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山西成为重要的前线战场，活跃着众多的流动剧团。这些演剧团体，包括部队与地方的专业文工团、职业剧团、农村业余剧团，均以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亡作为演出目的，在各地流动演出。为实现更好的宣传效果，剧团遵循简易和经济的原则，通过自制、缴获和接受捐助等方式，添置了服装、道具、灯光、布景等舞美装置，使剧中环境和角色的外部形象更真实，更典型，渲染了戏剧舞台气氛。抗战时期山西流动剧团舞台美术的发展演变，反映了戏剧演艺人员从自发表演到自觉抗战的转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贴近民众进行文艺宣传方针与政治鼓动方针的延续性，展现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下军民日益高涨的抗战热情。目前学界对抗战时期山西流动剧团舞台美术未能给予充分的关注，研究比较薄弱，本文试对其特点、来源及意义进行论述。
一、简易与经济并重的舞美特点
在错综复杂的战争环境中，山西各流动剧团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集思广益，就丰富和发展舞台美术开展了一系列具体工作。由于处于抗战的特殊环境中，抗战剧团的条件有限，并因流动宣传的需要，其演艺活动形成了简易、经济的特征，剧团舞台美术的发展也集中体现出简易与经济的特征。
(一)简易性
演出的流动性要求舞美装置应简易，易于携带、运输、设置与推行。一些剧团因身处环境恶劣的游击区，采用轻装游击的方式进行表演。武西县战斗剧团成员只带简单的服装道具，在武装掩护下经常到距离日军据点只有几华里的维持村表演，以动摇敌人的战斗意志［1］134。沁源县绿茵剧团也是这样半军事化的文艺宣传队。团员携带服装道具与枪弹在敌占区进行舞台演出，舞美均按战备需求设计。服装、道具有特制的箱和包，由演出人员分工携带。幕布是活动性的，可在十几分钟内整装带走，幕布上有关键性的绳索机关，出现敌情时迅速解开绳子，幕布会一齐落下，十分便捷［2］277。
传统戏剧中的硬景装置较多，不利于流动演出。
七月剧社负责布景设计的苏云创造了以软景为主的舞台装置。室内景的设计是以画好的软景挖口并嵌上木制窗，能即刻营造出室内的环境［3］。这种方式的布景便于携带和运输，在增强实景效果的同时又适应了紧张的战争形势。
抗大总校文工团创造了“帐篷舞台”的舞台装置。1941年6月，温礼源对战争环境中过分简陋的舞台进行了大胆的改造。整个舞台为木架和幕布结构，使用方便，装台需40分钟，卸台只需30分钟，用两头骡驮着即可随团出发。他们还利用汽灯设计天幕灯光与侧光，调节了舞台的深度和广度［4］。
(二)经济性
由于流动剧团的资金有限，在艰苦的条件下，资源宝贵，不能浪费，因而其舞美装置力求经济、节俭。
八路军129师先锋剧团是晋冀鲁豫边区各剧团中影响最大、阵容最齐整、艺术贡献最高的专业剧团。但如此专业性极高的剧团为了节省开支，节省煤油，利用自然光，常在黄昏至天黑的时段里演出，被称作“黄昏晚会”［1］106。海燕剧团在三专署所辖的武乡、榆社、辽县等地演出期间，演出布景可拆卸搬动，以便能够多次重复使用。演出行头、道具十分简单，只有舞蹈组做过的两套舞衣，大型桌椅类道具及服装，都于演出前向百姓临时借用，以节省开支。汽灯仅有两盏，煤油用完后就点松枝来照明。乐器也只有口琴两个、二胡一把［1］118。
移动性和巡回性的演出特征决定了剧团因地制宜，利用自然背景及旧戏台演出。流动剧团大都有在街头表演街头剧、活报剧的经历，以森林、茅屋、墙垣、天空、土坡、废墟作为天然幕景。1943年秋，太行三分区宣传队在武乡县熬垴村开荒期间，白天劳作，夜晚则利用村里的打谷场作为舞台，举行文艺晚会演剧唱歌，与军民共娱乐［1］116。各村、庙中的旧戏台是常用的表演场地。1940年2月，晋绥七月剧社在兴县东关火神庙戏台上演出，后在临县西门外老爷庙新戏台演出四天，秋天又转至临县陆家沿旧戏台上表演戏剧［5］154。
山西流动剧团遵循简易、经济的原则，在舞美装置上尽量做到一物多用，并能够重复使用，极大地节约了经费开支，同时也基本保证了演出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多元化的舞美来源
