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在美国倡导并主导下的国际反恐，跟随着美国“联军”飞机丢炸弹的脚步，正在不断加快着“反恐国际化”的速度和进程，但是，随着“伊斯兰国”黑旗飘啊飘，世界却不得不承受着由于美国“选择性反恐”和“双重反恐标准”造成的“恐怖遍地开花” 的后果以及西方国家一些年轻人主动投怀恐怖组织和各地恐怖组织、极端势力纷纷宣誓效忠“伊斯兰国”的后果，不得不面对“越反越恐”的现实与困局。 2014 年，我国新疆的暴力恐怖分子与国际恐怖组织、境外民族分裂极端势力等沆瀣一气，针对无辜百姓、民族兄弟和公用设施，在昆明、广州、乌鲁木齐等地接连制造暴力恐怖事件， 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民的幸福安全，恐怖、恐怖活动、恐怖组织，已距离中国百姓的普通生活越来越近。 强化全民反恐能力迫在眉睫、刻不容缓，拟题研究暴力恐怖事件影响模型， 就是希望能对警方有效预防高效打击恐怖犯罪，提供一点理论上的帮助或实践中的参考。
一、建立暴恐事件影响模型的理论依据
根据“警察专项行动‘效应时限’模型”,影响警察专项行动效应大小的基本因素主要有规模、 时间和强度，行动的规模越大、时间越长、强度越高，产生的效应就会越大，即效应的作用规模就会越大、效应的作用时间就会越长、效应的作用强度就会越高，反之亦然。 但是，行动产生的行动效应有一个时间的长度制约或限制，无论行动的规模多大、时间多长、强度多高，随着时间的推移，跟随行动而来的行动效应都会遵循 “产生-增强-最大-减弱-消失” 的规律，而不能达到人们期待的那样“直至永远”. 要想实现行动效应最大化目标， 就要考虑效应链接及其扩大效应相关的种种链接。[1]
也就是说，警察通过专项行动制造的行动效应无论大小、强弱、利弊，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退直至消失， 因此就行动的效应而言，人们只能延长它的存在、延缓它的消退，它只有减退速度的快慢和消失时间的长短， 而没有减不减退和消不消失的问题。
显而易见，警察专项行动的“效应时限理论”完全可以适用于暴力恐怖事件的影响模型研究， 换句话说，就是暴力恐怖事件影响模型研究的理论依据，来自于 2014 年提出的警察专项行动的 “效应时限”理论。 首先，无论暴力恐怖事件它所产生影响的规模多大、时间多久、强度多高，这个影响都不会直到永远，都会跟随时间的脚步，经由减退而最终消失地无影无踪、一干二净；其次，无论暴力恐怖事件它所产生的影响多坏、多恶、多毒，这个影响都会“受制于”恐怖事件的时间长短、 规模大小、 力度强弱这三个“事件要素”;再次，无论什么样式什么类型的暴力恐怖事件， 它所产生的影响都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发酵肿胀、遍布四方，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偃旗息鼓、销声匿迹，它都拥有巨大的“人为作用空间”或“人为操作空间”. 因此，根据“效应时限”理论原理，不仅可以建立暴力恐怖事件的影响模型， 而且可以通过模型的细化组合和分解拆装，开阔视野、提高境界、灵活思维、拓宽思路、夯实基础，更积极地服务于预防打击恐怖犯罪的具体警务实践， 如清晰恐怖影响扩大原因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追踪和接近恐怖暴徒的过程，寻找和查实恐怖巢穴的过程。 所以，模型研究虽然归属于理论或学术的范畴， 但是并不影响对它应用价值的开发和利用，结合不同警务的具体需要，更多地奉献于具体的警务实践， 在预防打击恐怖犯罪的具体行动中发挥更大作用， 不仅是研究模型追求的目标，也是模型自带、原有或潜在功能的开发和利用。
二、建立暴恐事件影响模型的基本方法
关于建立暴力恐怖事件的影响模型， 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 说它简单，是因为建立“事件影响”的模型只要牢牢把握标的事件、影响规律和追求目标这三个关键要素，就有了建模成型的基本框架；说它复杂，是因为建立“事件影响”模型的关系因素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有近期的、也有远期的，有直接作用的、也有间接作用的，有作用巨大的、也有作用微小的，控制掌握和完善完全的难度非常之大。 因此，事件影响建模的核心和要点，并不是对事件的追本穷源和追根究底， 而是基于准确把握事件的内在关系、外在联系、内外作用，对其影响范围的一清二楚和一目了然。
