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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紫金山文学奖作品评述

来源:学术堂 作者:姚老师
发布于:2015-05-06 共6852字
标题

  第五届紫金山文学奖从 2014 年 7 月启动,共收到申报项目 283 个,经过来自省内外评委们的严格评审,最后产生了 52 个获奖项目。

  作为连续性的区域性的综合文学奖,本届紫金山文学奖比较地全面反映了三年来江苏文学的发展与现状,不失为考察近年来江苏文学的平台。具体地说,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禀承现实主义传统,接通现实历史,讲述“中国经验”.张文宝的长篇报告文学《水晶时代》是二十多个水晶人物的创业故事,也是他们的“中国梦”.

  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作品生动形象地诠释了中国农民的政治经济学,通过作者的笔墨,东海人那种“买天下、卖天下”的豪情壮举感人至深。刘仁前的长篇小说《浮城》以里下河的风俗画为背景,展示了中国农村九十年代的政治生态与社会变革。它以一种来自传统和民间的知识自觉与历史思维再现了一个地方的集体记忆,以文学的方式结构了一个地方的“微观政治史”.在作品中,这种“微观政治史”是以有别于“正史”和文书档案的方式呈现的,它们被生活化、细节化、个体化、传奇化和情感化了。曹寇的中篇小说《塘村概略》是一篇极具阐释空间和富有张力的作品,作品的叙事线索是一桩刑事案件,但层层打开的却是城乡结合部隐秘的空间,是复杂的社会心理。余一鸣的中篇小说《愤怒的小鸟》聚焦中国教育,作品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 90 后一代成长的数字化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中,教育与成长都发生了人们无法应对的局面。孩子和家长、学校甚至社会之间隔着网络等有形无形的障碍,孩子与家庭、与社会的交流变得越发困难。沉迷于网络游戏世界的中学生金圣木,看不惯大人世界里的虚伪和做作,总是以一副冷漠的态度看待周围的一切,甚至宣布“我讲的道理不是你们的道理,我和你们不是一个人类”.小说悲剧性结局的根源在哪里?恐怕一时还找不到答案。李其珠是位煤矿作家,他的中篇小说《嘟嘟的呼号》突破了传统的工业题材的写作路径,对现代企业的存在现状,特别是现代企业人的生存境遇与精神状态有相当深刻的表达。李洁冰的中篇小说《魑魅之舞》内容丰富,展现了中国当代许多灰色的地带,正是这些沉浮于现实的不同生态构与游走在幽暗与边缘处的人物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这些作家虽然着眼点不一样,进入的时空不一样,但叙述的都是典型的中国经验,讲述的是有质感的中国故事,思考的是中国问题,有的甚至是很严峻的中国问题。也正是这样的努力,使江苏文学始终与时代同步,与社会同行,并且具有了现代与历史的双重眼光。相比较而言,黄孝阳的长篇小说《乱世》、傅宁军的长篇报告文学《此岸,彼岸》和李风宇的长篇纪实文学《花落春仍在》的历史跨度要大得多。黄孝阳是当下有影响的青年作家,他不但创作的量大、质高,而且勤于理论思考,他近年的《人间世》《旅人书》和《乱世》都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乱世》以民国为叙事背景,却给了人们不一样的民国,作品融进了多种叙事元素,想象奇特,很见才情。傅宁军的《此岸,彼岸》是一部严肃而用心之作,作品从“8·23 炮战”落笔,对两岸的过去和现在展开叙述,用作者的话说,“海峡两岸关乎民族前途,而硝烟中走来的历史,不是哪一个人的历史,也不是哪一地的历史,而是属于我们大家的历史,凝聚着一个时代的民族集体记忆。”李风宇的《花落春仍在》是俞氏的家族文化评传。作者通过实地考察、现场访谈、查阅资料,再现了俞氏家族的文化传承。以这一个案,对中国的家族文化作了思考。家族文化源自中国传统文化,又代有创变,是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样本之一。作品提示我们关注这一文化,因为它是国家文化建设的载体,我们不但可以通过这些文化世家去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更应该思考如何从中发掘资源,探讨它对人才培养、家庭传承、国家发展的当代意义。有三部作品我想在这儿特别地一并介绍,一是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远东来信》,二是王成章的长篇报告文学《抗日山》,三是庞余亮的短篇小说《一根细麻绳》。这三部作品都可以归为通常所说的抗日题材,但又都别开生面。涉及到抗日战争中的受难者救助,在已有的作品中,大多叙述的是中国人的自救与国际友人与国际组织对中国难民的帮助,然而,历史上还存在这样的情形,即中国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情境下舍命救助外国人,随着对那段历史研究的深入,这方面正在逐渐呈现出来。张新科的小说正是以此为题材,通过犹太人在中国受助的故事展现了危难之中中国人民的博爱、勇敢与智慧。王成章的《抗日山》写作历时十几年,对苏北一段椎心痛骨的局部抗战史进行了追踪,刻画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抗日群体,为英雄们树起了一座纸上纪念碑。庞余亮的作品虽为短制,但构思精巧,内涵丰膽。作品以抗日战争时期苏中平原上的除奸行动为线索,为人们讲述了另一种抗日故事,特殊的战争方式,战斗中的牺牲与成长,对生命的别样的思考和多种政治力量交织时期复杂的社会关系,竟然都在一个短篇中得到了表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三部作品给抗日题材的写作注入了新意,改变了阅读对此类写作惯常的想象,这是江苏作家的贡献。

