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牧民牲畜养殖控制是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从牧民视角出发较为系统地分析了生计资本和兼业化影响养殖规模决策的逻辑, 并利用微观调查数据通过SLogit回归方法考察了牧民养殖规模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 人均草地面积、住房结构、家庭总收入、村干部及合作社经历对牧民家庭养殖规模缩减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 兼业化程度对牧民养殖规模控制的影响不显着, 而牧民信仰支出对缩减牲畜养殖规模显着正相关。因而, 养殖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制定需要结合当地牧民家庭生计资本实际, 并通过加快草地流转、提高牧民定居水平、拓展牧民收入渠道、规范合作社运行等方式提高牧民生计水平, 进而更有效地控制养殖规模, 促进草原养殖产业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兼业化; 生计资本; 草地生态; 养殖;
Abstract： Livestock breeding control is the key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nimals husbandry. The article analysis the logic systematically from the livelihood capital and the combination of influence on farming scale decision, and make use of the microscopic survey data from farmers with the method of SLogit to look into the factors which are from the scale of herdsmen's sheep farming basing on sheep farmers.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shows that:first, per capita grassland area, housing structure, the whole income of household, village cadres and cooperative experience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decreasing scale of the herdsmen's family of sheep, while multiple occupations have smaller influence on the livestock breeding control. Second, it also shows that the belief of herders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decreasing scale of livestock. Therefore, the policy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rassland sheep in Tibet should be cooperated with the practical fact of the livelihood capital of local herders and families, with the method of speeding up the flow of grassland, improving the settlement level of nomads, expanding the income channels for herders, and regulating cooperative operation and so on, to improve the living standard of herders, which control the scale of sheep farming more effectively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rassland sheep industry.