（一）暴力恐怖事件影响的基本模型关于暴力恐怖事件影响的基本模型， 是指可以派生出其他“子模型”的“母模型”.从图 1 可以看出， 暴力恐怖事件产生和制造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事件本身的规模大小、时间长短和强度高低三个基本因素。 因此设想完全脱离这三个因素凭空地去扩大（制造）或缩小（控制）事件的影响，理论上虽说存有可能性，但实践中难度巨大、希望渺茫，而且没有“组织行为”的背后支撑和间接扶持，绝大多数情况下，仅仅凭借单纯的“个人力量”,也难以达到快速扩大或快速缩小事件影响的目的。
所以，事件的影响模型含有三种状态，一是暴力恐怖事件影响的自然规律状态，就是根据“效应时限”理论的基本原理，事件的影响从事件的发生开始出现，经过发酵直至最大， 然后逐渐萎缩消退直至完全彻底地消失；二是恐怖暴徒追求的事件影响状态，就是从事件产生影响开始，迅速肿胀扩大、持续不断并能坚持、直到永远；三是公安警方追求的恐怖事件影响状态，就是从恐怖事件产生影响开始，在其还未扩散或发酵之前，迅速将其控制在范围之内，并强行迫其快速萎缩、快速消退，直至干净彻底地完全消除。
显然， 虽然警方和暴徒追求的恐怖事件影响目标截然相反，但是如果仅就“技术”而言，影响“影响”的本质却是大同小异，不管促其扩大还是迫其缩小，不管推其持续还是压其消失， 都是对影响的一种控制，在其背后都是“单兵”掩护下的团队作战和阵营对垒。 换句话说，也就是如果非要结论影响恶劣的暴力恐怖事件，既没有组织力量的密谋策划，也没有幕后黑手的操纵主使或境外力量的推波助澜， 或是如果非要设想仅仅依靠单纯的个人力量或小集体小集团的力量， 就能把恐怖事件的恶劣影响消除的一干二净、完全彻底，往轻里说，那是无知；再往轻里说，那是幼稚；往重里说，那是愚蠢；再往重里说，那是有着吃里爬外的背叛可能。 对此，必须保持应有的认知高度和充分的理解深度。
（二）暴力恐怖事件的影响模型解析关于暴力恐怖事件的影响模型解析， 是设想通过细分细化暴力恐怖事件的影响范围或区域规模，提供方便探索影响的产生、发展、最大、缩小、消失规律和清晰影响的因素及其作用等的条件， 推动和促进消除影响行动能够有的放矢， 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提高控制和消除暴力恐怖事件恶劣影响的速度。
从图 2 可以看出， 以暴力恐怖事件为中心和圆心而形成的暴力恐怖事件的影响区域、 影响范畴或影响规模，理论上，不仅可能由暴力恐怖事件的案发地扩大至全国，而且可能突破国界扩大周边国家、甚至世界，但是实际上，根据“效应时限”理论的基本原理，在自然状态下，暴力恐怖事件产生的影响，将会跟随时间的步伐由小变大再由大变小、 由弱变强再由强变低，直至消失。 换言之，就是暴力恐怖事件产生的影响，正常情况下，都会自觉遵循“产生-扩大-最大-缩小-消退-消失”的规律，即使官方没有任何作为，时间也会把它清理干净。 不管是影响的迅速发酵、迅速扩大、持续发酵的快速扩大，还是影响的迅速缩小、迅速消退、持续缩小的快速消退，都是在外力的作用下、也就是如团体、政治、社会、经济等因素的介入或影响的结果。
因此就“影响”而言，警方与暴徒博弈的焦点是“影响控制”,而决定控制能力大小和强弱的因素，除了法律法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措施手段、方法策略、装备设施和通信技术之外，还有了解对手、心理意识、战略谋划、顶层设计等等，所以“模型”研究追求的效用， 不仅是要清晰影响的起点和终点以及从起点到终点的路径和过程， 而且还要寻找影响 “行走”的方法、能量以及汲取能量的据点、能量的成分等等，从而能为“有效控制”的方法选择和战略决策，提供有用的参考或便利的条件。
（三）暴力恐怖事件的影响模型示例基于图 2 暴力恐怖事件的影响模型图解， 以边境地区举例如下。
从图 3 可以看出， 边境地区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某地”发生暴力恐怖事件即暴力恐怖事件的案发地或案发点，暴力恐怖事件的影响，从某地扩大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全境， 其强度必然降低一个等级；再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扩大到西北地区的全境，其强度必然再降低一个等级； 再从西北地区全境扩大到边境包括的西北、东北、西南三个地区的全境，其强度必然再降低一个等级， 因此暴力恐怖事件的影响，即使没有任何的外力作用，随着影响范围的扩大，影响的强度和力度也会自然的越来越小，直至完全消失，当然，在此（消失）之前先要经过自然肿胀和自然发酵，即越来越大至最大的过程，完整的连接起来就是由无到有、由有到小、由小变大、由大变小、由小变无。 只是这个完整的过程或完成这个过程需要的时间长度，不会是警方、也不会是暴徒所期待的那样，短、很短或长、很长。
