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腐败问题多发的高潮时期.政府机构及其官员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如何有效预防腐败案件的发生并建立高效的反腐机制,已成为当前各级政府提升政府权威、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政府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指标.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普及和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进程的加快,网络反腐在应对腐败的过程中成为反腐不可或缺的一环,对网络反腐问题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本文旨在对CNKI数据库中有关网络反腐研究的学术论文进行总结和归纳,推动中国在网络反腐问题上作出更深入的探讨.
一、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本文的研究文献来源于CNKI(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文献检索的截止时间为2013年12月16日,检索的时间段为2007-2013年.首先,限定篇名含"网络反腐"进行高级检索,共得到文献576篇;其次,对576篇文献的题目和摘要加以考察,确定与网络反腐主题密切相关的文献为555篇;最后,剔除会议综述、会议通知、征稿简则等无关文献,最终得到的有效样本文章数量为553篇.
本文采取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检索到的样本文献进行处理.在定量的方面,利用软件对获得的553篇文献分别进行年载文量、着者、内容和被引频次等方面的统计分析,并通过对各个指标的数据计量分析得出基本结论;在定性的方面,基于定量的研究结果重点考察若干有代表性的文献,对其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主要观点和结论进行综述和评论,以期完整描述当前中国网络反腐领域的研究全貌,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若干建议.
二、统计结果分析
(一)年载文量分析
553篇文献的发表时间统计如表1和图1所示.
表1显示,2007-2013年中国的网络反腐问题研究文献总体上呈增长趋势.根据图1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网络反腐的研究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中国网络反腐研究起始于2007年,当年发表的文章仅有3篇;进入2008年以后,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普及和各种新兴网络工具的开发,中国网民的数量迅速增加,加快了中国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和网络政治监督的进程,进而使得网络反腐成为研究的重大课题,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文章数量从2008年的15篇增加到2012年的93篇;到2013年,有关网络反腐的研究更是突飞猛进,截至2013年12月16日,共发表文章218篇,占全部553篇的39.42%.由于2013年尚有部分刊物没有录入CNKI数据库,可以预计,2013年全年有关网络反腐文献的发文量要远多于目前的218篇.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新一届的党中央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高度重视反腐问题,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
"以上数据表明,学术界对网络反腐的关注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普及、转型时期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和网络舆论监督的加强等因素密切相关,专家学者敏锐地注意到,网络时代的各种网络工具与反腐领域的结合将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从图1呈现的增长趋势可以看出,2013年已进入网络反腐研究的爆炸式增长阶段,说明在这段时间内社会上频频发生政府官员腐败案件,并且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和消极影响.因此,这一问题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有待于在深度和广度上作进一步研究.
(二)内容分析:关键词
按载文量排序,本文仅列出出现频率最高的前20个关键词(参见表2).从排前11名的关键词可以看出,网络反腐、网络、反腐倡廉、反腐败、反腐、网络监督、对策等以明显的优势排在前面,文献数量都在10篇以上.同时,从这些关键词的内涵也可以看出,网络反腐在政府预防、政府治理应对、网络监督和制度化建设方面得到了最多的关注.这表明,新时期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政府应下大力度建立网络反腐的对策研究机制.
