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员工的心理健康问题显得日益突出。
2010 年富士康科技集团连续发生员工跳楼事件，该事件的受害者主要是产线员工( 即流水线员工) ，而目前的产线员工大多数为 90 后。他们的工作方式大多为生产流水线，是一种典型的单调静力作业，它的特征是体能消耗不大，工作单调、枯燥，容易产生隔离感、疲劳感。他们大多刚踏入社会，年龄小且文化程度低，在进入社会时他们心智不成熟，生活、社会经验不足，心理也比较脆弱，对各种压力的调节能力都不够，很容易出现心理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与他们的心理素质、应对方式和心理状况有关。
目前，国内外研究表明，心理健康与多种因素有关，心理弹性、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间存在关联，且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应对方式在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间能起到某种作用，但这些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学生人群［1-2］。本文针对制造企业产线员工，探讨心理健康、心理弹性和应对方式间的关系，以期为企业解决员工的心理问题，建立心理健康干预措施和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提供依据。
本文采用 3 个国内外通用的量表 Connor-Davidson 心理弹性量表中文版 ( Chinese Conner-Davidson Ｒesilience Scale，CD-ＲISC)［3］、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 )［4］和 一 般 健 康 问 卷 ( genera healthquestionnaire 20，GHQ-20)［5］分别测量产线员工的心理弹性、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状况。明确不同性别和年龄间的差异; 分析心理弹性、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间的相关关系; 并且进一步探讨应对方式在心理弹性和心理健康间所起的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2013 年 7 － 9 月选取深圳市 3 家制造企业新招( 即入职一周) 之 1990 年之后出生的产线员工为研究对象。在征得研究对象同意后，以入职日期为单位进行整群抽样。由 3 名公共卫生专业学生负责指导和回收问卷。共发放问卷 800 份，剔除无效问卷，最终得到 753 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94. 13% 。其中男性 530 人，女性 223 人; 独生子女 256 人，非独生子女 497 人; 年龄为( 21. 01 ±1. 96) 岁。
1. 2 研究工具
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问卷和公开发表的心理弹性 CD-ＲISC、简易应对方式 SCSQ 以及心理健康 GHQ-20 三个通用量表。
1. 2. 1 Connor-Davidson 心理弹性量表中文版CD-ＲISC 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 1 ( 从不) 到 5 ( 总是) 。量表包含 3 个维度: 坚韧、自强和乐观。得分越高，心理弹性越好。该量表的克朗巴哈 α 系数为 0. 84。
1. 2. 2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SCSQ 包含 20 个条目，由积极应对( 12 项) 和消极应对( 8 项) 两个维度组成。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分量表的克朗巴哈α 系数分别为 0. 51、0. 56。
1. 2. 3 一般健康问卷 GHQ-20 是在 GHQ-30 的基础上修订而成，该量表是由 20 个条目，3 个维度: 自我肯定( 9 项) 、忧郁( 6 项) 、焦虑( 5 项) 组成，其中忧郁和焦虑采用反向计分的方法。得分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好。该量表的克朗巴哈 α系数为 0. 84。
1. 3 质量控制
首先，对问卷的内容进行初审和复审; 其次，在调查前，对本专业的 3 名学生进行包括问卷内容、问卷技巧和工作态度的培训; 正式调查前先进行预调查; 正式调查后进行审查，对漏做、错做进行重新调查。
1. 4 研究方法
采用 SPSS 17. 0 对数据进行录入、统计、分析。在性别、是否独生子女方面，采用独立样本的t 检验来分析心理弹性、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得分间的差异; 在年龄、学历、月收入、工作年限方面，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来探讨心理弹性、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得分间的差异; 采用 SNK-q 分析两两间的差异; 在探讨心理弹性、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相关关系时用 Pearson 相关系数; 应用结构方程模型软件 Amos 17. 0 进行路径分析，检验水准为α = 0. 05。为了检验应对方式是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 Amos 17. 0，构建以自我肯定、忧郁和焦虑作为因变量，心理弹性为自变量，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为中介变量的关系模型。结合文献，方程拟合优度的判断标准为:GFI、AGFI、NFI、ＲFI、TLI、CFI 的值均应大于 0. 9;ＲMSEA 与 SＲMＲ 的值均小于 0. 05［6-7］。
2 结
2. 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见表 1。
2. 2 心理弹性、心理健康和应对方式的差异分析
从表2 可见，在不同性别方面，心理健康和积极应对得分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且男性的心理健康和积极应对得分大于女生，而心理弹性和消极应对差别则无统计学意义; 在学历方面，心理弹性、心理健康和积极应对得分间存在差异( P ＜0. 05) ，在进行多重比较时，采用 SNK-q分析发现，都是初中及以下学历与高中( 含中专、技校) 学历间有差别，其他学历间无差别; 在是否独生子女、年龄、月收入、工作年限方面，心理弹性、心理健康、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得分间的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1】
