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978年黑人牧师禁令的废除及其影响
第一节 1978年黑人牧师禁令的废除
一、1978年黑人牧师禁令废除的背景
1.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摩门教会对黑人的歧视
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摩门教会总长几经更换。美国社会经历南北战争、战后重建、种族隔离、民权运动等重大社会变革。国际形势也是动荡多变，两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后重建和遏制共产主义运动。在这样不断变化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唯一不变的就是摩门教会坚持实行的禁止黑人男性教徒成为牧师的禁令，依旧限制黑人教徒在教会的活动。
随着美国内战的结束，教会先前在1852年颁布施行的《关于拥有奴隶的法案》，允许犹他准州地区奴隶制合法不攻自破。黑人奴隶虽然在法律上获得了人身解放。但很快随着吉姆·克劳法案在各州的相继出台，黑人在就业、住房、教育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白人的限制与歧视，所以摩门教会实行的“特殊习俗”,即禁止配称的黑人男性教徒获得圣职，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外界社会的关注。尤其是在1890年之前，教会与政府的关系紧张。美国政府与美国公众，对摩门教会的印象是等级制森严，权力高度集中，在美国西部建立多妻制的摩门王国。1856年，共和党将消灭多妻制做为其执政的主要施政纲领，并称多妻制与奴隶制是文明的两大遗迹。①犹他战争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摩门教会的多妻制问题，只不过是美国内战暂时中断了摩门教会与联邦政府的冲突。在内战期间，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与杨百翰达成协议，摩门教会不参与南北双方的争斗，作为回报，总统也不会干预犹他州的宗教信仰自由，尤其是多妻制问题。②而暂时的和解并不代表问题就能得到永久性的解决。随着内战的尘埃落定，摩门教会与联邦政府的关系再次紧张。在美国公众的眼里，多妻制与奴隶制是野蛮、落后的象征。摩门教会实行多妻制，这种做法与美国文化及生活方式格格不入，既然奴隶制问题已经获得了圆满解决，下一步就是解决犹他州的多妻制问题。经过将近40年的拉锯战，摩门教会终于在1890年，官方宣布得到上帝的启示，愿意放弃多妻制的生活方式。这足以证明，犹他州愿意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而放弃自己的特有习俗，并在政策上对联邦政府做出相应让步。多妻制虽然与教会实施的黑人牧师禁令无关，但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公众的视线，大家都把目光与关注点投在了摩门教会的多妻制问题上，而很少有人关注摩门教会的少数族裔教徒-黑人教徒，再加上美国社会种族主义歧视政策的广泛流行，所以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摩门教会的种族问题很少受到外界关注①.
二战之后，大量黑人为寻求更好的就业与发展机会，纷纷来到美国西部，到达犹他。随之而来的是黑人社区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增长。历史的发展，令很多历来就排挤黑人的教会领导人感到惶恐不安。禁止黑白种族通婚一直是历任摩门教会领导人所一贯奉行的政策。约瑟夫·史密斯在得知黑皮特要求与白人女性结为夫妻时，不仅拒绝了他的要求，还将其开除教籍。杨百翰对于黑白种族通婚问题更是态度坚决。杨百翰讲到：“关于黑人这一种族，让我来告诉你上帝的法令，白人作为上帝的选民，如果与黑人结为连理，其惩罚是立即死亡。”②杨百翰之后的历任会长，都对白人与黑人种族通婚问题予以坚决反对与打击，甚至不惜动用立法手段。1888年3月8日，泰勒会长将禁止黑白种族通婚的限制对象扩大到蒙古人及亚洲人。1939年，犹他州再次立法，将禁止黑白种族通婚的限制对象延伸至马来人（菲律宾人）、穆拉托人，其中包括具有四分之一及八分之一黑人血统的人。③1945-1951年，犹他州甚至以防止黑白种族通婚为由，连续否决4项议案。而这些议案目的均为改善黑人住房条件和就业机会的议案。④教会对于那些与非白种人，尤其是黑人结为夫妻的教徒，无论对方是男性教徒还是女性教徒，一律剥夺圣职，禁止参加圣殿仪式，与黑人教徒同等对待。
1947年，摩门教会总长在写给着名的教会社会学家劳里·纳尔逊（LowryNelson）的信中讲到教会针对禁令的态度问题时，重申教会对此的态度与立场。那就是禁令是从先知约瑟夫·史密斯成立教会初期就已经存在的，这是摩门教会的教义，从来就没有任何一位教会领导人对此提出过任何质疑，黑人不可能得到福音的全部祝福。⑤教会还在1949年8月17日，针对教会内的黑人信徒问题，官方发表声明重申禁令。声明中摩门教会明确表示，关于黑人问题，后世圣徒教会还是一如既往的保持着原有的态度与立场。禁令的实施源于上帝的指令……黑人可以加入教会，但到目前为止，不可以成为牧师。教会甚至还利用前世假说来扞卫禁令的实施。
⑥通过对以上材料的整理，不难看出教会对黑人教徒实施的禁令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仅没有消弱，反而还得到了巩固与加强。教会外部，犹他州利用立法手段，不断严令限制黑人、亚洲人及具有黑人血统的穆拉托人与白人通婚。教会内部，通过教义确认禁令实施的权威性，强调黑人种族低下论的思想。无论是教会领导人的私人信件还是官方声明，都是一再强调，黑人教徒在摩门教会的附属地位。
在摩门教的神学思想中，黑人的奴仆地位可谓是根深蒂固。1954年8月27日，圣徒马克·E·彼得森（MarkEPetersen）在杨百翰大学演讲时，讲到“黑人是忠诚的教友，他们能够并可以进入天国的高级国度，他们的身份是那里的奴仆，但也可以获得天国的荣耀。”①前面讲到忠诚的黑人教徒简·詹姆斯要以养女的身份与先知史密斯家族印证，遭到教会领导人的拒绝，最终简是以奴仆的身份与史密斯家族获得了印证。这充分说明，在摩门教徒看来，黑人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都摆脱不了奴仆的身份，永远是受白人驱使与摆布的附庸。
2.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时期黑人教徒地位的变化
20世纪60年代，最先对摩门教会禁令提出质疑的是全国有色人种协会（National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ColoredPeople），简称NAACP.②起初，NAACP并没有与教会发生正面交涉。1963年10月4日，NAACP犹他分会会员投票决定是否要纠察摩门教会的种族问题。黑人领袖告诉教会官员，如果他们答应支持肯尼迪总统的民权法案、支持犹他的民权立法，“并赞同所有美国人机会均等的原则”,那么NAACP就放弃对摩门教会的纠察。如果纠察工作展开，恰好是后世圣徒教会第133届半年度的盛会，总会教友大会召开的日子，届时数以千计的教徒聚集在盐湖城。③于是总会会长团第一顾问休·B·布朗（HughB.Brown）与NAACP犹他分会代表达成协议，在总会教友大会召开的开幕式上，教会总长第一顾问布朗明确表达了摩门教会对民权运动的立场与态度。声明中，摩门教会表示后世圣徒教会没有任何一条教义、信仰或是条例是用来剥夺任何种族、肤色或宗教信仰的人享有人权，他们应该充分享有民权。④同时，声明强调黑人充分享有民权和宗教信仰自由同样神圣不可侵犯。摩门教会拥护美国宪法也就意味着民权运动时期，拥护、响应民权运动的一切号召。
迫于民权运动的强大影响，1963年声明与1949年声明，教会对黑人的态度问题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将黑人充分享有民权的权利与教会一直以来所追求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其次，1949年声明还一再强调前世假说是禁令实施的依据，而1963年声明，则对前世假说只字未提。看来，在黑人争取民权运动的社会背景下，摩门教会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利用教义歧视、贬低黑人。最后，与1949年声明相比，1963年声明，教会对黑人的称呼发生了很大变化。将黑人称为“同一上帝的子民、美国公民”,这在摩门教会历来的官方文件中是前所未有的。至少黑人在称呼上，获得了与白人平等的待遇。