Keyword： multiple occupations; livelihood capital; grassland ecological; breeding;
一、引言
草原生态保护是草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 强调通过扩大退耕还林还草、实施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程, 优化生态安全屏障。***总书记也指出, “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我国早在1985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 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两次修订, 均强调草原生态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各省 (直辖市、自治区) 也依据国家政策出台了相关草原保护条例, 可见政府层面对草原生态保护的重视。2011年, 国家实行草原奖补政策, 旨在提高牧民家庭生计水平的同时限制牧民牲畜养殖规模, 进而遏制草原退化趋势, 但政策实施效果有待提高。在草地退化相关研究中, 牧民超牧行为是引起草原退化的主要原因[1], 牧民养殖规模的控制仍是草原生态保护的重点。
关于牧民养殖规模的研究可以分为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理论层面主要集中在牧民与政府、牧民之间的策略选择上。研究发现, 在退牧还草政策实施中, 牧民养殖规模决策依赖中央政策决策, 与地方政府决策关系不大, 同时在牧民间的养殖规模博弈中, 总是背叛策略具有集体稳定性, 因而政府需加大监督处罚力度, 避免牧民间不公平竞争。实证层面研究发现, 中小牧户是草原超载的主体, 超牧的原因在于牧民追求短期经济利益, 牧区人口压力过大及牧民对生态环境退化的认知程度不高等, 因而建议引导中小牧民养殖行为, 强化环境认知。笔者认为牧民超牧行为的背后是牧民日益提高的生计需要与草原合理载畜量之间的矛盾, 但纵观已有研究, 以牧民家庭生计为视角的牧民生产行为却鲜有讨论, 而这正是解决草原生态退化问题的关键[2]。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关注牧民家庭生计因素对牧民生产行为的影响, 认为牧民年龄、文化程度对牲畜养殖规模有显着正向影响, 而家庭劳动力人口因素的影响不显着[3]。
虽然已有研究对牧民养殖规模进行了多角度分析, 能为草原畜牧政策制定提供一定借鉴, 但仍有拓展研究的空间。一方面, 草原草畜平衡政策强调了草原承载力与牧民牲畜养殖规模之间的关系, 并通过奖补政策对牧民养殖规模限制进行补贴, 但当牧民家庭生计被忽视时, 牧民将选择集体违规。另一方面, 牧民家庭视角的研究尽管将牧民生计相关因素纳入牧民养殖规模分析框架, 但研究的侧重点差异较大, 鲜有文献将牧民家庭生计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分析对牧民养殖规模变化的影响, 将牧民兼业化与牧民生计结合起来分析牧民养殖规模变化的研究更为鲜见。本文以西藏肉羊养殖户为研究对象, 分析牧民家庭肉羊养殖规模的影响因素。牧民是草原畜牧业经营的主体, 从牧民家庭生计和兼业化层面分析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决策机理, 对政府优化草原政策、引导牧民养殖行为, 进而对促进草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 概念界定
生计资本的概念源于可持续生计理论, 是可持续分析框架的核心, 具有微观可观测性[4]。在概念界定上, 钟涨宝和贺亮将生计资本界定为农户所能利用的各类资源, 其他学者对该概念尽管表述不同但差异不大, 研究维度均未超出上述分析范围[5]。也有学者从能力理论出发, 将牧民生计资本界定为牧民所拥有的可行性能力的大小及选择机会的大小, 进而将生计资本概括为环境属性、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三种类型。本文中, 牧民生计资本是指牧民所能控制和利用的并对家庭生计水平有影响的各类资本的总称。
农户兼业是指农户将原来投入到农业经营的劳动力、资本等各类生产要素转移到工业或服务业等非农活动中, 实现降低农业依赖, 拓展家庭收入来源的过程[6]。本文兼业化是指由于牧民在牧业和非牧产业中生产要素投入的比例不同形成的其生产行为的差异, 进而造成牧民收入结构不同。在兼业化程度上, 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按照收入构成将农户分为四类, 即纯农户、Ⅰ兼农户、Ⅱ兼农户和纯非农户。日本按照农户劳动时间和收入构成将农户分为Ⅰ兼农户和Ⅱ兼农户两类。也有学者按照非农收入比重将农户分为纯农户、Ⅰ兼农户和Ⅱ兼农户三类。这都为本研究中牧民兼业化划分提供了借鉴。
