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 21 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学科交叉融合加速，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前沿领域不断延伸，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意识本质等基础科学领域正在或有望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带动几乎所有领域发生了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技术革命。传统意义上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的边界日趋模糊，科技创新链条更加灵巧，技术更新和成果转化更加快捷，产业更新换代不断加快。科技创新活动不断突破地域、组织、技术的界限，演化为创新体系的竞争，创新战略竞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面对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先机。
在新技术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应重视技术发展对产业更新、结构升级的重要作用，不断进行突破创新，形成新的技术竞争力，推动国民经济长期持续的增长与发展。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深化对技术这一核心概念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对技术进步的理解，分析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作用关系。不仅要认识到历史上技术变革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更要思考在新的技术变革时代中应如何把握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新机遇，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经济发展范式，培育新常态体系下技术进步孵化机制，赢得全球新一轮科技经济发展的先机。
一、技术起源与技术进步演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唯物史观是进行分析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在对技术这一概念进行梳理和理解时，我们不但要有唯物的抽象力，还应以时间为序历史地分析和考察。而从技术的起源来看，技术本身也是大自然演变的一部分。在人类起源之前，其他史前动物已经开始拥有一些简单却精妙的生存技术，而当猿人出现时，使用简单的器具狩猎、筑巢，运用简单的工具处理食物也并不稀奇。所以，人所生存的自然环境被这一独特的力量驱动，尤其是当语言这一种高级技术工具被创造后，人类社会呈现出特有的进化与发展路径。这样的发展路径已与自然进化相分离，但究其本质是与技术进步相结合的成长模式。所以，虽然人类社会是大自然演进的一部分，但人类社会又基于自身的成长需求演绎出以发展需求为范畴的所谓非自然技术，其中主要包括工具制造和信息交流。在这样的语意体系下，技术这一概念在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中便拥有相对的独立性。故而我们可以将技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范畴进行分析和研究，而其进步发展对人类社会生活，尤其是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与人类的观念意识相碰撞后凝结成具有现实影响力的理论认识。
一次又一次划时代的技术革命，可以给予我们有关这一变化发展的具象认识，而一位又一位具有时代代表性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也让我们在理解这一技术抽象力上得到升华和提高。马克思在对劳动过程进行抽象分析时，就曾引用蜘蛛织网和蜜蜂采蜜等自然劳动行为，而这也是对自然技术进化的朴素认识和潜在隐喻。而恩格斯在其着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于人类文化阶段的论述中有这样的表达: “从弓箭的发明开始，由于有了弓箭，猎物便成了通常的食物，而打猎也成了常规的劳动部门之一。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发明。”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技术的发展是需要长期积累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技术也需要其他技术在不同层次给予支持的，而这种动态的关系就在技术的持续进步中体现出来。技术进步是集合这一动态过程的体系性表征，不仅延续了技术的内涵特质，也对人类社会观念力量有现实影响。