三、研究内容述评
(一)网络反腐现状的总体研究
国内众多的专家学者采取内容分析的方法对一个或者多个网络反腐视角进行定性的规范研究,从多个维度描述当前网络反腐研究的现状特点.张亚明、李新华[2]指出,互联网作为现代传媒的重要手段之一,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新阵地,是反腐倡廉工作的新领域,对廉政建设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其优越性大大推进了廉政建设的进程;网络反腐促进廉政立法建设工作,为廉政建设打下坚实的法律基础;网络反腐改进廉政制度建设,使网络反腐走得更健康长久、更有序.杜创国、刘静静[3]认为,网络以其特殊的优势成为"全天候的反腐利器",通过互联网的传播形式,打破了媒体言论的"一支独大"局面,使话语权回归到社会底层,更多倾听来自社会底层的观点和声音;互联网以其公开、透明、快捷、影响面广的特性成为反腐的新平台,通过催化舆论在最大范围内凝聚社会公众,进而使网络反腐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进;网络反腐的发展遭遇到瓶颈主要是因网络社会信息存在失真的一面和民众的非理性行为引发"网络暴力"所导致.袁峰[4]认为,官民之间的互动可以推动网络反腐的"蝴蝶效应",这主要缘于网络监督对被监督者形成了巨大的威慑力和影响力,而且国内网络反腐已经呈现出政民互动的良好局面.2013年,武汉大学互联网科学研究中心发布了《2013年1季度网络舆情报告》,该报告显示,官员隐秘信息成为反腐利器,"网络反腐"仍然是网络的"风暴眼",网民通过挖掘官员在公共场合的腐败元素和行为,以全民拼凑碎片化信息方式还原腐败事件全貌,从而达到网络反腐的目的;官员的个人隐私若与腐败及公共利益相挂钩,官员个人的隐私权必须让位于公众的知情权,从制度角度保护和鼓励民间监督的力量更为必要.还有少量学者对中国网络反腐的特点和趋势作了实证研究,认为网络反腐事件数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网络反腐的发展状况与政府所持的态度密切相关,中东部地区网络反腐势头明显强于西部地区,网络揭露的腐败分子集中在县处级及以下级别.建议政府规范网络反腐的相关制度以提高政府的回应力和公信力,将网络反腐的焦点、重点聚焦于中下级官员,对副部级及以上官员更多依靠权力制约来实现监督,建立反腐倡廉网络舆情监测系统,有效掌握网络舆论的主导权[5].
(二)网络反腐的定义
对于网络反腐的定义,学界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有一种观点认为,网络反腐是特指与网民举报政府官员腐败案件相联系的行为,这种行为能够使公民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参与,打破公民在揭露腐败中的弱势话语权地位[6].这一定义的内涵比较宽泛,没有全面指出网络反腐的主客体,以及在反腐的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的互动机制.李尚旗[7]从网络监督的主客体角度出发,指出网络反腐即各种监督主体通过网络技术及所引起的社会舆论效应对政府行为、权力的监督和约束,从而达到有效预防、遏制、惩戒腐败行为的一种全新方式,是反腐败事业的新方式[7].这一定义认为网络反腐的载体是互联网及各种新兴的网络工具,而且网络反腐的主体是广大网民.广大网民通过各种网络工具对官员的腐败行为进行监督曝光,进而扩大事件的影响,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关注和介入.目前,大多数学者主要从多主体出发,认为网络反腐主要是广大网民配合政府相关的反腐部门,在互联网信息服务商的协助下,通过多方协作,对政府官员的权力形成一种外在的舆论监督机制.
这一定义主要从政府、网络和网民三个方面提出了完善网络监督机制,通过政府搭建网络反腐平台,发挥主流网络媒体的表率作用,加强网民的责任意识和自律能力,全方位构建网络反腐的监督机制.这几个定义大都认为网络反腐的行为主体是网民,而从现有的文献和反腐实践来看,网络反腐的行为主体不仅仅限于网民,也包括政府和网络服务商等.总体来说,目前关于网络反腐定义的主要分歧集中在行为主体的界定上.
