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人物史的写法
1.学会抓住"历史人格者"
从人物切入学术史，最好抓住--个时代的"历史的人格者"."历史的人格者"是梁启超使用的概念，指的是能代表-一时代、一-系统共性的历史人物。他们在历史中不可或缺，即抽出他们则局面将全变，如儒学缺一孔子、孟子，佛教史缺一道安、玄奘，明清思想史中缺一-顾炎武、戴震，局面当如何，不可思议。他们能主动地牵引、浸入社会思潮，并影响公共生活与社会心理，"而每--史迹之构成心理，恒以彼之'人格者'为其聚光点。故研究彼"人格者'之素性及其临时之冲动断制，而全史迹之筋脉乃活现。"[31]
陈平原先生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32]一书，就是抓住"历史人格者"写成的学术史著作。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号太炎）、胡适（1891-1962,字适之）为旧学、新学的两个代表人物，--个是被梁启超称为清学正统派"殿军"的人物，另一个是鼓吹白话文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们二者又处同--时代，新知旧学激流回荡，均处于漩涡的中心。某种程度来说，把握住章太炎、胡适两人的学术思想，也就把握住了新学与旧学交锋、转化的筋脉。
研究图书馆学史，属于"历史人格者"的人物有梁启超、袁同礼、杜定友、刘国钧等。现代图书馆学建立之初，梁启超、袁同礼、杜定友、刘国钧等第--代学者群体主要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有海外学习过图书馆学专业的学者，如韦棣华、沈祖荣、戴志骞、洪有丰、袁同礼、马宗荣、李小缘、杜定友、蒋复璁、刘国钧、桂质柏，其中除了马宗荣留日、杜定友留菲、蒋复璁留德以外，其余都是在美国学的图书馆学。当时美国的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教育正处于蓬勃时期。二是国内在国学领域有深厚修养并对图书馆实践活动深有心得的学者，如梁启超、柳诒徵、余嘉锡、王云五、王献唐、皮高品、陈训慈、金敏甫、吕绍虞等。第一代学者受欧风美雨的栉沐，又有着深厚的国学基础，他们完成了现代图书馆学的草创，较好地对接了新知（西方图书馆学）与旧学（传统校雠学）。所以，通过研究梁启超、袁同礼、杜定友、刘国钧等人的图书馆学思想，就可以凸显出现代图书馆学建立与发展的脉络。
2.写人物要先做年谱
写人物要先对人物生平事迹有了解。了解人物生平事迹的最佳做法莫如先做人物的年谱。梁启超1929年去世后，他的亲朋好友给他编文集、传记以示纪念。但写传记要有一个很好的基础，那就是先给梁启超编年谱。梁启超的好友丁文江领衔与赵丰田费数年心力主编的《梁启超年谱长编》（1983年）[33],字数达70万字，精审详核，尤其是收录了大量梁启超的来往书信，一-面世就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有的年谱，其学术价值与作用，丝毫不亚于人物传记。当然，该年谱因为以收集书信为特色，有些谱主的重要活动反倒被忽略不记了。如民国十四年（1925）6月2日下午，梁启超在北京。
南河沿欧美同学会参加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仪式，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讲，专门提出了"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命题。晚间还参加了协会所设晚宴[34].这个重要的活动竟然在年谱里失载，实在不应该。
我从事杜定友研究时，就是先编杜定友先生的年谱。我指导的图书馆学博士生潘梅，她写袁同礼先生的学术思想，也是从年谱编撰入手。当你将--个人的年谱编完了，这个人物已经活跃在你的眼前了。你再阐述其学术思想与特点，就会易如反掌。到最后，年谱还可以作为附录列入博士论文之中。当然也有单独面世的年谱著作，图书馆学人物年谱近年较好的有程焕文教授主编的《裘开明年谱》（2008年）[35].
