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心理语言”由 Pinker（ 1994: 8） 首次使用。之前，Fodor（ 1975: 3） 提出过“思维语言”.两者都是指人在思维过程中所使用的不同于自然语言而近似于计算机机器语言的一套内在、特殊的符号系统。由于前者已广为学界接受，本文采用它来指代这一符号系统。
该假说面世以来，在 Fodor 本人及其追随者如 Pinker（ 1994:8,2007:22） 等的不断丰富完善下，逐渐发展成为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在 20 世纪 80 年代语言学认知转向的大背景之下，不少语言学家想当然地认为，心理语言是与自然语言相对应的、存在于人脑中的先天语言机能。
甚至有学者基于此假说拟定出理论框架对语义问题进行解读，如洪流、吴桂霞（ 1998） 、李侠、郭巧懿（ 2010） 、O'Brien、李淑静（ 2013） 等。尽管该假说曾引起一些争议（ 高新民 1995） ,然而迄今为止，尚未有对该假说进行证伪的尝试。有鉴于此，在简要介绍语言认知观以及心理语言假说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证伪，以揭示心理语言的虚妄性。
2. 认知语言观及心理语言概说
语言认知观的滥觞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与之有关的学术思想在亚里士多德的着述中已有所体现。自亚氏以降直至中世纪，哲学家大多认同语言的认知观，即语言只能在人类的心智中得以体现。Hobbes（ 1651） 在其所着《利维坦》（ Leviathan） 就提及“心理话语”.他指出，言语的用途就在于将心理话语转换成言语，将思想转换为文字（ 转引自 Burchfield 1985:1） .无独有偶，索绪尔亦流露出类似思想。在论述语言的存在形式时，他（ 1980: 41） 明确指出，语言是以许多储存在每个人脑子里的印迹的形式，存在于集体话语之中； 有点像把同样的词典发给每个人使用，所以语言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东西，同时对任何人又都是共同的，而且是在储存人的意志之外的。不难看出，语言的认知观在索氏这里已经初现端倪。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亚里士多德、Hobbes、索绪尔的着述中都流露出语言认知观，但是他们只是强调语言与人类认知活动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他们从未明确提出过存在一种跟自然语言完全对应的心理语言。
现代意义上的认知语言学转向出现在 20 世纪下半叶，其标志为乔姆斯基对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的批判。乔氏（ 1959） 认为，人类语言的产出与理解，远非 Skinner 所谓的刺激与反应这般简单； 无论是刺激还是反应，均取决于人类大脑中的认知机能； 语言究其实质是大脑内部的心智语言，而非说话人所操的某种外部语言。这为心理语言的产生做出了铺垫。
Fodor 的贡献在于明确提出心理语言这一术语，将该假说清晰地呈现出来。心理语言存在的根据来自于其对人们习得第二语言的经验的思考（ Fodor 1975） .他认为，学习者要想习得第二语言，必须借助母语词汇来表达第二语言词语的意义。如若不然，学习者则根本无法习得除母语之外的其他语言。依此类推，他认为人们在习得母语时也是如此，也必然依赖某种语言。他把这种语言称作心理语言，即人们与生俱来的先天语言，具有普世性的、对所有人类都通用的语言。Fodor（ 1975） 断定，人们表达思想、传递信息的过程，就是先借助心理语言构成话语，然后再将心理语言翻译为其所实际习得的话语的过程。
3. 关于心理语言的虚妄性
3. 1 质疑一： 心理表征无法界定
心理语言假说的核心是心理表征实在论。假说认为，心理语言具有一套完整的心理表征系统，就如同人类的自然语言具有完整的词汇系统一样。心理表征与人类所使用的自然语言的词语之间，构成所指与能指的关系。
此观点颇受诟病，因为心理表征作为本体根本无法界定。
