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左翼文学而言， 沈从文与老舍所谓的救亡就显得多少带有一些 “无政府主义” 色彩： 他们既不绝对要求某一党派作为 “抗战” 的中坚力量来统领一切， 也不以某一政党的宣言来作为他们书写救亡的前提条件。 对于沈从文来说， 左倾还是右翼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如何才能让这个民族起死回生。 “我不轻视左倾， 却也不鄙视右翼， 我只信仰 真实.”救亡远不止是以某种理论与拿枪的敌人进行武装斗争那样简单： 救亡与其说是一项对外的抵抗行为， 倒不如说是一项针对国民性改造的长期工程。 虽然我们不能就此认为他对于救亡的态度是 “攘外必先安内”, 但是从他的创作观念来看， 我们至少可以说， “安内”是与 “攘外” 具有同等重要的救亡要素。 在沈从文看来， 如果不首先改变都市中人 “阉鸡” 似的国民品性， 救亡就无从谈起， 在此， 救亡就是一个刮毒疗伤的自救过程。 而这个治病的良药则来自于湘西的民间社会。 “都市中人是全为一个都市教育与都市趣味所同化， 一切女子的灵魂， 皆从一个模子里印就， 一切男子的灵魂， 又皆从另一个模子里印出， 个性特性是不易存在， 领袖标准又是在共通所理解的榜样中产生的。 一切皆转成为商品形式。 便是人类的恋爱， 没有恋爱时那分 （份） 观念， 有了恋爱时那分 （份） 打算， 也正在商人手中转着， 千篇一律， 毫不出奇。”因此， “恋爱则只是一群阉鸡似的男子， 各处扮演着丑角喜剧。”这种 “商业竞卖” 不仅是他对海派习气的批评， 也是他对都市文化列出的病灶。 他把“懒惰， 拘谨， 小气” “营养不足， 睡眠不足， 生殖力不足” 视为 “社会与民族的堕落”, 甚至把 “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 的消失以及 “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 的成功培养， “义利取舍是非辨别” 的泯没也一同归结为社会 “堕落”. 要拯救这个国家， 首先就要拯救这 “堕落” 的社会。
在当时， 沈从文这样的观念无论是在 “解放区” 还是在 “国统区” 都是无法容忍的， 在 “一切为了抗战” 的理念下， 左翼作家们在经过延安文艺整风之后， 彻底地形成了一支革命的 “文化军队”, 在毛泽东“歌颂” 与 “暴露” 的政治要求下， 延安文艺彻底地抛弃了鲁迅以来开创的批判国民性传统。 革命的任务，也是文艺工作者的任务， 不再是鲁迅 “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 似的 “启蒙主义”, 而在于一面“暴露他们 （敌人， 即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引者注） 的残暴和欺骗， 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 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 坚决地打倒他们。”而另一面则在于团结、 教育人民群众， 描写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者正在改造的过程。 这就决定了左翼文学的叙事方式与叙事立场。
相较而言， 国统区对文艺的管控就明显不及延安， 甚至在表述当中也显得极为含糊， 他们把国统区的文化运动工作目标定位为 “我人于抗战以前即经尽力提倡民族本位文化及民族文艺， 其要旨， 即在抵抗侵略文化， 唤醒民族自觉抗战”, 并通过提倡民族文化， 使 “民族主义精神普遍深植于国民心里”. 很显然， 强调民族的统一性、 同源性， 并借以整合中国的抗日力量， 从而达到其 “国家主义” 的目的， 这是国民政府文化工作的重点。
不管是在 “解放区” 还是 “国统区”, 救亡首先都被理解为阶级之间以及与拿枪的 “异族” 敌人之间的斗争， 很少关心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 宏大叙事理论暂时掩盖了微观的权力斗争以及民族内部的文化冲突。 从这方面来说， 沈从文对湘西少数民族的关怀及其与都市文化之间冲突的微观书写正好填补了这个很少为人所关注的空白地带。
与 “解放区” 以及 “国统区” 之间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救亡相区别， 从某方面来说， 也就是沈从文与老舍之间的区别。 这样说并非是要把 “解放区” 与 “国统区” 的文艺相提并论或者把二者无区别的看待， 而仅仅是就其所针对的救亡对象与斗争对象而言的。 在很大程度上来说， 老舍的 “抗战救亡” 观念与国民党通过文化来促进 “国家主义” 是相通的。