从技术进步在演化过程中与社会经济互动状况看，马克思认为技术进步对人类社会发展有重大的作用，技术进步让人类脱离对自然物的依赖，从原先以自然物为基础的生存状态，转化为通过参与广泛而普遍的社会活动而实现的个性自由。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技术进步不仅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对单个的自然物的改良，而且还通过关联性技术改变了社会结构，而这两个维度又都统一在技术进步的两个核心概念上，即产品制造和信息交流。我们可以从技术革命浪潮和产业革命的角度进行历史的考察。贾根良( 2012) 认为，从经济史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经历了六次技术革命浪潮和三次工业革命，其中每次工业革命大约都历经百年，基本涵盖两次技术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 1771 ～ 1875 年) 以机械生产方式的革命和轻工业体系变革为主，包涵了 1771 年英国以纺织工业为支柱部门的产业技术革命浪潮和1829 年以铁路和蒸汽机为支柱扩散到欧洲和美国的蒸汽及铁路技术革命浪潮。接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1875 ～1971 年) 以大批量生产方式和重化工业体系变革为主，包涵 1875 年的以重型机械、化工、电气设备为支持产业的钢铁、电力和重化工业技术革命浪潮，以及 1908 年以汽车、石油化工、合成材料、内燃机、家用电器为支柱产业，由美国扩散到欧洲的石油、汽车和大批量生产技术革命浪潮。而第三次工业革命( 1971 年以来) 以人工智能、信息技术以及环保的生产方式为主，包涵了以计算机、软件、远程通信、个人电子产品为支柱产业的信息和远程技术革命浪潮，以及以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高速交通运输体系、太阳能产业、3D 打印机和绿色智能装备制造业为先进部门的智能环保技术革命浪潮。从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浪潮的发展来看，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沿着制造工艺的不断提高及产业体系不断整合的方向演化着，而这二者的联系也愈发明显地在演进中表现出来，更具规模的智能制造和更广泛的信息传播都统一于技术进步这一根本元素中。马克思认识到技术性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在其旧形式中进一步发展基础本身，建立起与它自身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基础。正是基于此，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与发展也表现出了与技术进步相关联的表现形式，大型的智能的机械设备生产和全球化的高速的互联网信息交流构成了我们当代生活的基础框架，而各种生产、分配、消费活动也在此体系中展开。
从具象的角度看，技术进步实质上是一次次的技术革命的演进，但技术进步的路径却不是简单的机械成长。在美国学者凯文·凯利( 2011) 看来是一种近乎观念有机体的形式变化，这种机制的进化史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一般到个别，从统一到多元，从个体主义到互利共生，从低效到高效，从缓慢变化到加速成长的过程。而他发现这种变化过程类似于大自然物种进化的“系统树”模式。首先，技术进步作为观念不是孤立的，而是被嵌入一个由辅助观念、推论、支持性概念、基本假设、相对效应、逻辑结果和各种延续可能性构成的观念网络。这些观念结伴而生，当有一个观念被明显提及时，意味着会有一个集合的观念在关联并支持着。而这种观念集合的组织形式如同生命系统的进化过程一样在为本体提供更好成长的机会并不断增殖。所以，技术进步不仅可以形成相互支持的观念生态联盟，而且还可以自主地选择进化的方向。以下我们将进一步梳理技术进步在人类抽象的理论经济思想领域是如何变化的。
在早期的经济思想体系中，技术进步对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少有提及，而更多地是关注财富分配、产权所属、税收、市场与贸易等。正如前文所述，技术进步作为观念有机体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及从缓慢积累到快速成长的过程。直到斯密之后，古典经济学派才开始分析技术进步对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比率的影响。其中，李嘉图在论技术变化中就提到一个增长的经济很可能正在经历着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将使边际产量曲线和平均产量曲线向上移。穆勒沿袭了李嘉图的分析路径，提出随着技术的进步，新的科技成就会大量且迅速地应用于农业，使得农产品产量得到较大提高，使农产品价格下降。而后来兴起的新古典学派也研究了技术进步对资本、劳动生产弹性的影响。他们分析在资本、劳动的生产弹性分别与同期分配率相等时，使资本分配率不变的技术进步是“中立型”，使资本分配率下降的技术进步是“节资型”，而使资本分配率有所上升的技术进步属于“耗资型”。这样技术进步便与资本和劳动的投入量发生了互动关系。而之后，索罗在其提出的生产函数中，加入了技术进步指标，让产出增长率分解为劳动投入、资本投入、技术进步等部分。通过产出增长率和总投入增加率的测定，两者相减可以推出技术进步率，也就是利用基期、考察期的利息率和工资率，用数学逻辑间接确定技术进步率。