⑥无独有偶，就在同月，新文学的重要提倡者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可见，“小说以白话为正宗”,已经是人所共识，大势所趋。
中国的传统文学究竟能不能“自然进化”为现代文学，这是一个很难假设的逆向推断。
不过历史的事实是，清王朝的结束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加速了现代文学的诞生。维新运动之后的清末文学，带有强烈的政治革命色彩，用鲁迅的话说，是“听将令的文学”.这种文学在政治上的目的是宣传民主共和，民族独立，与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互为表里。然而辛亥革命的突然成功，大多数国民并没有预期的心理准备。文学迅速失去了意识形态指向，重新沦入游戏娱乐的常态。民国初年的政坛，格局混乱而约束松弛，文化界相对处于“自为”状态。文学的组织化进程突然中断，这就需要一场对辛亥革命的“思想补课”来重新组织文坛。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实际上具有对文化界重新集结和排序的意味。虽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并没有一种“民主共和国”的文化气象，以致鲁迅多次感叹说仿佛很久已经没有所谓“中华民国”.名义上的民国，骨子里仍然是皇帝国和奴隶国。政治复辟、军阀混战、外侮频仍、民不聊生，这一切都困扰着中国的思想者和创作者。中国需要一种崭新的叙述和抒情，来赋予这个古老的国度以新的历史，新的生命。问题和工具都找到了，队伍也集结完毕，又恰逢政府无力控制文化界的乱世良机，于是，中国现代文学就仿佛是“春来草自青”地发生了。
四、现代文学发生的摇篮
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具体摇篮，是新文化运动。1915年9月15日，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一份刊物在上海问世，开始叫作《青年杂志》，从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指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由此向青年提出六点希望：一、自由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六点希望包含了民主、科学、开放、革新等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陈独秀号召20世纪的青年，彻底清除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他主张当今的教育方针是：
第一，当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当了解国家之意义。第三，当了解国家与社会经济之关系。第四，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陈独秀期望培养出一代“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的新国民。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陈独秀指出：今日之中国，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有以召之耳，试观国中现象，若武人之乱政，若府库之空虚，若产业之凋零，若社会之腐败，若人格之堕落，若官吏之贪墨，若游民盗匪之充斥，若水旱疫疠之流行；凡此种种，无一不为国亡种灭之根源。[7]
由此陈独秀提倡“勤、俭、廉、洁、诚、信”作为“救国之要道”.一旦发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那么，不论这个文明曾经有过怎样的光荣，都不能不使人深刻反省它的积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将近8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一方面努力变法图存，另一方面也努力用自己的传统文化去抗击和消解外来的西方文化。
然而，洋务运动搞了几十年，中国还是一次接一次地战败。这便使20世纪初年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对于我们所珍爱的文化传统，必须进行一番认真的清理和变革了。鲁迅说：“不能革新的人种，也不能保古的。”其实，就在五四前后，统治中国人大脑的，还是纲常名教和鬼狐报应之说。辛亥革命驱逐了名义上的皇帝，但并未触及中国人大脑中的皇帝。
1916年袁世凯要称帝，1917年张勋要复辟，这些“壮举”并非是毫无民意基础的纯闹剧。拥护帝制的人士中，不乏辛亥革命的功臣。曾经被视为激进党的康有为，此时却大力宣传要把孔教定为国教、列入宪法。在失去了朝廷上的皇帝的人心惶惶中，人们对心中的皇帝的依赖变得更急迫、更虔诚了。陈独秀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一文中说：“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8]针对各地兴起的祭孔读经热潮，五四新文化运动集中锋芒加以批判。最早反对把孔子学说定为一尊的文章是易白沙的《孔子平议》，随后更多的人投入进来。吴虞发表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辨孟子辟杨墨之非》《对于祀孔问题之我见》《吃人与礼教》等文章，对封建旧文化旧礼教进行严厉的批判。他说：二十四史，徒为帝王之家谱，官吏之行述，陈陈相因，一丘之貉。……知有君主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恢张君权，崇阐儒教；于人民权利之得失，社会文化之消长，概非所问。历史即为朝廷所专有，于是舍朝廷之事，别无可记。
呜呼！孔孟之道在六经，六经之精华在满清律例，而满清律例则欧美人所称为代表中国尊卑贵贱阶级制度之野蛮者也。
天下有二大患焉：曰君主之专制，曰教主之专制。君主之专制，钤束人之言论；教主之专制，禁锢人之思想。君主之专制，极于秦始皇之焚书坑儒，汉武帝之罢黜百家；教主之专制，极于孔子之诛少正卯，孟子之拒杨墨。⑦吴虞犀利地指出了儒教与专制的关系，特别对封建统治者借作护命符的孔子学说进行了勇敢的质疑和批判，打破了封建圣人的偶像，因此被胡适称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英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的“南陈北李”,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李大钊发表的《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乡愿与大盗》等文，反对把孔教列入宪法，指出儒家“三纲”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是“专制政治之灵魂”.但同时李大钊说明：“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也。”其实这是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共识。它们都认为孔子本人在历史上是圣哲，是伟人。陈独秀曾规劝青年要以孔子、墨子为榜样，吴虞也说过孔子是当时之伟人，李大钊说孔子是其生存时代之圣哲，其学说亦足以代表当时之道德。还说孔子如果活在今天，会创造出新的学说以适应现代社会。
可见他们并非全盘否定孔子，而是认为孔子的许多思想不适应于今天，并且儒家只是百家中的一家，不能定为一尊，陈独秀、易白沙、吴虞等人都很推崇墨子的思想。在五四新文化先驱的意识里，国学的范围要比孔学的范围大得多。实际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由多种思潮组成的，有比较激进的，例如《新青年》，有比较保守的，例如“学衡派”,但“学衡派”也是赞成改革的，还有主张兼容并包的，例如蔡元培。他们都主张改革传统文化，谁也没有完全否定和抛弃传统文化。
陈独秀在《新青年》三卷一号答读者来信中说：“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吴虞也说：“我们今日所攻击的乃是礼教，不是礼仪。”新文化运动猛烈地抨击旧思想旧道德，大力介绍自由平等学说、个性解放思想、社会进化论等各种西方思潮，尤为突出地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根据“民主”“科学”两词的译音（Democracy和Science），当时又称为“德先生”与“赛先生”,五四先驱们认为，中华文明所急需输入的新鲜血液非这两位先生莫属。陈独秀在《新青年》六卷一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表示“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新文化运动发展到高潮，文学革命的要求就出现了。李大钊在他担任总编辑的《晨钟报》创刊号上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9]
文学是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的重要载体，要革新旧文化，就必须革新旧文学。陈独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于是，一场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势不可免地发生了。中国现代文学正式揭开了第一页。
参考文献
[1]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2]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M]//王瑶文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
[3]唐弢，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4]汪优游。我的俳优生活[J].社会月报（第 1 卷），1934.
[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9.
[6]〔清〕黄遵宪。日本国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7]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J].新青年（2 卷 2 号），1916年10月1日。
[8]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J].新青年（3卷3号），1917年5月1日。
[9]李大钊。《晨钟》之使命[J].晨钟报（创刊号），1916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