山西抗战流动剧团的舞美装置在来源上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一部分由剧团所归属机构配置，但大部分来自剧团成员的自制、军民及旧戏班的捐赠和借助;另有少部分是缴获日伪军的战利品。演出舞台则或由剧团与军民临时搭建，或利用各种现成的条件设施作演出场地。
(一)剧团自制
自制是剧团舞美装置最主要的来源。因经费困难和日军封锁，剧团很难大批购买舞美装置，故通过自制戏服、道具、乐器、布景、化妆品的方式来克服困难。晋绥二分区大众剧社“砍柳条作枪杆，用白麻做髯口，纸浆裱头盔，木板做靴底”［6］。沁源太岳中学业余剧社以脸盆代替马锣，以量米升子代替鼓板。
剧社在排演蒲剧《秦香莲》时，以去瓤的南瓜做官帽［7］。太行三分区宣传队的牛畅以桐木、枣木做琴身，以钢丝做琴弦，以马尾做琴弓，刷上桐油，手工制成了太行山第一把土造小提琴［8］。前哨剧团的齐福禄在1941年9月的129师第二次文艺会演上，创造性地使用了高粱杆代替木料作硬景，为话剧《意见箱》扎制了一座辉煌的关帝庙布景［9］。
即使演出环境再恶劣，剧团演员演戏都要化装，但因物资紧缺，剧团很难配备专业的化妆品。绿茵剧团在化妆演出时，自制胭脂口红，以民众的红对联涂抹嘴唇和脸蛋［1］134。虽化妆效果难以同传统油彩相比，但演员们仍能装扮出民众喜爱的生动的外部形象，取得了良好的演出效果。
(二)归属机构的配置
一些条件相对较好的专业剧团，其主要舞美装置一般由其所归属的机关、部队等机构配置。1939年晋绥七月剧社成立时，晋西南区委为其专门购置了一堂幕布和一些服装。并在同年7月在隰县召开的党政军民纪念抗战两周年大会上，以此幕布装饰会场，成功演出了抗战现代戏《查路条》［5］151。
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一些农村业余剧团在归属抗日民主政府管理后，也得到了一定的资助。绿茵剧团在1944年后由沁源专署和县政府划拨了专门经费，部队也支援了服装、道具、汽灯等，剧团装置由此得以改善［2］288，为战争环境下进行流动宣传创造了有利条件，并鼓舞了剧团演职人员的演艺热情。
(三)军民捐赠与借用
在抗战宣传中，各流动剧团收到了来自广大军民的热情捐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三总队政委戎子和于1937年资助前哨剧团置办幕布和化装用品，还把他的礼帽和袍衫作为演出服装赠送给剧团［10］。
由于经费有限，演出时还需经常向百姓临时借服装、道具。一些小型服装道具如鞋袜、首饰、杯碟等，用后立即归还。而大型桌椅类道具因不便于携带运输，主要向百姓借用。绿茵剧团在1942年排演晋剧《赐环》时，饰演貂蝉的演员穿着一件借自当地新媳妇的粉红缎小褂，八路军总参谋长滕代远赠送了一堂幕布［2］287。由于就地借用，剧团在不同地方演出同一部戏剧时，舞美装置会有所不同，呈现出当地民众的生活特点。
(四)缴获敌军的战利品
抗战流动剧团既是宣传队，也是战斗队。在他们的舞美装置中，不乏部队缴获甚至是剧团亲自缴获的战利品。太行山剧团使用的前幕是由缴获大汉奸马骏的大红软缎制成［11］。绿茵剧团的胡喜福、史顺元于1942年从日军占领城抢出一面铜锣，胡喜福不幸牺牲，铜锣因此被称作“血的铜锣”［12］267，成为绿茵剧团重要的乐器。这些来自于日伪的战利品，在流动剧团中重获新生，成为抗战宣传的武器。
三、传承与新变:个体与民族抗战热情的激涨
山西流动剧团的舞美是伴随着抗战的进程而发展演变的，经历了从简陋到丰富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演剧人员自身思想的变化，也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逐渐深入民众的体现。服装、道具、灯光、布景、化妆和效果等舞美是剧团演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环境的变化、渲染舞台气氛均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它对流动剧团舞美的发展与演变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流动剧团舞美的发展变化，体现了党的贴近民众文艺宣传与政治鼓动方针的延续性抗战时期与红军时期的剧团舞美发展思路具有一致性，体现了党的贴近民众文艺宣传与政治鼓动方针的延续性。一些流动剧团早在红军时期就已创建，其舞台美术具有一贯的贴近民众日常生活的特征。在抗战新形势下，这些剧团保留了红军时期的演出传统，克服重重困难，就地取材发展舞美装置，继续为党的群众宣传教育路线服务。战斗剧社早在1928年就由贺龙组建，时名湘鄂西苏区红军宣传队，后在长征途中进行了改编，遂命名为战斗剧社。
