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关于商品 （ 服务） 贸易的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
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假设，指的是贸易要完全自由。现实中此条件很难达到，也正是由于贸易并非完全自由，有的国家并不按自己的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一般而言，分工决定交换，没有分工就没有交换； 但同时交换的半径又决定了分工的范围。在 《国富论》中，斯密对地中海沿岸各国的分工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埃及之所以 “农业和制造业发达最早、改良最大”,“是因为埃及的地域正好分布在尼罗河两岸，大大小小的支流为境内各大都市间、各村落间甚至村野各农家间，提供了便利的水上交通”.⑤由于该地区进行贸易的交易成本 （ 如搜集信息与谈判的费用） 相对低，于是较早地形成了种植、饲养、冶金、制陶、纺织、造船等行业的分工。而在黑海和里海以北的地区 （ 今西伯利亚一带） ,由于海洋多是不能通航的冰洋，交通不便，信息不通，那里进行商业贸易的交易成本相对高，所以这一地区的产业分工也进展十分缓慢。
以上斯密指出的是自然条件会影响贸易的交易成本，而到了信息发达的今天，贸易的交易成本则更多地会受 “制度”的影响。比如当前我国不少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原因就在地区封锁导致交易成本过高，分工受到限制。商务部曾对 22 个省 （ 市） 进行了调查，发现其中 20 个省 （ 市） 都存在产品或服务遭受地区封锁。①一些地方政府画地为牢，通过征收杂税冗费，或者制定特殊限制标准，为外地产品进入本地市场设置重重障碍，这样地区间的产业分工无法实现，结果产业结构只能 “大而全”“小而全”.以钢铁产业为例，从计划经济时代开始，我国西部地区几乎每个省都建立了不同规模的钢铁企业，地区间盲目追求 “你有我也有”,结果导致大量重复建设，资源严重浪费，如今钢铁业已成为我国产能过剩最严重的行业之一。
从世界经验看，贸易的交易成本过高也将限制国家之间的分工。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一些发达国家面对国内就业压力，想方设法制造贸易壁垒，通过实施行业技术标准、环保标准、劳工标准等一系列屏障，阻止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原有的比较优势难以发挥。以我国为例，自加入 WTO 以后，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食品出口国之一，2011 年我国与第二大食品出口国美国签署了 《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韩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也修订了若干食品及农产品新技术标准，由于这些繁杂严格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我国的食品出口从此受到巨大阻力。据商务部调查显示，我国有 90% 的农业及食品出口企业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每年损失约 90 亿美元。
（ 二） 当一个国家处于工业化中期之前，而分工已经全球化，其产业如何定位？
在工业化中期之前，一国的分工主要限于国内，但只要按优势决定产业定位，其结构演进会符合配第-克拉克定律。如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美国，国内各地区依据资源优势形成了产业分工，在芝加哥以西、华盛顿到波士顿以东的区域内，纺织、化工机械等制造业比较集中； 西部达拉斯、波特兰等地区重点发展以铁路为主的交通运输业，而在得克萨斯与达科他一带则主要生产小麦、玉米等农产品。如果从整个国家来看，美国正在经历工业比重逐步超过农业、重工业比重逐步超过轻工业的产业升级过程，到 1890 年，美国工业产值的比重达到 80%,③完成了工业化转型。
而在分工全球化后，一个国家即便处在工业化中期之前，也要按斯密-李嘉图定理选择产业定位。从世界范围看，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就是很好的佐证，比如韩国。20 世纪 60 年代，广泛的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越来越普遍，可韩国的工业化才刚刚起步，它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和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时机，发展服装、工业制成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成功打入国际市场； 进入 70 年代，当国内工业化具备一定基础后，韩国又侧重发展重化工业，将钢铁、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电子机械等作为主导产业，大规模制造并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由此创造了 “汉江奇迹”,跻身于“亚洲四小龙”之列。