裘开明（1898-1977），1918年考入武昌文华大学，1920年至1922年在文华图专学习，毕业后担任过厦门大学图书馆馆长。1924年赴美，1927年获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学硕士，193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从1928年在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工作，直至1965年退休，担任馆长职务长达34年。著作有《中国图书编目法》（1931年）、《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图书分类法》（1933年）、《汉和图书分类法》（1943年）[36]、《四库失收明代类书考》（1969年）等。钱存训先生评价说："裘开明先生是美国东亚图书馆早期发展中的一-位启蒙大师和领袖人物，也是最早以图书馆专业的资历全职主管美国东亚图书馆的第一-人。他的主要贡献在以西方的图书馆管理方法结合中国传统目录学知识，处理美国图书馆中收藏的中日文资料，并辅导师生的教学和研究，成为这一专门领域的典型。"[37]
程焕文为编此年谱，查阅了哈佛燕京图书馆、哈佛大学档案馆等处的档案资料一两万页之多，耗数年之力。《裘开明年谱》也以收录书信见长，洋洋160万言。其中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如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美国与中国图书馆界书刊交流情况），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裘开明年谱》是研究美国东亚图书馆发展史、中美图书馆交流史、美国汉学研究史的一座金矿。
1.2断代史的写法
1.最好用"以时为纲"和"与题为纲"相结合的体例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蓝乾章（1915--1991）曾撰有《七十年来的图书馆学研究》一文刊于我国台湾《"中华民国"图书馆年鉴》（1981年）第四章，他将晚清以来至1978年的图书馆学做了详细介绍与分析。该文将图书馆学史划分为以下几个时代：
播种时期，从清同治十二年（1873）至宣统三年（1911），为期39年；
萌芽时期，从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十六年（1927），为期16年：
茁壮时期，从民国十七年（1928年）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为期10年；
晦暗时期，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为期8年；
振兴时期，从民国三十五年（1946）至1979年，为期34年[38].
蓝乾章的这个历史分期参照了其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老学长、旅居我国台湾地区的图书馆学家严文郁（1904-2005,字绍诚）的分期。严文郁在《"中华民国"图书馆年鉴》（1981年）编撰中领衔第一章《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该章第---节为"图书馆事业产生的背景",第二节为"萌芽时期的图书馆事业",第三节为"成长时期的图书馆事业",第四节为"抗战及复员时期的图书馆事业".蓝乾章也受命参加了《"中华民国"图书馆年鉴》（1981年）的编撰，他主持第四章《图书馆学研究》的编写。从"播种"到"振兴"的历史分期不仅与严先生的分期暗合，而且在每-一个时期，作者都以表格按照不同专题罗列图书馆学论著的发表数量，然后择要介绍图书馆学重点论著的发表、内容、影响、地位等。这种学术史的写法属于"以时为纲"和"与书为纲"相结合的体例。
该文的优点是：每一个时期的图书馆学论著数量都很清楚，可以进行数量比较、专题分析，如在"振兴时期"里，我国台湾地区的图书馆学论著数量居第--位的竟然是"书评'（1,467件），第二位的是"索引"（806件）[39），这说明台湾地区图书馆学界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较为关注读物的研究，藉此欲提升出版物的质量，影响读者选择读物，同时为读者便捷查检图书提供方便：该文的缺点是：以罗列数据为主，总给人有流水账之感。
后来严文郁编著的《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一自清末至抗战胜利》（1983年）一书，其中第七章"图书馆教育及图书馆学研究"里有关图书馆学研究的部分，反过来又借鉴了蓝乾章的播种、萌芽、茁壮、晦暗、振兴等五个阶段称谓，并从播种、萌芽、茁壮、晦暗四个时期，分述至抗战结束的图书馆学研究历史。虽然也是按照"以时为纲"和"与书为纲"相结合的体例来撰写的，但又有变通，即于每个时期简述了图书馆学著述的数量后，再分列"图书分类"、"编目理论与方法"、"索引"、"参考""目录学"、"图书馆学期刊'等6个部分，依次介绍每部分的主要（重点）学术著作或图书馆学期刊情况[40].这种体例已经转换为"以时为纲"和"与题为纲"相结合了。严文郁先生以八十高龄完成此著作，书出版后即成为多所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的必备教材，得到了图书馆学界的赞誉。
