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都存在着某种决定该事业发展方向和命运的精神力量。”我国现行宪法的共和思想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继承了近代中国一些仁人志士和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建立共和国的遗志。中国共产党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创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无不体现追求共和的伟大精神。我国现行宪法的共和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来追求共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伟大理论成果。研究我国现行宪法的共和思想不仅有利于宪法的实施，而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民主、富强的伟大梦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 共和的历史由来及其含义
共和的词义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是指历史年号； 在西方国家历史上主要是指国家政体。作为中国历史年号是指西周从厉王失政至宣王执政期间的十四年，历史把这十四年称为共和。共和元年，即公元前 841 年，也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据《史记·周本记》记载，武王伐纣，创立周朝，后来传至周厉王。厉王贪利，施行暴政，国人起义将其推翻。厉王外逃，公众推举召公和另一德高望重的老臣周公共同治理朝政，建立周、召共和。共和时期只有 14 年，这昙花一现的政治事变被司马迁记入《史记》，称： “召公 、周公二相行政，号曰： 共和。”其实“‘共和’的‘共’为共同、公共之义，‘和’为相应、和谐之义。‘共和行政’可解为‘相与和而共政事',也即’共同协和行政‘之义，是贵族分享国家管理权（ 共） 、实行仁政（ 和）两层意蕴的综合。这一意义上的共和，是中国古代君主独揽大权专制体制的特例”.
周、召共和其实质是贵族共和，有共同执政、权力共享、和衷共济的意思，而非现代国家政体意义的共和。古代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从根本上而言，是一种伦理文化。早在 3000 多年前，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了“和”字。孔子提出： “礼之用，和为贵”;《礼记·中》也讲：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共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就是因“共”而“和”,即因“共有、共享、共治”,而“和平、和睦、和谐”相处的一种传统文化思想。“中国社会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天下为公‘、’和平共处‘为当代中国吸收西方共和主义政治文明之有价值的部分无疑提供了充分的本土资源”.作为国家政体共和即指共和制政体，泛指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是与君主制相对的国家政体。共和制或共和民主制（ republic） ,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国家政体形态。实行共和制政体的国家通常称为共和国。
“共和国”一词的英文是“Republic”,它来源于拉丁语“res publica”.“ res publica”的字面含义是“共同的事业”、“共同的产业”、“人民的共同事务”.英语国家经常用以指称“共和国”的又一个词是“commonwealth”,其字面含义是“共同的财富”.此外，英文“republic”,除指“共和国”、“共和政体”外，还指“任何其成员享有平等权利的团体”.其实共和的基本观念和精神是共治、共有、共享，是和平、温和、平衡。共治、共享即社会各成员、各集团、各阶级都享有参与政府的权利，平衡彼此的利益，共享政府的保护与服务； 共有，即国家不得成为任何个人、集团、阶级的私产，不得成为任何个人、集团、阶级压迫其他个人、集团、阶级的工具； 和平、温和即各个成员、集团、阶级放弃暴力和强权，依照正义的程序与秩序，通过商议、妥协、制约解决彼此的利益冲突。共有是共治、共享的逻辑前提，但共治是共有、共享的政治前提。现实地看，没有共治便不会有共有、共享。没有共治，也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稳定。因此，共和国的政府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政府应当为公共利益而努力，而不应当为私人利益而奋斗。
共和的根本原则是天下为公，国家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共和在本意上是通过制度组织起来的公共事务领域，而不是一种组织形式。共和主义强调政府的公共性、公平性与中立性，即政府必须为所有人的利益即公益服务，而不能只为少数当权者的利益服务。
民主与共和之意并不相同。在古代西方城邦制国家里，共和虽然名义上是所有公民（ 这里不包括没有公民权的奴隶） 共享的制度，但实际上多是贵族共和。在这些共和国里，只有贵族才有参政的权力。罗马共和国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现代民主制度出现之前，还有许多国家采用共和政体，比如说中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这也说明，“共和”未必一定是“民主”的。
十八世纪杰出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 “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联邦党人麦迪逊认为： “共和国里极其重要的是，不仅是要保护社会防止统治者的压迫，而且要保护一部分社会反对另一部分的不公。在不同阶级的公民中必然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如果多数人由一种共同利益联合起来，少数人的权利就没有保障”.十九世纪的共和主义理论家托克维尔作为共和主义的追随者，系统地阐释了分权背景下的共和主义的自由理想，主张“所谓共和系指多数人的和平统治”,“人们把共和理解为社会自身进行的缓慢而又和平的活动，它是建立在人民明慧意愿上的合理状态”.