(二) 生计资本与牧民肉羊养殖规模
对牧民而言, 经济利益是家庭决策的核心, 生计资本的差异会直接影响牧民的经济行为导向, 在家庭牲畜养殖规模选择上, 生计资本同样是家庭肉羊养殖规模决策的基础, 因而在分析牧民养殖规模决策时, 除了政策制约和养殖意愿外, 生计资本对家庭决策影响很大。鉴于英国国家发展署 (DFID)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权威性并综合前人研究, 本文在分析牧民生计资本时也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5个方面进行讨论。
在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 自然资本是农户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是能够从自然资源中导出有利于家庭生计的资源服务流量和自然资源存量的总称。在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中, 自然资本往往表现为选择黏性, 即自然资源越充裕的农户越缺少拓展生计途径的激励。如仲俊涛等研究发现, 农户拥有的自然资本越多, 外出务工和进行非农生产的可能性越小[7]。这一结论同样在牧民生计策略选择中得到印证。如宋连久等通过对藏北牧民可持续生计调查发现, 拥有较多自然资本的牧民更倾向于选择单纯牧业维持生计, 因而基于家庭人数增加和生计水平提高压力, 扩大养殖规模意愿较高[8]。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1:在其他因素控制的条件下, 自然资本越充裕的牧民家庭其对畜牧养殖的依赖性越强, 越有可能提高家庭肉羊养殖规模。
在DFID生计资本分析框架中, 物质资本是用于经济生产过程中除去自然资源的物质, 是在一定时期积累起来用于维持生计所需的基本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的总称。在农户生计策略实证研究中, 物质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影响研究尚未得出一致结论。如赵文娟等认为, 农户物质资本对纯农型生计策略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 农户拥有的物质资本越丰富, 选择纯农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大[9];朱贵云等认为, 物质资本的丰富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家庭劳动力投入, 使得部分劳动力从传统农业中游离出来, 家庭生计转向非农产业[10]。形成结论不一致的原因可能在于忽略了物质积累的门槛效应, 这与物质资本积累的程度有关。作为理性人, 农户生计决策选择取决于家庭物质资本在农业与非农业边际收益比较。在西藏牧区, 牧民家庭物质资本薄弱特征明显, 但随着西部大开发和国家草原奖补政策的实施, 牧区居民家庭物质资本有了较大提高, 家庭生计压力有所缓解。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2:在其他因素控制的条件下, 物质资本越充裕的家庭越有可能缩减肉羊养殖规模。
人力资本是指个人拥有的可以用于谋生的知识、技能、劳动能力及健康状况, 在DFID生计资本框架中, 人力资本的丰富程度决定了人们驾驭与支配其他资本的能力, 是人们生活生产中最为基础的生计资本。在农户生计策略实证分析中, 人力资本对农户生计的策略选择基本达成共识, 即农户的人力资本越丰富, 其从事非农产业的概率越大[9,10,11], 但对于牧民, 人力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策略影响尚未形成一致结论。曹翠珍和胡娜认为人力资本对牧民生计选择存在显着影响[12], 但赵雪雁发现, 牧民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有限, 加之人力资本投资少, 牧民家庭人力资本的作用被弱化了[13]。出现结论不一致的原因在于人力资本整体水平差异。在西藏, 牧民整体文化水平较低, 牧民家庭文化水平非显着提高并不能促进生计策略转移, 相反迫于家庭生计压力会增加养殖数量, 加强草原依赖;另外, 牧民家庭生计对人力资本数量依赖较大, 在非牧就业渠道畅通的情况下, 牧民家庭人力资本数量的提高将增加牧民家庭的非农收入比重, 权衡收益, 牧民存在缩减养殖规模激励。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3:在其他因素控制的条件下, 牧民家庭人力资本对肉羊养殖规模有显着影响。