如果要我写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史，恐怕我会采用"以时为纲"和"与题为纲"的写法，先按时期分章，每一章再设几个专题，按专题一个一个来写。不过，每章的专题都会不一样，皆依循有起伏的大事而设。这样或能勾勒出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发展的生动面貌。
2.要把握不同时期的风会转移
写断代学术史，要关注不同时期的学术流派。不过，写学术流派不如写学术风会。
民国时期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著名词学家刘永济（1887-1966,字弘度）写过--本叫《词论》的小册子，该书上卷"风会第五"开篇即言："文艺之事，言派别不如言风会。
派别近私，风会则公也。言派别，则主于一二人，易生门户之争；言风会，则国运之隆替、人才之高下、体制之因革，皆与有关焉。盖风会之成，常因缘此三事，故其变也，亦非一二人偶尔所能为。自来论者未能通明，故多偏主，或依时序为分别，或以地域为区画，或据作家为权衡。"[41]刘先生这席话针对的是古代诗词史而言，但对于学术史也有深意存焉。
1.3专门史的写法
1.图书馆学领域可以做许多专门史研究
图书馆学是由许多分支学科构成的，每个分支学科都可以写出自己的专门学术史，如目录学史、版本学史、分类学史、索引学史、读者学史、阅读学史等。--些历史悠久、学术积淀较深的分支学科，已经有了不少自己的学术史著作，如目录学史、版本学史、分类学史等。
以分类学史为例，分类学史里较好的两部著作，-是蒋元卿的《中国图书分类之沿革》（1937年），一是俞君立主编的《中国文献分类法百年发展与展望》（2002年）。
蒋元卿（1905-1999）曾就职青岛国民党部图书馆（青岛市图书馆前身）、安徽省立图书馆、安庆市图书馆等，著述丰富，他的《中国图书分类之沿革》，"偏重于历代分类之沿革，.上迄秦汉，下迨近今，无不剖析其渊源，详究其得失，而殿之以今后分类法之趋势"[42],是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图书分类史著作，也是图书馆学专业的重要参考书。
俞君立（1942-）是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系教授，长期从事文献分类实践与教学，他的《中国文献分类法百年发展与展望》[43），以一手材料为据，对20世纪现代文献分类法的引进、编制、理论研究做了梳理，对重大学术争论与研究热潮做了分析总结，对101篇（部）中国文献分类学名著进行了筛选与评介，探讨了中国文献分类法未来发展目标与任务。该书学术价值、资料价值都很高，作为社科基金项目也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好评。
2.写专门史要先做大事编年
古人著史，无不重视资料长编工作，如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司马光（1019-1086）的《资治通鉴》共294卷，300余万言，所记史实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至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凡16代1362年。参与编撰者共5人，范祖禹、刘恕、刘窭同修，司马康检阅文字，司马光编集。刘窭负责汉，刘恕负责魏晋至隋，范祖禹负责唐五代。《资治通鉴》的编纂有一。套程序：写丛目、修长编、做考异、定终稿。所谓丛目，即按照年月日标出事目并在其下附注有关史料出处，其原则是"过多不害";所谓长编，即阅读丛目指引材料并进行摘编形成草卷，其原则是"宁繁勿略";所谓考异，即对长编的文字进行考核、取舍；最后是司马光进行删繁就简，勒成终稿。司马光写作此书前后花费19年，他的进表称"精力尽于此书",所采用之书"正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其残稿在洛阳者，尚盈两屋……故其书网络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44]
姚名达在编写目录学史时就积累了大量材料，先出了资料长编。他说："先是二十四年冬，商务印书馆以《中国目录学史》相属，名达自维业愧专门，学无创获，旧著《目录学》舛漏百出，方滋内疚，故受命之后，忧心忡忡！每趁课暇，辄走京、杭各图书馆借读，累月弥年，丛料愈积而组织愈难，乃力辞复旦讲席，移居杭州，专心研求，又历八月，始克告成。其始原欲博搜精考，撰成毫无遗漏之文献史，故逐书考察其内容，逐事确定其年代，逐人记述其生平，依时代之先后叙成系统。佛教目录即其残迹。
著作过半，始知其规模太大，非鮐期出版之预约书所宜；亟毁已成之稿，改用主题分篇之法，撷取大纲，混合编制，几经改造，遂为今式。"[45]
3.要使用你擅长的体例
2002年底，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前任馆长乌林西拉（1936--）准备编写《内蒙古图书馆事业史》[46），她聘请我和其他三位学者作顾问，曾就编写体例征询我的意见。我提出了"史志结合"的体例，即全书可分两部分，上编为"史",下编为"志"."史"者，通叙其全部历史也；"志"者，分列其文献志、人物志、大事志也。"史志结合"的体例不仅能体现学术性，也能体现资料性；不仅有理论价值，还有工具书查考作用。后来编写组采纳了我的意见，并且在"志"的部分还增加了"机构志",使得该书成为国内地方图书馆史中很有特色的一部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