反过来，如果分工已全球化，一个国家若不按 “斯密-李嘉图定理”选择产业定位，经济发展必是作茧自缚。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巴西。近一百多年来，巴西经历了先工业化崛起、后步入经济衰退的大起大落过程，至今仍旧还是一个 “新兴工业国”.其实巴西资源优势突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可耕地储备和先进的农业科技，水系众多，水能资源居世界前列，石油储量丰富，在全世界排名第15,因此巴西在70 年代也曾创造过闻名于世的 “巴西奇迹”.但由于后来经济发展严重脱离国情，8 亿公顷耕地的利用率仅为7. 5%,④各种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有限，巴西没能在国际市场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分工体系，反而过分依赖国际金融资本，大规模负债，试图搞超越式发展，结果长久陷入发展低谷。
（ 三） 当一个国家处在工业化后期，而分工没有全球化，其产业如何定位？
分工的限制源于贸易的不自由。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加之存在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导致贸易的交易成本较高。但尽管如此，贸易自由化却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从国际贸易实践看，贸易保护虽然从形式上限制了别国产品的进入，降低了国内市场竞争，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副产品---走私，并且贸易保护的程度越高，走私就越猖獗。走私是违法犯罪，可走私者为何要铤而走险且屡禁不止呢？ 表面看是利益诱惑，而源头却是因为有潜在的市场 （ 交换） 需求。但由于高关税抬高了贸易成本，贸易双方为实现利益最大化，就只能通过走私来降低成本保证利润。这一现象表明，贸易本身需要自由，只有贸易自由才能让各国真正发挥比较优势，使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最终提升各国人民的福利。
事实上，即便没有分工全球化，当一个国家处于工业化后期，按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分工也可以扬长避短，增强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二战后，许多发达工业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重新选择产业定位，经济得以长盛不衰。比如芬兰，始终依据自身优势定位主导产业。20 世纪 60 年代，芬兰立足于岛国特殊的地理环境，认识到经济发展及产品出口要依赖海运，于是优先选择发展现代造船业及先进装备制造业； 80 年代前后，全球进入信息技术革命时代，芬兰在雄厚的工业基础上抢占先机，以电子工业为重点，加快发展现代电信产业； 到 90 年代，芬兰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迅猛，其主导产业转向电子通讯、办公自动化设备和科学仪表等，由此掌控了信息和通讯行业最尖端的技术市场。进入 21 世纪后，芬兰又把新能源和节能环保这两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确定为主导产业，鼓励开发和利用核能、风能、太阳能、生物气体等新能源，继续引领世界经济。相反的例证是冰岛，冰岛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渔业一直是主导产业，但冰岛政府认为从金融业中可以快速获取巨额财富，于是不惜成本在国内发展金融业，一时间各种银行、信托、保险等金融机构兴起，冰岛海外借贷业务急剧增加。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冰岛不仅金融业坍塌，国民经济也几乎全线崩溃。
综上所述表明，“斯密-李嘉图定理”并不受时空条件约束，一个国家无论处于何种发展阶段，只要 “贸易自由”（ 即交易成本够低） ,那么都应按此定理参与国际分工。正是从这个意义而言，“斯密-李嘉图定理”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结构演进的普适性规则。
三、市场 - 政府共治： 结构演进的调节方式
既然 “斯密-李嘉图定理”可以作为结构演进的普适性规则，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一个国家如何根据此定理来选择自己的主导产业？ 或者更确切地说，究竟是由谁来决定产业定位，用何种方式（ 计划与市场） 来调节结构演进的方向？
近三十年来，国内学界对上述问题一直存在争论，概括起来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才是调整结构的主体，理由是只有政府才能通过实施产业政策引导产业升级与结构演进； 而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企业不是政府，所以调结构的主体只能是企业而不能是政府。对此本文认为，选择谁作为调结构的主体，不能仅从调节手段看，关键是要从调节效果看。换句话说，结构调整由谁主导不重要，重要的是调整的效果如何。若从效果看，无论谁作为调结构的主体，都必须符合三个前提： 第一，能准确预知未来怎样的结构是合理的结构； 第二，要高度关注市场并了解市场； 第三，调节手段要有效。①对于第一个前提，由于市场瞬息万变，而政府并非先知先觉，不可能提前知道未来什么样的结构是合理的结构； 企业家呢，当然也与政府一样无法预知未来，事实上结构是否合理只有市场知道。既然市场知道，那么再来看第二个前提，即谁更关注市场。企业家与政府官员两相比较，显然是前者更关注市场。因为两者的风险约束不同，一个项目投资成败与否，对政府官员无关痛痒，而企业家是拿自己的钱投资，要自负盈亏。至于第三个前提，市场手段与行政手段谁更有效，的确不好一概而论，行政调节见效快，但却容易一刀切，而市场调节虽非一刀切，但见效慢； 并且在不同的领域，比如公共品领域和一般竞争性领域，两种调节手段各有千秋。