(三)网络反腐的运作机制
网络反腐是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应运而生的,网络反腐凭借其高效、便捷、安全等优势搭建"民意平台",使民众普遍参与,从而得以迅猛发展[9].学者普遍认为,网络反腐目前的运作机制存在诸多弊端,健全、完善的网络反腐运作机制尚未建立,这制约了网络反腐功能的进一步发挥.韩恒[10]指出,当前网络反腐的机制主要有以下两种模式:一是民众通过网络向有关机构举报腐败行为,相对而言,网络举报基本上处于政府的监管之下,相关党政部门在网络举报中居于主导地位;二是网民通过网络曝光将党政官员的违纪违法信息直接暴露于公众的视野之下,相比较而言,网络曝光往往比网络举报具有更大的反腐威力,更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常常把相关的政府部门置于被动的应对地位.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公共舆论的关注、传统媒体与互联网媒体之间的互动是网络反腐机制运作的决定因素.这表明,目前网民在网络反腐的运作中占有明显主动权.张亚明、李苗等人[11]基于CNKI数据库分析了中国网络反腐运作机制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构建基于网络民意、网络举报和网络舆论联动的网络反腐体系,加强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之间的互动,发展电子政务以增强反腐斗争实效性等建议.这说明网络反腐机制的完善不能仅仅依靠互联网技术,还应当加强制度建设,形成完善、系统的网络反腐制度,将网络反腐纳入制度化轨道.其他一些学者则主要从网络反腐可能带来的弊端出发,认为网络反腐存在随意性、非理性表达、侵犯他人隐私权、诽谤他人、网民素质参差不齐等因素,严重影响了网络反腐功能的发挥,干扰了民众的理性判断,给社会造成不稳定因素,影响了党和国家的反腐工作;建议将网络反腐纳入制度化轨道,获得制度规范与法律保障,借助制度反腐理性引导和规范那些非理性的网络监督行为,实现网络舆论监督与现有体制内监督力的有机结合,使各自的"正能量"得到最大限度发挥[12].
(四)网络反腐对政府社会管理的影响
互联网作为政府反腐的一件利器,是网络时代一种新兴的政府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协助政府和其他社会管理主体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提高政府的服务效率.学者们从各种角度出发挖掘网络反腐对于政府加强社会管理和完善公共服务的积极意义[13].许多学者认为,网络反腐为社会管理提供了新兴技术的工具支持,为社会公众及时获取信息提供了有效的平台支持,使社会公众的诉求通过网络传达到上层;网络搭建的"民意表达"平台为网络反腐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温床";社会公众通过网络参政议政,对政府官员形成强大的外部舆论监督,进而为政府官员在进行社会管理的过程中践行"群众路线"和坚持"以人为本"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撑和监督机制[9].张勇、郑曙村[14]则从网络反腐过程存在的问题出发,指出在有关网络反腐的社会管理中存在着网络谣言盛行、网络监督不到位导致的"网络暴力"、网民的非理性观点、相关的法律和法规不健全等困境,严重干扰了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的稳定,导致社会管理机制出现混乱局面.袁峰[4]则从网络反腐主体互动交流的视角出发,指出网络媒体通过其信息灵通、触角敏锐的先天性独特优势及官民互动推动网络反腐的"蝴蝶效应",为公民积极的网络政治参与提供了保障机制,可以弥补传统舆论监督的不足之处,为公共管理提供了一种政民互动的政治视角.牛先锋[15]认为,社会公众利用新兴的网络媒体提供的多元化、立体化的社会信息,能够加快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获取信息的能力,及时快速地对相关的举报信息进行追踪调查,提高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并且加强对公职人员和公权力滥用的约束,进而提升政府的权威度和社会公众的信任度.张亚明、李新华[2]则总结了网络反腐对政府在进行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创新方面的价值:一是网络反腐可以推进政府廉政教育,提高政府官员的抗腐拒变能力,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时刻做到"以人为本",摒弃"官本位"的思想;二是网络反腐可促进中国的廉政立法工作,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凝聚共识;三是网络反腐可以建立一种有效的社会矛盾疏导机制,防止群情激愤而发生网络群体性事件危害社会稳定.