所以， 暴力恐怖事件影响的控制不管是扩大还是缩小，都是含金量极高的“技术活”,而这个“金”的集中体现的是“速度”,即警方的目标是用最短的时间，把恐怖影响清除干净；暴徒的目标是用最短的时间，把恐怖影响无限扩大。 谁拥有了速度，谁就把握了先机、谁就可能事半功倍，在现代通信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和计算机网络技术广泛普及应用的当今中国， 迅速清除影响的技术难度显然远远大于迅速扩大影响的技术难度。 另外，必须清楚，这个“金”的质量，主要取决于两个关键点的精确把握，一个关键点是事件不久的影响发酵， 暴徒要扩大事件的影响，就一定要在这个点上“添油加醋”,助推其发酵的速度和程度；警方要缩小事件的影响，就一定要在这个点上重点布防、严厉打击，在清除其“助燃”外力的同时，消除其“自燃”的隐患和机会；另一个关键点是影响最大的走向萎缩，暴徒要保持事件的影响，就一定要在这个点上“添柴加火”,维持已有的影响温度和热度；警方要压缩事件的影响，就一定要在这个点上击其要害、打蛇七寸，不仅要能釜底抽薪，还要会顺藤摸瓜、寻踪觅迹，一路下去直接捣毁其隐藏的据点老巢。 当然，如果能在第一个的“起点”上就将影响迅速铲除、彻底浇灭，也就不会再有接下来的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个点了；如果是在第三个的“最大点”上采取行动，那么，就会要求投入更多更大的力量。 不过，在计算机网络通讯相当发达的现代社会，要想在第一个点上“结束”影响，可能性已经变得越来越小了；要想在第三个点上少费或不费周折，可能性已经变得不是太大了， 甚至基本上已经变得没有了。 因此，建立“模型”并非纯粹或单纯的理论研究，它也是（有效）控制暴力恐怖事件恶劣影响不断扩大和持续扩散的捷径之一。
三、关于暴恐事件影响模型的应用思考
（一）有助于明亮眼睛和清醒头脑从事件的影响模型可以看出， 暴力恐怖事件产生的影响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规律并且有限，换言之，只要暴恐事件影响扩大的速度、规模、强度等出现异常异样，肯定就有隐藏幕后“推手”作怪，暴恐、明明白白“反人类”的恶行，这些人为什么要助纣为虐、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怀有什么的目的等等问题，就会“隐现”于模型之中，让你思考、助你探究。
因此，根据“模型”清晰的表象变化，既能有助警方迅速反应、积极行动，也能有助警方站在模型（事件）之外认识模型（事件），及时发现、准确把握藏匿深处事件真相，洞察隐藏在“恐怖警情”背后的意图分裂祖国、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安敌情”,提前准备，防患未然。
（二）有助于锁定目标和精确打击暴力恐怖事件的影响模型是以案发地或案发点为中心建立的，只要锁定影响的扩大区，描出影响从小到大的线路图，对于恐怖犯罪活动的苗头捕捉、线索侦察、目标搜寻、案犯缉捕、老巢追踪等等有百利而无一害。 因此，模型（基于恐怖分子作案目的和作案目标）对恐怖影响范围的固定，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可以说， 也是对恐怖暴徒活动区域和恐怖暴徒的固定，所以，深入理论研究、大胆创新实践、不断完善提高、合理灵活运用，一定能在准确打击恐怖犯罪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三）有助于把握动态和高效预防建立暴力恐怖事件影响模型的基本素材是事件的本身，它以事件的强度、规模和时间这三个基本要素为中心，是对如地理位置、人文环境、经济基础、宗教信仰、 生活习俗、 民族禀性等众多因素的综合考量，而且还有对恐怖暴徒作案的手段、凶器、选点以及对幕后势力扩大事件影响的方法、器材、渠道、受众等的深刻分析，因此，对于把握恐怖暴徒的作案形态、目标、方法和手段等等的特征特点，意义巨大、作用巨大。
（四）有助于宏观决策和微观布阵从暴力恐怖事件的影响模型中可以看出，就“影响”而言，它只能出现在事件发生之后，也就是有了暴力恐怖犯罪， 才会有预防打击暴力恐怖犯罪影响的迅速扩大和不断扩散。 根据模型，借鉴“警情含量”理论[2]原理，在暴恐事件“案发地之外”的绝大多数地区，反恐的任务分工，应以预防打击恐怖影响侵蚀和危害为主、以预防打击恐怖事件本地发生为辅，两者有先后顺序和轻重缓急。 在暴力恐怖事件的 “案发地”则是同时启动，恐怖事件的发生，就是预防打击恐怖事件再次发生和预防打击恐怖影响快速扩大的开始。 因此，模型具有反恐这大棋的“棋盘”作用，它对如重兵把守区、奇兵突击区、轻兵看守区等的判断与把握，即对有限警力资源的合理调配和高效利用，能够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五）有助于立足国安看警察反恐以美国为首的联军“2011 利比亚战法”显示，在美国主导下的现代高技术战争，已经把“冷战”变成了一种新的战争样式，它以强大的军力为后盾，以推翻目标国现在的政府政权为目标， 以扶持反对现政府现政权势力为手段，以争取民主、保护人权、国际人道援助为幌子，通过制造民生事件、经济制裁、放大争议热点等，制造矛盾、激化事态、促成内讧、内斗和动乱，并以此为契机，配合实施经济制裁和武力威慑，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 实际上，当“联军”的炸弹落在利比亚的时候，战争的第一个阶段，诸如此类（上述）的战前作战已在警察的眼皮底下完成了。[3]
