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营造循环系统
与如今大规模单一化的养殖模式不同，先民将畜养对象置于多物种参与的系统中，注重营造系统内部的循环性，主要是建立养殖动物与种植作物间的互利、共生与循环关系。
一方面，种植为养殖提供饲料。 首先，种草养畜。 历史上各朝代都不同程度地设有牧田，用来种植牧草，这是草食家畜（以及鱼）饲料的主要来源之一。 其次，植桑饲蚕。 我国古代男耕女织、农桑并举，养蚕者多种桑树、收桑叶以饲蚕，这是传统农业中种植与养殖紧密联系的典范。 再次，种植收获的植物产品部分用作饲料。 如用谷、秕饲鸡，用苦荞、大麦饲牛，用青蔬饲鱼，“煮谷”饲初产母羊与母猪〔6〕423-442,用“粟饭”“苦菜、芜菁英”及煮粥饲鸭鹅雏〔6〕452. 又次，特别重视种豆为畜禽补充营养。 除“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6〕422外，还用豌豆饲马，用绿豆、蚕豆等饲牛，用胡豆饲鸡。 最后，种植业的副产品是畜产的常用饲料，如用麦麸、谷糠、豆秸、楮叶等补饲牛和猪，用稗等饲鸡，用“大麦之麸屑，或炒大豆之末”〔8〕1175饲鱼。 此外，古人还“耕一亩作田，秫粥洒之，刈生茅覆上，自生白虫”〔6〕447,为鸡提供动物食品。
另一方面，养殖也回馈种植，主要包含供役与供肥两方面。 供役者，牛马也。 牛可耕田，牛耕普及后，先民就与耕牛结下不解之缘，耕牛历来是小农家庭的重要劳力，也正是牛耕为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提供了条件，将农耕文明带到了新高度。 马可耕地，又可运输，为种植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力役。 供肥者，畜粪也。 家畜粪肥作为有机肥被先民特别重视， 它为地力的可持续、 常新壮作出了重要贡献。“（牛）所卧之处，用黄土铺垫，积久成粪。 ……豕本水畜，喜湿而恶燥；坎内常泼水添土，久之自成粪也。 ……夜圈羊于田中，谓之圈粪，可以肥田。 ”〔10〕63-64牛羊猪的粪秽都还田，马粪、禽粪、蚕粪甚至鱼粪也被利用。
此外， 养殖动物各物种间也能组成食物链，当然并非活生生的捕食关系。 用“猪胆犬胆和料”〔8〕1147喂马，能助其肥健。 “鸡鸭之卵黄”可饲鱼，尤其“无草时，可用咸蛋壳”饲鱼。〔8〕1176羊粪可喂鱼，“作羊棬于塘岸上，安羊。 每早扫其粪于塘中，以饲草鱼。 而草鱼之粪，又可以饲鲢鱼。 ”〔8〕1177鸡可养蜂，“或蜜不敷蜜蜂食用，宜以草鸡或一只或二只，退毛不用肚肠，悬挂寠内，其蜂自然食之。 ”〔8〕1179牛粪宜蚕，“多收牛粪堆聚。 ……烧时，香气宜蚕。 ”〔12〕151养狗用于警戒，危急时刻可以保护畜群。
传统农业种养对象种类繁多，种植实现谷、豆、果、蔬、树、麻的轮作、间作与套作，养殖对象有哺乳类、鸟类、鱼类、昆虫类甚至爬行类、甲壳类，它们彼此互用互利、循环协作，共同组成了传统小农物种多样的农业生态系统。 这个系统以循环性为主要特征，通过利用物种的生物本能和种间的依存关系实现物质与能量的循环流动。 人作为系统的一分子，利用智慧与辛劳促成循环，努力修复系统的种种扰动使其重回平衡。 系统运行不产生非自然的、无法重归循环的垃圾，不制造不可控的、损害生态环境的污染，几乎不消耗不可再生能源，系统因此可持续。 与当今环境不友好的单一化规模养殖模式相比，传统畜养模式在生态伦理上更加优善。
畜养对象生活在一个活生生的农业生态系统中，它们吃的是天然饲料。 与野生状态下一样，这些饲料都是大自然为其设计的食物种类。 通过放牧，新鲜饲料被获取，比如青草；通过人的料理，质优量足的食物被准备，比如为畜种豆、为鸡生虫。 动物如此生活，比在自然生态系统中作为捕食者和被捕食者更安逸、更幸福。 当今养殖场动物只吃含有添加剂的人工饲料，与传统有天壤之别。
四、仅取系统盈余
农产品必须作为自然之盈余而存在，索取自然要遵循“仅取盈余”原则，否则自然系统会受到损害，降低持续提供农产品的能力。〔1〕先民在动物畜养中贯彻了该原则， 他们不采取竭泽而渔的态度，所取乃是农业系统所能提供的盈余。 具体地，要么动物个体提供产品后仍能健康生存，要么提供成熟个体后种群本身仍能正常繁衍生息，农业系统并不因人的索取而削弱服务能力。 具体如下：肉用仅取成年个体。 除了统治阶级的暴殄天物， 养殖肉用动物必待其成长至成年个体， 如猪“肥”后 ,鸡“肥大”后，“子鹅百日以外 ,子鸭六七十日”,〔6〕442-453才可宰杀供食。养鱼更有代表性，养鱼要到饲养的第三、四个年头才收获成鱼，还有所谓“三池”养鱼法，即鱼池分作大、中、小三池，小池鱼长大移至中池，中池鱼长大移至大池，而“每食鱼，只于大塘内取之”〔8〕1176-1177. 这都是对“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数罟不入洿池， 鱼鳖不可胜食”〔15〕5观念的贯彻。
