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与相关文献回顾
中国农村民间信仰① 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许多地区鬼神信仰开始呈“复兴”之势,寺庙修建,神灵祭祀活动在农村普遍流行(江金启等,2010)。其中中西部地区鬼神信仰“泛滥”并且愈演愈烈(谭飞等,2007)。民间信仰的“复兴”,尤其是封建迷信活动的猖獗,对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新农村发展以及社会稳定产生消极影响。我国西南地区(徐世强,2003)、福建(林盛根,2001)、安徽(王申红,2006)、山东(白庆侠,2006)等地的调查发现,神灵信仰等封建迷信活动在当地十分普遍,并且近年来发展迅速,严重影响了当地农村的正常发展和管理,已经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尽管当前民间信仰统计存在困难,但是部分学者针对个别省份的统计和调查发现,河北农村参与大型的求雨或者神灵祭祀活动者比例颇高,约为70%,春节前后活动比较频繁(河北民间信仰问题调查课题组,2001);谢金森等(2004)也发现,福建全省有寺庙等信仰场所十几万座,农民神灵信仰者比重达到80%-90%,每年都会有龙王求雨、求神驱虫等近十项祭祀活动。虽然调研省份较少,但也可以看出神灵信仰在我国农村发展迅速,农村信仰流失②问题日益突出。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民间信仰会呈上升趋势呢?广大学者也从不同角度给出了分析。根据学者观点的不同,主要以供给学派和需求学派为主。供给学派认为,农村居民天然有着信仰神灵的自然倾向,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渐发展,政府对宗教信仰和拜神等民间信仰逐渐放松,而民间信仰的部分教条和精神也符合了农民些许心理要求,再加上民间信仰历史渊源等因素,因此农村居民在较低的信仰成本面前开始信仰宗教和神灵。在此条件下,农村地区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增加是一种正常现象(魏德东,2005)。需求学派则从农民自身需求方面来分析,一方面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而人们的精神文化却没有同步发展,再加上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部分社会现象的不公平也引起人们对政府和社会的排斥,从而心理上产生了空虚和落寞,急切需要精神方面的寄托;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家庭为单位,集体感和组织感缺失,导致社会控制弱化,这就为农村民间信仰的“复兴”提供了社会环境,尤其是农村基层组织管理控制的弱化更是加剧了这种态势,因此农民为满足自身的情感需求,加入宗教团体或者信仰神灵以寻求安慰成为必然(姚力,2004;何兰萍和陈通,2005)。
从供给和需求角度来分析农户民间信仰增加的问题有一定合理性,这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和谐社会构建有较强的政策启示,当然由于数据缺乏,还缺少有效的实证检验和支持,有待进一步的验证。实际上,农村信仰的形成和增加从本质上来说是对自然灾害或者自然现象的一种妥协,通过钱财或者“虔诚”行为换取神灵庇护(梁家贵,2007),改革开放以来,农户小规模生产,无力摆脱自然灾害,为减轻心理负担,农民只能靠圣灵护佑(徐国庆,2008)。农业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和农户在自然灾害面前的无力是民间信仰“复兴”的重要解释。本文从农业风险和神灵信仰收益方面分析,认为农户是否参加神灵信仰或参与求雨等祭祀活动,取决于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大小或者从中获得的收益大小。
Iannoccone(1994)、Berman(2000)等论证了人们参加宗教组织或者拥有信仰可以增加信仰者的收益。而农户期盼的收益大小与农户风险有较大关联,农业风险越大,农户对民间信仰所期盼的收益也会越大。
Idler(1987)、Hungerman(2005)研究认为民间信仰与农户面临的农业风险有很大关联。王芙蓉(2006)通过对古代中国农业灾害风险与民间信仰二者关系的研究,认为农业灾害严重的年份,往往伴随着的是祭祀、求雨等民间信仰的“泛滥”,二者存在紧密关系。