H3a:在其他因素控制的条件下, 牧民家庭人力资本数量越丰富的家庭越可能缩减肉羊养殖规模。
H3b:在其他因素控制的条件下, 牧民家庭人力资本文化水平越高的家庭就越可能提高肉羊养殖的规模。
社会资本是嵌入个体的关系网络, 是存在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中能够通过重复互动为个体行为提供便利的一种生产性资源。以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形成了以情感为纽带的社会资本, 能够影响人们的视野与家庭经济行为决策[14]。研究发现, 农户社会资本的丰富程度越高, 收入来源的途径就越多, 成为纯农户的可能性就越小, 对农业的依赖程度也就越低[9]。但在牧区, 牧民社会资本对牧业依赖的影响可分为传统社会资本和现代社会资本两个方面。传统社会资本维度上, 草场产权改革引起的牧民纠纷导致合作放牧基础被破坏, 市场交易替代互惠互利习惯致使牧民社会网络依赖程度降低[15], 因而主要关注现代社会资本。在具有组织规范的牧民自组织 (如合作社) 内部, 组织成员养殖经验得以分享, 政策传达更为充分, 并通过组织规范强化内部合作, 降低了生计的脆弱性, 有利于养殖规模的自我约束。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4:在其他因素控制的条件下, 现代社会资本越丰富的家庭越有可能缩减肉羊养殖规模。
金融资本是指在人们生活和生产中为了维持与提高生计目标所需要的各种现金和可变现的财务资产总和, 包括资金积累与流动两部分。在农户生计策略实证分析中, 家庭金融资本的增加对非农产业参与的正向影响已经得到相关学者的认同[11]。但在牧区, 金融资本对牧民生计选择的影响要弱得多, 这种现象除牧民家庭金融资本偏低外, 与牧民的财富观存在很大关系。尽管如此, 家庭金融资本仍是家庭财富的核心指标, 其地位仍不可忽视。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5:在其他因素控制的条件下, 金融资本越丰富的家庭越有可能缩减肉羊养殖规模。
(三) 兼业化与牧民肉羊养殖规模
牧民家庭肉羊养殖数量与收入渠道密切相关。作为理性人, 牧民的决策能力并不弱, 其肉羊养殖规模决策与家庭收入渠道密切相关[13], 牧民兼业化正是家庭收入渠道的反映。目前, 学术界关于兼业化对农业发展的研究可以归纳为“兼业效应”和“收入效应”两个方面[16]。一方面, 草原是牧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计资产, 具有保障和生产功能, 但随着西藏城镇化的发展和草原流转的推进, 牧民收入渠道增加的同时带来了牧民的兼业化。为了增加家庭收入, 一部分牧民将原本投入肉羊养殖的人力、资金等生产要素投入到非牧活动之中, 使得家庭畜牧养殖劳动力素质下降, 生产要素投入低, 进而缩小了家庭养殖规模, 即“兼业效应”。另一方面, 一些学者认为农业发展和兼业化存在相互促进和相互竞争的状态, 对于畜牧养殖仍是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牧民而言, 一定程度的兼业化丰富了视野、拓展了知识, 通过技术革新能够提高养殖效率, 家庭生计水平提高的途径由粗放化转向集约化, 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养殖规模扩大;同时, 对于非牧收入成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牧民而言, 兼业化使得草原作为家庭的“生活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手段被粗放化, 牧民也将缺乏扩大养殖规模的激励, 即“收入效应”。整体而言, 牧民兼业化程度越高意味着非牧收入水平越高, 家庭畜牧养殖的比重越低, 对草原的依赖性也就越弱。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6:在其他因素控制的条件下, 牧民兼业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牧民缩减肉羊养殖规模。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西藏农村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于2016年12月至2017年2月对那曲地区和日喀则市下辖各县肉羊养殖户的入户调查, 共计885例, 其中, 那曲地区338例, 占38.19%, 日喀则547例, 占61.81%。选择两地作为研究对象, 其一在于两地草地资源丰富, 如藏北草原是我国五大牧场之一, 而那曲地区所在的羌塘草原是藏北草原的主体;日喀则是“一江两河”流域草地面积最为丰富的地区, 占该流域草地面积的56.67%。其二在于两地肉羊养殖数量较多, 截至2015年年底, 日喀则和那曲地区的肉羊存栏量分别为379万只和334万只, 分别占西藏肉羊总量的32.81%和28.92%。
