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经济繁荣，酒楼茶馆等餐饮场所鳞次栉比，并已成为人们社交活动的主要场所。与此同时，戏曲在明清时期也获得了巨大发展。随着民众日常生活中对于精神文化消费需求的不断提高，酒楼茶馆与戏曲紧密结合，成为了当时广受社会各阶层欢迎的餐饮娱乐空间。本文将围绕明清时期江南地区酒楼茶园中的戏曲演出为中心，对其蓬勃发展的主要动因，以及明清两代江南地区酒楼茶园中戏曲演出的发展情况进行概述，以期能够使我们更为全面地观察明清民众的日常饮食娱乐生活状况。
1 明清江南地区酒楼茶园中的戏曲演出蓬勃发展的主要动因
1. 1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中期以降，江南地区的工商业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嘉靖年间，经商言利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而改而工商业者，三倍于前矣。”[1]112在杭州、苏州、南京等江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已成为百业汇聚之地，“杭州省会，百货所聚，其余各郡邑所出，则湖之丝，嘉之绢，绍之茶之酒，宁之海错，处之磁，严之漆，衢之橘，温之漆器，金之酒，皆以地得名。”[2]67可见，各地都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优势产业。
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市镇经济的勃兴。根据樊树志先生的研究，截至明代末年，江南苏、松、常、应、镇、杭、嘉、湖八府的大小市镇约357 个[3]478 -501.这其中，居民在千户以上的市镇约有四五十个，吴江县的盛泽镇、乌程县的乌青镇、秀水县的濮院镇等都是其中较大的市镇。如在《吴江县志》和《震泽县志》中便记载了盛泽镇、震泽镇的情况： “盛泽镇在二十都，去县治东南六十里。明初以各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间倍之，以绫为业，始称为市，迄今居民百倍于昔，绫之聚亦且十倍，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盖其繁阜喧盛，实为邑中诸镇之第一。”[4]123“震泽镇在十都，地滨太湖故名，去县治西南九十里。元时村镇萧条，居民数十家。
明成化中至三四百家，嘉靖间倍之，而又过焉。迄今货物并聚，居民且二三千家，实邑西之藩屏也。”
[5]184可见，明中期以后，这些市镇的繁荣、人口的增长一方面离不开便利的交通，另一方面则是充分依靠发展工商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镇经济的勃兴带来了江南社会的繁华与富裕，同时也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崛起和活跃。这些新生的市民不仅在衣食住行上表现出了有别于以往农村的新时尚，而且在文学艺术、节庆活动、信仰习俗、游戏娱乐等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诸多新的内容，尤其是对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加快了明清戏曲文艺的发展。
1. 2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民众生活观念的转变
明清江南地区市镇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观念也开始发生转变，消费的意识不断增强，奢靡之风盛行。宋元以来，江南地区奢侈之风逐渐兴起，“杭民尚淫奢，男子诚厚者十不二三，妇人则多以口腹为事，不习女工，日用饮膳，惟尚新出而价贵者，稍贱便鄙之，纵欲买啖，又恐贻笑邻里而止。”[6]120明初，曾一度收敛，至明中晚期，追新慕异、竞趋奢靡的风气再次昌炽，“成化来，渐侈靡，近岁益甚”[7]215,“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8]139.起初，这种奢靡之风主要集中在缙绅士大夫和富商巨贾阶层，但由大小城市和市镇组成的城镇网络发挥了颇为明显的群体效应，“追新慕异”逐渐成为了普遍的社会风气。在杭州“毋论富豪贵介，纨绮相望，即贫乏者强饰华丽，扬扬矜诩，为富贵容”[8]139,人们也不再勤于储蓄，而对于消费则更为热衷。《广志绎》就曾记载： “杭俗儇巧繁华，恶拘检而乐游旷，大都渐染南渡盘游余习，而山川又足以鼓舞之，然皆勤劬自食，出其余以乐残日。男女自五岁以上无活计者，即缙绅家亦然。城中米珠取于湖，薪桂取于严，本地止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然亦不以储蓄为意。即舆夫仆隶奔劳终日，夜则归市骰酒，夫妇团醉而后已，明日又别为计。”[2]69可见，随着当地经济的繁荣，民众生活的不断改善，其消费观念、生活态度都发生了较大的转变。
