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佛西是我国现代戏剧史上的着名人物，无论在戏剧理论建设或戏剧教育领域均卓有建树。
新时期以来，有关其研究逐渐升温。据笔者在CNKI 检索近三十年来有关熊佛西的研究论文主要有三十余篇,研究基本集中在其抗战之前的定县戏剧实验时期，包括他所提倡的"向上的意识"、"趣味中心、单纯主义"戏剧美学、平民教育思想及其在定县戏剧实践中所表现出的现代性戏剧思想（ 特别是舞台形式变革方面） ,而对其抗战时期的戏剧理论和实践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这既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抗战时期大后方戏剧重视不够有关，也和史料限制及其他历史原因有关。
大量史实证明，熊佛西在抗战时期不仅撰写了很多理论文章，而且创办戏剧学校，深入参与各种戏剧社会教育实践活动； 不仅延续了其定县戏剧实验思想，同时也有很深入的发展。比如他对前苏联政治戏剧理念的吸收、抗战戏剧的"基本国策论"、抗战戏剧舞台形式的理论变革与实践探索等都卓有新意。特别是他以戏剧社会教育为核心点所形成的一系列戏剧理念与戏剧实践，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是抗战时期大后方戏剧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均值得深入探讨。
笔者认为，熊佛西抗战时期戏剧思想的转变，特别是其有关抗战戏剧社会教育的理念、规划和实践，和当时国民政府及文艺界整体的思想变化密切相关，同时也反映出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抉择，即使在今天看来，仍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对他这部分思想的厘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全面而深入地理解此点。同时，熊佛西是大后方戏剧理论和实践的重要代表，如果缺少对熊抗战时期戏剧思想更深入的研究，不仅是对他本人的研究不够完整，同时对整个中国现代戏剧史研究来说也是一种缺失。因此，本文将通过大量一手史料，论述熊佛西在抗战时期戏剧思想的发展，特别是他在抗战时期以戏剧社会教育为核心点在演剧理念、演剧规划、演剧实践等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以期为弥补这一缺憾抛砖引玉。
大量一手史料表明，抗战时期熊佛西着力提倡的是戏剧的社会教育，而不只是传统的戏剧教育，前者是用戏剧为武器去从事教育社会民众的社会工作，而后者更多的是指戏剧的艺术教育，目的在于培养专门的戏剧人才。和这一时期其他艺术家相比，他有关抗战戏剧社会教育的理念更为清晰完整，并且其相关思考不是零星的而是非常系统化的。本文将从其抗战时期的社教演剧理念、规划及实践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社教演剧理念： 民族国家意识、现代公民意识、戏剧社会教育
整体来看，熊佛西在抗战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他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大声疾呼，认为要避免亡国的危险并且取得抗战的胜利，必须培养出战时中国所匮乏的民族认同意识及公民意识，必须实行社会教育，而其中最好的社教工具是抗战演剧。历史地看，他在这一时期所形成的戏剧社会教育观，和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是不能分开的。
1. 民族国家意识
抗战是民族危机的总爆发，也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国家意识在危机重压下的总爆发，是全民参与的伟大的民族自救运动的兴起。生死存亡中民族国家的建构是全民族的最高理想和共同追求，民族国家意识压倒其他一切意识，包括启蒙主义所大力张扬的人本意识，成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力量。抗战时期，因为特殊的国情（ 国民以农民为主体，文盲占大多数） 话剧以其特有的优势（ 形象性与直观性） ,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小说和报纸等（ 特别是在广大的乡村地区） ,成为民族国家想象的重要媒介。
美国学者安德森 （ 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 认为，民族的形成是国家出现以后的事。进入民族国家（ nation state） 时代（ 17世纪之后） ,当这些国家人民的身份从过去的臣民（ subject） 转向公民（ citizenship） 时，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层面的民族才渐渐出现： "我主张对民族作如下的界定： 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 limited） ,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在这种"想像的共同体"（ imagined communities） 中其成员无法全部互相认识，民族主义的主要目的在于制造这样一个设想的群体，这些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从一个核心地区出发扩展，产生了一个民族意识和一个民族认同的感觉，需要宣扬共同的价值观与文化观，因此它促进了资本主义系统中印刷媒体的出现而这些印刷媒体反过来帮助了民族意识、民族认同感的形成。
出于种种原因，无论是其时的国民政府还是知识文化界，均表现出努力培养国民以民族国家意识为核心的现代公民意识的努力，为此专门制定了精神总动员计划，同时，也制定了相应的戏剧社会教育规划。