之后的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看作是经济体系中内在力量决定的，而内生的技术进步可以产生收益递增效应，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的判断，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逐步形成了。后来的新制度学派，更是强调科技产业的发展和新技术阶层的扩展，认为这是协调集团利益、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策略。而新兴的演化经济学则将由新技术创造性带来的多样性及制度保持当成一个中心主题，对技术、组织与经济结构的变化进行研究。人们认识到每一次技术进步都提供了一种由通用技术、基础设施和经济组织原则所构成的新技术经济范式，而正是这样的新技术经济范式能够逐步提升社会生产率，实现经济现代化。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其着作中也对技术进步给予了深刻的思考。他们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对技术的本质、技术的产生发展、机器体系的内部规律性以及技术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而通过马克思对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性考察，可以看到技术进步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并进一步促进社会形态的变革。马克思把这种技术看作是一种“物化的智力”，他认为“自然并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机车、铁路、电报、自动纺棉机等等。
它们都是人类工业的产物; 自然的物质转化为由人类的手所创造的人类头脑的器官”。马克思对技术的认识揭示了技术的本质既有自然物的转化，也有大脑观念的塑造。而他在研究技术发现的历史影响中也指出，在机器大工业时代，技术发现还呈现独有的内在规律，在机器的相互影响的条件下产生新的发现。马克思还在其着作《哲学的贫困》中对分工和机器作了这样的论述: “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合成的工具，仅仅由人作为动力，即由人推动合成的工具，由自然力推动这些工具; 机器，有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这就是机器发展的进程。”这段话是对技术工具的积累和技术进步进程的有力诠释。技术进步交织着人和自然力的作用，而又形成相对独立的体系，在技术体系中自动地发展和进步。
二、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互动趋势和作用
技术进步体系的演化是人与自然力的融合互动，一方面技术进步不断满足着人类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朝着由内在牵引力驱使的相对独立的方向发展着。所以技术进步不仅不断满足着人们新的需求，还引导人们摆脱旧的欲望，技术进步系统本身就具有主动激活的创新升级和自治联系的维持机制。故而，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以适应技术进步的系统性需要，而技术进步本身产生的新需求会多于人们的先前相对简单的基本需求。这种需求的动力来自于技术进步本身遇到的发展障碍以及限制性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创新升级的新技术来解决。所以，各种需求也促使着解决方案的升级，而解决方案又反过来促进需求的变化。技术进步在很多层次上都发生着持续的变动，这些变动促成不同的发明，进行新组合、添加新技术、淘汰旧技术。技术进步不断主动地探索未知的领域，持续创造出新的解决方案并释放出新的需求，表现出持续不断的新颖性，运行的过程也呈现出一定的有机性。新技术在旧技术的基础上衍生出来，在创新变革和交叠替换的推进中向前发展。而从集合的角度看，技术进步不仅是单体零件、个别机器、特殊产品的简单加总，还是一个新陈代谢、有序组织的成长过程，一个集合中无限多的实体互相发生作用，从而产生新的实体和新的需求。
而在此技术进步就与以需求和供给为主题的经济生活自然地结合在了一起，经济参与并调和着技术进步系统的成长，它发出需求信号，检验产业目标的可行性，提出对新技术的需求。经济不但承载了技术进步的需求表达，同时也是技术进步需求发展的呈现。在经济结构中包含着与技术进步系统相协调的一系列互相支持的安排，有创造实体的生产部门，有引导需求的分配部门以及满足需求的消费部门，还有重视信息交流和对称并显示趋势的市场体系以及组织和调节实体互动的制度安排。经济行为和活动围绕着这些安排发生和运行着，这些组织安排机制的运行又会激发进一步的组织结构体系，结果实现了一个接一个的经济结构的转型。而经济系统作为这个过程的实现，也呈现出了技术进步的各种特质及发展趋势。
首先，这种互动过程表现出的是复杂性的增长。技术进步本身就其复杂性的存在状态，是一种具有“外熵”的自组织系统的运行模式，在持久的失衡状态中以徘徊的秩序存在。而其本身并不具有确定的发展模型，而是长期保持波动失衡的状态，不会形成可预知的或静态的均衡。故而经济学理论也在这种混沌的状态中探索着，试图通过时间序列动态地寻找均衡的秩序。诚然，技术进步也表现出部分的规律性与分阶段的周期性，但这也是其复杂性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增长其复杂性，从在一定程度上可被线性模拟的系统，经过不可简化的考验，逐步提高复杂性，进而形成一个看似有序的新系统。