“西安事变”后，剧社随即编创和演出了《活捉蒋介石》，这一广场活报剧以简易的装置营造了出色的舞台效果，在群众中收到了热烈的反响。抗战爆发后，该团继续发扬群众宣传路线精神，编演了《水灾》《丰收》等一批戏剧，表现敌后民众的战争与生活，在山西的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宣传和演出活动。
这些新剧均取材于百姓的日常生活，服装道具也多为寻常可见的普通事物，形式质朴，深受军民喜爱。
从红军宣传队到八路军抗战剧团，延续了贴近民众、贴近生活的宣传方向与乐观昂扬的斗争精神，剧团始终保持平实朴素的舞美风格。八路军抗战剧团，因其植根于群众、服务于群众，得到了群众一贯且真诚的欢迎。
(二)新旧戏班舞美装置的变化，反映了戏剧演艺人员从自发表演到自觉抗战的思想转变抗战前及抗战初期的旧戏班一般演出传统戏剧，剧目常表现才子佳人、鬼尸还魂、因果报应等封建迷信思想，演出服饰是簪花幞头、阔袖长袍、头盔铠甲、凤冠霞帔等。抗战爆发后，一些旧戏班改建成抗战剧团。如屯留“绛河剧团”的前身是一个在敌占区演戏的旧戏班，而抗战前已存在的“富乐意”旧戏班经抗日政府改造后，于1938年组建成“襄垣农村剧团”。这类剧团的成员，最初对抗战文艺宣传目的不明、热情不高，思想中只有个人的生活需要，缺乏抗战斗争的自觉性。通过对旧戏、旧艺人和旧戏班的改造及深入的思想教育，许多艺人了解了抗战的形势，认清了大众遭受压迫的现实，理解了自身经历种种苦难的缘由，自觉为抗战进行文艺宣传。
许多舞美装置的改造和自制活动，都有经历了思想改造的旧艺人参与其中。个体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戏班也一改往日的作风。普通劳动人民成为戏剧表现的对象，田间地头的演出场所及取自于百姓的服饰道具，这些演出形式的革新使观众更直观地感受到了新思想与新风潮。
(三)舞美装置的逐渐丰富，反映了军民抗战热情的逐渐高涨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不断壮大流动剧团的舞美装置普遍经历了从简单到丰富的变化过程。由于经费困难，日军封锁交通要道，剧团在成立和表演的最初阶段，无能力购买舞美装置。
有的剧团连成员的吃穿问题都难以解决，装置十分简陋。沁源绿茵剧团采用“一拼、二借、三制作，实在没有穷凑合”的方法克服困难［12］266。依靠着简陋的装置，坚持排演新戏。随着抗战形势的逐渐好转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一步扩大，军民抗战热情持续高涨，政府、军队与民众均积极支持抗战剧团，剧团舞美装置得以改善。沁源专署和县政府给绿茵剧团增援一些经费，部队赠送了一些服装、道具。到1943年绿茵剧团终于有了照明汽灯，1945年剧团已设立了专门的舞美装置股，负责管理日渐丰富的舞美装置。由此可见，舞美装置逐渐丰富的过程从侧面反映了军民联合抗战日益高涨的热情。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山西流动剧团舞美装置具有较为统一的发展思路。其特征鲜明，来源多样，管理逐步完善，并与人民群众形成了十分紧密的联系。流动剧团的舞台美术呈现出处于抗战前线的戏剧舞美发展的特殊性，这与传统戏剧及大后方戏剧的舞美存在着较大差异。山西抗战剧团舞台美术的发展历程，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壮大的历程，也是民族抗战热情不断高涨的体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贴近群众的文艺宣传与政治鼓动方针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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