虽然，仅从1963年声明，我们还不知道教会何时废除禁令，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黑人民权运动组织在全美范围内开展的民权运动中，摩门教会控制的犹他州立法机构宣布废除黑人、亚洲人、穆拉托人与白人进行种族通婚的禁令。至于后世圣徒教会何时废除黑人牧师禁令，恐怕道路还很漫长。民权运动组织的强大压力，外界媒体的追缴，只是外力，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摩门教会领导人本身的决策。而且，摩门教会对民权运动的拥护与首肯，并不代表事件的终结。人们对摩门教会的关注，不仅局限于教会本身，还将目光放在了教会的附属机构杨百翰大学以及摩门教会唱诗班。
杨百翰大学既是全美规模最大的宗教大学也是位居全美第三的私立大学。坐落在犹他州普罗沃市的主校区，拥有学生数量为25,000人，其中97%的学生为后世圣徒，99%的大学工作人员为后世圣徒。摩门教会是杨百翰大学的创建者、拥有者及管理者。杨百翰大学也是摩门教会教育体系的一部分，由教会总长担任董事会主席。在民权运动时期，人们将摩门教会标注为种族主义教会，作为教会的附属机构，杨百翰大学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种族主义院校。所以在这一时期杨百翰大学体育队参加的所有重要的体育赛事，都有游行示威，指责摩门教会、杨百翰大学的种族主义歧视政策。1969年12月，斯坦福大学校长匹兹宣布中断与杨百翰大学的一切来往。1970年6月，杨百翰大学作为西部体育大会的东道主，同样面临着各项赛事都有游行示威者来“助阵”的尴尬局面。无论杨百翰大学做出何种解释或是声明，似乎反对教会禁令的最有效方式就是断绝与杨百翰大学的一切往来。①民权运动时期受到同等关注的还有摩门教会唱诗班。
摩门教会唱诗班②成立于1847年，拥有360名成员，全部为摩门教徒。教会唱诗班不仅是摩门教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文化的典型代表。甚至有人称摩门教会唱诗班为教会非官方的传教士。③虽然，教会唱诗班历史悠久，声名显赫，但在民权运动时期，由于摩门教会的种族主义歧视政策，也同样受到牵连。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拒绝教会唱诗班来此访问演出。70年代初，由于当地黑人牧师的强烈反对，教会唱诗班不得不取消前往新英格兰地区的演出行程。甚至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响应NAACP的号召，拒绝为摩门教会牧师签证，从而抵制其在当地传教布道。摩门教会的公众形象，在60年代民权运动的横扫之下，似乎一下子跌到了谷底。
然而，随着1970年摩门教会老会长大卫·O·麦基的逝世，外界与媒体对摩门教会的攻击似乎减少了许多，而是将矛头指向杨百翰大学。继任麦基会长的是摩门教会领导层保守派代表-圣徒约瑟夫·菲尔丁·史密斯（JosephFieldingSmith）。教会的禁令虽然没有丝毫改变的迹象，但此时的教会对种族问题尤其是与黑人社区的关系问题，显得尤为敏感与小心。虽然摩门教会还没有做出改变禁令的决策，但60年代的民权运动，足以撼动了禁令存在的根基。这一点通过教会总会当局决心改善教会内部黑人教徒的地位以及教会外部，与黑人社区的关系，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力图改变禁令的启示，正在悄然酝酿着。
自民权运动以来，教会除了发表官方声明，还从内部着手，改善提高黑人教徒的地①位。可以说，黑人教徒在摩门教会已经沉寂了100多年，一直被视为“隐形人”,“失声的团体”,现在终于受到教会的关注与关爱了。从1962年6月至1969年1月，教会的新闻索引中，只能查到一篇是关于黑人的文章，教会似乎忽视了黑人教徒的存在。但几年之后，不仅有关于黑人报道的文章增加到几篇，黑人歌手也经常出现在教会唱诗班。一位刚入教的黑人女低音已经正式成为杨百翰大学的雇员。①摩门教会的官方刊物也出现了有关于黑人教徒的主题文章。一位来自华盛顿特区入教70年的黑人女教徒，经常出现在教会的电视纪录片中。还有一些黑人教徒出书，描述其在教会的经历与活动，这些书在教会极为流行，受到广泛好评。甚至一些黑人教徒愿意接受媒体采访，他们通常都是站在扞卫教会的立场。②杨百翰大学也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公众形象。首先教会招募黑人运动员，一些运动员为加盟杨百翰大学而受到其他院校及黑人社区的压力。但最终还是有一些黑人运动员来到杨百翰大学。③1971年，来自洛杉矶的黑人夫妇获得杨百翰大学的博士学位。1976年3月，杨百翰大学还选举出首位黑人学生担任学生会副会长。④在教会试图改善黑人教徒地位的一系列措施中，最有意义的一件就是黑人教会组织的建立。
3.1971年非裔美国人及其家庭的摩门教会组织创世纪团队（GenesisGroup）的成立
1970年，摩门教会在盐湖城为黑人教徒及其家庭成立了第一个社会组织创世纪团队（GenesisGroup）。起初，教会鼓励教徒去非洲传教，一些黑人教徒应邀来到盐湖城参加联谊会。他们中有人提出能否在教会范围内组建比较正式的黑人教徒组织，就像是丹麦分会或是瑞典分会那样。于是，1971年10月19日，教会总长戈登·B·辛克利（GordonB.Hinckley）任命拉芬·布里奇福斯（RuffinBridgeforth）为创世纪团队的会长，达里斯·格雷（DariusGray）、尤金·奥尔（EugeneOrr）为顾问。创世纪团队每周一次例会，主要工作是促进黑人社区的传教事业，针对教会的禁令，对内安抚黑人教徒并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摩门教会，对外协助教会处理好与黑人社区及黑人教会的关系。
1978年禁令废除了，黑人教徒获得了圣职，可以参加圣殿仪式。很多人都在想创世纪团队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原来是每周一次的例会改为每月一次，即便如此，还是很少有人参加。创世纪团队不属于教会的支会或支联会，所以随着禁令的废除，很多黑人教徒都参加自已所属支会或支联会的活动，而很少有人参加创世纪团队的活动。1987年，虽然创世纪团队没有官方宣布解散，但例会基本已经取消了。
除了盐湖城的创世纪团队，马尔瓦·柯林斯（MarvaCollins）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市也建立了同样的组织。奥克兰市的创世纪团队由奥克兰第九支会会长负责，每月的第三个星期六召开例会。例会多为社交聚会，也包括一年一度的传教士户外野餐活动。参加人有黑人、白人或是任何一个分属奥克兰支会的成员。1986年1月，克里瑞特·斯迈利（CleerettaSmiley）在华盛顿特区成立创世纪团队，其任务是在美国东部地区，团结所有后世圣徒教会的黑人教徒。团队还举行传教士研讨会和联谊会。1987年，由于负责人需要承担其他工作，而又没人愿意接替创世纪团队的领导职位，所以团队自然也就终止了一切活动。
①在禁令废除之前，创世纪团队的成立确实起到了沟通与交流的桥梁作用。1978年之前，教会虽然不鼓励传教士到黑人聚居区传教布道，但不等于教会就不存在黑人教徒。有的黑人教徒是在入教之后，才知道摩门教会的教义是歧视黑人的。应该说，黑人加入摩门教会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是一般教徒所难以想象的。黑人教徒不仅要面对白人教徒的冷漠与白眼，还要顶住黑人社区的猜忌与排挤。在这种双重压力下，有的会选择退出教会，有的会不积极参加教会活动，有的会失望不知所措，种种消极表现，单靠白人教徒的鼓励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更何况白人教徒也不是心甘情愿地愿意接受黑人教徒成为他们的教友兄弟姐妹。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教会官方筹建的创世纪团队，还是黑人教徒自发组建的民间组织，都为教会的传教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首先，黑人教徒作为教会的二等公民，他们的存在得不到教会的关注与改善，更不用说会跻身教会的领导层。创世纪团队的成立，就等于说黑人教徒有了自己的组织，他们拥有管理自己组织的权利与义务，这为许多教徒创造了锻炼组织才能的机会。其次，团队举办的每周例会或是联谊会，使黑人教徒及家庭有机会聚在一起分享他们在教会的生活经历、有快乐也有辛酸，团队既是他们分享成功的地方也是他们倾倒苦水的地方。共同的非洲文化传统和摩门教的教会文化使他们走到一起，加深巩固了教会联系的纽带。最后，创世纪团队也代表摩门教会的对外形象。民权运动时期，很多媒体指责教会歧视黑人教徒，创世纪团队的建立无疑会令媒体慎重定论。此外，黑人社区和黑人教会一直以来都认为摩门教会是种族主义教会，创世纪团队对于教会改善与黑人关系，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创世纪团队不仅是培养黑人领导的摇篮，也是联系广大黑人教徒与教会的纽带，这一点是不可置疑的。但也并不等于创世纪团队不存在问题。根据学者杰西·安布里的看法，她认为创世纪团队领导权威的树立遇到很大的艰难与困惑。在此本人也非常赞同。虽然盐湖城创世纪团队的创建获得了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团的认可，而且总会当局是他们的联络人。但创世纪团队与地方支会或是支联会的关系还是相当微妙的。例如位于奥克兰和华盛顿特区的创世纪团队，是当地黑人教徒为寻求教会帮助而自发形成的民间组织，他们的活动就很少受到当地支会领导的关注，更不必说大力支持。这些组织一般都是自行决定他们的目标及行动方案。由此可见，创世纪团队的成立尤其是黑人教徒自发的民间组织，并没有受到总会当局及地方支会的足够关注与支持。与摩门教会其他分会或分会领导人不同的是，创世纪团队的领导机构与总会当局是相互分离的。其他分会领导人如分会会长或大祭司实行轮换制，而创世纪团队的负责人布里奇福斯从1971年上任直到1988年解散就没有更换过。华盛顿特区的斯迈利既希望成为创世纪团队的领导人同时也不想失去她在分会的领导职位，最后连她自己也不那么热心于创世纪团队的活动了。奥克兰团队经营时间较长、较好是因为当发起者离开后，当地的黑人教徒非常热衷于将这一组织继续支持下去。