伴随着每一次升级，与之形成的组织将提高逻辑、信息和推动力的等级，使其结构简化变得更加困难，同时随机性和内部序列的可预测性持续下降，且每一次互动升级是不可逆转的。复杂性对现实经济运行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由于产业部门间关联的复杂性让市场竞争变得难以预见和控制，新兴信息产业以不可知的形态进入到传统产业的竞争当中，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先前相对稳定的体制结构，但这种破坏式创新也为新经济增长注入动力，推动了良性改革; 另一方面，复杂性增长也提高了经济整体运行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市场风险，使得对经济危机的发生难以预见，但人们还是可以通过把握技术进步本身阶段性的周期律动来寻求新的经济发展机遇。对人们社会经济生活有直接影响的产品制造就很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复杂性增长趋势，如家用电器不断扩展的功能正是建立在更多技术模块的复杂组合，而属于信息技术的软件系统也发展成为基于庞大代码需要进行复杂计算才得以稳定运行的系统单元。而这些也都增加了经济发展的不可控性，但只有认识这种复杂性才能较为理性的避开一些看似有序合理的理论“陷阱”，在对现实经济运行进行分析时少走弯路。
其次，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过程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因为技术进步体系本身的无序增长自然会走向追求变化演进的发展道路，而这种持续繁荣的结果又需要自身元素的差异成长。技术进步内部并没有确定的秩序特征，也没有在与经济生活相互作用时展现出特别的导向性。而知识与技能在实际经济运行中也不可能被个体全面传递，现实社群的差异表现在文化、制度、习俗以及阶层上，不同时间序列的结合也会产生不同的互动情况。所以这种多样性发展既是技术进步自身演化的路径选择，也是在演化过程中受到经济运行体强烈个性冲击后的客观结果。技术进步的多样性会让原有经济发展体系中的亚群体和边缘群体，有机会利用其自身价值吸引力，与相对主流的技术模范并存，并在特殊历史时期崛起。而这种互动过程的多样性也会让个体受众有机会对接自身需求，塑造固有个性，体现共生价值。而从产业发展来看，小众技术模块的深入挖掘可能在特殊机遇期得到快速增长，这样的增长也会成为新经济运行体系的主要动力。尤其是具有较高专业性的前沿技术，对其发展的多样性包容，更会给未来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可持续的资源支持。
我们可以从社会经济生活中发现这种多样性的表现，相关数据显示，北美发达国家专利申请数量呈现指数级的增长，而根据专利法相关规定，专利的申请需要具有独特性与创新性，也就是说有指数级的不同的技术模块被开发出来，而这种多样性被现实经济系统肯定下来，在不同的领域得到应用，形成多样式的互动机制。这种良性的快速增长，也正是互动过程的多样性所带来的机遇与活力。
第三，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过程还表现为“扁平化”趋向的普及性。这源于技术进步机制自我拓展的内在动力，这种机制已植入人类改造自然、传播理念的文明基因，使之在有一定约束条件的环境中也追求实现扩大传播范围与增强影响作用。
而现实经济资源的有限就为这种普遍性的传播制造了障碍，于是技术进步就对有限资源进行了现实的调度，用特有的方式促成有利于实现普及性的渠道产生，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经济资源的分配，并表现出“扁平化”的趋势。伴随着技术变革的推进，技术进步实现了对实体经济产业的规模化和标准化，并不断通过技术信息流通对相关产业的进行重新组合，以迎合自身进一步拓展适用的需要。而在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中，这样的作用机制也展现出其特有的趋势。如网络、计算机、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推动着技术“平民化”的趋势，这种“平民化”的驱动力，让社会各阶层的普通公众参与到大范围的信息收集整合活动中。很多现实意义强、应用特殊性强、公益意义强的民间自组织项目，都在现代科技的推动和广大公众的协同配合下完成。基于新兴技术手段的协作，为“平民化”的进程引入新的维度，让技术进步更为普及的实现。开放的技术平台能够在公众获得更多数据、模型与分析手段的同时也记录和积累了公众的应用数据与偏好。而当与大数据的信息时代背景相结合后，会进一步产生互动效应，加速这一趋势的发展。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仅成为新技术发展的接受者，同时也成为为技术进步提供进阶动力的支持者，从而使得这种互动过程能够更顺畅地普及。
三、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协同机制的构建