抗战伊始，和许多有识之士一样，熊佛西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他认为培养普通民众的民族认同感是抗战能否胜利的关键。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以阐明他的观点: "在救国工作上，政府有政府的责任，人民也有人民的责任，都应该想对于国家，有所贡献，我是一个戏子，所以便时时想到'戏剧救国'的问题。我并不是请大家都作戏子，我却认为一方面一个国民，是应该尽他所应尽的责任，同时，戏剧的确是文化上极重要的一件东西。"在熊佛西看来，抗战戏剧不再仅是娱乐，而是一种社会教育的工具，这种社会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公民教育，是培育当时中国民众所缺乏的民族国家意识的最重要工具。这和他在战前有关戏剧艺术的想法有明显差异： "我们不应以'布尔乔亚'的艺术理论来批判今日的抗战戏剧，更不应该以看沙士比亚或王尔德戏剧的眼光来看我们今日的抗战戏剧，这是两种不同的立场，不同的风格……戏剧虽然是一种独立的艺术，但是它必需和当时的政治经济连锁起来推进。
总之……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戏剧，一国家有一国家的戏剧，中国今日是在民族革命抗战建国的阶段，应该产生民族革命抗战建国的戏剧。"他极力推崇戏剧的社会教育功能： "剧场如办得好，即可以不要学校，从小学直至大学研究院都可以拿剧场来代替，再进一步说，有些学校办不到的，剧场可以办到。"由此，他的抗战戏剧理念，产生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转变，即从原先的戏剧艺术派，转向大力提倡戏剧社会教育； 从欧美戏剧艺术派的拥趸，转向到对前苏联政治戏剧极为推崇： "在昔日资本主义的国家里，戏剧的题材往往限于所谓'人性不变'的圈套中，因之所得的效果无非是引起观众的哭和笑，或为个人茶余酒后的一种消遣……今日的苏联却不然，他们的戏剧取材于现实的人生，并且着重于集体生活的表现。我们在苏联的戏剧和电影中很少看到肉麻的爱情，虚无飘渺的事迹，他们给我们的只是些朴素现实的人生，有热有力的集体生活，或指示大众生存应有的路线。"他指出近年来苏联戏剧已进入"登峰造极的黄金时代",对于戏剧处于萌芽期的中国，是值得我们这些戏剧学徒去好好总结的。特别是苏联"把戏剧当一种大众教育的工具，文化建设的武器，因之他们不管在戏剧的题材或技术方面都有了新作风，这为全世界的戏剧奠定了一个有力的哲学基础".
熊佛西之所以特别推崇苏联戏剧，是因为他认为苏联戏剧为苏联民族国家的建立及民族意识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苏联的大革命，谁都不能否认得力于她的戏剧建设。革命的前夕，在思想方面有柴可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这些前辈为之奠基革命的道路； 革命烽火爆发之后，在剧场艺术方面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特、泰罗夫、丹钦珂这般大师为之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因此，从增强民众民族建国意识的目标出发，熊佛西把苏联戏剧的发展方向看作是中国抗战戏剧的根本出路所在，他指出： "由于苏维埃戏剧哲学的转变，启示了中国新兴戏剧的途径。我觉得在中国目前环境之下，资本主义的戏剧决难生存，我们只有仿效苏联以戏剧为教育，为宣传，为斗争的武器，中国的戏剧才会有它伟大的前途。"2. 现代公民意识。
现代公民意识的根本点如安德森所述，是国民对于整个国家的认同感，它是民族国家和民族认同感形成的重要标志。安德森 （ BenedictRichard O'Gorman Anderson） 提出民族国家生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国民甘愿为国赴死： "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因为民族国家的重要目标是对外建立一个可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平等的国家； 这就需要对内尽力建构一种国家统一意志和集体行动力，因此现代的公民意识总与积极的理想主义有关，如爱国主义、忠诚度和集体力量等。也就是说民族国家在建构的过程中，都会倡导诸如爱国主义、忠诚、集体感等对于理想目标的实现具有积极作用的理念。它是民族国家意识的积极而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抗战话剧和其他文化一样，其重要任务就是负载这种理念的宣传，使之深入各社会阶层特别是民众的思想意识之中，这是增强整个民族凝聚力、使国民最终甘愿为国赴死的非常重要的举措。
熊佛西敏锐地认识到现代公民意识的形成和这个国家的前途是紧密相连的，熊佛西转述某杂志言论借外国人之口批评中国人单个是最聪明的，三个就是最笨的，由此可见人民散漫的程度，他所不满的正是其时民众一盘散沙的态度，认为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就必须培养出如安德森所述的一种甘愿为国赴死的现代公民意识。
在现代公民意识的教育中，他特别重视培养农民的这种意识： "我们今后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应该注重在农村。换句话说，我们要以农民的生活为民族生活的核心，以农民为国家的中坚，以农村为抗战建国的重心！ "正因为农民是如此重要，对他们的公民意识的训练工作就极为迫切，而演戏，在熊佛西看来，正是公民训练的极好工具： "乡下人聚会的机会本来就少，能利用这种机会而给他们一种训练，岂不是最好的一种公民教育吗？ 我认为剧场正是公民训练的一个基础的场合。"戏剧是"公民训练机关： 我们学生受过相当的教育，且动不动的就讲开会，开会的时候是要安静，乡下人怎能懂得这些？ 所以如要训练他们，唯一的方法是在他们不知不觉之中，戏剧就是这种最好的训练方法".