同为教会组织，但黑人教徒的创世纪团队却得不到总会当局的足够关注与重视。创世纪团队的解散不排除其固有的历史原因，有人认为创世纪团队的成立有些类似于教会移民组建的分会，如德国分会、瑞典分会。移民第一代由于语言障碍而成立自己的分会，待到第二代移民不存在语言交流问题，分会也就自然消失。而创世纪团队的存在帮助黑人教徒尽快融入教会，改善黑人教徒在教会的地位，其使命还没有真正完成。改善黑人教徒地位与待遇的使命不仅是摩门教会，就连整个美国社会直到现今也没有全部完成。所以摩门教会的种族问题并不会随着禁令的废除而完全消失。
二、1978年黑人牧师禁令的废除
自民权运动以后，教会对内建立黑人分会、对外努力改善与黑人教会、黑人社区的关系，这一切似乎都在为启示的到来，禁令的废除而做好铺垫。广大黑人教徒期盼已久的启示终于来临了。1978年6月9日，教会第十二任会长斯宾塞·W·金博尔（SpencerW.Kimball）宣称得到上帝的启示，上帝要他改变教会原来禁止黑人教徒成为牧师的政策，即所有年满12岁的男性教徒包括黑人，都可以成为牧师。具体内容如下：
亲爱的教友们：正如我们一直以来所看到的那样，上帝的伟业在世界各地不断扩展。各国人民对于我们复原的福音所做出的神示作出回映，并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我们的教会，在此我们深表感谢。这些成就进而也鼓励我们渴望使每一位男性教徒都能享有福音带给我们的特权与祝福。
意识到历任教会会长和先知给我们的承诺，考虑到上帝的永恒计划，我们所有符合条件的男性教友都可以被授予牧师的头衔，同时我们也见证了那些曾经一度被剥夺这一权利的教友们的忠诚。我们代表这些忠诚的教友在教堂的祈祷室真诚而又至始至终的恳请上帝赋予我们神圣的启示。
上帝听到了我们的祈祷，并通过神示确定人们渴望已久的日子到来了。从此，每一位忠诚并符合条件的男性教徒都可以成为牧师，有权利行使牧师的神圣权利，向他们所至爱的人给予祝福，其中也包括教会给予他们的祝福。因此，所有符合条件的男性教徒无论肤色与种族都有权成为牧师。无论是遴选初级牧师还是高级牧师，对候选人进行面试的领导人，要谨慎遵循这项政策以确保他们符合现在的政策。
我们庄严地宣布上帝已经向他的子民告知了他的意愿，这些忠诚的子民会倾听上帝授予权威的仆人的声音，并时刻准备着得到福音的祝福。
①1978年，禁令的废除既是在意料之中，也是在意料之外。之所以说是意料之中是因为，在美国60年代民权运动的影响下，摩门教会可谓是内忧外患。教会内部关于禁令的存废问题，十二使徒团等高层领导就分为自由派与保守派意见截然不同的两派。如果处理不当，教会就会产生分裂。如教会迁徙大盆地王国之前，因为一夫多妻制问题就已经发生过分裂；教会外部，来自政界、报界及民权运动组织的压力，时时都在威胁着教会的存亡。所以，根据以往的经验，教会一定会审时度势，选一个合适的时机，既解决问题又不至于陷于被动。这也就意味着禁令迟早会废除。而问题是禁令的废除缘何能够跨越民权运动，而等到1978年才废除呢？这一点又有点意料之外。似乎外界反对的呼声越高，禁令就越不会废除。教会领导人不止一次地重申，禁令源于上帝的法令，要有上帝对现任会长的启示，禁令才可以废除。至于启示何时来临，只有会长本人和上帝两个人知道。这不禁从侧面反映一个问题，那就是摩门教会的权威性，是任何外界因素都无法动摇的。摩门教会虽然与犹他政治甚至是美国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世俗与宗教的区别，摩门教会似乎分得尤为清楚。教会自有教会解决问题的方式，这一点容不得外界指指点点，品头论足。在教会内部，教会的权威性无论是对于黑人教徒还是白人教徒，更是不可质疑的。“黑人教友不必担心，启示迟早就会降临，大家只要耐心等待。”这一点用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分析来解释再贴切不过。在任何社会，话语的产生会遵循某种程序而受到控制与筛选。摩门教会的领导层，牢牢地掌握着象征权威的话语权。总会会长团也好，十二使徒团也好，他们就是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负责传达上帝的意愿，这一点容不得半点怀疑。关于黑人牧师问题，教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发表的官方声明，就足以证明，教会利用神启牢牢地掌握着话语权，他们的话语就是真理话语的集合体。
此外，禁令的废除还表示摩门教会愿意融入美国文化的主流。民权运动法案宣布种族隔离非法，黑人在教育、就业、住房等方面享有与白人同等的宗教权利。摩门教会在1978年以后，从教会政策及组织结构上，彻底废除禁令。黑人教徒享有与白人教徒同等的权利。摩门教会禁令的废除，不仅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还为教会海外传教事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从此，带有美国文化标签的摩门教会，开始稳步走在世界性宗教的行列。
三、1978年黑人牧师禁令废除的影响
1.1978年以后黑人教徒的宗教皈依状况
早在1978年禁令废除之前，摩门教会牧师是不愿意发展黑人信徒的。即便是发展了黑人信徒，也没有告诉他们教会对黑人的种族主义教义及现行政策。谈到禁令的根据及相关教义，大部分牧师也是躲躲闪闪，这令很多黑人教徒感到困惑和迷茫。禁令废除之后，教会皈依黑人教徒的使命主要集中在先前教会一直以来都不愿意涉足的地方，即传统的黑人聚集区。如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格林斯博罗市、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市、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和底特律。这些地方自禁令废除之后，黑人分会和支会蓬勃发展。①由于摩门教会的人口统计是不涵盖种族的，所以1978年禁令废除之后，到底有多少黑人加入教会，很难准确地统计出来，即便是摩门教会的官方文件也很难找到确切数字。查理·瑞德项目组针对黑人教徒开展的口述历史项目研究，也只是限于禁令废除前后，对黑人教徒的个案研究。但就美国本土黑人教徒的增长状况，就我目前所掌握的的材料来看，还是非常有限的。根据教会对教徒的区域分布分析，或许我们还能找到一些线索。
1972年，会长哈罗德·B·李（HaroldB.Lee）为坐落在圣殿广场东侧的教会办公大楼题词时宣布：“虽然教会百分之八十五的教徒都分布在美国和加拿大。但摩门教会已经不仅仅是犹他教会或是美国教会。现在摩门教徒遍布70个国家和地区，摩门教会迟早会成为世界性宗教。”②可见，锡安之国的传教事业还不仅仅局限于美国本土，因为先知史密斯预言摩门教会的福音是会传遍全世界。根据学者洛厄尔·C·“本”班尼恩和劳伦斯·A·杨的相关研究，摩门教会自1950年以来，教徒人数的年增长率还是相当惊人的。而且摩门教徒的空间分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打破教会原来的22个行政区域划分，而将教徒分布划分为3个全球区域，北美地区的教徒人数仍为多数；拉美地区教徒人数约为三分之一；东半球（包括欧洲、非洲、亚洲和大洋洲）教徒人数约占六分之一。难怪有学者认为摩门教是名符其实的美洲信仰。从摩门教的发源地北美大陆到中美洲（包括墨西哥、中美地区和加勒比海），再到南美洲，到处分布着摩门教会的支会与支联会。杨百翰大学学者马修·沙姆维指出，如果近来区域增长保持不断的话，到2020年，拉丁美洲的教徒人数会达到71%,而北美和欧洲加在一起仅为11%.③众所周知拉美国家的大部分教徒均为印欧混血儿或是黑白混血儿。可见，禁令的废除为教会未来海外的传教扩展计划做好了铺垫。拉美地区虽然未来教徒人数占据绝对优势，但北美作为摩门教会文化的中心，牢牢地掌握着摩门王国的控制权。