  二是表现民生民情,关注当代人的精神世界,体现了作家们深广的人文关怀。刘剑波的长篇纪实文学《姥娘》、周国忠的长篇纪实文学《弟弟最后的日子》是江苏近年广受好评的纪实文学作品。前者以独特的方式申说了生命的意义,以及生命的不易,特别是作者对姥娘晚年生活的叙写提醒我们关注老年,关注老年人生活,关注老年的临终关怀,关注生命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的消逝。作品以自己的家族和亲人作为叙述与分析对象尤其可贵。刘剑波虽然写的是他的姥娘,他的家族,但实际上写出了一个老年中国,是对生命、对死亡、对老年的伦理学与社会学的思考。周国忠叙述的虽然也是一个个案,但其意义却值得在更广泛的层面进行思考。作品不但描写了人对疾病的抗争和无法战胜作为自然的身体的悲剧,而且由此对疾病与人的关系,个人疾患与家庭的关系,对灾难来临时我们如何自救与寻找他救等医学社会学和中国当代社会求助体系等问题进行了独到的思考。

  作品对江南地区农村宗教信仰状况进行了客观的描述,这在社会建设,特别是新农村建设方面都是绕不过去的必须正面对待的现象与问题,农民的心在哪里?他们的精神皈依又在何方?当他们遇到灾难时,他们又该如何安顿自己的灵魂?这都是作品抛给我们的思考题。丁捷的长篇小说《依偎》、姜琍敏的长篇小说《漫长的惊悚》、顾前的短篇小说《城里的月光》、王大进的短篇小说《大厨》、谷以成的长篇散文《金陵小巷人物志》等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当代人的生存特别是精神状况作了深刻的反映,透出浓重的文人关怀。《依偎》是当下创作中少见的美丽长篇。作品不但对什么是爱情作了纯洁浪漫的诠释,而且通过美文式的书写在这个日益粗鄙、混乱和轻佻的语言世界里顽强地呈现出汉语的典雅与诗意。毫无疑问,丁捷对当下人情感生活方式是持批判态度的,但他没有正面诘问,而是耐心地给人们描绘什么是美好的情感,什么是爱,什么是灵魂与灵魂的对话与亲近。与此相对照,姜琍敏以一个极具戏剧性的故事无情地展现了当下人混乱、欲望化与功利化的情感和婚姻状态。表面的光鲜、美好与欢愉一旦褪去,剩下的是算计,是谎言,是恶梦,是步步惊心。漫长的惊悚是作品中人物的生存状态,一次荒唐的行为在自己的头上悬上一把利剑,这种生不如死的心理折磨是当下情感错位所要付出的代价。谷以成、顾前和王大进的作品讲述的都是小人物的故事《。金陵小巷人物志》写南京,写小人物,普通人的生活、无名者的个性跃然纸上。《城里的月光》中的“我”既是叙事人,又是主人公,他让读者想到多余人,想到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许多相似的人物形象,他们无从定位,身份模糊,他们与世界若即若离。世界是喧闹的,光怪陆离,灯红酒绿,但与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顾前将人物活动的时间设计为夜间,他们在夜间出没,在夜间打量那些陌生而熟悉的世界,白天与他们无关,这无疑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这个世界有多少暗中的人们?