役用牛马勿竭其力。 牛马作为役用动物，对人的服务多在其力， 其力之多余者就是人可索取的“盈余”. 役马，不穷其马力，令其“行有余力”〔5〕562,是为役用原则。 役牛，令其“力有余而老不衰”〔2〕16,“勿竭其力，以致困乏”〔3〕105,“勿因农忙，一时以竭其力”〔5〕574,都被先民奉为法则。 牛马因此获得应有的照顾与尊重，人藉其力而生活，牛马与人实现合作与共存。
铰羊毛毋伤羊。 《齐民要术》云：“（白羊）胡葈子成，然后铰者，非直着毛难治，又岁稍晚，比至寒时，毛长不足，令羊瘦损。 漠北寒乡之羊，则八月不铰，铰则不耐寒。 中国必须铰，不铰则毛长相着，作毡难成也。 ……羖羊，四月末五月初铰之。 性不耐寒，早铰值寒则冻死。 ”〔6〕423-424不同地域、不同品种的羊铰毛时间不同，但总遵循一个原则，不能因人铰其毛而令羊受寒冻之苦。 毛作为羊之“盈余”赠予给人，羊与人实现物种间的协作。
取奶作酪勿累牛羊及其羔犊。 《齐民要术》云：
“牛产五日外，羊十日外，羔、犊得乳力强健，能噉水草，然后取乳。 捋乳之时，须人斟酌：三分之中，当留一分，以与羔犊。 若取乳太早，及不留一分乳者，羔犊瘦死。 ……从九月一日后，止可小小供食，不得多作：天寒草枯，牛羊渐瘦故也。”〔6〕428牛羊之奶是为羔犊准备，但在保证牛羊健康、羔犊温饱的前提下人取来加以利用，就不产生伦理问题。 先民取奶作酪的行为在人、牛羊及其羔犊间寻求平衡，人因此获益而动物并未因此受害。
割蜜谨防蜂饥。割蜜要仅割“蜂食之余者”〔8〕1178,不能因人割其蜜而使其陷入饥饿。 宜以花多季节为优先选择，最宜“至四、五月百花正开时割之”（5〕616.
花少时节割蜜要特别谨慎，“若近秋割， 则天气渐寒，百花少开，蜂所攘者难需三冬，宜慎之”〔5〕616,而“花凋尽，留冬月可食蜜脾，余者割取作蜜、蜡”〔3〕117.
如担心所割过多导致蜜不够蜂用， 亦有补充措施，《农政全书》云：“冬月割蜜过多，则蜂饥。 饥时，可将嫩鸡白煮，置房侧，令食之”〔8〕1179.
先民主张吃非受精蛋。 《齐民要术》云：“取谷产鸡子供常食法：别取雌鸡，勿令与雄相杂，……一鸡生百余卵，不雏，并食之无咎。 ”“（鸭）俗所谓‘谷生’者。 此卵既非阴阳合生，虽伏亦不成雏，宜以供膳，幸无麛卵之咎也。 ”〔6〕447,453先民首先认为，食用能孵化禽雏的禽蛋无异于数罟入池。 另一关键在“咎”,这份愧疚心使这些活动区别于纯粹的理性算计，增添了极富东方特色的美德伦理色彩。
补论与结语需补充的是，我国古代动物养殖的目的呈多样化特征，并非仅供肉食。 首先，祭祀用牲占据部分比例。 三代时期祭祀昌炽， 畜品相当部分专供祭祀。《周礼》云：“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 ”〔23〕723以致有“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24〕153之说。 虽战国以降“孳畜之权不在国而在民矣”〔25〕212,然祭祀传统仍在，民间祭祖成为普遍习俗，用牲亦为数不少。 其次，军马在畜牧业中占据相当份额。 “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马因能为政治与军事服务，成为国营畜牧业的主要部分，历朝都设置颇具规模的军马场。 最后，民间畜养特别需求和青睐非肉动物产品与服务，尤其在小农种养循环系统中。 养猪、养鱼用肉，还用粪；养羊用肉，更用皮、毛、奶、粪；养鸡用肉，也用粪，更用母鸡生蛋，公鸡司晨；养牛罕用肉，主要用其力，也用粪；养马用其负重致远；养狗用其看家护院；养蜂割蜜；养蚕取丝。
可见我国古代动物养殖中肉用比例并不高，加之先民深受传统儒家“不忍见其死”、“君子远庖厨”〔15〕11-12的恻隐观念和佛教戒杀的慈悲观念的影响，使传统养殖隐隐具有一种无故不杀、不轻杀妄杀的“慎杀”倾向。 实际上，目前我国许多农村地区还保有“非年不杀猪，非节不杀鸡”的生活传统。 这与现代肉用畜牧业差别甚大。
综合来看，我国古代动物的豢养与利用，不仅保障了动物的基本福利，在动物伦理和生态伦理方面也没有明显缺陷。 可以说，传统动物养殖具有高福利、慎杀戮、无污染、可持续的特质。 它与传统种植业一起，共同组成了古代中华的永续农业。
传统动物养殖的观念与倾向都说明，它将生命当作生命来对待。 相比而言，现代畜牧学是以生产、育肥、净肉量、出肉率、料肉比等概念建构成的理论系统，它并未对生命另眼相待，而是视其为无生命之物。
人在农作活动中宜以“守候与照料”的态度面向自然界，对待农产品。〔26〕传统养殖实践契合了这种伦理观，它不仅对畜禽照顾有加，还充分尊重其天性，任其自然生长而不人为强求。
极端的动物保护人士主张取消动物养殖，此说过于偏激，我国古代种养循环模式表明，动物养殖未必意味着残杀和虐待，它可能作为农业生态系统的必要组分而存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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