2.黑人支会的发展
随着禁令的废除，摩门教会领导人认为如果在黑人社区建立教会，一定会吸引很多黑人加入。于是大量传教士开始走进黑人社区，黑人支会也就应运而生。最先响应这一号召的是加利福尼亚洛杉矶传道部会长布里顿·马克康可（F.BrittonMcConkie）。马克康可率先在沃茨地区建立第一个黑人分会。1979年12月2日召开的第一届分会会议上，大家一致推选罗伯特·L·兰（RobertL.Lang）担任分会会长。1981年，在分会所属的109位教徒中，除了10位白人教徒和几个混血家庭，其余全部为黑人教徒。西南洛杉矶分会的建立确实吸引了不少黑人加入教会，但他本身也存在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首先，交通问题。住在黑人社区的教徒无法搭乘合适的交通工具前往教会。周日的例行大会，教徒并没有多少时间探讨福音或是教会的教义，而是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来回的往返路上了。其次，教会领导人问题。起初，马克康可还经常参加分会活动，后来就调到其他地区担任领导了。分会会长的不断更换与传教士的严重短缺，至使分会始终也无法活跃起来。最后，分会的归属问题。起初分会归属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托伦斯支联会，后来又分属朗岱尔支联会，1987年又分属唐尼支联会，几次周转，让人感到黑人分会就像个没人愿意接收的孩子，而不受教会的重视。教会领导人意识到黑人分会所面临的的困境时，在建立其他分会时，尽量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如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黑人分会的建立就解决了住在内城的黑人教徒无法前往坐落在城郊的教堂参加教会活动的交通问题。
内城分会的建立平息了黑人与白人一起礼拜时，彼此的感受。同样，总会当局考虑到格林斯博罗市黑人分会的交通与偏见问题，特意委派约翰尼·麦考伊（JonnieMcKoy）帮助筹建支会。麦考伊是当地的黑人教友，当地黑人信徒的加入绝大多数都与麦考伊有着直接或间接地联系。起初，麦考伊考虑到应该由白人教徒担任会长，这样可以从支联会那里获得更多帮助。后来，他成为支会顾问，为黑人支会的壮大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88年，大约有90%的教徒为黑人，而且平均每个月就有4个人入教。
①黑人分会的成立与创世纪团队的组建，不仅为教会吸引大量黑人教徒加盟，壮大教会力量、培养黑人传教士及黑人领袖，同时也有助于改变教会对外种族主义歧视性教会的公众形象。然而，黑人教徒有了自己的分会，或是组织就代表摩门教会不存在种族主义歧视了吗？这一点回答未必就是不存在。在我看来，1978年以前，教会的种族主义歧视是显性的，是一目了然的，随着1978年禁令的废除，这种歧视逐渐转为隐形的，让人用心去体会才可以察觉到的。还是让我们从上述提到的建立黑人分会所遇到的困难入手。
虽然，黑人分会的成立确实为新入教的教徒提供了良好的锻炼机会。但也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有能力的黑人教徒也愿意让白人担任会长，因为只有通过白人，才能从上一级单位获得更多的支持与帮助。可见，教会虽然建立了黑人分会，但在资源分配上，不是一视同仁的，是有倾向性的。黑人分会的发展导向、黑人领袖的推荐与培养，无一不是仰仗白人具体说是白人牧师的提拔与栽培。应该说黑人教徒与白人教徒一样笃信摩门教义，按时缴纳十一奉献，那么他们就有权利获得与白人支会同等的待遇。谈到黑人分会分属问题时，我们已经感受到了白人教会组织对其的孤立。既然是上一级单位都不愿意接受黑人分会，为什么还要成立呢？是为了做做样子给大家看吗？显然不是。这表明，不仅是黑人还没有适应与白人同在一个教会崇拜上帝，就连白人自己也同样感到不适应，甚至是厌恶。这一点在查理口述历史项目组的个人采访中，黑人教徒阐述的一清二楚。
此外，就是支会的领导问题，让黑人教徒担任自己支会的领导，应该说是帮助黑人教徒更好融入教会的首选方案。但黑人教徒往往由于经验不足而难当此重任，这时教会就应该注重培养黑人教徒的领导能力，或是委派白人教徒协助管理。但事实是支会领导频频更换，让很多黑人觉得，白人并不愿意与黑人接触，教会认为黑人总是低人一等，根本就没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支会，必须依靠白人的管理才可以生存。从这个意义来讲，支会的成立，不但没有团结好黑人教徒，反而事与愿违，让很多黑人教徒知难而退。但无论如何，黑人分会的成立顺应了时代的需要，至于如何处理好与白人分会的关系确实是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黑人分会与创世纪团队一样都起到一个沟通与桥梁的作用，成立分会的目的并不是要黑人与白人隔离，而是帮助黑人更好地融入白人教会，最后在教义大一统的原则下，成为统一的摩门教会。所以，鼓励黑人与白人在一起崇拜上帝的混合支会，应该建立得更多。黑人教徒数量的多少、地域分布对于摩门教会向“世界性宗教”的目标进发，还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内不断提高、改善黑人教徒的地位，对外着手与黑人社区的沟通，才是教会的当务之急。
3.摩门教会与黑人社区的关系
摩门教会在禁令废除之后决心彻底改变自己种族主义教会的公众形象，这一点除了为自己的黑人教徒争取更大的福利空间，即致力于对黑人教徒的传教活动以及地方支会的建设项目之外，还包括改变与黑人社区的关系。为此，教会已经取得了卓绝的成效。
如1992年5月发生的洛杉矶大骚乱。这次骚乱使洛杉矶南部中心受到重创，许多人口，无法正常生活。他们找不到食物，没有日常生活设备，无法出行，更谈不上工作。附近的黑人教会利用其有限的资源为灾民提供食物和住处，以解燃眉之急。其中包括锡安山使命浸礼会（MountZionMissionaryBaptistChurch）和非洲第一循道宗主教教会（FirstAfricanMethodistEpiscopalChurch）简称AME.附近的摩门教会得知黑人教会的困境之后，领导人立即在当地发起救灾活动。这场活动还得到了教会当地教区长帕罗斯·佛得角（PalosVerdes）和洛杉矶教区长的支持。就在南部中心内陆城市限于交通瘫痪的状态时，摩门教会从附近教区调来汽车、卡车，为锡安山使命浸礼会和非洲第一循道宗主教教会运来食物与生活必需品。这场救援运动持续几天，就连支会每周日例行的大会也被取消，用来募捐发放生活必需品。AME的教区长，塞西尔·莫里（CecilMurray）以前对摩门教会的印象是除了摩门教会传统的种族主义教义之外，几乎对其一无所知，但他现在除了感激，还向公众宣布，鼓励黑人与摩门教会牧师交谈，这在以前摩门教会牧师是不受欢迎的，他们甚至还会受到人身威胁。这一事件使摩门教会与AME的宗教关系和社会关系得到大大改进，即便是10年之后，他们的关系仍很亲密。2001年12月，后世圣徒教会十二使徒之一代表教会总长应邀出席AME的一次特殊盛会，并被授予摩门教会拉夫乔伊奖（LovejoyAward）以纪念并表彰当地摩门教会为黑人教会所做的一切。①洛杉矶大骚乱使摩门教会在黑人心目中的形象，获得较大改观。
摩门教会的这一义举，可谓是名利双收。不仅为教会树立了良好形象，同时也为教会日后在黑人聚居区设立分会，创造良好环境打开了通道。塞西尔·莫里与其他黑人教会领导人为摩门教会在洛杉矶设立分会，起了决定性作用。早在6年前摩门教会就提出要在当地建立教区中心的请求，但始终没有得到黑人市长布兰德利的许可。这样决策一拖就是6年，在莫里与其他黑人教会领导人的努力下，决策终于获准通过了。新的教区的建立也为当地带来了价值1200万美元的工作机会与投资机会。而且当地有威望的黑人教会领导人也义不容辞的担负起保护新教区免遭黑人攻击的重任。当地的黑人教会永远向摩门教牧师敞开大门。
此外，2001年2月黑人历史活动月上，一位在国家档案馆工作的摩门教会宗谱研究员发现一个档案库。这是在美国内战之后，重建时期关于自由人记录的档案库，同时还保留了数以千计的奴隶的档案记录。在教会的资助下，还有犹他监狱里550位家族史的“行家里手”们的帮助下，教会将这些重要档案编辑成缩微胶卷，并逐一核对成家族谱。这一重大项目历时11年之久。尽管时间紧迫，任务繁重，但摩门教会还是圆满地完成了这一浩大项目。通过这些电子胶卷，我们可以识别出重要的统计数据，以及将近50万的自由人和奴隶及其祖先的家族谱，他们的祖先甚至可以上溯到18世纪。有了这个电子档案库，全美大约一千万的黑人就可以寻根溯源，为此教会在因特网上为他们免费提供数据或是压缩光碟。可以肯定的是，教会的这一义举，受到包括广大黑人民众以及全国着名学者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与赞许。毋庸置疑，新光碟的发行仪式自然也会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