那曲地区样本主要分布在班戈、申扎、那曲、比如、安多、尼玛、双湖等县, 分别占4.29%、4.63%、6.10%、3.28%、5.76%、7.12%和3.05%, 日喀则市样本主要分布在谢通门、康马、亚东、仲巴、岗巴、萨迦等县, 分别占8.25%、6.55%、9.38%、5.88%、9.72%、8.02和8.47%。在性别分布上, 以女性为多, 占58.42%, 这可能与部分牧民家庭男劳动力外出务工有关;在年龄分布上, 以中青年为主, 其中31~50岁样本接近60%;受教育程度方面, 小学和文盲的比例分别占42.82%和28.47%, 高中比例仅为6.33%, 牧民文化程度偏低;在交通状况方面, 认为不方便的仅占14.58%, 交通状况较好;在家庭收入水平上, 10001~50000元的比例最高, 达46.21%, 但50000元以上的样本偏低;在养殖业收入方面, 2016年超过80%的样本养殖收入在5000元以下, 而且1000元及以下比例高达57.49%, 这表明宗教信仰因素可能对养殖规模存在某种影响, 数据基本特征见表1。
(二) 变量选取与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养殖户养殖规模变化。为了确切把握牧民肉羊养殖规模变化, 课题组摒弃了牧民对养殖变化的直接回答, 而采取养殖规模变化率表示, 其计算方式为τ= (2016年养殖殖数数--22001155年年养养殖殖数数) ) 。。若若ττ<<--00..22则则表表示示养养殖殖规规模模““减减少少了了很很多多””赋赋值值为为55, , 若若--00..22≤≤ττ<<--00..0055则则表表示示养养殖殖规规模模““减减少少了了一一些些””赋赋值值为为44, , 若若--00..0055≤≤ττ<<--00..0055则则表表示示养养殖殖规规模模““没没有有变变化化””赋赋值值为为33, , 以以此此类类推推。。
2. 核心解释变量:
借鉴英国国家发展署 (DFID)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本文将肉羊养殖户的生计资本分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五类指标进行分析。基于秦青等对草原牧民生计资本的测量[17], 本文拟对以上五类指标测度如下:自然资本包括人均草地面积和草场质量两个指标;物质资本包括肉羊数量和住房结构;人力资本包括家庭劳动力人数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社会资本包括村干部经历和社会组织参与情况;金融资本为2016年家庭总收入。借鉴张忠明和钱文荣[18]对农户兼业化的划分方法, 本文用养殖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进行确定, 即养殖收入大于80%的为纯牧户, 50%~80%的牧民为Ⅰ兼牧户, 10%~50%的牧民为Ⅱ兼牧户, 低于10%的为非牧户。另外, 为了使研究成果与西藏牧民实际更为贴近, 增加了宗教信仰支出变量。
表1 样本的基本特征
3. 控制变量:
为了准确分析核心解释变量对牧民养殖技术需求的影响, 我们需要对一些变量进行控制, 这些变量包括被调查者的基本特征、交通状况、养殖培训经历等, 变量含义及统计结果见表2。
四、计量模型与实证分析
(一) 计量模型
为了验证生计资本与兼业化对牧民家庭肉羊养殖规模变化的影响, 选择排序选择模型 (The Stereotype Logistic Model) 进行分析。该模型最早由Anderson提出, 随后Long和Freese对模型进行了拓展[19], 但由于软件包缺乏限制, 一直未充分应用[20], 随着统计软件包的丰富, 这种方法已经由理论走向实践。Slogit模型设定如下:
式中, j=1, 2, …, J-1, J, 表示参照等级;Y表示从j到J的有序因变量;αj为截距项;X1, X2, …, Xp为解释变量;β1, β2, …, βp为对应的待估参数;Фj表示为了确保因变量有序的约束条件, 且满足
表2 相关变量含义及统计结果
注:表中被访问者性别、被访问者年龄、村庄到县城交通状况、户主文化程度为控制变量。
(二) 实证分析