综合起来看，上面三个前提对政府来讲至少有两个不成立，因此调结构的主体更宜是企业。如果由企业作为结构调整的主体，那么在调节方式上，就应以市场调节为主，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具体而言，市场调节的决定作用主要包含两层含义：
第一，市场决定价格，让价格反映结构变动趋势。众所周知，价格是市场的风向标，传递生产与消费两头的信号。当某种商品涨价，一定是该商品供不应求，反之则是供过于求。而产业结构最终要决定于商品的比价，商品比价是否合理，关键又在价格是否反映供求。可见只要价格能真实反映供求，商品比价就会趋于合理，结构自然也就趋于合理。那问题在于，价格如何才能真实反映供求呢？其实很简单，价格若要真实反映供求只需一条，即价格由市场定。可现实中，价格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供求。比如当前我国某些商品还存在价格管制，特别是对某些农产品与能源产品的价格，政府至今也没放手，有些甚至还是直接定价。如此一来，价格被管制，市场信号就不可能真实地反映供求。而如果市场信号扭曲，反映出的市场结构就会偏离正常的轨道。这样看来，调结构的关键就是让价格回归市场原位。
第二，由价格引导资源配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既反映市场供求，又能调节市场供求。当某种商品的价格上升，必然会刺激供给、抑制需求，价格下降则会刺激需求、抑制供给。而价格引导资源配置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结构调整的过程。举例来说，比如近期建材价格上涨，这表明消费者对建材的需求增加而供应短缺。在价格指引下，一方面建材生产企业会扩大生产，增加产量，同时也会吸引新的资金投资到建材行业。相反，如果建材价格下跌则表明生产过剩，供大于求，于是建材企业就会压缩产量，如果利润太低有的企业可能退出，转而生产其他有利可图的商品。由此可见，企业家虽然未必清楚市场结构应该如何调，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他能根据供求变化迅速做出反应。正是通过企业的这种分散决策、自主经营和优胜劣汰，客观上就会推动生产资源按照供求规律，自动配置到市场最需要的产品生产和消费上。推而广之，如果企业都能按市场价格的指引去投资生产，所形成的结构必然就是好的结构，因为这样的结构顺应了市场需求，生产资源实现了优化配置。
应该注意的是，让企业作为主体通过市场调结构，并不是要排斥政府的作用，相反，应该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因为在一些特殊的领域，市场机制是失灵的，需要政府这支 “看得见的手”主动进行调控。比如在国家安全领域、自然垄断领域以及水电气、公共交通、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价格无法由市场形成，就必须通过由政府定价来配置资源。
另一方面，要破除不利于市场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也需要政府的推动。不可否认，当前政府不必要的干预时有发生，为保证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政府需要建立健全相应的体制机制。比如政府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产权清晰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没有清晰的产权，就不会出现交换关系和供求关系，也就无所谓市场机制，因此政府有必要进一步保护好国家、企业和个人拥有的财产。同时政府还要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市场规则，清除市场壁垒。比如要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加强负面清单管理，确保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的领域； 同时，要加强市场监管，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形成、不利于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政策，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打击行业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总之结构调整需要市场与政府共治，双管齐下，各司其职，这样才能使经济保持活力，结构趋于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