、改进和完善基因技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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