在此风气下，“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的民众日益增多，文化娱乐等精神生活方面的消费需求十分旺盛。这也影响到了明清时期酒楼茶园的发展，不仅为酒楼茶馆带来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而且民众对于文化娱乐等精神生活的消费需求也促使酒楼茶园逐渐改变其经营模式，将戏曲与饮食结合起来。
2 明代酒楼茶馆中的戏曲娱乐演出
宋元时期，在文献当中便已有了在酒楼表演戏曲的记载。由于元代文化政策的相对宽松，戏剧演出五花八门，尤以杂剧为盛。明开国以后，朱元璋、朱棣两代皇帝一心想改变他们所认为的社会颓废风气，便宣布了各种针对戏曲、小说、话本的禁令，北杂剧由此开始衰落。尽管平民百姓可以看戏唱曲，但对演出内容却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违者将会遭受严厉的处罚。对于官员的戏曲之娱来说，则并未做太多的限制，明初南京官办的御勾栏“十六楼”便是在政府支持下专为官员提供宴饮娱乐的场所。
2. 1 明初官办“十六楼”中的戏曲演出
明初，朱元璋提出了“与民偕乐”的想法，并很快付诸实施，在南京城内建起了规模宏大的专供南京官民、宾旅游乐、演出、宴飨的场所，经常有戏曲演出活动。据《首都志》《洪武京城图志》等史料记载，南京城共建有十六楼，分别是来宾楼、重译楼、醉仙楼、鹤鸣楼、南市楼、北市楼、集贤楼、乐民楼、轻烟楼、翠柳楼、梅妍楼、淡粉楼、江东楼、讴歌楼、鼓腹楼、听佛楼。这十六楼全部建成于明洪武二十七年（ 1396 年） .《明实录》中就记载：“（ 洪武二十七年八月） 庚寅，新建京都酒楼成。
先是，上以海内太平，思欲与民偕乐，乃命工部作十楼于江东诸门之外，令民设酒肆其间，以接四方宾旅。其楼有鹤鸣、醉仙、讴歌、鼓腹、来宾、重译等名，既而又增作五楼，至是皆成。诏赐文武百官钞，命宴于醉仙楼。”[9]1482这十六楼建成后，除了宴请文武百官、四方宾旅之外，还在其中专设“官妓”.所谓官妓，指的是明初“以元代置人子女没入教坊”之人，她们的主要用途就是在缙绅宴集时提供表演戏曲、歌舞等服务。在这些官办酒楼当中，官妓们都受到教坊司严格的培训和管理，所唱剧曲也多以北杂剧为主。自明成祖朱棣永乐十九年（ 1421 年） 迁都北京后，南方的北杂剧的演出才逐渐衰落。[10]18尽管这些“国营垄断”式酒楼中的戏曲演出还有浓重的官方色彩，但是对于后来民间酒楼中的戏曲演出来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动和样板作用。
2. 2 明中后期江南民间酒楼茶馆中的戏曲演出
明代江南地区民间的普通酒楼成为城市里的演戏场所，主要是从万历之后开始的。明中后期，随着明朝中央政府管控的不断减弱，民间戏曲进入了一个复兴的时期。直至明末，管理更加松散，加之各地农民起义的爆发和北方满族的不断袭扰，疲于奔命的明朝廷已无暇顾及民间的戏曲演出，这也成为明清两代政府对戏曲管理最为松懈的一个时期，给戏曲在酒楼、茶馆中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祁彪佳的《祁忠敏公日记》中就记载了崇祯五年（ 1632 年） 五月二十日同众人去酒楼饮酒观看杂剧的情景，次年正月十二日又记载到去酒楼小饮，观赏《灌园记》，可见当时的文人墨客已经养成了到酒楼中饮酒观戏的习惯，成为他们日常交际应酬的重要方式。在杭州等大城市里，酒楼、茶馆更是成为人们社交活动的重要场所。张岱《西湖寻梦》中描写到在杭州西湖景区临湖一带，列酒楼茶馆。在一些高档酒楼中，不仅有美酒佳肴，还有歌伎舞女。《警世通言》卷六中描写了位于涌金门外西湖边的“丰乐楼”,酒楼十分豪华，楼内也是笙簧缭绕、鼓乐喧天。《慈溪县志》中则对当地酒楼形制做了更为详细的描述：
“东西廓皆有酒楼，东楼自东郭桥至接官亭； 西楼乃今山川坛基，唐宋元以来皆有戏台，台之四面为楼妓者居之，南北百戏歌鼓之声日日不断。楼前商舸，百货云屯，往往于楼上取乐。”[11]630可见，慈溪自唐宋元以来便已有约两层高的酒楼，一楼建有戏台，位于酒楼中央，二楼主要用于宾客宴饮。
这样的布局可以使宾客在就餐的同时，也可以欣赏戏台上的演出。此时的演出只是一种助饮的方式，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演出而是为了客人的宴饮，所以酒楼建设的重点不在戏台。但是，这种众楼环绕戏台而建的形式，已经接近后来的正式剧场形制，可以视为其滥觞。[12]78在明代，茶馆相对于酒楼来说，极少开展戏曲演出，但也有个别的茶馆在此方面取得了成功。