  有多少在社会视线之外的人们?更重要的是,即使在热闹处,我们心却在暗中,在别处游荡。王大进给我们贡献了“大厨”,一个身怀绝计,却受雇于私人,只能有一顿没一顿地为主人做上几个家常菜的人物,这是一个有新意的文学形象,他显然是现代社会某一职业、某一群体的代表。王大进对大厨的心理进行了细致的刻画,他幸运吗?他幸福吗?他有价值感吗?他从哪儿去寻找认同?如果从谋生的角度看,大厨是轻松的,他的工作是超值的,是令人艳羡的,但身处其中的大厨不是这样的感受,他没有尊严,没有成就感,他是孤独的,甚至,他没有自我。小说最后将大厨推到厨艺大赛的赛场,推到聚光灯下,以一种巨大的失败彻底归零了他的人生。顾前和王大进显然都在思考人的问题,思考现代人的精神状况,不管是顾前略带调侃的笔调,还是王大进无奈的叙述,都透出一种忧患。储福金的短篇小说《渡过·等待》是作家“棋语”系列中的一篇。这个系列的每一篇都以一个围棋术语作为题目。棋语从最基本的意义上是围棋的规则和围棋的动作,但从祖先创造和不断完善围棋上看,它是文化,是对自然与社会的理解,围棋话语就是这些理解的提炼,就是这些丰富语义的形式化和概括化,它们本质上是与自然、社会和人生相通的。而且,围棋作为一种符号它又不是静态的,它会随着弈者对棋的理解而变化,会融汇进弈者的人生感悟,所以,就有棋如其人的说法,在储福金的作品中,文化、人、棋,就这样构成复杂的关系。王巨成、赵菱、胡继风、王一梅、杨海林、任小霞等人儿童文学作品将孩子们的成长与教育作为写作的中心。他们的作品从儿童心理出发,从孩子们成长中的喜悦和烦恼里汲取故事和人物,以向善之心描绘美丽,以理解之情书写温情。体现了“苏派”儿童文学温柔敦厚、不语怪力乱神的纯正风格。他们的作品无疑是孩子们的好朋友。

  三是不断探索,不断创新,文学新元素不断丰富。

  内容与形式是不可分割的,在刚才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作家们精心的构思、大胆的想象和独具匠心的表达。江苏文学的风格要素之一就是“唯美”,也就是说作家们将艺术表现看得特别重,精雕细琢,精益求精,这是一种艺术态度,也是一种写作伦理。正因为这样的态度,使得江苏文学在艺术表现上一直处于中国文学的前沿,甚至是文学标准与审美风尚的生产地。从本届的获奖作品来看,确实当得起文学界这样的断语。丁捷的《依偎》以诗性的语言向经典致敬,在回归汉语之美上作出了努力。黄孝阳的《乱世》是具有探索性的作品,打通古今,沟通中外,兼顾雅俗,有大将风度。朱文颖的《倒影》具有饱满的叙事张力,在若即若离中,通过代际间的心理角力呈现了当代人紧张的精神状态,并且对“逃离”的叙述母题作了新的诠释。刘仁前的《浮城》从乡土出发,调动地方文化资源,特别在方言写作上作出了尝试。叶弥的每一个短篇小说都让人期待,她的短篇小说很少有《逃票》这么多人物的,但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故事,又都有相同的故事。在一个短篇中,要完成人物的“反转”是不容易的,命运的大逆转,性格的大逆转,但叶弥做到了。作品中的孔觉民并不缺钱,但他有时却为了“赚”几毛钱去逃票,孔觉民是一胆小的文弱书生,但他竟然不顾身份地“逃票”.人性是复杂的,人什么时候才是真正的自己?人什么时候才会看见内心深处真正的自己,又什么时候才会听从内心的召唤?借助于三十年的故事时间,在强烈的意识形态图式中,叶弥完成了一次对人的形而上的勘探。鲁敏的《不食》是作家这几年艺术新变的代表作之一,作品既有强烈的现实性,更有现代主义的荒诞性,它将不可能的人物与故事植入真实的社会现实中,可以称之为一篇现实主义的寓言。作品虚构了一个以花草树木为食的怪人,这位与现实的不合作主义者试图从食物链的源头来反思当下人性的贪婪、堕落与无尽欲望,重归纯真与洁净。但这注定会以悲剧结束。最终,不愿苟安的主人公在与“社会中的大多数”的抗衡失败后投身虎笼,表达了人物沉重而绝望的终结反抗。汤成难的短篇小说《软座包厢》在有限的故事时间与空间中完成了富于戏剧性的叙事,揭示了现代人普遍存在的孤独与无助。它对经典小说叙事模式作了有趣的回应,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许多故事在旅途发生,产生了大量作品,但现代交通的到来压缩了时间与空间,以至有小说家说,高铁没了故事,但汤成难借助现代通讯又使故事回到了交通线。王川的散文集《敲得响的风景》是其艺术之旅系列作品中的一部,作者既是画家,又是作家,以文学艺术为表现对象是其写作上的一大特色。这本散文集并非普通的记游文字,他将自然风景、文人景观融在一起,特别重视风景中的艺术,以一个美术家的专业眼光对遍布中西的艺术景观和许多经典艺术作品作了独到的描述,实际上是一部生动形象的艺术鉴赏。车前子的散文集《木瓜玩》是一部别致的随笔,具有浓郁的书卷气和晚明文人的风采。作品率性而为,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万物皆可入画。特别是其中的读书谈艺最具性灵,因为它们融入了作者从艺为文的感悟。黑陶的长篇系列散文《漆蓝书简》是一部江南古镇的文化考察,在社会学、人类学与建筑学上都有作者独到的见识,它同时又是一部具有探索性的散文作品,这种探索性表现在对散文疆域的拓展,对多种文体在散文写作上大胆而又不失法度的融合。从艺术表现来说,此次获奖的几部诗歌作品可说者甚多。约略说来,庞培的《数行诗》是智性的写作,看上去简单,直接,但却具有自己的诗学修辞,正是这样的修辞,将记忆与虚构的意象送达灵魂。姜桦的《纪念日》有着黄海滩涂的宽阔和混沌,乡土的植物摇曳在他的诗行中,略带古典的抒情风格总会让读者不时与久违的情感相遇。沙克的《有样东西飞得最高》很具力量,这种力量来自诗人对生活的思考,来自诗人丰富的游历,来自诗人在意象经营上的胆气,他泥沙俱下,强劲的语言如同一辆轰鸣前进的推土机。子川的《虚拟的往事》沉着,甚至冷静,丰富的人生阅历在何意百炼钢,化作绕指柔的今天使诗人不再那么容易激动,更对“真理”与“意义”保持审慎的态度,因此,诗人经常重返日常生活,在轻浅之中与深刻相逢,而对流行诗风的警惕也使诗人在语言上保持了少有的克制。小海的《影子之歌》几乎已经获得了诗界的定评。这是一部整体构思之作,从《大秦帝国》开始,小海即尝试有难度的长诗的创作。通过对“影子”这一意象的拓展、深化和连续的意义累积,小海在试验现代汉语诗歌是否能留下属于自己的诗学记忆和词语贡献。