①无可否认的是，摩门教会对黑人社区的关怀服务，无论是对教徒也好，非教徒也好，确实是传递了一个真实的信号，那就是摩门教会对黑人的看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往需要想尽一切办法远离、排挤黑人的教会政策，随着禁令的废除一下子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教会需要千方百计的亲近、安抚黑人。他们真的是心甘情愿地遵从上帝的召唤，无私地向黑人教徒敞开友好的大门吗？还是在“非常”时期，做做样子，彻底摆脱种族主义教会的外在形象呢？我认为这里是二者兼而有之。
教会稳步向世界性宗教的目标挺进，需要稳定的教徒队伍入教。而以往教会活动频繁的地区早就失去了开发的潜力，倒是许多黑人聚居的非洲国家和地区还是尚未完全开发的潜在区域。所以，不断向黑人社区抛橄榄枝，对于摩门教会来说可谓是一箭双雕。在国内，尽快摘掉种族主义教会的标签，在国外，迅速占领海外传教市场。无论白人领导人愿不愿意接受黑人教徒，原则上承认其与白人教徒的平等地位的事实存在，吸收大量黑人入教，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相信，摩门教会的总会当局比谁都更能意识到这一点。
但我认为教会态度的转变，向人们传递信息的过程，其表现并不精彩。由于黑人牧师禁令已经废除多年了，大部分教会领导人认为时过境迁，教会没有必要进行官方驳斥那些冒犯黑人的种族主义教义。他们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会自然消逝。我认为这是教会故意规避问题的存在。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从小就被潜移默化的灌输着这种思想，黑人是卑劣的，在前世犯有错误，是被上帝诅咒的。这种思想就像个沉重的枷锁压得黑人抬不起头，也使很多有正义感的白人充满了困惑，上帝的福音本是要向全世界宣讲的，为什么却偏偏要排斥黑人呢？然而对于黑人教徒来说，只要种族主义教义存在一天，官方书籍仍然继续出版并自由流通的状况不作更改，广大黑人教徒心目中就会永远存在一种无法释怀的心结。这个心结会一直伴随并困扰他们一生。
第二节1978年摩门教会废除黑人牧师禁令的原因
一、教会内部的影响因素
1.对禁令的废除起重要作用的教会总长
虽然摩门教会是在1978年废除禁令的，但早在20世纪50年代，禁令就已经动摇了根基。这时，对禁令的废除起重要作用的教会总长是后世圣徒教会第九位会长大卫·O·麦基（DavidO.Mckay）。1951年，77岁的麦基成为教会总长，在此之前，麦基担任总会当局的领导长达64年之久，因此针对黑人牧师禁令，他深知问题的严重性与迫切性。他也是摩门教会史上少有的活跃领袖之一。1951-1970年，麦基担任教会总长的19年间，教徒人数增长了将近3倍，由原来的110万增加到280万，支联会也由原来的184个，增加到500个。最重要的是，摩门教会对黑人教徒能否持有圣职的问题，态度发生了转变。
①1947年，麦基担任教会总长乔治·阿尔伯特·史密斯（GeorgeAlbertSmith）的顾问时，针对禁令实施的原因就提出过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亚伯拉罕书》就足以解释禁令实施的原因。上帝将人前世的生活情境与今生联系在一起，这样做并不是不公正的表现。但他从未将天使战争中，黑人表现得并不英勇的民间传说或是运用该隐的诅咒作为扞卫禁令存在的原因，这一点与顽固的保守派相比有些许差别。1961年，教会在英格兰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有新闻记者提到禁令问题时，麦基的回答非常简短，《亚伯拉罕书》是唯一解释禁令存在的依据。②总之，麦基会长在1947年所阐述的针对禁令实行的态度与立场，此后一直贯穿他的一生。1951年麦基担任教会总长。此时，他最为关注的还是受禁令影响范围最为严重的南非地区。根据教会的现行政策，凡是即将被授予圣职的男性教徒，必须在举行授予仪式之前，证明自己没有黑人血统。这一举措不仅令虔诚的南非教徒感到处境极为艰难，就连南非传道部的白人教徒感到执行起来也是非常痛苦。倘若，不对禁令做出任何调整，也就意味着在南非很少能发现纯正的白人血统，基本没有当地人符合规定有资格担任牧师继续摩门教会的传教事业。若是对禁令做出调整，就要有总会当局的授权。1954年，麦基亲自抵达南非视察那里的情况。然后，现场做出批示：如果目前教会没有证据表明麦基洗德圣职候选人具有黑人血统，就不必强迫对方拿出证据证明。也就是说可以授予此人以圣职。
③麦基从南非回到北美，在与斯特灵·麦克默里（SterlingMcMurrin）的私人会谈中，讲到教会针对黑人教徒实施的禁令是教会的“政策”而并非是“教义”.这一现行政策迟早会改变的。①麦基的这番讲话，是否就预示着禁令的废除指日可待了呢？答案并非如此。我认为麦基会长之所以将禁令由原来的教义问题归结为现在的政策问题，并不是他在措辞上故弄玄虚，而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教义一旦存在，在摩门教会具有不可更改的权威性。而现行政策则不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作出适时调整。这也为麦基会长在南非的现场批示，做出了合情合理的解释。
尽管麦基会长非常关注黑人牧师禁令问题，但无论是公众场合还是私人场合，麦基都在反复强调，禁令的改变要源于上帝对现任会长的启示。总会当局的官员后来回忆，麦基会长祈求上帝，但还没有得到上帝的答复。虽然麦基担任会长期间，并没有对禁令做出任何修改，但他在现行政策上确实做出了一些大胆尝试。首先，针对巴西、南非的教徒，如果只是怀疑此人具有黑人血统，而没有证据证明，那么教会可以授予其圣职，为此，数以千计的教徒欣然加入了摩门教会牧师的行列。其次，麦基允许黑人教徒在辅助机构担任领导职务。再次，麦基允许黑人进入圣殿为死者受洗。最后，如果有白人父母领养黑人儿童，他允许这些黑人孩子与他们的白人父母进行今生的印证。②以上四点，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对于黑人教徒来说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尽管教会还没有完全废除禁令，但至少已经成功地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虽然麦基会长在任期间，并没有得到上帝的神启，但他审时度势，对现行政策所作出的具体调整不仅使教会平安地渡过60年代民权运动时期，而且为日后禁令的废除以及摩门教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人不禁要问，既然已经对禁令作出了调整与让步，为什么不一步到位，直接废除呢？我认为，如果没有任何过渡，直接废除也就意味着摩门教会失去了宗教信仰的本质。1890年，迫于联邦政府和舆论媒体的强大攻势，教会宣称得到上帝的启示，而废除一夫多妻制。这个教训一直深刻印在摩门教会领导层的头脑中而不敢忘记。针对黑人牧师禁令问题，有人往往愿意与废除多妻制问题进行比较。不就是一个启示的问题吗，会长一宣布，所有的纷争与责难也就随之消散了。如果上帝的启示说来就来，摩门教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本，宗教也就失去了它的神秘性与权威性。如果启示真的如外界所讲，就是老会长一句话的事，那么麦基也不用这么痛苦地等待着启示的有利时机。
可以说，摩门教会在60年代民权运动时期，处境还是相当艰难的。不仅是教会，就连教会的附属机构杨百翰大学和教会唱诗班都遭到国内、国际舆论的强烈批判与抵制。不废除禁令，顽固到底意味着教会的海外传教事业会受到重创，且摩门教会的公众形象会成为反面典型。废除禁令，就像是1890年教会面对联邦政府的强大压力而宣称得到上帝的启示，不得不废除一夫多妻制，教会显得极为被动与无奈。一些反对摩门教会的人士会认为教会没有自己的原则与信仰。而针对黑人信徒问题，教会也同样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所以，我认为麦基会长对禁令的适时调整，既缓解了外在压力，也保住了摩门教会的尊严与特质。1970年，麦基会长96岁而与世长辞。此后，外界舆论媒体对摩门教会的指责与批判似乎一下子随着老会长的逝世而平息了。在此，我非常赞同摩门教会的着名学者阿曼德·茅斯的观点，那就是无论何时，教会所做出的改变，都是以摩门教会自己的方式来实现。没有先知的神授能力，教会也就失去了他特有的本质。任何需要改变政策的外在威胁不仅会受到教会领导人的批判，也会受到普通教徒的强烈抵制。
①2.白人教徒中进步的知识分子和活动家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中期，老会长麦基已经是90多岁的老人了，健康状况与日俱下，于是总会会长团又新增了三位成员。考虑到当时的复杂形势，到1968年总会会长团达到6位顾问，这是自1877年，教会总长杨百翰逝世后，总会会长团在摩门教会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