当前民间信仰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大多是根据农户讲述或者调查观察得出结论,缺乏有效数据的统计和证明。本文依据山东潍坊等地调研所得的农业风险及农业保险数据,控制农户个人特征、农户行为等因素分析农业风险、农业保险与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并根据结果分析、推断农户民间信仰的主要特征以及影响农村民间信仰的主要因素,为民间信仰“复兴”做出较合理的解释。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数据来自调研团队2012年8月至9月在山东潍坊等地的实地调查。调查内容主要是农户的基本信息、农户参与农业保险情况、农户民间信仰差异、农户面临的农业风险等内容。以山东为调查对象的理由是,山东省作为齐鲁之地,民间求雨、驱蝗神等祭祀活动历史悠久。由于农业的重要性,龙王等神灵信仰在山东农村依然流行,近年来更加盛行(曹珊珊,2010)。据调查,2012年山东省遭遇严重的春旱,为应付旱情,部分地区出现了规模盛大的求雨、祭拜龙王等活动。以潍坊市为例,临朐县、昌乐县、寿光、安丘等地都出现了类似的祭拜活动,农民参与人数较多,有的地方近千人之多。一方面,山东潍坊作为农业大市,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农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面对农业风险求雨祭祀等民间信仰依然盛行,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另一方面,民间信仰尤其是封建迷信的蔓延对社会经济的进步有较大制约,如何科学认识和规避农业风险意义重大。
本次调研主要采取抽样方式,以县为单位,考虑人口密集、农业发展状况和当地经济发展等因素,有选择地抽取乡镇作为样本,最后选取村庄并入户调查。调查方式主要以问卷为主,并对农业保险公司和农村村干部进行了访谈,了解当地农业生产、农业保险实施的基本情况。本次调研地主要有潍坊临朐柳山、辛庄、洪山,潍坊寿光侯镇、上口,安丘景芝、凌河,昌乐乔官和红河等地,共计发放问卷280份,其中回收有效问卷265份,问卷有效率达94%。
三、农村民间信仰选择状况的描述性分析
(一)农村民间信仰状况调查。农村中农户是否有求雨等信仰,问卷设计了“您是否有鬼神信仰(主要是求雨等祭祀活动)”以反映农村民间信仰问题。宗教信仰主要是指人们对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制度化宗教的信仰和依赖,而鬼神信仰主要是针对农户祭拜土地、龙王、虫神等民间信仰行为,二者有不同之处,本文主要针对后者进行调查。通过调查(见表1)可以看出农村中农户求雨、祭拜龙王等民间信仰行为比较普遍,这一比例占总调查人口的26.7%,总人数为71人,这些农户在农业遭受自然灾害年份都会参加一些祭祀活动祈求平安。在调查农户中,还会遇到一些情况,即无信仰者自己可能不参加各类祭祀活动,但是其家人可能会参加,而调查者却不反对甚至采取默认态度,因此统计上该类情况在农村民间信仰中可能更多。【表1】
(二)性别、年龄与农村民间信仰选择。从调研数据可以看出,性别和年龄对农村民间信仰存在较大关系(见表2和表3)。从性别看,71位有民间信仰者中女性为30人,占调研女性总人数的47.6%,远高于14.8%的男性比例,可见女性的民间信仰需求高于男性。从年龄看,中年为10人,占总信仰人数的14.1%,老年(60岁及以上者)有鬼神信仰者人数最多,为53人,占总信仰人数的74.7%,而青年人数最少,仅为8人,占比为11.3%,反映年龄越大、有民间信仰的概率也越大的突出现象。当然年龄、性别差异可能与调研数量和调研对象有关,但是仍然可以看出中老年人存在民间信仰的概率更大。【表2-3】
(三)农业受灾情况与农村民间信仰选择。问卷将农户对农业受灾情况的主观评价进行了高低分组,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得出随着农业灾害对农户的影响逐渐增大,农村民间信仰比重也呈上升趋势(见表4至表5)。从农业受灾情况客观评价来分析,农业受灾情况与农村民间信仰反向关系不明显,这也容易解释,农业受灾对民间信仰的影响取决于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即农业受灾情况对农户的影响。调查中,农业受灾情况基本没有或者很少的农户,其民间信仰比例为15.85%,而有时发生和经常发生农业灾害的农户比例仅为9.81%和1.13%。【表4】
(四)农业保险参与和农村民间信仰选择。农业保险对于农户抵御自然风险、提高农户种植积极性以及稳定粮食生产有重要意义,农业保险的实施可有效缓解农业风险,这对农村民间信仰可能有一定影响。调研显示,购买农业保险人数为187人,其中民间信仰者为36人,比重为19.25%,未购买农业保险人数为78人,其中民间信仰者为35人,比重达到44.87%。调查发现参与农业保险者普遍认为农业保险可以缓解其农业风险,进而降低了对民间信仰的依赖。因此,可以推测随着农业保险的进一步实施,农村民间信仰的增幅会有所减缓,我们将通过数据进行检验和证明。【表5】