2 共和作为国家政体的价值
有学者认为，英国是近代第一个共和国，虽然英国在政体上是君主立宪，但人们又称它为“虚君共和”,因为君主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而实质是议会主权，即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因此，孟德斯鸠认为“英国是个裹着君主制外衣的共和国”.我们说美国是联邦共和制国家，而不是民主制国家，尽管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美国人，称之为民主。他们使用的是共和的现代意义，其实共和这个词在美国开国时期非常通用。美国的制宪者可能出于很多原因选择了共和制国家政体。因为，对每一个政治问题从每一个公民收集选票是不切实际的。理论上，议员可以比普通平民更博学、理智和更少情绪化。共和制的设计可以用来抵抗“多数人的暴政”.联邦共和制的拥护者认为，纯民主实际上非常危险，因为它允许多数人侵害少数人的权利。通过共和制的形式，选举人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选择（ 选举） 总统、众议院和参议院议员、各州的政府官员，这使多数很难足够地控制政府来侵害少数。因此，有学者认为，美国的联邦共和政体，应当是由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三部分混合而成的国家政体。
柏拉图在晚年认为，切实可行的最好的政体还是将君主制的智慧和民主制的自由结合起来的政体。亚里士多德也主张将民主制与寡头制结合起来。这样构成的国家强烈倾向于民主制时就叫自由国家，强烈倾向于寡头制时则是贵族政体。
两者中贵族制更好，因为美德、财富和自由都得到了代表。波利比阿通过研究历史发现，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都会导致动荡，陷入一个取代另一个的循环之中。他认为“最好”“最稳定”的政体，是这三种制度适度结合起来的政体。西塞罗继承了波利比阿三种政体相互循环的思想，称赞混合均衡政体含有“君主对臣民的父爱、贵族议政的智慧和人民对自由的渴望”.西塞罗认为，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这三种政体是非常不稳定的政体，“每一种政府形式面前都有一条陡峭泥泞的道路，会导致一个与它邻近的腐败形式”.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政府形式的不断变化及其变化次序而来的是周期性的革命和轮回性的进程。”
君主制下，一个人的绝对统治会很容易并很快蜕变成最坏的僭主政治的专制暴政。贵族政制很容易转化成寡头政治及纷争、战争。民主政治由于人民拥有的绝对权力，则很容易变成暴民的狂暴和为所欲为的暴民政治。
西塞罗并不赞成三种政体中的任何一种，但比较而言之，他认为君主制较优。西塞罗给出的理由是，“君主对待其公民就犹如他们是自己的孩子。”正是在否定这三种单一政体的基础上，西塞罗认为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这三种政体以适当比例混合的共和政体是最稳定、最好、最值得推荐的政体。由于混合政体是结合了三种单一政体优点的政府形式，所以，它是一种温和、平衡的政府形式。这是因为，它保留了“一个国家中必须的一种高贵的成分，既把某些权力授予上层公民，又把某些事务保留给民众来判断和欲求。这样一种宪制，首先是某种高度平等，而平等是自由人在比较长的时间内难以置之不顾的； 其次，它还具有稳定性。”
这样一种均衡宪制可以避免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等单一的“原始政府形式容易蜕化成相应的堕落的政府形式，即君主为一个暴君所取代，贵族集团为一个寡头派别所取代，民众为暴民无政府状态所取代。”
这种宪制提供了自由公民内在需求的自由，“因为，当每个公民都被牢固地安排在其自身地位上的时候，就没有理由会发生变化。”他的结论是： 一个国家中必须存在一种权力、义务与职能之间的平衡，这样的共和国才是正义的。