其实，只要基于国家安全的高度再看模型，这些或那些关于“影响”范围大小、速度快慢、强度高低的因素，就会一清二楚。 所以看图说话、让图说话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必须重视和加强。
（六）有助于扎实基础和提高层次现实中的恐怖影响，除了类似“模型”给出的如地理区域、行政区划等样的规模“范围”概念之外，还有隐性的如对人的心理、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影响的“程度”概念。 因此，以“范围”的行政面积、自然气候、人文习俗等为基础，透过可见、可听的文字、声音、图画、语言等显性因素，探讨暴恐事件对人如不同生存状态人、不同职业人、不同教育程度人等的心理影响程度， 是影响反恐发展整体进程的基础课题之一，而模型研究，正是突破这个课题难点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 “中国仍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和挑战”[4]的当前形势下，关于模型的任何探讨都有意义，它至少能为更高水平层次的研究， 提供少走弯路的经验和教训。
（七）有助于鸟瞰事件和深思宽想暴力恐怖事件的影响模型根据事件特征和实际需要可大可小，小、它可局限于案发地点周边的街道社区，大、它可超越国界触摸整个世界。 因此，恐怖事件影响模型的具体运用并不仅仅局限于 “影响”,如果拓展“模型”,它可用作“国家反恐”这盘大棋的“棋盘”;如果拓展“棋盘”,它可用作“国家安全”这盘大棋的“棋盘”. 换句话说，就是它可推动警察立足全国反恐大局， 认识恐怖暴行及其幕后势力制造恐怖影响的行为动机；也可促进警察站在国家安全高度，认识恐怖暴徒及其幕后势力制造恐怖影响的真正目的，更好地服务于警察职责任务的完成。
综上所述， 研究暴力恐怖事件影响模型的价值意义可谓是内外俱在。 所谓的在内，是因为“模型”的本身，就可作为全国反恐一盘棋的“棋盘”,不仅从恐怖事件的影响出现、发展、最大至萎缩、消失追踪和描绘恐怖暴徒的思想、行动、联络、经济、组织等路径和痕迹的理论研究空间巨大， 而且如果根据模糊论概率论等再建相应的数学模型， 朝着量化影响因素指标方向的实践发展空间更是巨大无比； 所谓的在外，是因为这个“棋盘”,既可为决策机关的调兵遣将和排兵布阵提供参考， 也可为行动部门的高效预防和准确打击提供条件，如果再能提问几个为什么，如为什么恐怖暴徒选择此处而不是彼外制造暴力恐怖事件、为什么暴徒要竭力扩大恐怖犯罪的影响、为什么境外一些势力那么热衷于评价中国的暴力恐怖事件以及为什么暴力恐怖事件能在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得逞、 为什么恐怖暴徒会在某些地区一批接一批的产生、为什么恐怖暴徒能有藏身之地、躲避之所和养息之处等，还能为提升认识高度和思想层次、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甄别“警情”中的“敌情”,提供积极的帮助。 因此，如果恐怖事件的影响模型研究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也就会成为反恐理论研究的重大缺憾和反恐实践发展的巨大损失。
参考文献:
[1]李明.警察专项行动效应时限模型研究[J].南昌: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4,（3）：34-38.
[2]李明.警情含量与警务实战训练细分[J].北京:公安教育,2011,（10）：29 -31.
[3]李明.联合国军即美国2011“利比亚战法”的思考与启示[J].太原:山西警校学报,2012,（1）：82-85.
[4]国新办.2013年中国国防白皮书[R].北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3,（4）：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