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职教体系政策目标文本梳理
职业教育政策是对职业教育资源的权威分配。职业教育政策不但分配和引领资源的流向，也权威地分配着价值理念，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20多年来，有关职教体系建设的国家层面的政策，都对“职业教育体系”的政策目标进行了不同的表达，具体如表1所示。
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与“其他教育相互沟通”是法律对“职业教育体系”的基本界定。《职业教育法》提出，普通中学因地制宜地开设职业教育的课程，或者根据实际需要适当增加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第十六条）；高等职业学校实施高等职业教育，普通高等学校也可实施职业教育。
2002年《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强调了职业教育与市场需求的结合，同时省略了职教法中职教和普教的沟通，也未强调职教实施主体中普教的地位和作用。2005年《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了“中国特色”、“现代职教”更丰富的内涵，同时也指出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路径。《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了产教融合及职业教育内部中高职衔接的体系化。
2014年最新的“现代职教体系 ”目标，既回归了《职业教育法》普职融通的理念，也回应了2002年后政策一再强调的产教深度融合的要求，在现代职教体系建设路径上，把职教系统内部的中高职衔接和职教与普教的沟通融合提到了并列的地位。
20多年来关于职教体系建设的政策目标被一些反反复复出现的关键词（普职融通、产教结合、终身教育）稳定下来，表现了政策逐步完善的过程，也显示了职教体系建设的动态发展过程。
政策目标的实现，被《现 代 职 业 教 育 体 系 建 设 规 划（2014-2020年）》[1]用量化指标体系所表达（表2），规划在总体目标的前提下，提出了职教体系建设两步走的量化目标：2015年初步形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2020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以上10项指标，基本上还是在职业教育内部寻找着职业教育的体系建设。政策目标是决策者所追求的，指标则是政策目标的具体化。从“职业教育体系”、“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到“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愈益丰富的表达，以及体系建设的目标被10个数字目标量化，是以任务导向分解了政策的总体目标，清晰了20多年职教体系建设的目标。目标分解不存在特定利益集团对政策目标的干扰，但从十大指标无法判断中职、高职学生数的增加是否表示中高职的衔接；职业院校职业教育集团参与率的有限提升，是否表示产教的深度融合；高职院校招收有实际工作经验学习者比例的提升，也只是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一个结合点……政策目标中普职融通在指标体系中无从查证。既然多重分解指标无法在序列、价值优先、主次、远近等方面给予明确的规定，那这些指标被完成之时，是否达成了政策目标、职教体系建设是改变了职业教育的质态还是改善了教育的生态等诸多问题又如何证实？
二、现代职教体系政策问题及其分析
政策目标是对政策问题的回应，政策目标的达成度是解决政策问题的程度。20多年来，职教体系建设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以下两个政策问题：
1.职教满足个体发展的需要问题
就职校职业教育的学生主体而言，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交织在一起。有报告显示，目前中职生就业率超过95%,已经高 于 大 学 生 的 就 业 率。[2]高 职 高 专 初 次 就 业 率 为78.1%,高于重点大学的75.5%;专科生的初次就业率为79.7%,而本科生的初次就业率仅为67.4%.[3]
2006年以来，中职教育贫困家庭学生的助学金制度、学费减免制度、助学贷款、延期支付学费制度均已落实到位，所有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均享受免费教育，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也分步调整到一、二年级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但初中后学生的分流困扰着中学，也困扰着中职学校。职业教育进口的宽敞性、过程的低成本性、结果的高就业性，基本解决了主体的生存问题；但中高职衔接的问题、资格证书的社会认同和薪酬的匹配性问题、劳动力市场的筛选制度，对于低文凭、低学历的职业教育，依然是越不过的鸿沟。
178所高等学校共同发布《驻马店共识》一年多来，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的“引导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战略部署似乎仍未见到有效执行；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教育部《关于公布2014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备案或审批结果的通知》备受关注。“中国特色应用技术大学建设之路”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不变的前提下，追求博士点、硕士点、“升本”,依然是本位利益驱动下职业院校的当然选择。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不但面临目前中高职不能广泛、自由衔接的问题，在教育文化深厚的中国社会，由于普职融通存在社会文化、制度设计、课程设计、证书等值、市场认可等诸多问题，职教远不能满足中国百姓对孩子发展的需求。这些看起来很美的指数，并不能掩盖职教招生的尴尬：在江苏的很多地区，高中阶段普职比例是由招生“计划”强制实现的，高职高专的招生指标也是由招生计划规定的，职业教育远不能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根据心理学“潘多拉效应”---无法得到的事物比能得到的事物更有诱惑力---如果普职真正融通，在具有充分选择权的基础上，受教育主体更能回归理性的选择。20多年政策中普职融通的目标，至今仍未能在教育体系设计中真正构建起体系化的教育“立交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