②总会当局的人数虽然增加了，但针对黑人教徒的态度问题，却分成两派。一派是以总会会长团第一顾问休·B·布朗（HughB.Brown）为代表的激进派，主张无需上帝的启示，教会就可以改变现行的禁令。一派是以十二使徒团代理团长哈罗德·B·李（HaroldB.Lee）为代表的保守派，强烈反对对现行政策作出任何调整与改变。两派的主张都不代表现任会长麦基的真实意愿。确切地说，麦基会长既不算是顽固的保守派，也不算是偏激的激进派，应该说他是开明派。他将教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禁令的存在确实是阻碍教会的发展，迟早要废除，至于何时废除，还是由教会来决定。保守派代表哈罗德·B·李曾经私下里表示，在他有生之年，黑人教徒不可能获得圣职。当他得知有人力主规劝麦基废除禁令时，李决定立即采取行动阻止此类事件的发生。于是1969年10月，在与总会会长团第二顾问N·埃尔登·塔纳（N.EldonTanner）会谈时，李坚决反对对禁令做出任何改变。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李又与十二使徒团共同起草政策声明。于是就出现了民权运动末期，摩门教会针对黑人信徒问题的第三个官方文件，1969年12月15日后世圣徒教会针对教会内的黑人信徒以及民权问题，教会发表了官方声明。
③声明中教会针对民权运动时期的社会背景，再次阐释其对黑人的看法与态度。如教会对于黑人由于被剥夺民权而受到的歧视与苦难深表同情……黑人和其他种族的人一样，作为社会一员，应该享有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关于公民权，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机会并受到宪法的保护……耶稣基督后世圣徒教会对于那些选择加入教会的黑人教徒，所持有的立场与观点，完全属于宗教范畴，这与民权毫无关系。同时教会的立场与观点，与那些并不希望加入教会的非本教教徒毫不相干……我们现在的先知，教会总长大卫·O·麦基（DavidO.McKay），曾经说过：“在上帝的永恒计划中，在某个时候，黑人就会得到被授予圣职的权利。”……后世圣徒教会无论是授予圣职还是保留圣职都是宗教问题而非宪法权利问题。
这篇声明与1949年和1963年的教会官方声明相比，措辞发生了很多变化。首先，谈到禁令实施的原因时，教会不再重申前世假说，或是黑人是该隐及含的后代，而伤害黑人的民族情感。相反，声明中不断强调是否授予黑人以圣职的问题是宗教信仰问题，而非宪法权利问题。其次，教会将其在民权运动中由于黑人问题所受到的责难，看成是干涉宗教信仰自由。教会是否授予黑人以圣职，是摩门教宗教信仰的自由。禁令的实施并不影响美国黑人争取民权的自由，也不影响黑人在就业、教育、选举等获得与白人平等的民权。总之，禁令是教会内部的事情，外界人士无权干涉。最后，摩门教会再次重申，非摩门教徒要尊重摩门教的信仰，相信禁令的废除只有上帝的神启才可以做到。
根据1969年声明的精髓，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教会对于禁令、圣职与神启三者关系的阐述。那就是圣职问题属于宗教范畴，如果不相信圣职的神圣性、摩门教教义，就没有对黑人牧师禁令发表言论的权利。禁令也不是不可以废除，但前提条件是必须要得到上帝的启示，教会才可以废除禁令。此外，教会的官方声明也给媒体、进步白人活动家关于禁令何时废除的问题，做了一个明确答复。因为之前，很多媒体，还有白人圣徒都认为教会领导人废除禁令的日子指日可待，而且他们对此的观点也是各不相同。他们有的冷嘲热讽、有的隔山观火、有的火上浇油，激烈地讨论着教会废除禁令的时间。而1969年的声明，则将这些争论彻底画上了句号。
声明一经发出，教会的领导层发生了重大变化。激进派代表布朗将总会会长团第一顾问的职位让与哈罗德·B·李。这是摩门教会史上自1877年以来，首位总会会长团第一顾问没有继任已故会长而成为教会总长的先例。
①继任麦基老会长的是，保守派代表约瑟夫·菲尔丁·史密斯（JosephFieldingSmith）。针对黑人问题，教会所发生的分歧并没有像教会成立初期，先知史密斯逝世和废除多妻制那样，教会发生严重分裂。但教会高层领导的分歧表明，黑人问题是教会亟需解决的头等问题，禁令迟早会废除，只不过是时机还不成熟。除了总会当局有人主张废除禁令，一些地方的白人教徒也主张立即废除禁令，并付诸实践。如1976年，白人教徒道格拉斯·A·华莱士（DouglasA.Wallace），在华盛顿为黑人教徒拉里·莱斯特（LarryLester）洗礼并授予其圣职。结果教会宣布授予仪式无效，并开除华莱士的教籍。1977年，盐湖城童子军领袖布莱恩·马钱特（BryonMarchant）在摩门教会大会上投票反对斯宾塞·W·金博尔担任教会总长，因为其支持教会针对黑人教徒实行的种族歧视性政策。结果也被开除教籍。②禁令废除与否不仅关系到教会的稳定，还关系到教会未来的发展走向，看来禁令的废除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3.教会本身发展的需要
1978年禁令废除之前，摩门教会还是避免到黑人人口集中的国家和地区传教布道。由于禁令的原因，他们对这些地区还是敬而远之的。然而，事实证明，摩门教会在1978年之前，就已经进入了这些传统意义上的有色人种聚居区，如美国南部各州、夏威夷地区、还有非洲和南美洲。在加纳和尼日利亚，摩门教徒有时会以学者、商业代表的身份前往目的地传教。1978年之前，这些传教士是不可以随意发展黑人教徒的，而只是为感兴趣的人留下一些文献。加纳与尼日利亚的信徒经常与盐湖城传道部联系，并要求寄发文献，请求均得到传道部的回应。此后，非洲信徒还要求教会派遣传教士，在那里建立教会，这时教会并未予以回应。于是，一些信徒开始自己组建教会。其名称也与耶稣基督后世圣徒教会的名字大体相仿。直到1960年初，教会总长和十二使徒团才最终答应在非洲筹建教会。1963年，由于教会实行禁令的原因，尼日利亚政府拒绝为摩门教会的牧师签证。1978年禁令废除之后，加纳、尼日利亚立刻组建了自己的教会。
①教会在巴西所遇到的问题要远比非洲情况复杂得多。语言与种族是摩门教会在巴西传教所遇到的两大问题。1928年，教会派传教士进驻巴西。起初的传教政策是仅对巴西南部讲德语的白人移民传教。但1938年二战爆发后，由于德属殖民地的纳粹活动，巴西政府宣布公众聚会，不讲葡萄牙语为非法行为。所以1940年，传教士的目的语又由德语变成了葡萄牙语。
与非洲种族构成不同的是，巴西的种族构成极为复杂，不仅拥有大量黑人人口，而且传统上允许黑人、白人和印第安人通婚。因此，巴西还拥有大量混血人口。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巴西的种族认同观念与美国的观念有很大差距。很多人类学家发现在巴西，种族划分并不是根据血统，而是根据人们的外貌特征。例如，不同种族通婚，其子女通常不被看成是与其父亲或母亲或其他兄弟姐妹属于同一种族划分。那些肤色较浅，不属于卷发特质的人在巴西，更容易被划分成较高级别的社会等级。而那些肤色较深，比较接近黑人特质的人，如果物质财富殷实、教育背景深厚，也较容易划分到较高级别的社会等级。所以，很多黑白混血的穆拉托人由于其卓越的经济或教育成就，而被划分为白人。②巴西的这种种族认同模式与美国截然相反。根据哥伦比亚大学学者马文·哈里斯（MarvinHarris）的研究，在美国种族划分由其血统或是祖先来决定。例如，无论某人的外貌特征有多像白人，哪怕是族谱中有一个黑人，那他都不算是白人。所以，在美国血统是种族划分的决定因素，没有任何中间路线。③混血儿（无论黑人血统有多少），其地位与黑人同等看待。摩门教会的种族认同与美国别无二致，仍旧延续杨百翰会长的指示：哪怕是血管里有一滴黑人血统，他都不能获得圣职。可见，巴西的种族认同问题对于摩门教会海外传教事业的发展显得极为棘手。
起初，教会对那些无法证明其种族来源的人通常是不授予圣职。但长此以往，教会增长缓慢。巴西教徒总是抱怨美国传教士对种族问题过于敏感。巴西的地方支会、支联会的领导严重匮乏。其中有很多人都是因为种族问题，而迟迟没有被授予圣职。为避免冲突，传教士尽量不与巴西教徒谈及禁令以及禁令实施的原因问题。例如教会总长约瑟夫·菲尔丁·史密斯葡萄牙语版的《完美之路》，里面就删去两章有关于禁令实施原因的讨论，而其他版本则按照原文出版。④如西班牙语、德语、日语版的《完美之路》则没有删减。教会对于如何鉴别非洲血统的问题也是灵活处理，完全不同于美国本土教会严格按照禁令执行。如某人具有黑人的外貌特征，但没有证据证明他是纯正的欧洲血统还是部分非洲血统。此种情况，1967年麦基会长明确表示可以授予此人以圣职。①但如果某人黑人特征并不明显，但族谱中有黑人祖先，这种情况令巴西传道部的领导进退两难。执行禁令，不仅会伤害教徒的积极性，还可能会引发动荡，不执行禁令，对总会当局又无法交代。例如，1964年圣保罗支会会长发现其祖母有一位亲属是黑人，将情况反映给巴西传道部，传道部立刻解除了支会会长的一切职务而从事一些不需要圣职就能完成的一般性的工作。经过几年的忠诚服务，传道部要求支会会长将族谱信息与其忠诚的教会活动写成书面材料寄给盐湖城总部。看到巴西传道部寄来的材料后，总会当局的结论是，支会会长不具有该隐的血统，可以授予其圣职。