早在游学英国的时候， 老舍就通过 “二马” 在英国的经历以及英国与中国社会生活的对比， 借马威之口， 老舍认识到 “只有国家主义才能救中国” （《二马》）， 这在很大程度上刚好与国民党推行的 “抗战” 政策相契合。 虽然他的早期小说创作也体现出批判国民性的一面， 但是随着 “抗战” 的发展， 这种民族内部的文化冲突逐渐让位于国家间的矛盾， 虽然他也把 “抗战” 理解为是固有文化的一次重新洗牌， 认为 “在抗战中， 我们认识了固有文化的力量， 可也看见了我们的缺欠---抗战给文化照了 爱克斯光.”他还在 《四世同堂》 这样的小说中继续着对某些守残文化的批判。 但是， 就整个小说创作来说， 更多的则是以照 “爱克斯光” 的态度， 来对中华文化进行新一轮的改造， 从而使得文本表现出 “含泪的笑” 的一面，从这一方面来说， 老舍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文艺方针具有某种契合性， “人民也有缺点。 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 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 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
虽然老舍并没有突出各个阶级之间的对立， 站在阶级的立场来突出其笔下人物的行动， 但是， 他对笔下主人公们的批评， 与左翼文学相距不远。
沈从文的文化选择是建立在非此即彼、 二元对立的基础上的， 他对都市阉寺文化的批判是建立在对湘西文化的推崇之上的。 在沈从文看来， 都市文化由于其人性缺乏、 懦弱、 猜疑、 嫉妒， 已经严重地危及到社会根基的程度， 因此， 要救民族国家之亡， 就需要注入湘西社会的雄强人格， 借以改善民族的劣根性。
湘西少数民族文化与都市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 改善民族内部的关系， 就在于都市文化俯身来容纳， 接受湘西文化。 在沈从文看来， 尽管中国社会尤其是都市社会已经病入膏肓， 但这并不说明中国的古老文化到了即将灭亡的地步， 相反， 湘西文化与都市文化的冲突反倒证明了中国古老文化的活力， 只要运用得当， 中国这个年迈体衰的古老机体就会重新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这与老舍把中华文化看做是一个统一性的实体文化具有很大的不同。 统一性的实体文化， 其内部是缺乏 “革命” 能力的， 这种文化如果想要继续保存下去， 就必须得以外来文化作为营养液输入 “老大中国” 这个古老的机体， 而救亡， 也必须得融会新知， 吸纳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对于作为知识分子的沈从文与老舍来说， 虽然没有真枪实弹地冲入 “抗战” 第一线， 但并不影响他们以笔为枪的呐喊。 只是一个重在剖析寄生在民族身上的恶性肿瘤， 一个则在于以外敌的入侵这块纱布来包扎之前被认为已经是血淋淋亟需改革的社会病灶。 尽管两者间具有很大的差别， 却都不影响他们把自己的行为定义为爱国。 沈从文说： “也许把这个民族的弱点与优点同时提出， 好像不大利于目前抗战， 事实上我们要建国， 便必须从这种作品中注意， 有勇气将民族弱点加以修正， 方能说到建国！”
抨击民族的劣根性与救亡并没有任何相悖的地方， 不同的只是， 沈从文关心国内的动荡程度远比外敌的入侵更为强烈，“在当前， 在明日， 我们若希望那些在发育长成中的头脑， 在僵化硬化以前， 还能对现实有点否定作用，而又勇于探寻能重铸抽象， 文学似乎还能作点事， 给他们以鼓励， 以启示， 以保证， 他们似乎也可望有一种希望和勇气， 明日来在这个由于情绪凝结自相残毁所作成的尸骨瓦砾堆积物上， 接受持久内战带来的贫乏和悲惨， 重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国家！”
在这样的情况下， 文学就成为改造社会， 实现国家救亡的工具， “文学当成一个工具， 达到 社会重造国家重造的理想。”虽然老舍把 “抗战” 比作接受 “爱克斯光” 的治病过程， 但是， 他的重点并不在于揭开民族内部的伤疤， 而在于抚平民族内部的裂痕， 以便更好地投入 “抗战救亡” 事业。 “国难期间， 男女间的关系， 是含泪相誓， 各自珍重， 卫国效劳。 男儿是兵， 女子也是兵， 都必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 夫不属于妻， 妻不属于夫， 他与她都属于国家。”
在这样的情况下， “枪杆与笔杆必须配合在一起，前方与后方定要一心一德； 全国军民都骨肉相连的共赴国难， 我们才能有更大的胜利， 最后的胜利。”抗战救亡的现实彻底地掩盖了 “五四” 年代追求个性的呐喊， “个人” 与 “群体” 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而 “媾和”, 鲁迅所提倡的 “个性” 与 “人国” 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知识精英们必须提倡的问题。 在老舍这里， 救亡就是与外敌实实在在的斗争， 中日矛盾才是当时的主要矛盾， 而其他一切矛盾都应该让位于这一抗日的主题。
