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随着中国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型, 我国运动训练学学科在经历了基本成型、发展与升级、系统化发展阶段后, 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研究认为, 中国运动训练学应在学科体系、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重心上的调整, 实现从“混沌”走向“自觉”、从“单一”走向“多元”、从“构建”走向“反映”的学科转向是学科发展的一种历时态选择, 其基本策略应加强学科规制的引导 (如学术组织或学术刊物) 和学术人才的培养 (研究型人才的管理) 。
关键词：运动训练学; 历程; 反思; 选择;
Sports Training Theory of Crossroads in China: History, Reflection and Choice
ZHONG Wei-gang WANG Xue-ming
Panzhihua College Sports Department Chongqi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ports Department
Abstract：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ports development mode, Chinese sports training discipline has experienced in the basic forming, development and upgrade, system development stage, and has entered a new “crossroads”. The research concluded that Chinese sports training should adjust the center of gravity in the discipline system, research content, research methods, and development steering is a diachronic selection from the“chaos”to“conscious”, from“single”to“multiple”, from “construction”to“reflect”. The basic strategy should strengthen the disciplinary regulation ( such as academic organizations or academic journals) and cultivation of academic talents discipline ( Master or Doctoral students Management) .
Keyword：
sports training theory; history; reflection; choice;
运动训练学作为一门研究和阐明运动训练规律的系统的、综合性应用学科, 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原东德莱比锡体育学院的施纳伯 (Schnabel) 、哈雷和博德 (Borde) 等人创立的。期间, 各国学者致力于运动训练学的理论建设及系统化做了大量研究工作, 学科理论体系不断完善、成熟[1,2,3]。我国的运动训练学理论体系制度化进程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 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并不长, 但在田麦久、过家兴、徐本力和董国珍等为代表的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 中国运动训练学已日臻成熟, 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 推动着我国乃至世界运动训练学理论的发展。然而, 在新的发展时期, 系统地审视过去30年间中国运动训练学制度化进程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以发展的视角审视中国运动训练学的进展, 有助于加深对我国运动训练学理论的认识, 为新时期运动训练学的理论发展找准方向。
1 中国运动训练学的发展历程:简要回顾
1.1 基本成型阶段 (改革开放~1984年)
1981年7月,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训练学学会组织过家兴、陈安槐、翟国俊、董国珍和洪其典等体育院校的运动训练专家, 开始对中国运动训练学的理论体系进行思考和构建, 于1983年完成了《运动训练学》内部教材。与此同时, 上海在1982年将运动训练学课程正式纳入到运动系本科、专科的日常教学。1986年2月, 由北京体育学院过家兴教授主编、田麦久博士等参与编写的《运动训练学》教材成为我国运动训练理论体系构建的起步[4]。
1.2 发展与升级阶段 (1984~1992年)
改革开放前, 运动训练学在体育院校中一直被作为体育理论课程的组成部分开展教学, 在上海体育学院开设运动训练学课程后不久, 运动训练学逐渐作为一门课程在我国开展起来, 其中, 北京体育大学 (原北京体育学院) 是国内最早系统开展运动训练学研究的高校。体育院校运动训练学课程的开设及相关专业研究的开展, 使运动训练学成为体育院校一门独立的、新的专业基础课。与此同时, 有关运动训练学和有关运动训练理论、方法方面的专著和教材相继出版, 部分专著和教材在国际上有较高的影响,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田麦久与武福全先生主编的《运动训练科学化探索》一书, 具有中国特色的运动训练科学的理论体系初步形成。
1.3 系统化发展阶段 (1992年迄今)