(五)对网络反腐利弊的审视
新兴网络媒体的出现,使传统的政府形象和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发生了变革.学者们普遍认为,网络反腐对于塑造政府良好形象、树立公众对于政府的权威信任带来了重大机遇,同时政府也面临着风险与挑战.邵道生[16]认为,网络反腐是另一种性质的"制度创新",尽管这种"制度创新"对一些官员来说有些无奈,但它的作用却是人们难以想象的,不仅对腐败分子有一种震慑力,增强法纪监督的权威,而且对官场的生态也具有潜移默化的改变作用.另有一些学者则从网络反腐的优越性出发,认为网络具有虚拟匿名的特点,网民的网上身份可以隐藏,可以是非真实的,而且可以多样化、个性化.网民在网上的言论由于虚拟空间的存在而变得更加自由,这种特点也使参与上诉、举报的网民不易被腐败分子知晓身份而遭到报复,减少了举报人的风险[17].王守光[18]指出,网络打破了话语的垄断,把部分话语权交给受众,受众可以通过粘贴、编辑和链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评论,及时、便利、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发布者.当信息在网上自由流动和吸引众多受众的主动参与时,信息"把关人"的作用就会大大削弱甚至完全消解.还有一些学者从新媒体的视角出发,认为传统媒体对事件的披露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制作、检查和审报过程,往往是事件结束一段时间后才能告之于公众;而在新媒体时代,网民遍布各地,信息技术又日益发达,摄像、录音、文字可以同期制作并即时公布于网络,使事件在最短时间内引起社会关注[15].
在网络新兴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网络反腐作为反腐的"利器"是一把双刃剑,作为新型反腐形式既有其优势,也有其弊端.关于网络反腐的弊端,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作了分析和总结.李斌、张轶炳[19]认为网络反腐信息的真实性难以分辨,分散了反腐查处的资源和能量;网络信息浩如烟海,一些反腐信息未能"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媒体、反腐机关的及时关注和足够重视,而是淹没于浩瀚的网络信息海洋之中.杜创国、刘静静[3]认为,网络反腐只是"选择性"反腐,具有反腐的偶然性和戏剧性,在网站论坛、博客上的举报线索绝大部分都会被淹没或被版主、管理部门屏蔽,只有少数比较离奇、具有新闻卖点的事件才会引起网民的普遍关注;只有容易核实的事件才能形成网络舆论,而一些重大反腐事件常常由于复杂性、长期性而被忽略和遗忘.张亚明、赵扬等人[20]认为,部分网民可能因其"自由性"而滥用民主权利,出现网络造谣、诽谤、诋毁等现象,使一些作风正派的官员受到名誉损失甚至其他伤害.
(六)完善网络反腐的政策机制探讨
随着中国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普及,以及中国公民政治参与进程的加快,网络反腐作为一项新生的事物迅速崛起.在网络反腐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随之出现了一些弊端,阻碍了网络反腐功能的进一步发挥,为此,许多学者对如何完善中国网络反腐的体系建设作出了研究.一些学者从政民互动的视角出发,指出政府应当加强网络反腐平台建设,官方需要建设与民间互动的良好平台,并且要有较好的政府公信力,这样才能取得网民的信任,也才能从民间获得更多的反腐线索[7].鲍泓、徐媛君[21]则从立法的角度出发,认为网络反腐作为一种新兴的反腐倡廉手段,必须在法律制度层面上对其进行完善,立法机关应及时制定和完善有关网络监督、网络举报人安全、网络管理等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使网络反腐做到有法可依,成为反腐倡廉的重要渠道.另外一些学者从网络反腐的"接受-回应"机制出发,指出完善网络反腐要建立健全腐败发现及快速反应机制,深入挖掘腐败的隐患因素,建立网络反腐的舆情信息收集机制,最终形成"疑问-回应-再质疑-再回应"的互动机制[3].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公众的质疑,获得公众对政府权威的信任,建立快速的腐败回应机制.目前许多学者指出,将网络监督和其他监督结合起来,不能将反腐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网络监督和网络反腐上,还需要相应机关的调查跟得上,及时对腐败现象作出处理,构建网民、政府、互联网信息服务商"三位一体"的反腐体系[22].这表明,在新媒体时代网络反腐不能仅靠单一主体,需要网民、政府、信息服务商等多主体之间的配合协调,形成反腐的联动机制.其他学者从反腐的预警机制视角出发,指出发展电子政务,增强反腐斗争的时效性;建立健全反腐预测预警制度建设,通过各部门信息收集、预警和处置反馈,形成一个上下贯通、立体交叉、多层次、多方位的预警机制[11].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2007-2013年网络反腐的相关文献进行统计和内容述评可知,关于网络反腐的研究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本文大致勾勒了近年来中国网络反腐的研究轮廓,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作出以下判断:
第一,研究的关注度不断加强,持续升温.通过对2007-2013年载文量及研究文献的增长规律进行统计分析得知,关于网络反腐研究的相关文献在数量上突飞猛进.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普及,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进程的加快和社会舆论监督的加强,网络反腐的相关问题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和组织在不同层面的关注,特别是高校等研究人员成为研究的主力军.相信他们的关注和研究将会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的研究主要是定性的规范分析,而较少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缺乏综合性、跨学科和多样性的研究.由于较少对网络反腐的实证研究,对网络反腐对策研究中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也就会仅仅停留在空谈的层面,难以对网络反腐起到实际有效的指导作用.因此,今后在加强对网络反腐研究规范分析的同时,要更多地注重运用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加强案例研究,以提出切实可行、具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第三,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要善于加强与政府反腐部门之间的合作.近些年来,政府官员腐败案件被频频曝光,尤其是借助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传播作用,事件迅速蔓延,严重影响了政府官员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权威和信任度,引起了公众对政府执政合法性的怀疑.而各地政府在网络反腐的演变机制、预警和治理的各个阶段都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加强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与政府反腐部门之间的合作,有利于弥补目前有关网络反腐研究的理论空洞性,使有关网络反腐的研究更加面向实际,并且在预警机制和治理机制等对策方面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第四,对网络反腐的研究整体质量不高,有待进一步深化.首先,从数量与质量上综合考察网络反腐的研究后发现,虽然当前有关研究文献数量急剧增长,但是其中研究质量较高和学术影响力较大的实证研究却是凤毛麟角;其次,从对实践的指导应用来看,目前大多数关于网络反腐的相关研究往往只是停留在表层的概念和理论的分析,而且对于提出的政府预警和治理对策也相对空洞和无针对性,在规律性和内理性方面的相关实证研究还比较缺乏,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第五,研究的学科视角单一,缺乏综合研究.目前关于网络反腐的研究主要局限于行政管理学、信息学、新闻和传播学等学科,其中又以行政管理学视角占绝对主导地位.单一的学科研究视角使得网络反腐的研究受到学科的限制,很难作出高质量和有巨大学术影响力的研究,极大地限制了网络反腐研究在纵深方向上的发展.不同的学科都有自身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只有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才能促进研究的创新和发展.因此,今后网络反腐研究应当尽可能多地采用多学科视角,吸引更多学者的加入,鼓励跨学科研究.
新兴的网络媒体作为政府反腐的网络平台,其积极有力的作用已经得到社会和学界的普遍认可,如何积极有效地发挥新兴网络媒体在网络反腐中的"正能量",加强政府、网民和新兴媒体信息服务商之间的互动,以促进网络反腐功能的最大限度发挥是未来研究的基本导向.应当将新兴网络媒体定位为政府在互联网时代进行公共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创新服务平台,加大国家级基金和各个省级基金的资助力度,以吸引更多专家学者从多学科、多维度和多视角的交叉领域对网络反腐问题进行探究.尤其是从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管理学、社会学的视角,采用社会调查、统计分析和案例分析等实证分析的方法,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深度发掘网络反腐对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治理方面的创新,探究如何利用新兴的网络媒体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时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而建设更加高效、廉洁、民主的服务型政府,巩固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增强社会公众的社会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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