首先，作为心理语言的建筑材料，如果心理表征本身也是一种能指符号，那么它将不可避免地处于两难之中（ Teubert 2010:48） : 一方面，自然语言的词语与其对应的心理表征的关系俨然就是用一种符号指代另外一种符号的关系； 另一方面，作为自然语言词语所指的心理表征，当其本身也充当能指符号时，其所指到底为何物，我们无法知晓。不过，既然心理语言已经脱离自然语言所使用的语境，作为心理语言建筑材料的心理表征就肯定不可能再指代客观世界中的具体事物。索绪尔（ 1980: 101） 对语言符号的有关阐述有助于管窥心理表征所陷入的窘境。在《教程》中，语言符号被定义为两面的心理实体，其中音响形象为其能指，概念为其所指，如图1 所示。比照索氏的做法，作为心理语言建筑材料的心理表征的能指与所指大致可以呈现为图 2.显然，心理表征作为心理语言中的词语，也必然既有能指又有所指。即使我们姑且认同心理表征的能指是心理表征本身，其所指也必然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心理表征； 而另外一个层次的心理表征也必然有其能指和所指，其所指将只能是在另外一个层次之外的层次中的心理表征。如此一来，心理语言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指称的无限循环、无限后退之中（ Derrida 1988: 58） ,无法脱身。鉴于我们对第一层次的心理表征尚且知之甚少，对第二层次心理表征的了解必然更为模糊，恐怕只能凭主观臆测断定其所指； 而主观臆测对于揭示心理表征的本质绝无助益。
其次，如果心理表征不是符号，那么它将只有内容而没有形式。果真如此的话，除自我指称之外，它将无法指代任何其他事物。换言之，与自然语言中的词语所对应的心理表征必须与其所指代的客观世界中的事物一模一样，自然语言中的某个词语只能与相应的心理表征一一对应，在词语与心理表征之间不存在一对多或多对一的情况。
而这与语言的日常使用相悖。虽然完全同义词比较罕见，但并非完全没有。医学术语中就有不少完全同义词，比如caecitis 和 typhlitis （ Ullmann 1972: 141） ,appendectomy 和appendicectomy（ Riemer 2010: 161） 等。这种多个词语对应同一个心理表征的现象正是心理语言假说无法逾越的难题。假若自然语言的词语和心理表征一一对应，那么同义现象根本没有存在的可能。
有关两者一一对应的说法，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反驳。一方面，不同自然语言体现的心理概念不同。
在翻译过程中常常为找到对等词而一筹莫展即是明证。
譬如，甲语言由一个词语表达的概念在乙语言中必须借助词组或短语才能确切表达，如德语的 schadenfreude（ 幸灾乐祸） ,他加禄语（ Tagalog） 的 gigil（ 看到漂亮东西情不自禁要拧一下的冲动） .类似例子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另一方面，若两者一一对应，那么随科技进步及社会发展应运而生的新词如 glocalization（ 全球本土化） 、carbu-retor（ 化油器） 等则无法得以合理解释，因为心理概念总是滞后于新词。此外，Fodor 的心理表征假说仅仅关注孤立的词语的意义，对语境对词义的影响视而不见。而这明显有失偏颇。众所周知，由于一词多义现象的普遍存在，脱离语境而孤立存在的单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空虚的，缺乏确定的意义。甚至连 Fodor（ 1998: 28） 本人也对内在心理概念提出过怀疑。他坦承，哪些概念是先天的，哪些是后天的，他自己也不甚了了。此外，他的心理表征整体说，即心理表征是浑然一体的实体并且无法再度细分，在认知语言学内部也遭到普遍质疑。Wierzbicka（ 1996: 36） 曾指出，在心理表征的层次之下，存在着更小的语义基元，它们的排列组合构成更复杂的心理概念。
3. 2 质疑二： 心理表征与意义表达脱节
上文从本体论上对心理表征进行了证伪。本节将反驳心理表征与意义表达的直接联系。即使承认心理表征的本体地位，它们也无法直接参与到意义表达的过程当中。这是因为，既然是它们是心理语言的建筑材料，那么它们就必然有相应的物质外壳。如果此推理成立，那么心理表征的物理外壳，就目前科技水平推断，只能是大脑的活动状态。大脑是语言产出和理解的所在，不但人所共知，而且不容置疑。既然语言的产出和理解都必然涉及意义，大脑的状态就应该能够对意义做出解释。然而，若就此认定有意义的语言运用与无意图的大脑状态可以完全等同，则大错特错。这是因为意义的产生过程异常复杂，涉及到三个层面，分别是意图层面、算法层面和执行层面（ Marr 1982:25） .表达意义的意图层面处于最高层面，而作为心理表征物质外壳的大脑状态则处于最低层面，与意图层面之间横亘着一个算法层面。Marr（ 1982: 36） 以电脑下棋程序来说明意义产生过程中所涉及的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解释的意图层面。电脑可以说是按照象棋的规则实施下棋的行动，并以赢得比赛的胜利为目的。就像人类有信仰、意图和欲望一样，因为电脑的程序完全是由程序员编写而成，在运行过程中必然反映程序员的意图。
第二个层面是算法层面，主要涉及驱动电脑来实施下棋的行为的程序。这个层面的程序将来自意图层面的意图转化为具体的算法，即程序。同一种意图在算法这个层面会有不同的体现，但是不管算法如何千差万别，不管是飞车跳马还是丢卒保帅，其意图却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获得比赛的胜利。