②可见，随着摩门教会在巴西传教事业的发展，禁令可以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做出适应性调节。然而对禁令废除起重要作用的还要算是1978年，巴西圣保罗圣殿的落成。截止到20世纪70年代，巴西已经拥有4个传道部，9个支联会和41,000名教徒的发展规模。③建造圣殿是大势所趋。巴西圣殿的建成不仅凝聚了白人教徒还有很多黑人教徒的智慧与血汗。谈到当地巴西教徒对教会的忠贞与虔诚，很多教会领导人不禁潸然泪下。而按照现行政策，禁令是不允许黑人教徒包括具有黑人血统的教徒进入圣殿参加教会仪式的。所以，在巴西圣殿落成前夕，教会总长金博尔宣称得到上帝的启示，废除禁止黑人成为牧师的禁令。为此，很多学者认为禁令的废除是教会内部压力的产物，而非外部作用的结果。④应该说，无论何时，教会的传教事业与扩展规模都是教会所追求的最高利益。当摩门教会发展的步伐受到阻碍时，教会就会利用当代先知的启示为教会的发展指引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摩门教会带有与生俱来的适应性与灵活性，可以根据当时的社会文化情境，适时调整甚至是改变现行政策。这种调整与改变不是毫无原则的，而是以摩门教的特有方式（神启）来实现的。我认为，教会做出废除禁令的决策，是内部因素起决定作用，外部因素起到加速或是暂缓的次要作用。
二、教会外部因素
1.美国政治文化与宗教的相互关系
在美国历史上，摩门教会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很大。早在摩门教会成立初期，其创始人约瑟夫·史密斯就一直想建立一个宗教信仰与政府政治合二为一的神学政体，即《摩门经》中描述的锡安之国。在伊利诺伊斯州的瑙武，史密斯不仅是教会领袖，同时也是瑙武法院和瑙武军团的实际掌控人。1844年，史密斯殉道前，甚至还竞选美国总统，发表对奴隶制的看法。伊利诺伊斯州的政治家们担心日益庞大的摩门教势力会损害他们的利益，于是将圣徒驱逐出自己的领地。进而，摩门教会又在第二任教会总长杨百翰的带领下，来到犹他领地，远离美国的政治中心。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不受任何外界干扰而一心建立自己的锡安之国。但犹他领地的神学政体同样一直牵动着美国上至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下至媒体与公众的敏感神经。他们都认为摩门教会不够美国化，而游离于美国政治文化圈之外。尽管摩门教会并没有对美国文化、政治构成任何威胁，但无论是摩门教会的神学政体还是他们的神学教义，一夫多妻制在当时都被看成是与美国主流格格不入的。随时会遭到联邦政府的指责、纠察甚至是剿灭。虽然摩门教会我行我素、特立独行，但他们还是不想脱离美国的政治文化轨迹，而完全站在与政府对立的立场上来。
1890年摩门教会废除一夫多妻制的政策，标志着后世圣徒开始稳步走在美国化的政治、文化轨迹上来。摩门教徒不再重建上帝的锡安之国，而是将美国本土看成是所有教徒都要为其奋斗终身的锡安之国。犹他以州的身份获得美国的认同，教会总长约瑟夫·F·菲尔丁1907年宣誓，摩门教会不干涉美国政治事务。1998年，教会总长戈登·辛克利（GordonHinckley）接受CNN专访时，重申教会不参与美国的政治生活。
①然而，摩门教会真的如同教会总长所言，远离美国的政治生活吗？事实证明，结果并非如此。1902年，列德·斯穆特（ReedSmoot）以教会十二使徒团成员的身份，当选美国参议院议员。斯穆特代表犹他，担任共和党国会议员长达30年之久，最后成为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斯穆特的当选，不仅代表犹他州的摩门教会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同时，也为后来的摩门教议员当选铺平道路。人们不再对摩门教议员投来异样或是质疑的目光。进入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又一个着名的摩门教徒走进美国公众的视线，他就是乔治·罗姆尼（GeorgeRomney）。
1962年，罗姆尼辞去美国汽车公司总裁的职务而参加政治竞选。作为温和的共和党密歇根州州长候选人，最后罗姆尼结束了民主党人在密歇根长达14年的政治统治地位，而连任三届密歇根州州长。这其中有很大因素都是源于黑人选民的支持。而作为摩门教徒的罗姆尼又是如何获得黑人选民的支持与厚爱呢？这与罗姆尼担任州长期间，以身作则坚决支持与参与美国的民权运动密不可分。罗姆尼从前贫困的生活经历使他对黑人的苦难与遭遇充满同情。他回忆道：“只有到达底特律市之后，我才开始了解黑人，并逐渐意识到有些黑人比很多白人都更为优秀。”②1963年1月，是罗姆尼第一次向美国国会汇报演讲。他非常坦诚地宣布：“在密歇根州，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人权问题就是种族歧视问题，如住房、公共设施、教育、司法和就业等方面表现的种族歧视。”所以，罗姆尼一上任就帮助建立密歇根州第一个民权委员会以敦促民权运动法案的顺利实施。1963年，马丁·路德·金抵达底特律，领导有120,000人参加的示威游行。由于当天是周日，罗姆尼委派州议员斯坦利·泰耶（StanleyThayer）作为大使与金一道参加当天的示威游行。随后，罗姆尼也确实参加了一些规模较小的示威游行，反对针对黑人的住房歧视政策。
③摩门教徒罗姆尼在民权运动中的积极立场与摩门教会的种族主义歧视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1964年1月，十二使徒团成员德尔博特·L·斯特普利（DelbertL.Stapley）寄给罗姆尼一封信。信中说：“民权法案是‘邪恶立法',上帝赋予黑人的诅咒，世人不应该自行寻求消除这一诅咒的方案。”①罗姆尼并未因此而改变自己对民权运动的激进立场与态度。考虑到教会的禁令，罗姆尼并不在公众场合公开批判教会的政策。因为这会将教会置于不利地位。
②作为摩门教会底特律支联会主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具有政教双重身份。这也就意味着罗姆尼既要忠诚于摩门教教义，又要忠诚于美国宪法，既要对教徒负责，也要对选民负责。而两种身份的认同，在罗姆尼身上是否会发生冲突与抵触呢？对于摩门教徒而言，经典教义并不是封闭的。因为教会总长和先知可以直接得到上帝的启示，理论上说，这些启示可以加入教义和圣典。实际上，一些虔诚的摩门教徒将教会领导人的布道或是在总会当局的演讲看成是权威经典。对于大部分基督徒和美国人来说，这种事实十分令人担忧。如果先知的启示或布道与美国宪法相冲突怎么办？摩门教徒以及具有摩门教徒背景的政府官员如何看待教义与宪法的冲突？
③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在罗姆尼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作为密歇根州州长，罗姆尼积极推进民权法案的进展，赢得了选民的支持与认可。作为底特律支联会主席，罗姆尼恪守十三信条，按时缴纳什一奉献，将教会事务管理得有条不紊。罗姆尼之所以可以顺利步入美国政界，在某种程度上说，并不是摩门教会势力的增长，而是摩门教会与美国社会的同化。约翰·肯尼迪的天主教徒身份与乔治·罗姆尼的摩门教徒身份都不会对美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任何严重威胁。宗教问题是私人信仰问题。
④由此可见，当宗教与政治发生冲突时，宗教总是以其特有的方式解决冲突，而不会危及社会发展与进步。同样，这种冲突体现在某个个人身上时，作为单个个体，他自有自己的立场与观点，如民权运动中的罗姆尼，世俗政策要赋予黑人以平等的权利，而教会禁令则明显歧视黑人教徒。罗姆尼成功地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使其既获得了黑人选民的支持，又获得了教会的信任与认同。这也体现了美国特有的政教关系。
2.报刊等媒体压力的影响
摩门教会从1830年成立至今，在美国公众的形象此起彼消，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历史事件，使教会形象发生了很大改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摩门教会官方废止一夫多妻制，犹他州获准州的地位，摩门教会的政治家们寻求其在美国的合法地位，标志着教会开始融入美国主流文化。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教会实行的福利计划，获得了美国公众的尊重与认同，二战期间摩门教徒踊跃参军，积极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更使人们对其刮目相看。摩门教徒倡导保守的价值观、特殊教义智慧语以及为死者受洗的特殊教会仪式，吸引了外界媒体的关注。人们对摩门教会的印象不再是野蛮与落后，①而是钦佩与推崇。进入20世纪50年代，摩门教会的海外扩展规模，更使教会被赋予了美国文化的气息。60、70年代民权运动，随着摩门教会知名度的不断攀升，人们不再关注摩门教会的特殊教义（与基督教教义相悖的地方）与宗教仪式，而是教会如何看待、处理种族主义歧视性教义的问题。而且，外界媒体关注的对象也不再仅限于摩门教会本身，而是教会的附属机构杨百翰大学。
