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重大恐怖袭击事件,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击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简称9·11事件)。该事件不仅导致了近三千人遇难和大规模的财物损失,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人的常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结构(Silver,2004),广泛地影响着社会、政治、经济、心理等领域(Silver&Matthew,2008),对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近年来,国外关于9·11事件的研究文献很丰富。仅2011年6月美国国立创伤后应激障碍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PTSD)的PILOTS数据库就包含了788篇论文,其中经同行评议的论文达518篇。以国际创伤应激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raumatic Stress Studies)主办的杂志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简称JTS)为例,第一篇在JTS上发表的有关9·11的文章出现在该事件发生后的第21个月;此后,除了2011年第5期的专刊之外,已经就流行病学调查、危险和保护因子、干预培训课程、治疗和康复等相关主题发表了27篇与9·11事件有关的文章(Weiss,2011)。
在我国,灾难心理学还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刘正奎、吴坎坎和王力(2011)在回顾我国汶川地震后的研究时指出:无论从研究的整体力量、研究的积累,还是对相关科学问题的深刻把握,都还相当不成熟。为此,本文拟从美国9·11事件后个体和群体反应的影响因素和理论解释等视角介绍有关成果,以期对我国灾难心理学研究有所借鉴。
二、9·11事件后个体心理反应的研究
(一)9·11事件后的个体心理反应
不管是在灾难现场直接经历创伤的个体,还是通过媒体间接了解到灾难事件的个体,灾难对他们都有着显着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焦虑等,也可能增加个体创伤后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促进个人心理的成长。
1.9·11事件后消极心理反应负性生活事件对个体心理适应有着明显的消极影响,会引发个体的担忧、广泛性焦虑、回避、反复重现创伤性体验、睡眠紊乱和行为困难等(Bolt-onetal.,2000;Davis,2000),这些反应在儿童群体中表现得更明显。有研究表明,直接或间接暴露于9·11事件的青少年会逐渐出现PTSD、焦虑等症状,有些儿童和青少年还会出现显着的临床症状(Comeretal.,2010;Gould etal.,2004)。
在上述消极心理反应中,研究者关注较多的是9·11事件后PTSD的发生率。对9·11事件后5-9周纽约998名成人的调查发现,PTSD发生率为7.5%。另外,对9·11事件发生后半年2733名美国人的研究结果发现,11.2%的纽约市民患有PTSD,4%的美国公民患有PTSD。在9·11事件发生后2-3年,研究者对11037名曼哈顿市中心的居民(该地距离世贸大楼1英里)进行调查发现,他们的PTSD发生率高达13%,其中44%的居民报告有闪回症状,20%的居民报告有逃避症状,39%的居民报告有高警觉症状(Bonanno,Galeaetal.,2006;Di Grande etal.,2008)。
2.9·11事件后积极心理反应除了灾后消极的个体心理反应,近年来研究者也开始关注9·11事件给美国人带来的积极结果。事实上,灾难事件对个体而言不仅是一次创伤,也能促使个体从灾难中学习如何克服逆境,以增强自我力量,对个体产生促进作用。
Tedeschi和Cal-boun(1996,2004)将其称为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Growth,PTG),认为灾难事件虽然破坏了个体原有认知结构,给个体带来了创伤,但创伤后积极的认知加工过程也给个体带来了内在经验的成长。
Tedeschi和Calboun(1996)认为PTG包含新的可能(New Possibilities)、联结他人(RelatingtoOthers)、个人力量(Personal Strength)、生命欣赏(Appreciation of Life)和灵性改变(SpiritualChange)五个维度。