“有李氏者，忽开茶坊，饮客云集，获利甚厚”,其不仅提供茶水，而且也卖酒卖唱，“沉湎酣歌，无殊酒馆也”[6]369.可见，茶馆的戏曲演出尽管没有酒楼专门搭建戏台那么宏大，但是在当时这类茶馆依然有一定的市场空间。
3 清代戏馆茶园中的戏曲娱乐演出
3. 1 清中前期“戏馆”“戏园”的繁盛
入清以后，江南地区的酒楼表演戏曲的风气更为繁盛，此时，酒楼和演戏已经逐渐结合，出现了被称为“戏馆”或“戏园”的演戏场所。顾公爕《消夏闲记》就讲到雍正年间的苏州，郭园始创开戏馆，既而增至一二馆，而十余年后，戏馆已经不下二十余处。乾隆以后，苏州戏馆大兴。乾隆年间《长洲县志》卷十一“风俗”条亦记载到： “苏城戏园，向所未有，间或有之，不过商家会馆借以宴客耳。今不论城内城外，遍开戏园，集游惰之民，昼夜不绝，男女杂混。”[13]94可见乾隆年间苏州戏园的数量已十分庞大。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中有一张刻于乾隆年间的《庆春楼》图，表现的正是苏州城内一座酒馆戏园“庆春楼”的营业情景。图中庆春楼外墙壁上贴有其他戏园的两张戏单，写到“九如楼新正月演全本六出祁山”,“太□□新正月演全本下西洋”.[12]81从这两张戏单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庆春楼、九如楼和太□楼应该是乾隆年间苏州三个较为著名的戏园之一。在其进门柜台处，摆有一块木牌，上面写有“酒席”二字，标明了此馆的性质。内中还可以看到宾客围桌而坐吃喝宴饮的情景。可见，当时苏州的这些戏园都是以出售酒食作为主要经济收入，只是兼具戏曲演出，通过戏曲演出来招徕更多的顾客。
苏州这种戏园的经营形式也传播到了江南地区其他城市，如上海、扬州。上海在咸丰年间之前便模仿苏州戏园创建了“张家花园”,其性质类似于酒馆戏园。王韬在其《瀛壖杂志》中就写到“张家花园”类似于吴门戏园，其中不仅设宴款客，而且在其中演剧，招歌者以侑觞。大约在嘉庆年间，扬州也建起了多处类似于苏州戏园的演出场所，“京都南城外戏馆驰名，扬州次焉。窃思都门为王畿首善之区，苏省亦商贾通行之地，或取以为太平歌咏，或须以为燕乐嘉宾，昭其便也。扬城昔亦繁华耳，今于嘉庆十三年春三月，仿京都式行之。
馆在新城大树巷相近，曰‘固乐园',即总商余晟瑞家闲园出赁也。是年闰五月，旧城大东门内向有胜春园酒肆，亦因之而改曰’阳春茶社‘.六月，新城兴教寺后身岑姓废园，内极幽雅，极宽大，又相继而起，名曰’丰乐园‘.蹱事增华，聊以待腰缠之集； 闻风起慕，庶几如桴鼓之从。”[14]108可见，阳春园、胜春园、固乐园、丰乐园等戏园多仿自京式戏园，且已成为扬州燕乐嘉宾的重要场所。
袁承福在其《戏园歌》中也描写到了固乐园、丰乐园及阳春园的经营场景： “扬州繁华甲天下，繁华正若名空存。那知忽来冷眼人，居奇射利创造新。
固乐、丰乐又阳春，利之所趋人妒嗔。汗浆流背不畏暑，踦者、坐者皆如堵。少犹五百多千人，百钱一号利可数。君不见珠帘画栋起楼台，竞选新声妙舞 来。游 冶 子 弟 无 他 事，早 去 园 中 日 晚回。”[15]873袁承福曾经流寓扬州、泰州一带，对当时扬州的戏园规模、演剧情形都有所了解，可见当时扬州戏园受到民间热捧，观众趋之若鹜，其经营管理方式也类似于今天的剧场。
3. 2 清末茶园开始占据主导位置
明初时，酒楼戏园的出现吸引了大部分观众的注意力，茶园戏楼逐渐衰落。入清以后，朝廷三令五申要求不准八旗当差人员进入戏园看戏，因此很多戏园则改为“茶园”掩人耳目。至清代中晚期，当酒楼戏园已不能继续满足观众的需求时，从而开始向茶馆剧场转化。[12]86民国时期出版的《上海鳞爪》中就讲到三十年前晚清时期上海的戏馆概称为“茶园”,戏台为方式，正厅上也用方桌和靠背小椅排列。根据廖奔《中国古代剧场史》中的统计，同治光绪年间，在上海就陆续兴建了十余家戏园，包括三雅园、满庭芳、一桂园、金桂轩、宜春园、天仙园、满春园、丹桂园、丰乐园、同乐园等，其中，除了三雅园、一桂园为酒馆式，其余均为茶园式。同治初年，上海一桂园率先创立，专演徽戏，而后其倒闭，又有金桂园专演徽戏，同样反响不佳。同治五年（ 1866 年） ,英籍华人罗逸卿在宝善街建立“满庭芳”,成为上海第一家茶园式剧场，专演京戏，获得了广泛欢迎。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随着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市镇经济的勃兴以及民众日常生活风尚的转变，酒楼茶园中的戏曲演出获得了广泛的市场空间。明初时，还主要以官办的酒楼戏曲演出为主。从明中期开始，民间戏曲演出开始兴盛，民间酒楼中的戏曲演出复兴。清初延续了明中后期酒楼戏曲演出的局面，并有所发展，形成了“戏馆”“戏园”.与此同时，茶园中的戏曲演出开始受到民众欢迎，并逐渐取代戏馆、戏园的市场地位，向茶园剧场转变，对近现代城市中的茶馆剧场的经营模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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