同时，在熊佛西看来，现代公民意识不是一个空泛的高高在上的概念，而是具体体现在个人行为的诸多细小方面，如集体意识、秩序（ 即规则）意识等等，戏剧是推行公民训练的重要工具，其作用也体现在一系列细微之处。
因此，他提倡利用各种演剧细节，把农民的观剧行为变成一种公民意识的训练活动： "譬如演戏的时候戏台上有国旗，于是告诉观众们，见了国旗应当脱帽致敬。观众进戏院的时候，必须先买票，按了票的号数去找坐位，在无形中教给观众们一种新的知识，使他们得到一种公民的训练。"3. 抗战戏剧社会教育。
抗战时期，熊佛西撰文集中表达了其有关戏剧的社会教育观，他指出： "戏剧在中国一向是一种消遣品，观众走进剧场，只为的是消遣，这种观点并不是说是错误，但已完全过时，戏剧的内容无所不有，因而肩负一种时代使命。"抗战的全面爆发改变了戏剧的历史使命： "我们不需要旧式的供人消遣的戏剧，而确乎需要有时代性，与文化有关的戏剧，这是极重要的工作！ "熊认为戏剧在社会教育中能发挥的作用特别巨大： "利用戏剧来组织民众的效果是超过一切其他的教育方法。中国地大而不能利用，物博不能开发，结果等于没有一样，其所以不会利用不能开发，都是由于民众的没有组织。"在熊佛西的抗战戏剧社会教育思想中，表现出对于农民、军队、儿童的特别重视。为什么他会突然重视对军队、农民以至儿童的社会教育？ 因为这些以往戏剧所忽视的边缘人群，现在或未来都是抗战的主力军（ 熊佛西曾表述抗战要作百年计） ,自然是最需要动员的力量。
特别是针对农民的社会教育。熊佛西分析了中国的人口状况，四万万五千万人堪称多，但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文盲，农民又占绝大多数，他们从六、七岁时即参加劳动，没有机会受教育： "对于他们，普遍地实施社会教育是最迫切的工作。
社会教育是大众的教育，是以'活动'为中心的教育。它不是呆板的，注入的。它充分利用了一切'活动'的机会，给以各种知识。本身即是一种'活动'的戏剧乃是社会教育的主要部门。大部份的中国民众是常从戏剧中获得种种知识的，不过，在过去的封建社会谓戏剧是被轻视的，戏剧的教育功能既不显着，戏剧本身更孕着有毒的东西。
现在，不复是昔日的时代了，我们要纠正轻视的心理，强调戏剧的教育功能，给戏剧以新内容，及适于新内容的新形式，用之作为教育民众的中心。
过去一年半的抗战建国的宣传实践也充分证实了戏剧是极其锐利的宣传武器，它能直接的感染观众，观众不仅可以听到，而且可以看到。今后，在持久战中，我们更需要把戏剧宣传普遍起来，深入于每一个偏僻的角隅，以适应战时的需要。"熊佛西同样重视对军队的戏剧教育。他说表面看来，戏剧与军事风马牛不相及，但实际上它们有密切关系： "在军事的教育中，戏剧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推行戏剧教育上，军事是极有力的机构。"在抗战最严重的阶段，对军人进行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熊佛西认为，从北伐前军队的腐败到后来政治面貌的迅速变化，其中军委会和各师旅政治部的成立起了极大作用： "一切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最显着的是军人头脑的革新，培养了革命思想。这种基础的树立，照我看来，要归功于军队中的'政治部'的组织……假使没有各师旅的政治部的革命思想的传播，恐怕今日抗战建国的基础也不能这样的稳定","七七事变以来，我们全国民众能够这样一心一德与军队合作不能不说是军委会及各师旅的政治部在宣传上尽过很大的努力。所以我国军队政治部的成立，实在是我国军事教育上一大进步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