四、变量说明、模型构建及过程分析
(一)变量说明及模型构建。国外诸多学者研究了风险与信仰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显着的相关关系。
Pargament等(1990)、Hofrenning和Chiswick(1999)都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证明。
Idler(1987)认为,一些长期的痛楚或者风险可能会使人们依赖信仰来解脱,其中就包括农业或者自然风险。
Ellison和Taylor(1996)指出,那些被迫面对或者承受各种风险的人更容易产生信仰,这种可能性会扩大5倍。
Chen和Lind(2007)认为宗教或者信仰会有内在的风险化解功能,这对宗教或信仰行为有重要影响,这种风险化解机制可以在经济、政治和其他危机上表现得更有优势。国内学者也给出了相关证明,李红菊等(2004)通过对豫北地区农村民间信仰调查发现,疾病、农业灾害等风险是影响农村民间信仰的重要因素。由此,本文给出如下假设:
H1:农户面临的农业风险越大,农村民间信仰选择概率越大。这也可以引申为:农业保险等保障水平越高,农村民间信仰选择概率越低。
基于如上假设,建立农村民间信仰选择的计量模型为:【1】
其中,religioni表示农户i是否存在民间信仰,如果农户存在民间信仰,则i=1,否则i=0。
Ri表示农户i面临的农业风险,本文选取了农业风险的主观和客观两种评价来表示;Aginsuri表示农户i是否参与了农业保险等有利于缓解农业风险的保障措施,主要以农业保险变量为主;Xi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文化、政治面貌等,εi是模型的随机干扰项。相关变量描述如表6所示。【表6】
年龄、性别和农业受灾情况主客观评价、农业保险参加情况对农村民间信仰的作用方向将依据上文描述性统计结果进行估计,考虑到民间信仰选择是一定时间过程内各因素作用的产物,个别年份农业保险的参加对民间信仰选择影响较小,因此本文选取是否持续参加农业保险作为相关变量。
2007年山东潍坊农业保险实施全覆盖,我们分析2007年以来农业保险持续参加情况对现在农户民间信仰的影响。村干部和政治面貌好对农村民间信仰可能有负向作用,农户是村干部或党员,政治觉悟可能更高,在履行国家政策方面有更大的积极性。农业收入比重是否显着影响农村民间信仰,可能受是否参加农业保险等因素的影响,而农村民间信仰的研究认为它可能有正向作用。
(二)实证分析及结果解释。本文采用离散选择模型进行计量分析,通过模型计量结果的分析,我们选择logit回归方法。Logit模型假设为:【2-3】
其中,式(2)表示农户是否有民间信仰的概率;式(3)为农户有民间信仰概率与无民间信仰概率比值后再取对数,这表示模型待估形式。由于数据构成不同,在模型计量分析中采用不同的回归方法,将年龄、受教育程度、农业收入比重处理为连续变量,将性别、政治面貌、是否是村干部处理为虚拟变量,其他作为序列等级变量处理,回归结果见表7的(1)部分。农户信仰选择对风险主观评价等产生一定影响,可能会导致内生性问题,而风险客观评价经过分析则基本可以排斥内生性问题(阮荣平,2010)。因此本文将农业风险主观评价变量剔除,进行模型分析,回归结果见表7的(2)部分。【表7】
通过模型分析,表7的(1)部分模型结果较好,-2Log likelihood值为186.7,HL检验值为7.762,都明显大于显着性水平α,说明模型整体显着。表7的(2)部分模型结果显示,-2Loglikelihood值为190.6,HL检验值为1.556,都明显大于显着性水平α,说明模型整体上显着性较好。性别、受教育程度、农业保险持续参加情况、农业受灾情况(客观)在1%水平上显着,说明这四个变量对农村民间信仰选择有显着影响,而其他变量如政治面貌、是否村干部、周围人影响等p值较大,说明在农村民间信仰选择中没有较强的解释作用。具体变量分析如下:(1)性别对农村民间信仰选择有显着负向影响,即女性参与民间信仰行为更加普遍;(2)受教育程度对农村民间信仰选择有负向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村民间信仰越容易受到抑制,反之亦然;(3)农业受灾情况对农村民间信仰选择有正向影响,农业受灾越严重,农户寻求精神寄托或依赖的动力就会越大,农村民间信仰会逐步“复兴”;(4)持续参加农业保险对民间信仰有显着负向作用,农业保险参与可以缓解农业风险压力,进而降低农户对民间信仰的依赖。后两点也验证了前文假设,即农户面临的农业风险越大,农村民间信仰选择概率越大;或农业保险等保障水平越高,农村民间信仰选择概率越低。