美国就是这样一个能把国家中不同阶级、不同党派、不同宗教、不同种族、强势与弱势者、富裕与贫穷者等不同社会要素协调在一起而获得平衡的生动典范。行政官要有足够的权力，社会元老们要有足够的影响力，平民要有足够的自由，否则，政府就会陷入革命或者衰亡的命运。我们可以说，美国的共和是由君主制、民主制和贵族制以适当比例混合而成的联邦共和制国家。现代共和制则强调所有公民参与国家法律、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当然参与的过程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比如通过代议制民主，即实行普选的民主共和制。因此，现代意义的“共和”“包含国家权力的共有，公共财富的共享，统治者与人民、这一部分与那一部分人民和谐相处等含义”.确切地讲应当是民主共和。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强调共和不是否定民主，而是为了给民主在现代政府制度中一个恰如其分的定位。我们要反对的是纯粹民主主义，民主要成为共和的组成要素，没有民主便没有共和。民主共和国取代贵族共和国是人类政治史上一个伟大进步。但民主必须接受共和的批判与节制。孟德斯鸠认为： “民主政治原则腐化的时候，人们不但丧失平等的精神，而且产生极端平等的精神，每个人都要同他们所选举的领导他们的人平等。这时候，人民甚至不能容忍他们所委托给人的权力。
无论什么事情他们都想自己去做，要替元老院审议问题，替官吏们执行职务，替法官们判决案件”.“极端平等的精神使一个民主国走向一人独裁的专制主义”.共和传统中的贵族特质也必须接受民主的洗礼与再造。一些学者崇尚分权制衡的政府机制，但分权制衡的政府机制无论多么精巧发达，它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动力推动自己出色运转。如果没有民众推动，如果不以民主为基础，不能设想它怎样长期维持下去，也不能设想它不会沦为压迫者的罪恶工具。因此，不能没有民主，但民主必须受限制； 共和中有民主，但共和中的民主是受节制的民主。没有法治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式的民主只能是一种历史的教训。民主应该在共和中成为主导因素； 只有民主共和国，才是最符合共和精神的共和国。
3 中国人民对共和的追求和奋斗历程
1840 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从此也警醒了中国近代仁人志士，开始对中国未来进行思考。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对“共和”的描述成为其后继者宝贵的思想资源。直至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继承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等的“君民共主”的政治主张，并使之系统化和完善化，共和思想才在君主专制的封建中国有了较大的发展。百日维新变法的失败使中国君主立宪的理想成为泡影。
1911 年，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发动了辛亥革命。“五权宪法”和民国政府的成立使他的共和思想和共和政体在中国获得了合法地位。共和思想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接受。但好景不长，革命的果实被封建贵族势力的代表袁世凯夺取，孙中山建立共和国的理想又一次破灭。袁世凯做了不到百日的皇帝之后，中国人民实现共和的思想彻底战胜了君主制思想。随着北洋政府的倒台，“中华民国”政府的重新确立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得以实现，但可惜民国大权又落入蒋介石独裁专制集团手中，共和国及其共和政体在中国又一次名存实亡了。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继孙中山之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举起了共和的大旗，为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奋斗了 28年。1931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 代表会议） 共和国临时政府，就阶级性质来说中华苏维埃（ 代表会议） 共和国是工农兵共和国。1934 年 11 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 “中华苏维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1935 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将“中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36 年9 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问题，同时，做出《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决定改建立“人民共和国”为“民主共和国”.