Butler等人(2005)发现在9·11事件后的2个月里,46.8%的人报告在对生命的欣赏维度上具有中等程度或更高程度的成长,35.5%、29.2%、27%和13.1%的人报告了在他人联结、个人力量、灵性改变及新的可能等维度上的成长;其中,除灵性改变维度外,其他维度的创伤后成长水平都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降低。进一步分析表明,PTG与创伤症状呈倒U型关系,中等程度创伤症状个体的PTG水平最高。
(二)9·11事件后个体心理反应的影响因素
不同的个体在经历灾难事件后会有不同的反应。
Weems等(2008)指出有大量的因素会影响个体灾后的心理反应。其中,具有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个体,灾后心理反应有显着差异,比如女性、青年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的PTSD症状更加明显(Di-Grande etal.,2008;Galea etal.,2002;Schlengeretal.,2002)。经济困难、袭击前处境不利和袭击后累计灾难等因素也能显着预测9·11后的心理症状(Calderonietal.,2006;Hovenetal.,2005;Mullett-Humeetal.,2008)。除此之外,研究者关注较多的影响因素是受灾程度与暴露程度、个体内在心理能力、父母特性及其对儿童的支持系统等。
1.受灾程度与暴露程度大量研究探讨了灾难类型和暴露程度与PTSD的关系。一般而言,暴露程度越高,PTSD症状越明显(Hovenetal.,2005);但Neria等人(2009)指出,未直接暴露于灾难现场,但是通过媒体获悉大量有关灾难的相关信息的个体也非常值得关注。有研究发现,纽约市外的儿童也存在PTSD症状,且在袭击后常常观看电视的儿童(Ot-toetal.,2007)以及事先有精神障碍或学习障碍的儿童(Gil-Rivasetal.,2007),其PTSD水平更高。
事实上,有证据表明仅观看9·11事件电视报道的伦敦学生,在9·11事件后的6个月也出现了PTSD症状和身心功能损伤(Holmesetal.,2007)。同时,研究者发现,对于不同年龄的群体,9·11事件的媒体曝光和心理问题之间的联系有所不同,对于更容易焦虑的儿童群体,媒体曝光和个体易感性之间的关联更紧密(Comeretal.,2008)。
此外,对于失去父母或兄弟姐妹的儿童(Brownetal.,2005;Rosenetal.,2010)和有家人直接经历灾难的儿童(Rosenetal.,2010)来说,9·11事件后的负性心理反应更明显。
2.个体内在心理能力
尽管暴露程度对灾后心理反应的强度有着显着的预测作用,然而Bonanno、Brewin等人(2010)提出,个体的心理复原力、应对方式、意义寻求等其他因素也会对灾后心理反应产生显着影响,且调节着暴露程度对灾后心理反应的作用。
Bonanno和Galea等人(2006)研究表明,9·11事件后纽约市区内有65.1%的居民没有PTSD症状,这可能与个体的心理复原力有关;同时发现,在世贸中心亲历事件以及被袭击的个体中,具有复原力的比例分别是53.5%和32.8%。
Silver、Holman等人(2002)发现,个体在9·11事件后2周的应对方式对6个月后的PTSD反应有着显着预测作用。Bonanno、Papa等人(2004)发现,在9·11事件后能够在不同场合灵活调节情绪的个体,在袭击事件2年后具有较低的应激反应。
Seery等人(2008)在对9·11事件后的表达(ex-pression)应对策略的追踪研究中发现,那些在9·11事件后没有立即表达其思想和感觉的个体,相对立即表达的个体在事件2年后有更少的PTSD症状和哀伤。此研究结果与以往认为表达是创伤后心理恢复的必要条件的研究结果不同(McNallyetal.,2003)。当然,关于何种应对方式更加有效,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除复原力和应对方式外,个体自身的其他心理因素也会影响9·11事件后人们的PTSD水平。Updegraff等人(2008)研究了9·11事件后人们找寻及发现创伤事件意义与PTSD水平的关系。
其中,9·11事件后2个月的意义找寻过程(searchingformeaning)可正向预测2年后的PTSD水平,而9·11事件后2个月的意义发现的结果(findingmeaning)可负向预测2年后的PTSD水平。这项追踪研究证实了人为灾难之后人们对于安全感、稳定感的基本信念在心理恢复中的重要性。
Holman和Silver(2005)发现人们未来导向(future-oriented)的思维方式与9·11事件后的适应程度有关,未来导向程度越高的个体,在9·11事件3年后会表现出更少的忧伤和更多的积极情感。