2. 3 心理弹性、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量表各因子间的关系
由表 3 可知，从总体上来看心理弹性、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间都存在线性相关关系。具体来看，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总分及各维度存在正相关关系( P ＜ 0. 01) ; 心理弹性和心理健康总分及各维度均与积极应对存在正相关关系 ( P ＜0. 01) ; 心理弹性和心理健康总分及各维度均与消极应对存在负相关关系( P ＜0. 01) 。【2】
2. 4 心理弹性、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路径分析
采用 SPSS 17. 0 分析，发现数据符合多元正态分布，并且数据的 KMO( Kaiser-Meyer-Olkin) 检验系数为 0. 89，表明数据适合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采用最大似然法( maximum likelihood) 进行估计，修正指数( modification indices) 进行修改，最后获得的模型见图 1。
经结构方程分析，本模型的 x2/ f 为 1. 218，P = 0. 249; GFI、AGFI、NFI、ＲFI、TLI、CFI 的值分别为 0. 994、0. 985、0. 995、0. 991、0. 998 和 0. 999;ＲMSEA 与 SＲMＲ 的值分别为 0. 017 和 0. 012。
从模型提供的各项拟合指标可以看出，所得路径模型较好地拟合了数据。
由图 1 可见，除积极应对与忧郁、消极应对与忧郁和焦虑的路径系数不显着之外，其他的路径系数均具有显着的统计学意义。经分析发现: 首先，心理弹性对自我肯定、忧郁和焦虑有直接的影响，其次，心理弹性对自我肯定、忧郁和焦虑也有间接的影响。对自我肯定的影响: ①心理弹性→自我肯定( β = 0. 67) ; ②心理弹性→积极应对→自我肯定( β = 0. 77 × 0. 15 = 0. 12) ; ③心理弹性→消极应对→自我肯定( β = 0. 045) 。总的影响因子为 β = 0. 67 + 0. 12 + 0. 05 = 0. 835。对忧郁的影响: ①心理弹性→忧郁( β = 0. 82) 。总的影响因子为 β = 0. 82。对焦虑的影响为: ①心理弹性→焦虑( β = 0. 64) ; ②心理弹性→积极应对→焦虑( β =0. 77 ×0. 11 = 0. 08) 。总的影响因子为β = 0. 72。这说明心理弹性既可以直接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又可以间接通过应对方式产生影响，即应对方式是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的中介变量。
3 讨论
JOFF 等［8］指出，应对是个体对现实环境变化产生的有意识、有目的和灵活的调节行为。本研究显示，不同性别积极应对的得分间存在差异( t =2. 524，P = 0. 012) ，且男性的积极应对得分大于女性，说明男性在遇到事情时与女性相比更多采用积极的应对措施，这与郭双［9］的研究结果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研究对象不同，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产线员工，不同于以上学者所研究的大学生群体，产线基层员工因受教育程度低，常常从事最基本重复性、机械性手工劳动，而且毫无技术含量，加上基层管理的粗暴，工作时间长，内容单调，有时连工资、生活、医疗等都得不到保障等因素影响，会使他们感觉待遇差，工作压力大，成长空间小，前途渺茫等。而大学生的生活环境则比较安逸，压力小，且学历高，在社会中能够找到一份满意工作，工作机会、待遇、发展平台相对来说都会好很多，学历、工作、生活等因素的差异导致了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提示企业及政府在以后的工作中应该把改善产线员工的生活、工作环境作为重点。
心理健康得分显示男性与女性间存在差异( t =2. 504，P = 0. 013) ，且男性的得分高于女性，说明男性的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女性，这与陈四兰［10］和唐丹等［11］的研究结果不一致。这可能与产线员工的生活环境有关。首先，女性面对的生活压力和生存压力远大于男性; 其次，在就业过程中，女性往往会受到性别歧视，与男性相比她们更容易受到伤害，这也造成了其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还有就是心理健康状态与面对困难时的心态有关，如上所言，男性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与女性相比更多的是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12］。提示应该重视女性的心理健康问题，可以从给予女性更多的关心与关爱方面着手。
通过 Amos 17. 0 路径分析可以看出，心理弹性可以直接影响心理健康; 而在加入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后，心理弹性对自我肯定、忧郁和焦虑的影响依然是显着的，说明心理弹性又可以通过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间接地影响心理健康，即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是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的中介变量。这与李玲［13］、傅亚强等［14］的研究结果一致。
心理弹性水平较高的产线员工对生活热情、乐观，他们善于用积极的态度和乐观的思考方式来看待所面对的问题，善于用积极的态度来处理问题。因此，这类产线员工在面对困难和逆境时，常常能冷静地思考事情发生的真正原因，积极地发现事情对自身有利的一面，坦然地接受事情不利的一面，充分利用自己的能力和各种人际资源，采用积极的情绪去解决问题。
综上所述，本文揭示了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的内在机制，为企业开展产线员工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了新的依据。但仅仅通过采用心理弹性和积极应对两种方式并不能完全解决产线员工的心理健康问题，应进一步探讨影响产线员工心理健康水平的因素，为提高产线员工的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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