从20世纪90年代迄今, 中国运动训练学与新学科、新理论、新技术不断交叉与渗透, 学术界就运动训练中的新问题、新现象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 把运动训练学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2000年, 由田麦久主编的《运动训练学》教材将该学科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与此同时, 学术界就一些争议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与探讨, 如竞技能力、周期理论、技术与体能的关系等[5,6,7,8], 运动训练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进入到自主研究和创新研究阶段, 借助多学科理论研究运动训练学问题逐步取代传统的理论描述研究, 使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更强, 可信度更高, 运动训练学理论研究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 由此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交融性也更加全面和深入。
在新的形式下, 今天的运动训练学表现出了新的特点, (1) 体能训练研究如火如荼。一是体能训练规制的不断出现, 诸多体能训练组织或机构纷纷成立 (如武汉体育学院体能训练研究中心) , 体能训练团体正在以各种姿态进入不同的运动领域, 如健身娱乐、竞技体育等方面, 成为我国运动训练学一面璀璨的旗帜;二是体能训练方法不同涌现。这些方法方法既有国外引入, 也有国内创新, 如震动、核心力量;功能性训练等等, 为现代体能训练方法注入了活力, 也由此造就了当前中国运动训练学的实践深入。 (2) 训练理论与实践推陈出新, 如有效训练强度理论、高原训练理论与实践等, 在我国运动训练理论与实践领域有了新的发展, 为当前的中国运动训练学开辟了实证研究的道路; (3) 分期理论有了新的发展。虽然, 传统的马特维耶夫周期理论仍然有很多的争议, 但毋庸置疑的是, 随着竞技体育职业化的不断发展, 单元周期理论、板块周期理论、非线性周期理论等在训练实践中有了新的发展和应用, 并展露了一定的训练效果; (4) 青少年儿童成为运动训练关注的一个群体。伴随着新的训练方法和训练理念的推行, 运动训练不在仅仅关注于竞技体育, 而是越来越多的走向了青少年儿童的体育锻炼, 且必将成为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2 中国运动训练学的理论视点:几点反思
2.1 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建设是任何一门学科成熟的必经阶段, 中国运动训练学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独立的学科体系, 且围绕学科体系的论争一直没有中断, 这一点从不同时期的《运动训练学》内容中就可窥见一斑, 从1986年过家兴《运动训练学》到2012年《田麦久》编写的《运动训练学》教材, 在训练原则、训练内容、理论体系等方面均发生了较大变化, 有些内容在不断地摇摆出现后 (如训练原则、竞技能力部分) , 最后得到了进一步的提炼和升华。应该说, 中国运动训练学学科体系已经走过了初始建构的历史阶段, 并走进了成熟的历史时期。
学科体系属于基础理论研究范畴, 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在中国运动训练学学科的建设和完善过程中, 尽管人们对中国运动训练学基本概念体系 (竞技能力、训练负荷、运动成绩等等) 的认识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但并不妨碍人们对中国运动训练学研究对象与学科属性的讨论。自上世纪80年代, 中国运动训练学进入学科构建阶段以来, 人们之所以不再用怀疑和批判的眼光看待运动训练学, 除了它在运动训练实践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外, 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运动训练学在不断发展中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
中国运动训练学的学科属性也经历了一个制度化的发展过程。在1990年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审定的《运动训练学》中, 中国运动训练学的研究对象 (运动训练) 被定义为“一种教育过程”, 而中国运动训练学是研究运动训练的科学, 自然也归属于教育学范畴;在2000年版的《运动训练学》中其研究对象则被定义为“有计划的体育活动”, 运动训练学则应归属于竞技体育学。但无论人们对这一学科如何归属, 运动训练学的学科体系构建框架和内容应该还是非常明确的, 然而, 学人对中国运动训练学学科体系的关注总是难舍难分, 过分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对学科体系的构建上, 这在当下的中国运动训练学显得有些失衡, 尤其是面对学理性知识的匮乏局面下, 一味地追求学科体系构建应该是缺乏实在的, 至少当前的中国运动训练学的重心不应在此。因为, 学科体系在走向成熟后, 学理性和解释性知识应成为该学科体系的努力方向。
2.2 研究内容