考虑到受灾影响(主观和客观评价)在变量处理时设定为序列等级变量,本文又进行了虚拟变量处理回归方式,主要是对模型中多分类变量进行哑变量设定,以便给出模型更合理的解释。其设定原则为:如果有k个多分类变量的话,则需要设置k-1个哑变量,否则会陷入虚拟变量陷阱。以分类变量第一个取值作为参考变量,则设置形式如表8所示。【表8】
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如表9所示。表9的(1)列结果包括了所有解释变量,表9的(2)列则是对除受灾影响(主观)变量外的其他解释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从表9的(2)列研究结果看,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农业收入比重分别在1%、5%和10%水平上通过检验;农业收入比重系数为负,可以理解为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大,农户会积极购买农业保险,从而弱化了信仰选择行为。
我们的研究重点为农业受灾情况(客观)与农业保险参与情况,变量采用虚拟变量处理方式,回归结果同表7有一定差异,但研究结果也证明了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假设。分析结果表明,持续参加农业保险会弱化农村民间信仰选择行为;当农户面临农业风险时,在第(2)、第(3)和第(4)种情况下均显着。这里引入概念OR(比数比)①,即【4】
其中p1、p2分别表示自变量x=1、x=0时的概率。结果显示,农业受灾影响(客观)第(2)、第(3)和第(4)的OR值分别为1.142、1.094和1.032,因为把农业受灾影响(客观)的第一取值设为参照量,则可表述为,受灾影响较大的农户与受灾影响较小的农户相比更容易选择民间信仰。这说明在农业风险方面,农业受灾情况是农村民间信仰选择的主要因素;在农业保险方面,未参与农业保险的农户更有可能存在农村民间信仰。可见,农业受灾情况、农业保险持续参加情况是农村民间信仰选择的重要解释变量,这也验证了假设1。
五、结论
针对我国农村近年来呈“复兴”态势的鬼神信仰现象,我们利用山东潍坊农村实地调研数据,在控制农户个体特征后,对农户农业风险状况与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1)农村中女性更容易选择民间信仰。这主要是由于当前农村中女性经济地位低于男性,其家庭收入较低,外出工作机会较少,在家务农的时间较长,从而时间机会成本较低,因此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信仰中以祈求心理平衡和安慰,当然这也与女性生理和心理等有关。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女性农村民间信仰更为普遍,调研中女性信仰比例是男性信仰比例的3倍。(2)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农村民间信仰的依赖度越低。受教育程度高,了解事物和认识事物的能力较强,容易识破民间信仰或者一些迷信活动的本质,比一般人更容易抵制和拒绝民间信仰或者封建迷信活动。从研究结果看,农户教育程度10年以上人数比例占总调研人数的30.1%,其中只有3%的农户存在民间信仰;相反,剩余的低学历农户中有民间信仰的比例约为35%。(3)持续参加农业保险会降低民间信仰比例。农业保险可以有效地缓解农业风险压力,对农业生产和农户收入有重要保障作用,因此,持续参加农业保险会使农户降低对神灵信仰的依赖,从而降低农村民间信仰比例。调研结果显示,近71%的农户选择了参加农业保险,其中有近19%的用户存在民间信仰;29%未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户中有近45%的人存在民间信仰。(4)农业受灾情况对农村民间信仰有显着影响。当农业受灾严重、农户无力面对自然灾害时,农户会更多地依赖神灵或者信仰来安慰自己,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实施农业保险的重要性。
本文重点分析了农户因风险而选择民间信仰的内在逻辑,认为农业风险规避不足是当前我国农村民间信仰发展迅速的重要原因,因此政府应加强农业风险规避措施,积极应对自然灾害以缓解农户的农业损失。对此,政府应大力推广农业保险政策,保证政策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惠及更多的农户;重视农户教育水平的提升,帮助农户以科学的态度面对风险、应对风险;关心和关注妇女等弱势群体,加强对农村留守妇女或老人的心理关怀,提供更多的乡村文化来丰富其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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