对杨百翰大学的抗议活动，起初仅限于少数运动员及其追随者。而且运动员所在校方例如德克萨斯-埃尔帕索大学和圣何塞州立大学最初还是对抗议活动表示谴责，并宣布取消造事运动员的奖学金。然而，随着抗议事件频率的不断升级，截止到1969年末，一些学校开始孤立、抵制杨百翰大学的趋势引起了教会总会当局的注意。
1968年春，杨百翰大学举行田径锦标赛，来自德克萨斯-埃尔帕索大学的8位黑人运动员断然宣布退出比赛。而他们的教练则立即宣布开除要求退赛的黑人运动员。有媒体宣称，黑人运动员之所以退出比赛是因为摩门教会的教义：黑人是魔鬼的后代。对此，杨百翰大学校长厄内斯特·L·威尔金森（ErnestL.Wilkinson）立刻发表声明驳斥黑人运动员的观念。“听说德克萨斯-埃尔帕索大学的黑人运动员威胁不参加我们举行的田径大赛，对此深表遗憾。他们有关于摩门教会教义的声明是基于错误的信息来源和误解。我们杨百翰大学并没有因为种族问题而歧视任何人，我们的学生会就有黑人学生。”然而，媒体的焦点似乎还不仅仅只是停留在杨百翰大学的回应，他们还在关注德克萨斯-埃尔帕索大学官员对此事的处理方式和态度。《美国体育画报》记者采访德克萨斯-埃尔帕索大学校长时，校方对此表示：“对开除的黑人运动员深表遗憾。他们都是好学生。他们认为这样做不会被开除。当下，黑人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种推波助澜加速了黑人与白人地位平等日子的到来，但在这件事上，我认为，黑人运动员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大学运动生涯。”当事者教练表示：“我并没有开除他们，是他们自己放弃的。”田径赛结束后两周，教会的十二使徒团作为杨百翰大学的校董事会召开会议，会上校长宣读了德克萨斯-埃尔帕索大学校长雷（Ray）的来信。信中讲到：“我无意干涉你们的内政，但我想如果你们肯招募黑人运动员，事情是否会有转机，届时所有的指责都会不攻自破。”
①事情真的会像是雷所说的那样简单，只要杨百翰大学肯接纳黑人运动员就那么容易解决的吗？我看未必。即便是杨百翰大学表示欢迎黑人运动员到此效力，也不会有人愿意加盟。原因就在于在这个时候，没有哪个黑人运动员敢到杨百翰大学效力，他们要承受民权运动的强大压力，甚至会被定为黑人的叛徒、走狗，投靠白人大学运动队。而杨百翰大学更是进退维谷。放下白人的架子，招募黑人运动员，会面对无人响应的尴尬局面。继续保持白人的尊严，又会受到民权组织的纠察，不厌其烦的声明也无法平息来世汹涌的声讨。
1968年秋季，是外界媒体对杨百翰大学声讨呼声最为严重的赛季。圣何塞州立大学橄榄球队的黑人队员表示他们不与杨百翰大学打比赛。而球队的白人队员则敦促校长取消黑人的资助款。如果校方不同意这样做的话，白人队员就不参加本周与亚利桑那州的比赛。尽管球队的白人不和黑人讲话，但教练还是让队员坚持打完了与亚利桑那的比赛。当杨百翰大学队客场与圣何塞州立大学比赛时，面对大量黑人学生和队员的示威游行，政府动用大批警察维持秩序，才没有酿成激烈的暴乱。应该说，民权运动时期，全美各大高校对杨百翰大学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尽管一直存在遍布全国的黑人运动员和学生的联合抵制，但起初美国西部运动联盟的几所学校针对黑人铺天盖地的游行示威，还是保持强硬路线的。如新墨西哥州立大学的运动委员会就警告运动员，如果拒绝与杨百翰大学打比赛，就会遭到停职的处罚。德克萨斯-埃尔帕索大学代理校长面对外界压力，拒绝取消与杨百翰大学的田径赛事。但不属于西部运动联盟成员的学校，对杨百翰大学的态度则截然不同。如1969年春，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取消了与杨百翰大学的棒球赛。
同样，斯坦福大学也因为杨百翰大学对少数族裔的歧视而取消了即将举行的网球赛以及1970年年底的篮球赛。同时，由于担心杨百翰大学参赛可能会引发的种族冲突，里弗赛德棒球锦标赛宣布，本赛季不会邀请杨百翰大学参加。1969年10月怀俄明大学事件，更是将杨百翰大学推上了舆论的焦点。怀俄明球队教练劳埃德·伊顿（LloydEaton）先前已经警告过队员不要参与任何有关于种族和越南战争的抗议活动。在与杨百翰大学比赛前，14名队员询问教练可否在比赛时佩戴黑人臂章。伊顿不但没有同意队员的请求，反而宣布立即将他们开除出球队。
伊顿的武断立刻引起了全美各界黑人和进步白人活动家的强烈不满与指责。舆论关注的焦点并不在于伊顿的强硬，而是杨百翰大学对此事的态度。一时间摩门教会倒成了舆论攻击的间接目标，矛头直指杨百翰大学本身。有的学者统计了1969年10月20日至22日，为期3天的新闻报道。所有报道的头版头条直接指向杨百翰大学的种族主义歧视政策，或是后世圣徒教会。校长威尔金森表示怀俄明大学事件不仅将反对杨百翰大学的抗议活动扩展到全美范围，同时校方也注意到原来与其关系甚笃的姐妹院校，这时对杨百翰大学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德克萨斯-埃尔帕索大学校长约瑟夫·斯迈利（JosephSmiley）甚至非官方地建议杨百翰大学应该退出西部运动联盟。犹他大学校长表示，如果其他学校同意驱逐杨百翰大学，他们也不反对。
①高等教育机构内黑人运动员与白人运动员的对峙，是世俗社会，黑人与白人对峙的缩影。从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来看，西部高校的白人还是比较倾向于杨百翰大学的，他们并没有支持、纵容黑人学生的反抗，相反黑人学生为争取种族权益却要付出高昂代价。然而随着事态的扩大，杨百翰大学因为教会禁令而受到全美高校的孤立与排挤，这是它在历史上处境最为艰难的时刻。虽然，教会的总会当局也在为杨百翰大学与其他学校的紧张关系，从中斡旋。但教会除了运用外交手段，尽力调整、安抚其他兄弟院校，为杨百翰大学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之外，是绝不会做出立刻废除禁令的决议。摩门教会领导人深知，杨百翰大学经历的指责与抗议都源于摩门教会的种族主义教义和政策。如果被媒体冠以“种族主义者”的标签，不但教会在美国公众业已树立的良好形象会损失殆尽，而且也会影响教会未来的发展进程。杨百翰大学的名誉与教会的名誉息息相关。单纯地发表声明向外界解释教会政策，招募黑人运动员，包括发展黑人信徒，建立黑人支会，都不是长久之计。事情的根源还在于黑人牧师禁令何时才能废除的问题。
如果将摩门教会领导人、进步白人活动家、知识分子的影响以及教会的海外传教事业看成是禁令废除的内因，那么美国政府政治、大众文化传媒的影响则为禁令废除的外因。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是由它本身所固有的内部原因所引起，又同一定的外部条件密切联系。但是二者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又是不同的。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则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内因既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又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内在本质，它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要理解和掌握事物的发展过程，必须把握事物的内因。事物的存在又不是孤立毫无联系的，它每时每刻都与外部的其它事物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着，从而构成外部条件，这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它通过影响事物的内部矛盾关系进而加速或延缓事物的发展。通过唯物辩证法内因、外因的关系不难看出，杨百翰大学遭受媒体的狂轰乱炸、全美高校的联合抵制最终只是外因，只能是影响禁令的废除，而绝不会决定禁令废除的步伐。单凭黑人运动员和其他院校的孤立是不足以让教会领导人下定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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