3.父母特性及其对儿童的支持系统除创伤暴露程度、个体心理能力以外,研究者对社会支持系统对9·11事件后个体心理反应的影响开展了大量的研究。研究发现,社会支持是影响PTSD的重要因素(Ozeretal.,2003)。社会支持系统包括了家人、亲戚、朋友、同学、同事、老师、领导以及社会服务机构等,其中研究较多的是父母的特性及其支持对青少年灾后心理的影响。
研究表明,父母的支持与交流对儿童的灾后焦虑反应有缓冲作用(Costaetal.,2009)。在控制了灾难暴露程度之后,儿童的灾后症状与父母的PTSD症状和焦虑水平密切相关(Gil-Rivasetal.,2007)。Hendricks等人(2007)对97名青少年和他们的母亲在袭击事件后1年的心理反应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母亲个人应激反应、人格特征以及教育方式能显着预测青少年创伤后的身心反应。
Gould等人(2004)研究发现,居住在纽约的青少年在9·11事件后1周里普遍表现出寻找父母支持的行为,并且这种支持有利于缓解他们的创伤反应。但Gershoff等人(2010)发现,在控制了青少年9·11事件暴露程度后,父母倾听青少年的情绪、维持正常亲子活动、通过其他活动分散青少年注意力等形式,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都无显着相关。
Gil-Rivas等人(2007)在9·11事件后6个月对青少年的心理反应和父母的社会支持形式进行了两次追踪评估,发现父母对儿童提出建议对儿童的抑郁症状既有有利作用也有不利影响。比如,父母鼓励积极重构、情绪表达和接受,往往会降低青少年的抑郁,因为建议能增强其的安全感。相反,父母建议青少年寻找他人的帮助时,往往会导致其较高水平的PTSD症状,这可能是因为青少年将其解读为父母对于此事无能为力。
那么,这些关注父母的社会支持系统对青少年心理影响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原因何在呢?我们分析认为,可能与以下两个原因有关:一是不同年龄阶段的青少年需要的社会支持性质不同,亲密与陪伴的社会支持可能更适合儿童,而对于年龄稍大的孩子可能更需要问题解决的支持;二是父母的支持是否产生作用与父母本身的个性和其应对灾难的能力有关。未来的研究可能会朝着研究个体变量(例如提供支持者的个性、能力)、应对过程(例如认知评价)与不断变化的社会或环境资源的交互作用方向发展。
三、9·11事件后群体心理行为的研究
(一)9·11事件后的群体心理行为
9·11事件是美国人的集体创伤记忆,虽然很多美国人并未受到该事件直接的威胁,但其产生的影响仍是全国性的。因此,有关9·11事件后的创伤心理学研究并未局限在对个体积极与消极的心理反应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上,同时也非常关注此事件对群体心理行为的积极或消极影响。
1.反社会行为。
研究表明,群体在灾难事件后往往会产生一系列的反社会行为,比如政治偏见和民族歧视、报复心理和攻击性行为等。然而,这些反社会行为的对象一般是与事件无直接关系的无辜群体。
在9·11事件后,美国人对与本·拉登有关的国家和民族产生了强烈的政治偏见。袭击事件后,美国人在情绪上对于未来发生恐怖事件的担心程度也更高(Huddyetal.,2005)。报告指出,在2000-2006年期间,美国人群中不想与穆斯林为邻的人每年以8%的比例上涨(Schaferetal.,2009)。在9·11事件后,美国国民开始支持限制阿拉伯裔美国人和其他穆斯林的公民权利,窃听这些人的电话,要求对他们进行某种特殊的鉴定(Skitka,Bauman,&Mullen,2004)。此外,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美国学生面临着更多被欺凌等问题(Wessleretal.,2006)。
除了偏见和歧视外,9·11事件增强了美国人的报复心理和攻击行为。9·11事件后,美国国民对阿拉伯裔美国人和穆斯林的暴力行为显着上升(Kaplan,2006),支持对伊拉克开战的人数增多(Foyle,2004),且这种支持战争的态度能被报复心理显着预测。不过,这种报复心理随时间流逝而降低,到2008年只有37%的美国人仍认为伊拉克战争是公正的(Shambaughetal.,2009)。
2.亲社会行为消极的群体行为和态度一般发生在族群之间,而积极行为大多发生在内群体(国家内部)。研究发现,9·11事件后美国国民普遍表现出亲社会反应的增加(Abrams,etal.,2004)。
亲社会行为的表现之一为人际之间的亲密感、友善感的增加。9·11事件唤醒了美国人关注他人的意识,他们不仅关心朋友和家人,而且还关注与自己没有直接关联的其他公民(Ai,etal. ,2005)。9·11事件后,16%的人认同“大部分人关心他人、待人友善”的观点(Poulinetal.,2009);市民间的信任感增强了,社区里的人们也变得更加团结了(Abramsetal.,2004)。