在模型回归前, 笔者对从多重共线性角度对自变量进行了检验, 发现绝大多数自变量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小于0.2, 仅住房结构和劳动力人数之间大于0.5, 通过计算膨胀因子 (VIF) 发现, 最大值为1.61, 平均值为1.15, 因而多重共线性程度可以接受。依据前文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Stata13.1软件对模型进行拟合, 结果见表3。模型1是牧民家庭生计资本和控制变量下的拟合模型, 模型2是进一步控制兼业化程度的拟合模型, 模型3是增加宗教信仰支出变量的拟合模型。3个模型均通过了显着性检验, 拟合效果较好。
表3 计量模型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统计显着, 篇幅原因, 控制变量未报告, 详细指标见表1。
1. 生计资本的影响。
估计结果显示, 人均草地面积、住房结构、村干部经历、合作社参与情况及信仰支出均对牧民缩减养殖规模有正向影响, 且在1%统计水平上显着, 家庭总收入对牧民缩减肉羊养殖规模也存在正向影响, 且在5%统计水平上显着。同时, 草场质量、肉羊数量、家庭劳动力人数、平均受教育年限等指标不显着。
在自然资本方面, 牧民在进行肉羊养殖规模决策时, 首先应该对草场质量进行衡量, 但由于缺乏较大区域间的草场质量比较, 自家草场质量变化缺乏较为深刻比较, 以致对草场质量缺乏清醒的认知, 影响不显着;自家草场面积对养殖规模变化影响与预期相反, 这可能因为牧民家庭草场面积是固定的, 经过前十几年牲畜养殖规模扩大, 牧民肉羊养殖数量已经处于较高水平, 随着草原奖补政策的实施, 自然资源禀赋较多的牧民家庭生计压力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加上政府监督和自我生态环境关注, 导致了家庭肉羊养殖规模的下降, H1未得到验证。
在物质资本方面, 住房结构是牧民家庭生计水平的直接体现, 住房条件好意味着家庭生计水平相对较高, 也可能意味着牧民收入来源的多渠道性, 养殖收入在家庭中的比重不高, 随着草原生态逐步被牧民所认知, 可能通过缩减家庭肉羊饲养数量换取自家较好的草地生态;对于牧民而言, 肉羊不仅仅是家庭饲养的牲畜, 更是牧民家庭财富保值增值的载体, 因而影响并不显着, H2得到部分验证。
在人力资本方面, 由于西藏牧民分布较为分散, 牧民教育意识薄弱, 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整体偏低, 对家庭养殖规模的影响也就不显着;在西藏农牧区, 资源相对贫乏, 家庭财富积累较为缓慢, 家庭劳动力较多的家庭, 除从事传统放牧活动外, 一些成员开始外出务工, 但由于缺乏务工技能, 务工收入并不能显着提高家庭生计水平, 因而对家庭养殖规模的影响也不显着, H3未得到验证。
在社会资本方面, 村干部经历和合作社参与促进牧民养殖规模自我约束, 这是因为在西藏农牧区, 官方渠道主要为相关政策通过基层管理部门传达, 非官方渠道则为牧民通过合作社等组织获得。作为村干部, 其肉羊养殖行为不仅仅是自家养殖决策, 更是对村内牧民的示范, 有着较强的自我约束机制;合作社作为信息交流、资源共享的平台, 除了“过滤”分散养殖户的个体意愿外, 还受到合作社规范的制约, 尤其是西藏农牧区, 合作社一直在政府推动下推进, 因而合作社成员养殖规模也受到合作社内部监督, H4得到验证。
在金融资本方面, 家庭总收入越高的家庭存在减少养殖规模的可能, 这是因为家庭总收入是家庭财富流量的重要指标, 家庭总收入越高, 意味着家庭生计水平越高, 通过传统畜牧业提高家庭生计水平的压力也就越小, 因而存在缩减养殖规模的可能, H5得到部分验证
2. 兼业化程度的影响。
估计结果显示, 兼业化程度对牧民肉羊养殖规模减少存在正向影响, 但影响不显着, H6未得到验证。一般而言, 兼业化程度越高不仅说明家庭肉羊收入比重较低, 更意味着牧民家庭收入来源渠道越广, 即家庭对传统畜牧收入的依赖程度较低。对于就业渠道广、有技能的牧民而言, 非牧收入一般较牧业收入更为容易, 作为理性人, 通过减少畜牧投入, 缩减养殖规模, 转移非牧投入将是更好选择。但在西藏牧区, 牧民兼业化水平不高, 尽管近十几年政府拓展了牧民收入渠道, 但对西藏牧民家庭收入的整体影响尚不显着。
3. 信仰支出的影响。
估计结果显示, 牧民家庭2016年宗教信仰支出越高, 越不会增加养殖规模, 并在1%统计水平上显着。宗教信仰支出多少不仅与家庭经济实力相关, 更与牧民宗教信仰虔诚度有关, 宗教信仰支出较高的家庭可能意味着其信仰虔诚度较高, 为了在来世过得更好, 在现世中需要减少牲畜养殖规模, 减少因饲养肉羊导致的肉羊被宰杀数量, 以期得到好的回报。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牧民养殖规模变化的影响因素模型的稳健性, 本文采用模型替换和变量分组两种方法重新回归方程。