1940 年 1 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首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科学概念，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中，提出了“新三民主义共和国”或者“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主张，即“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
1949 年 9 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把新中国的国名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是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是真正的“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人经过 28 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实现了革命理想。但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建立只是中国共产党人共和理想的第一步，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才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二步奋斗目标。
在 1949 年至 1953 年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出于巩固人民政权的需要，进行了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和抗美援朝。1953 年人民政权得以稳定，在全国实行普选，成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1954 年 9 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以下简称 1954 年《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和政体得以法定化、制度化。
1956 至 1966 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刚取得一点成就，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使共和国的共和政体建设完全处于停止甚至是被破坏的状态。其实，从 1957 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人们对宪法的作用、宪法的尊严与效力就日益淡化起来，当时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宪法工具主义思想、个人迷信思想，使我国宪法长期处于虚无状态，这一倾向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最高峰，权力高度集中，宪法被束之高阁，共和思想被完全抛于脑后，国家的共和政体遭到严重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以他革命家的英勇气概，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初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共和的宪法思想。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宪法实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民主必须法律化、制度化。1982 年 12 月 4 日，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共和政体建设重新走上了正轨。
4 共产党对民主共和国建设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要建立、建设和实现的是什么样的共和国呢？ 其实毛泽东当初提出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强调民主共和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要建立、建设和实现的理想的共和国应当是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共和国。目前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基本上实现了不同阶级、不同政党、不同民族、不同经济制度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共和。
4. 1 不同阶级的共和
不同阶级的共和表现在代议制民主的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权力机关的政权组织形式上。中国共产党认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应当具有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在红色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抗日战争时期，边区各级参议会为边区各级之人民代表机关； 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1949 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
1982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从国体上看，人民民主专政不仅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从政权的组织形式上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于人民内部一致的根本利益，通过民主协商，既可以把不同地区、不同阶级和不同阶层的利益和意愿集中反映出来，又能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达到统筹兼顾，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力量凝聚在一起，这极大彰显了人民民主的共和精神。
4. 2 不同政党的共和
不同政党的共和表现在 “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上。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就国家重大问题进行民主协商、科学决策，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并互相监督，既能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能促进各民主党派的健康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孕育于新民主民主革命时期，确立于新中国成立之际。在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中，共产党的领导是基本前提，也是各民主党派自觉作出的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不是西方的多党制。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长期的团结合作中形成的政治共识，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保持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一种政治上的领导，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组织上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共产党更不是管理民主党派的行政组织。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是通过政治协商的途径实现的。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不是体现在共产党员在数量上占优势，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党的建议。共产党也反对一党专政，愿意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进行民主合作，共同管理政府。毛泽东特别强调，“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多党合作的方式是平等协商，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商量、座谈、开会，达成一致协议，取得共同纲领，不容许哪一派系把持操纵、一意孤行，不能勉强人家服从自己的意见，而是以自己的正确主张取胜，从而肯定中国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这种由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凝聚力，无疑是共和思想的集中体现。
4. 3 不同民族的共和
不同民族共和表现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方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共和思想的1极其重要的意义。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
毛泽东明确指出在处理民族问题时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倾向。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1931 年的《宪法大纲》提出建立民族自治区域的主张。1941 年的《施政纲领》和 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正式把民族区域自治确定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1952 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 .《纲要》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作了全面规定。1954 年《宪法》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规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84 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30 多年来，中国在实行这一制度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方面，获得很大成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蕴涵着“和而不同”的共和思想，实践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共和理想，体现着共产党“和合而治”的共和精神。
4. 4 不同经济所有制的共和
不同所有制的共和表现在我国经济制度方面。我国现行宪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宪法修正案规定：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目前，我国宪法所规定的这些经济制度已经呈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共和”即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局面。坚持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分配制度有利于促进多元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经济基础。多种所有制经济、多种分配方式“共和”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高速发展的需要。
4. 5 不同社会制度的共和
不同社会制度的共和表现在“一国两制”方面。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天才构想就是要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表现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一个国家中能够容许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长期共存，这是没有先例的。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最初是针对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然而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实践中得以成功运用，充分说明了“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不但是正确可行的，而且是当前形势下实现祖国统一的最好方式。中国共产党人能在一个国度里面实现两种社会制度的“共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宏大的胸怀和伟大力量。让不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在一个国家里面“和平共处”,更体现了共和思想的博大精深。
总之，共和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为之奋斗的目标，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梦想、希望和价值追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国号和政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稳定和发展的基础，是世界各国政体发展的总趋势和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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