中国运动训练学以运动训练规律为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 这是成为一门学科的基础, 也是我国诸多体育学科中彰显本元特色的唯一学科。相对应的, 中国运动训练学所研究的主要内容便是运动训练中所涉及的一系列的相关问题。从中国运动训练学的制度化发展历程看, 其研究内容始终并且仍处于非常活跃的动态发展时期。纵观国内外有关运动训练学的专著、教材及相关的期刊、论文, 不同学者关于运动训练学研究内容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 其表述也各有所异, 但其核心内容主要围绕“运动员选材”、“运动训练”、“体能训练”、“运动竞赛”、“竞技体育管理”、“竞技能力”、“训练原则”、“训练计划”、“训练方法”及“竞技体育”等为核心内容。时至今日, 中国运动训练学学科在研究内容上应该还是明确的。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随着国内运动训练学理论体系研究的深入, 运动训练学理论研究的专题性程度日趋加深, 专题性成果日趋增多, 如项群训练理论、竞技状态诊断与调控理论、训练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等。这些研究拓展了运动训练学的内涵与外延, 体现了理论的完整性与实践的应用性, 推动了运动训练学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向多维方向拓展。然而, 遗憾的是, 这些研究内容多数停留在描述性研究的层面, 或者是对框架性理论的阐释, 缺乏实证性研究或解释性研究, 这也就造成了当前中国运动训练学解释力的弱化, 也就不得不对中国运动训练学的学科研究内容作出新的思考和选择。在未来的研究内容上, 加强对各项研究内容的生理学依据认识应成为一个基本取向, 如训练原则和训练方法等方面的生理学解释。
2.3 研究方法
应该说, 与运动训练理论体系和研究内容相比, 中国运动训练学的研究方法体系并没有达到成熟的条件, 至少在学科梳理上缺乏一致性的认识或成熟的成果, 其研究方法表现出学科的交叉性或混用性, 应该说这种学科交叉性或混用性本身并不是问题, 关键在于缺乏自身的学科主线, 也由此导致我国运动训练学内容中缺乏实证性研究, 具有学理性和解释性研究是不足的, 一些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中也很难得到一致性的认可, 这成为阻碍运动训练学研究方法层面的内部掣肘性因素。
应该说, 实证性研究逐渐得到学者们的确认, 然而训练实践的外场性给实证研究本身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当然,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实证程序的不规范[9], 研究生管理的松懈, 经费投入的不足等等, 但至少在研究方法上的规范是学科内容建构的方法基础, 许多训练手段在训练实践中并没有从方法学的角度给出实效性论证, 至少缺少这种论证, 如近些年引入的核心力量训练手段, 其训练作用指向至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当然, 这也不像许多学者提出的那样, 以欧美实用为主体特点的训练理论就那么有效, 实际则不然, 如以美国为代表, 其典型的训练特点是强化快速力量[10,11], 然而, 在实际训练中项目的不同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因此, 缺乏理论高度的把握, 训练实践可能取得一时的成效, 然而, 从长远来看, 就会容易迷失方向, 导致运动训练实践上的失败。
由此可见, 中国运动训练学既要面对“描述性研究方法”向“实践性研究方法”的转型, 更应该在确立规范研究方法的同时, 实现重心向“解释性研究”的转变, 这不仅仅是一种形式的达成, 更是一种内在知识的确立。而要实现这种转型, 笔者认为应重点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对策, 一是加强学科规制的引领, 如学术组织或学术团体的引领与监督;二是加强学术人才培养的管理, 尤其是对于运动训练学科硕博研究生人才的培养, 更应注重实证性研究成果, 而避免管理混乱现象的蔓延。
3 中国运动训练学的理论转向:基本选择
3.1 从“混沌”走向“自觉”
从学科范畴来说, 中国运动训练学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 是在吸收、借鉴西方国家运动训练学理论、经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通过他自身的辩证否定实现的, 这也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的基本规律。中国运动训练学的发展、成熟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1983年我国第一部《运动训练学》理论专著诞生, 标志着中国运动训练研究逐步从“混沌”走向规范和系统化, 且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 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研究专著相继出版, 推动着中国运动训练学走向“自觉”。在中国运动学学科体系发展之初, 由于理论研究的缺乏及学科体系的不完善, 关于运动训练学的概念体系、研究对象、学科属性、研究内容及基本理论等方面都处于“混沌”状态, 这种状态随着中国运动训练学学科体系的成熟有所改善。迄今, 中国运动训练学的理论体系已经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 在研究领域、研究范畴中存在的划分不清, 以及中国运动训练学理论与一般、专项训练学关系不清等“混沌”状态得到了明显改变, 使中国运动训练学及其所属学科的理论研究体系更加清晰。可见, 中国运动训练学已经并且正在从分散的、不自觉的发展状态逐步走向有组织的、自觉发展的科学发展轨道, 这种发展趋势将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日益凸显, 中国运动训练学也需要在外在形态上继续保持和完善“自觉化”程度。
3.2 从“单一”走向“多元”