首先, 鉴于牧民养殖规模变化的有序性, 本文采用广义有序Logit分析方法对模型重新估计, 估计结果见表4 (模型4) , 该模型的估计结果与前文分析基本一致。其次, 将因变量重新进行分类, 即用1代表“缩小了很多”和“缩减了一些”, 用0代表“没有变化”“增加了一些”和“增加了很多”, 对原有模型进行二元Logit回归 (模型5) , 可以发现, 模型回归结果除人均草地面积和家庭总收入的显着性稍有降低外, 影响程度与方向并没有显着变化。最后, 按照村庄规模 (自然村户数是否大于30户) 指标对原有样本进行分组, 采用有序Logit模型进行回归 (模型6和模型7) , 与结果对比发现, 各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和显着性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表4 模型替换与分样本回归结果
注:表中模型4为GOLogit估计, 模型5为Logit估计, 模型6~7为Ologit估计, 模型6为小村庄样本的回归模型, 模型7为大村庄样本的回归模型, ***、**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统计显着。篇幅原因, 模型4仅列出了4个模型中的第一个。
五、结论与政策涵义
本文基于西藏草原肉羊养殖户微观调查数据, 分析了牧民家庭生计资本与兼业化对肉羊养殖规模的影响, 研究结论如下:第一, 人均草地面积越丰富、住房条件越好的家庭能够自我控制养殖规模, 这表明牧民生计资本越丰富的家庭迫于生计压力提高养殖规模的概率越小;第二, 牧民村干部经历和合作社参与对缩减养殖规模有显着正向作用, 这意味着基层管理职位和牧民自组织 (如合作社) 组成的现代社会资本能够通过监督与规范约束形式约束牧民养殖规模;第三, 家庭收入水平越高, 牧民扩大养殖规模的概率越低, 这表明家庭收入较低仍是牧民扩大养殖规模的主要原因;第四, 兼业化程度对牧民养殖规模变化不显着, 这可能与西藏牧区传统畜牧业比重较大, 牧民就业渠道狭窄, 非牧收入水平较低有关;第五, 宗教信仰支出越多的家庭, 能够自我控制家庭牲畜养殖规模, 尽管与宗教信仰有关, 但可以作为控制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一个非制度性工具。基于此, 本文研究结论有如下政策意义:
其一, 规范草原流转流程、促进草地资源向养殖大户集中。相关研究表明, 草原牲畜超载主要以小规模牧户为主。小规模牧户的典型特征即草原人均面积少但牲畜养殖数量偏多, 加上西藏草原畜牧业以散养为主, 圈养比例较低, 小规模养殖牧民饲料投入不高, 因而通过草地流转, 适度规模养殖的同时也能提高补饲比例, 推进牲畜养殖技术推广, 进而减轻草原压力。
其二, 拓展牧户专业合作社覆盖面、规范专业合作社管理。作为经济互助组织, 牧民合作社不仅承担着牧业生产经营有关技术与信息共享职能, 更是官方畜牧业政策传递的渠道。合作社通过技术共享与信息互动, 拓展了牧户传统养殖的技术外延与市场外延, 通过政策传导, 使得牧户对国家政策更为了解。因而合作社覆盖面的扩大与规范经营不仅能提高牧民养殖效率, 还可以加大牧民的草原政策认知, 降低肆意扩大养殖规模比例。
其三, 转变牧民就业观念、提高牧民技能、拓宽牧民收入渠道。兼业化对养殖规模控制不显着可能在于兼业化程度整体偏低, 其内在原因则是就业观念和就业技能约束下牧民收入渠道狭窄。因而, 各级政府提高牧民生计的首要工作在于技术培训, 其次是拓展就业渠道, 在实践中引导牧民改变就业观念。兼业化拓展了牧民收入, 同时减少了对传统牧业的依赖, 进而缩减养殖规模, 减缓草原生态压力。
其四, 加强非正式制度引导、弥补正式制度不足。在牧民养殖规模控制中, 以草原奖补政策为核心的正式制度需要与西藏牧民实际相结合, 宗教信仰氛围浓厚是牧民最大的实际, 其不仅是牧民的精神依托, 甚至还是牧民家庭决策的“行为指南”。因而从草原保护角度对西藏宗教中的教条、教义进行重新解释, 通过非官方渠道对牧民进行传播,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牧民扩大养殖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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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调查中个别样本未回答此项, 但考虑到问卷其他选项数据较好, 故将这些样本问卷计入合格问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