第三个也是最低级别的一个层面，是执行层面。这个层面的运作体现了第二个层面算法规则的具体方法。
正如第一层面某一意图会在算法层面实现为多种算法一样，第二个层面的一个算法会在第三个层面，即实际的物理层面上，有多种实现方式。譬如，文件存储介质的变化就可以为此提供很好的阐释。在电脑问世之前，存储信息的介质仅仅限于竹简、布帛、纸张等。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电脑的信息存储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介质，除电脑的硬盘、优盘之外，还出现了云存储。尽管其介质千差万别，所有这些介质都达到同一个存储数据的目的。这种算法与具体执行步骤的差异也可以比作战略与战术的差异。战略宏观，战术微观。算法和执行步骤的差异可以借用名将不言兵、名医不言药这些名言进行概括。名将之所以不言兵，是因为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调兵遣将不能拘泥于兵法； 名医不言药，是因为病人的体质千差万别，不加区分地将同一种医疗方案运用于不同的患者，不但往往与疾病无补，而且常常造成医疗事故。虽然意图层面和算法层面都是为取得治愈病人、克敌制胜的目的，但是在具体执行层面却是变幻莫测，无法拘泥于任何成规和套路。
换言之，执行层面的种种行为与意图层面的意图、算法层面的算法绝非一一对应； 恰恰相反，执行层面与意图层面的关系是难以捉摸的。
由于执行层面上存在着大量可能的物理实现方式，第二层面就有必要对其进行抽象。同样地，第一层面的意图也必须要对第二层面的算法进行抽象。与我们关系最为紧密的是意图层面，我们所关注的是电脑为何如此运行。第二层面的算法和第三层面的物理实现仅仅是无意义的行为序列，其意义我们根本无从考察。只有意图才有可能被赋予意义。
电脑的下棋程序如此，人类使用语言传递意义的过程也是如此，同样要经过意图、算法和执行三个层面。大脑神经皮质的活动状态属于最低的执行层次，揭示其活动状态只有助于了解语言在大脑中的执行方式，却不能揭示将语言执行与语言使用者的意图联系起来的更高层次的联系机制。作为心理表征的物质外壳，大脑神经皮质的活动状态只是最低的执行层次，与说话人的意图相去甚远。
此外，意图层面与执行层面之间并非一一对应，若将二者混为一谈，则必然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错误。这是因为一方面，不同意图在执行层次上可能由同一个操作来实现； 另一方面，同一个意图在执行层次也可能体现为不同的操作。正如象棋中的规则与具体操作一样，棋手的意图是赢得比赛的胜利，其算法体现为遵守象棋规则，而其实际操作则千变万化、无法预测。索绪尔将语言活动比喻为下棋，其精辟之处可见一斑。心理表征就好比下棋所用的棋子，其数量是有限的，但是其背后隐藏的意图则是无穷无尽的。
3. 3 质疑三： 心理表征本身的意义从何而来
关于心理语言，另外一个难以回避的难题是心理表征的意义问题。即使我们认同“心理语言的确存在”这一假设，但是，对于“心理表征的意义从何而来？”的问题，我们仍然无法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众所周知，意义是作为语言使用主体的人们相互交流的产物。因此，意义绝对不可能也不会孤立地、凭空地产生，而是必然涉及到诸多因素。李福印（ 2007: 61-63） 指出，意义的产生涉及到五个要素，分别是对象、概念、符号、使用者和语境。虽然在有些语境下，五个要素的参与程度可能会有所不同，某要素可能被突出、被前景化，某要素可能被隐藏、被背景化，但是质而言之，五个要素对于意义产生都有贡献，缺一不可。
在意义产生的过程中所涉及的五个要素里面，概念相当于心理语言假说中的心理表征。其他四个要素中，我们能够断定与心理表征产生关联的要素仅有符号和使用者两项： 符号就是心理表征在语言中的载体，使用者就是具体使用心理表征的人。然而，由于心理表征的意义运算完全局限于在单子个体的头脑之中展开，对于心理表征之所赖以获得意义而必然涉及的对象、概念和语境等其他三个要素，我们则根本无法确定，亦无从知晓。因此，心理表征的意义如何获得，对于人们来说是彻头彻尾的黑洞，没有任何可及性可言。
4. 结束语
心理语言假说是人类为探讨大脑的语言机能而提出的天才假设。它的提出的确激发了语言学家、心理学家以及认知科学家等对大脑的语言处理机制进行研究的热情。
然而，由于该假说本身存在的若干缺陷，心理语言终归是假说而已。本文在对心理语言假说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对心理语言进行证伪，有助于引发学界对人类大脑处理语言的运作机制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和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