首先，培养以技术进步为人们自觉需求的意识观念。从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看，我们可以发现技术进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是源于技术进步自身诉求与人们社会经济生活需求的不完全契合。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技术进步体系所释放出的巨大力量具有一定的不可抗性。只有自觉地与技术进步体系相融合，全面把握技术进步的发展进程和演化规律，才有可能在新一轮的技术变革中赢得先机。而技术进步除了回应经济发展需求外，还有自己的演化需求，如前文所述技术进步有着显着的特质，其本身就是目的这一特性可以为我们提供实践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将技术进步作为个人发展的自觉需求，如同我们对丰富的物质财富与文明的精神文化需求一样，成为人们个体发展的基本需求之一。这样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就可以与技术进步进行良性互动，形成耦合共生的共同体，全面适应新技术时代的各项要求。
其次，调整产业发展结构，全面契合技术进步体系的发展需要。技术进步是集合了各种技术实体而发展演化的，其内部成长动力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技术的整合创新，只有不断调整产业发展结构、整合资源配置、完善技术创新体系，才能使技术进步在创新体系中加速发展。技术革命的发生已经在督促我们建立一种长效协同机制，提高创新能力，驱动创新发展，突破关键性核心技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而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互动演化的多样性特质也要求其互动过程有广泛的基础性支持，故而在基层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上不应过分强调产权属性，而应鼓励其成为技术进步的“孵化场”，让不同规模与类型的经济机构组织都可以在技术进步的不同阶段发挥作用，使技术进步在其原始创新期、规模发展期、适用推广期及调整再创新期都有相应的组织机构支持。时下在新技术经济变革中，有一种“去工业化”的倾向，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过于强调发展现代服务型新经济，而忽视对传统制造业的巩固和改良。
在西方发达国家，这种“去工业化”改革路径已经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随着基础生产制造型企业的转移，技术进步体系需要的产业“生态链”遭到了破坏，使得一些从事简单生产的企业失去了融入技术进步系统的机会，而技术进步也难以渗透到基层社会生产活动中，造成了基础需求匮乏及技术进步动力不足。所以，只有形成全面完整的产业生态系统，才能为技术进步体系提供可靠的成长保障，进而实现产业链升级与快速发展战略，在国际竞争中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差距。
第三，深化教育与科研体制改革，培养其与技术进步体系协同共生的发展机制。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应使教学体系向多元化应用型方向发展，充分利用网络技术资源，积极推广以新技术体系为媒介的学习方式，实现更广泛的知识传播与全面的智力发展。应利用新技术经济时代网络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机会，加快网络课程的建设，使其在层级上和规模上都可以为学习者提供更加优质、更为便捷的教育资源。西方发达国家已有不少教育机构开始拓展网络课程教学项目，我国也应该加快网络公共课程平台的建设，加强对教学管理系统的数字化建设，使我国整体教学质量得到提升，进一步完善现代化教育体制。在科研体制改革方面，应注重技术与科研融合、协同发展的作用，鼓励跨领域的信息交流，形成较为完善的新技术网络关联科研体系。一方面，要全面引进新科技知识系统，提升科研机构技术等级，加大对实验室与科学装备的投入; 另一方面，要利用新兴网络信息技术，聚集不同学科机构的科研力量，进一步整合科技资源，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为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技术升级提供必要支持。
第四，调整政府治理机制，促进技术进步体系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在深入理解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互动演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政府应积极推进富有前瞻性的“顶层设计”，在指引技术进步方向、培育先进技术观念方面做出全面调整，为技术进步体系自身演化营造良好的成长氛围。在技术创新的许可应用管理体系、财政补贴支持机制以及政绩考核体系上，都应进一步加强对技术进步体系的支持力度。在国有资产管理与投入领域应加大对前文所述相关方面协同机制的投入，为技术进步体系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全面支持其演化和成长。在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方面，应充分利用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信息整合与数据挖掘方面的技术，实现政府公共服务平台的“扁平化”和网络化，注重积累统计数据，实现更好的公共管理。只有不断完善政府治理结构，合理安排配套机制，才能激发系统协同效应，推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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