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为经济结构、经济关系的调整和转变带来了新的契机,但同时经济全球化、知识社会化的客观形势,也对政府行政管理的流程、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知识经济对行政管理现代化的意义
知识经济社会是倡导创新精神的的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的政府行政管理行为也必须依托于先进的知识、技术与智力资源加以实现。总体上讲,知识经济对行政管理现代化的促进作用,突出地反映为三方面:(1)对行政管理理念的影响。建国以来,我国政府行政机制的改革长期局限于制度层面,着力于组织规模方面的精简与行政管理范式上的调整,管理理念始终未出现重大的改革或突破,甚至于在长期的行政管理过程中沿袭、形成了部分陈旧、僵化行政管理思维,对行政改革的深化造成了严重的障碍。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必然会为传统的行政理念体系带来摧枯拉朽式的改变直至解体,最终重建起新的行政理念体系。(2)对政府管理职能的影响。知识经济的发展给社会化专业分工带来了新的变革,政府的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也随之逐步增加。这也同样需要我们端正关于政府职能部门机构改革的认识,即机构改革不单单是精简机构、精简人员,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职能机构的明确及调整,以承担知识经济与社会发展赋予政府的更多的新管理职能。(3)对政府行政管理方式的影响。从工业经济发展为知识经济,社会经济与科技的发展瞬息万变,能否具备高效的行政管理效率,对于政府机构公共管理职能的落实至关重要。对于此,为更好地服务于知识经济的发展服务,必须健全行政管理秩序;提高政府官员素质;更新办公设备;灵活性地运用行政管理方式。
二、知识经济发展对我国行政管理的挑战
(1)知识经济导致的公共行政管理机制生存环境的变迁。
知识经济在逐步主导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主导的过程中,建立于工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等各项制度也因此受到剧烈的冲击,行政管理体系显然也不能例外,具体来讲,知识经济对于公共行政管理机制生存环境变迁的影响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从历时性到共时性:知识经济对行政管理效率的影响。所谓共时性与历时性,是指从静动态、横纵向维度考察特定社会经济运动或结构的特殊视角,前者重视社会结构的把握;后者侧重于社会形态的把握。
其中,工业经济时代的政府机制在历时性的社会经济形态中,能够有较长的时间动员、组织社会资源,处理社会政治、经济需求,最终实现社会经济和福利的极大发展。当前我国行政管理所需处理的问题是西方国家由工业国走向现代福利国家近 200 年社会问题的综合,这些的相互性和敏感性更加剧了政府职能部门的负担。二是政府效能竞争面临的危机。政府高效的治理能力与管理效能是应对知识经济加速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有力工具。相比较自由经济时代的国际竞争,知识经济时代以跨国企业和国际组织为主题的国际贸易竞争,对政府效能的考查力度进一步加强。最大限度地保护与促进本国在全球竞争中的利益,增进国民福利,也成为当前各国政府行政过来的核心议题。政府作为社会政治经济运行的疏理者、管制者,不仅需要由上至下地推进政府职能机构改革,同样要求行政管理队伍拓展原有知识存量,建构新的认知格局,对知识化、网络化社会中反映出的新社会问题形成新的思考,以更好地完善社会公共服务。
(2)知识经济条件下行政管理范式内在局限性的暴露。一是行政管理机制与信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脱节。知识经济的兴起对社会政治、经济乃至于社会运行模式的迅速改变,都使得固有行政管理范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时代发展脱节的不适应性特征日趋暴露。首先,传统的金字塔形行政管理体制难以适应信息社会政治、经济、社会个性化发展要求的变化。其次,传统行政管理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市场经济的深化改革,要求打破政府对公共服务的垄断,高度集中的公共管理权力和臃肿的管理结构,都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重重障碍。二是政府行政责任保障机制的功能衰退。机器大工业时代的专业分工,形成了细致的专业部门区分,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行政管理体制同样也存在相互分割、各自为政的局面。这种对机械专业化分工的极力崇拜在间接层面导致了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衰退。部门间封闭分割,缺乏高效的联动机制与信息沟通,不仅可能导致政府部门陷入职能重叠交叉、机构臃肿的恶境,对于应对知识经济发展的挑战与机遇也会丧失更多的机会。三是政府行政决策配置方式革新滞后。在封闭性、机械性、唯上性的行政管理体制中,建设学习型行政组织的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其原因在于,组织决策与知识的结合通常包括两种选择:决策权传递给知识型管理者;知识转移给决策人。行政组织的阶层性、唯上性特征就决定了其只会选择知识转移的知识决策配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