亲社会反应另一种表现是无偿献血、慈善捐赠、志愿服务等利他行为的增加(Yum&Schenck-Hamlin,2005)。9·11事件后,公民献血行为在一定时期内显着增长(Glynnetal. ,2003),同时9·11事件促使美国人更多奉献自己的时间并参与志愿服务工作(Torabi&Seo,2004)。
另外,9·11事件后美国国民还表现出对宗教的更加笃信(Abramsetal.,2004)。短期来看,宗教活动的出席率较9·11事件之前有较高的提升(Sullivan,2001);长期来看,公众的宗教语言、宗教笃信和灵性追求也有所提高(Torabi&Seo,2004)。
(二)群体心理行为的理论解释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灾难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灾难事件对于个体的灾难心理影响具有明显的普遍性和共发性特点,共同的灾难经历和惨痛的现实环境极易产生群体心理的共鸣,恶劣心境会互相“传染”,导致整个受灾群体的情绪进入到一种非正常的状态之中。对于9·11事件后出现的消极或积极的群体反应,人们倾向于使用价值保护理论和恐惧管理理论来进行解释。
1.价值保护理论价值保护理论(ValueProtectionTheory)主要解释人们对受到威胁的道德和文化世界观的处理方式(Tetlocketal. ,2000)。它认为当个体价值观和信念受到威胁时,人们会有忧虑反应,并产生强烈的动机,以重建他们道德秩序的意义。价值保护理论认为,人们会通过两种途径来处理自己的忧虑反应:道德愤怒(moraloutrage)和道德净化(moralcleansing)。道德愤怒指个体对被认为是威胁源的对象采取辱骂、对抗行动,从而试图恢复心理平衡。
9·11事件后,美国人通过对阿拉伯裔美国人和穆斯林采取政治偏见、歧视和报复,来表达他们的道德愤怒。道德净化是指个体唤起自己的基本美德和价值,以应对当前面临的不道德或邪恶事件(Tetlocketal.,2000;Zhongetal.,2006)。
9·11事件后,美国人通过无偿献血、捐献钱物、志愿者服务等活动来体现他们的基本美德和价值,以对抗当前恐怖袭击这一邪恶事件。道德愤怒是人际间或群体间反应,旨在重建道德秩序和预防未来的威胁;相对而言,道德净化是个体内心的反应,它能够保证自己和他人是善意的,保证自己珍爱的事情不受破坏和污染。总之,价值保护理论认为人们对9·11事件的消极反应是道德愤怒的表现,而人们的积极反应是道德净化的表现。
研究表明,37%的美国人对9·11事件的反应同时包括道德愤怒和道德净化,仅道德愤怒无净化的美国人占18%,仅道德净化无愤怒的人占16%,既无道德净化也无愤怒的人占29%(Skitka,Saun-dersetal.,2009)。那么,个体何时表现出道德愤怒,何时表现道德净化?价值保护理论认为,对事件愤怒感和害怕感的程度可能决定了个体的道德愤怒和道德净化程度。如果增加对9·11事件的愤怒感,道德愤怒会提高;增加害怕感,道德净化会提高;愤怒和害怕均高的个体,往往同时表现出道德愤怒和净化;而愤怒感和害怕感均低的个体,则不会表现出这两种处理方式。
2.恐惧管理理论恐惧管理理论(TerrorManagementTheory)认为,人类行为的动机源于对死亡的恐惧,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对人生来就不得不面对的困境的反应———即对生的渴望和死的必然的反应(Green-berg,Pyszczynski,&Solomon,1986)。当人们认识到即将发生和不可避免的死亡,尤其是当知道自己的死亡概率时,人们会坚持并强烈地保护他们的文化世界观(Greenberg,Solomon,&Pyszczynski,1997)。具体而言,在面对死亡恐惧时,人们就会强化自己的文化世界观,并进而影响对他人行为、信念及相应世界观的评估,对支持自己文化世界观的人给予更多的积极评价,对不同文化世界观的人给予更多的消极评价,以维持自己的文化世界观信念(Harmon-Jonesetal. ,1997)。
Greenberg、Porte-us等人(1995)成功验证了这一防御机制,在对被试进行死亡焦虑的唤醒———即通过回答关于对自己的死亡的想法和感受后,发现他们对支持同样世界观的人的评价更加积极,对挑战自己世界观的人的评估更加消极。
恐惧管理理论认为,9·11事件使人们认识到了自己的死亡概率(Pyszczynski,etal.,2003)。比如,当个体在死亡焦虑被唤醒、意识到自己死亡概率高时,他可能会倾向于贬低群体外的人(Green-bergetal.,1990),甚至会攻击那些威胁到他的世界观的人(McGregoretal.,1998),表现出较多的反社会行为。死亡焦虑非常高的人,更可能会尊敬国家的标志、圣像、理想和价值(Greenbergetal.,1995),有更强的民族自豪感(Kazénetal. ,2005)、更多的助人行为(Gailliotetal. ,2008)和更高的慈善捐献的意识(Ferraroetal.,2005),表现出较高的亲社会行为。