抗日救亡的涵义， 就在于凝聚全国的人力物力， 不分满汉回蒙藏， 也不问职业与阶级和性别， 把所有中国人都纳入到抗日的浪潮中， 所有人都各归其所。 作为文化人， 他给出的职责就是 “以笔为枪”, 发挥文学的宣传功能。 “在战争中， 大炮有用， 同样的， 在抗战中， 写小说戏剧有用， 写鼓词小曲也有用。 我的笔须是炮， 也须是刺刀。 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笔， 什么是小手笔； 只要是有实际的功用与效果的我就肯去学习， 去试作。 我以为， 在抗战中， 我不仅应当是个作者， 也应当是个最关心战争的国民； 我是个国民，我就该尽力于抗战； 我不会放枪， 好， 让我用笔代枪吧。”
把文艺的功用放大到枪炮的程度， 这几乎与早年左翼革命文学论争中的极左思潮持论相当。 可以说， 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 “主旋律” 的文艺观。 它与沈从文把文艺当做救亡的工具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如果说沈从文是在谋求一个民族心灵的解放， 并以此来重造整个民族国家， 那么， 由于要集中民族力量一致对外， 只要还有站在抗日立场的可能， 老舍就会以宽容的态度去面对他们。 国家重造与否以及如何重造， 这已经不是他所关心的问题， 相较而言， 老舍更在乎肉体上的拯救。
拯救整个国家的民族危亡， 首先就得确立湘西的主体性地位， 并以此注入整个民族、 国家的血液， 使它脱离之前的阉寺人格， 变得雄强起来， 从而达到救亡的目的， 这是沈从文早年文学创作的不变思路。 不管是湘西系列的 《雨后》 《虎雏》 《边城》， 还是都市系列的 《蜜柑》 《绅士的太太》 《八骏图》， 他都以湘西人的野性来作为一把标尺， 这把 “乡下人的尺”, 说到底， 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原始的兽性来衡量的， 因为“一个人兽性越强 , 他的生命气力也同样的大 .”对于老舍则不然， 老舍早年的创作， 诸如 《二马》《猫城记》 等一系列小说， 主要在于借鉴西方的经验来作为批判国民性的武器， 在这一过程中， 他有效地突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对立， 以及学习西方、 借鉴西方经验来作为富国强民的手段， 而到了 “抗战” 期间， 由于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救亡， 其批判国民性的锋芒逐渐地削弱， 这就出现了 《鼓书艺人》 中方宝庆这种苦行僧式的人物， 而 《四世同堂》 的圆形结尾证明， 老舍早已放弃了早年批判国民性的设想， 以回归传统的姿态， 开启了经历战争之后的新的叙事经验。
三、 结语
沈从文、 老舍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 不仅突出了两者之间文艺观念上的不同，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来说， 也划分了少数民族文学的阈限。 这并不是说少数民族文学就不能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某种 “合谋”, 从而为短期的目标共同努力， 少数民族文学之所以为少数民族文学， 显然是在与主流文学的互动关系中显现出来的。 但是， 这也并不是说放弃了民族意识以及民族文化认同感的文学还是少数民族文学。
启蒙现代性作为一种普世价值观， 本身具有开启民智、 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 但是在中国， 随着达尔文进化论的输入和赫胥黎 “天演论” 的推广， 启蒙现代性逐渐地与进化论相融合， 形成了一种极为庸俗的社会达尔文进化观， 其普世性的一面逐渐地被沈从文当年所批判的 “唯实唯利” 所取代。 这种观念完全抛弃了启蒙现代性最初的理论设想， 它不再关注个体人的精神价值， 而是转向集体主义意识， 变成了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尤其是在面对外敌入侵的时候， 这种物竞天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更能找到自己的市场， 由此也衍生出这样一个非常奇特的称谓---政治启蒙。
尽管启蒙现代性本身就是一种 “积极参与的政治” （布隆纳语）， 这种政治是一种开放的政治， 而不是一头打着死结的口袋。 就其强调对社会传统、 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反思而言， 它存在不同的面向。因此， 我们就有必要怀疑刘洪涛在 《沈从文小说新论》中以 “非理性与原始性” 来取代其现代性， 以“文化守成主义” 来取代其启蒙意义， 以及当年那些以左翼阶级立场， 把老舍的 《猫城记》 排除在启蒙主义之外的做法。
很显然， 只有承认不同启蒙路径的可能性， 以及救亡手段的多样性， 我们才不至于把非主流思潮归并到 “非我族类” 中去。 也只有这样， 我们才不至于因为民族的不同， 或者描述对象的差异， 把同时代人创作的不同作品， 荒谬地归并到不同的时代， 做出诸如 “现代” 与 “前现代”, 甚至 “后现代” 等这样截然不同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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