运动训练学起源于竞技体育训练实践的需求, 同时又服务于训练实践, 其理论体系的不断成熟直接反应在运动训练的理论观点与主要指导思想上。在经历了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的全面训练停滞阶段之后, 随着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运动训练学理论体系的初步构建, 我国运动训练学的理论体系较改革开放之前有了较大改善。从1984年初期到90年代初期的10年间, 我国运动训练学思想逐渐成熟, 进入到理论飞跃阶段, 该阶段以项群理论为基础的“分类训练学”思想形成并受到体育界的普遍重视, 能量训练理论、高原训练理论、多周期训练理论等运动训练学新思想在训练实践中得到了快速推广与应用, 运动训练全面化且有所偏重。从90年代初期开始, 运动训练学思想不断完善, 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体系, 训练目标导向与控制作用显著强化, 训练理论时空构架的均衡性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竞技能力结构的“双子模型” (“木桶模型”与“积木模型”) 日益成熟, 运动训练学理论向竞技体育学理论深入扩展[12,13]。进入21世纪之后, 小周期理论和板块理论、“一元论”的新思维、竞技能力非均衡结构理论等新的理论融入到运动训练学理论中[14,15], 使运动训练学思想更加全面, 针对性更强, 运动训练学研究内容进一步多元化。然而, 训练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依然突出, 虽然, 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训练理论的不足似乎成为人们对当前运动训练学学科的一种责问, 面对这种责问不断加深研究内容, 增加知识来源的向度尤为重要。
3.3 从“构建”走向“反映”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世界各国的运动训练专家都在着力于构建较为完整的运动训练体系, 中国运动训练学的发展亦如此。但国外对于运动训练体系的构建是建立在主要理论问题都有深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而在中国运动训练学的制度化发展过程中, 则更类似与一种“倒时态”的发展历程, 以“构建”运动训练学体系为重心, 直至今天, 这种以“学科构建”为重心的学科发展轨迹似乎仍然没有改变, 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运动训练学理论研究的自由空间, 对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应该说, 中国运动训练学的学科体系已经成熟, 而缺乏的正是学科解释力的强大, 即提升现实解释力是更为重要的事情, 这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中国运动训练学持续发展的需要, 也是不断完善中国运动训练学学科体系的需要。从目前中国运动训练学研究的进展看, “反映”是更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话题, 即强调以“问题”带动中国运动训练学基本理论研究的深入, 至少缺乏问题研究或问题解释的学科体系构建意义不大。
3.4 由“松散”走向“规制”
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运动训练学进入系统化发展阶段以来[3,16], 一直没有摆脱与其他学科知识的纠缠, 甚至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过激烈的学术争论。这种争论在给中国运动训练学带来知识多元化的基础上, 也使得学科的内在知识表现出了一定的依附关系或松散型特征, 由此也使得中国运动训练学的学科规制不足。学科规制指的是凌驾于学科之上的学科或类学科管理制度[17], 然而, 这里的学科规制指的是学科内在知识的不足, 即自身学理性命题的缺乏。笔者认为, 如何处理与其他学科知识的关系并不是关键,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运动训练学需要其他学科知识的不断滋养, 因为, 毕竟运动训练学是一门综合应用性学科, 具有鲜明的自然属性和人文社会属性, 具有辐射多门学科的特点, 而问题的关键是在这些关系中如何确立自身的规制, 并由此确立更多的学术命题。
“学科内在规制”的缺失或是松散, 就会造成学科知识能力的不足, 至少在中国运动训练学理论上, 体现学科地位的学理性研究还比较少, 而另一方面, 中国运动训练实践需求与日俱增, 两者之间的这种张力也便形成了一种学术诉求, 这种“诉求”也正是当前对中国运动训练学科发展过程的一种最大“问责”。由此可见, 中国运动训练学学科必须走向新的“内在规制”取向建设时代。中国运动训练学在经历了30余年的系统化发展阶段后, 学科的“内在规制”建设应成为行为的基本选择, 或者说又走到了一个新的“规制化”轨道阶段。
4 结语
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引进、吸收西方国家的运动训练学理论到第一部系统性《运动训练学》教材的出版, 我国运动训练学逐渐趋向制度化的方向深入发展。然而, 伴随着这种学科制度化的不断成熟, 却没有带来学科解释力的强大, 至少缺乏强大解释性的学理性知识, 由此也使得中国的运动训练学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或进入了一个新的“制度化”发展时期, 在这一时期如何为中国运动训练学学科方向做出思考是每一位学人的责任, 笔者认为, 中国运动训练学学科体系的外在形态已经完备, 至少当前的重心不应在此, 实现运动训练学理论从“混浊”走向“自觉”、从“单一”走向“多元”、从“构建”走向“反映”、从“松散”走向“规制”应是中国运动训练学当前的基本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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