四、启示与展望
近年来,我国的重大自然灾难频发,暴力恐怖事件呈上升态势,有关灾难和暴恐威胁的谣言也不断出现。在积极应对这些重大事件及其威胁时,国家和民众对于灾后的心理问题也越来越关注和重视。而从上文对美国9·11事件研究的回顾中可以看到,灾难心理的对象涉及个体和社会,视角包括消极面和积极面,内容涵盖流行病学调查、影响因素与理论解释等。这些丰富的研究成果,可为我国未来灾难心理的研究和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第一,在关注灾后个体身心反应的同时关注群体行为。目前国内的研究大多只关注灾难后个体的心理反应比如PTSD、焦虑的发生率及其危险因子,而对于群体的行为反应,如亲社会行为、报复行为、群体事件的关注较少;而有关灾难后的群体心理研究,可为建设灾难后心理行为的预警系统提供重要帮助。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从临床心理学的视角研究个体的身心受创及其影响机制,另一方面也需要从社会心理学的方向去看待灾难对于家庭、群体以及社会的影响。只有将二者结合,才能真正将灾难对人类的心理影响机制阐述清楚,从而为促进公共心理服务与国家政策制订提供全面参考。
第二,探明灾难带来的消极与积极反应的不同心理机制。以往国内的研究大多关注灾后的消极心理反应,包括PTSD、抑郁症、焦虑症等身心障碍,而探讨积极心理反应的还很少。事实上,灾难一直伴随着人类的进步,危机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创伤,还有与创伤抗争之后的成长。国外一些研究已证实,创伤后成长的提升机制与创伤后消极反应的缓解机制并不相同(Dekeletal.,2011)。换言之,我们无法用缓解与避免创伤后消极反应的因素去解释唤醒与促进成长的背后原因。事实上,在经历灾难后,除了受创严重的群体之外,大多数人会随时间流逝而心理康复,并可能“化悲痛为力量”。
未来的研究需要探明消极反应和积极反应背后的不同机制,以利于针对不同心理需求与目标的人群采取不同的心理危机干预方法。
第三,研究设计将即刻的横断研究和长期的追踪研究相结合。
9·11事件发生至今已有十余年了,但美国的研究者一直在持续关注该事件对个体心理和群体行为的影响。究其原因,是因为灾难对于社会、个体的影响不仅仅是即刻的,而且还是长久的。在我国,对灾后心理创伤的研究大都是零散开展的,尚缺乏对我国受灾个体或群体心理的系统追踪研究。因此,未来的研究需采用长期追踪研究范式,克服一次性短暂研究的弊端,以便客观有效地考察创伤反应的发展过程,描述灾难之后心理创伤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探索心理创伤的高发期和关键期,探明影响长时程内灾后心理反应发展的各种因素,从而为灾后心理干预的最佳时间和方法的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第四,关注不同程度和不同性质的灾难事件对于个体心理和群体行为的不同影响。前文综述的研究已表明,灾难事件的亲历者和间接暴露者(如观看媒体有关灾难的直播节目)都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创伤反应。但是,在重大灾难中亲眼目睹亲人死亡的幸存者和事后得知亲人遇难的非亲历者,他们的创伤心理反应(PTSD、哀伤等)有何差异?亲历恐怖事件的幸存者会出现创伤反应,那么面临恐怖威胁或听信恐怖谣言的人群又会在多大程度上多长时间内出现创伤反应呢?人为恐怖事件会导致面对外群体的反社会行为和内群体的亲社会行为,那么自然灾难事故对群体行为的影响与暴力恐怖事件一样吗?如果不一样,它对群体行为的负面影响是什么,可能会带来什么积极变化呢?所有这些,都是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深入探讨的议题。
第五,重视种族、民族等文化差异对创伤反应的影响。研究发现,灾难性事件后不同民族或种族的PTSD发生率存在显着差异,并具有各自的症状特点(Hobfolletal.
,2008;Perillaetal.,2002)。
因此我国未来灾难心理学的研究,除了需吸取国外灾难事件后的研究经验外,同时需要开发基于东方文化背景及民族特色的灾后心理创伤评估工具和诊断体系,进行东西方不同种族以及我国多民族内部的比较研究,从而为国际灾难心理学领域补充我国创伤后心理反应的数据,丰富跨文化以及跨地域的灾难心理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