  本届紫金山文学奖的文学评论奖获奖作品既有作家论,也有文体论和思潮论。何平的论文集《散文说》对当下的散文创作进行了跟踪式的批评,有新鲜的现场感论,且新见叠出,文字本身也颇具随笔韵致。马季这些年潜心网络文学批评,是这一领域卓有建树者,他的论文《网络文学边缘性主体解析》在探讨这一文学类型的本质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施军的《“虚伪的形式”》是一篇作家论,对余华小说的象征性进行了阐述,在余华评论中提供了新的维度。姜耕玉的论文集《新诗与汉语智慧》是作者近年来的诗学研究成果,对新诗的许多方面进行了探讨,其中,从汉语的特性出发反思新诗的问题尤其值得重视。范培松和张颖合作的论文《论散文的三重境界》借助中国传统文论,汲取现代散文理论成果,从审美上对散文创作进行了分层定性,所论不仅深化了对散文的认识,对散文创作也有相当强的启发意义。邓红卫是江苏微型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微型小说集《初恋》的获奖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褒奖,也是对江苏这一在全国具有影响、目前仍然保持强劲的创新与前进姿态的大众文体写作群体的肯定。文学编辑奖授予了吴秀坤、陶文瑜和严苏,吴秀坤是名刊《钟山》的资深编辑,在编辑岗位上恪尽职守几十年,许多名家新人的稿子经他之手得以广布文坛。陶文瑜既是诗人、散文家,又是《苏州杂志》的编辑,不管是为文还是编刊,都具有江南文人的风范。严苏同样是创作与编辑的两栖人物,他的名字与名重一时的《短小说》连在一起。本届的新人奖为何同彬、杜怀超和张羊羊获得。何同彬已经是文坛瞩目的青年批评家,杜怀超的《一个人的农具》在散文界的影响余音不绝。张羊羊的诗歌与散文创作均都表现不俗,他的南方书写已经初具风格。影视文学剧本奖和网络文学奖是上届刚设的奖项,本届的影视文学剧本奖授给徐扬的《民国屋檐下》,作品戏剧性强,体现了浓郁的南京元素,再次说明民国书写大有可为,江苏的文学艺术家应该重视这座身边的富矿。江苏是全国网络文学的重镇,评委将本届的网络文学奖评给了迦楼罗火翼的多卷本长篇小说《燃犀奇谈》,体现了紫金山文学奖对网络文学的进一步理解。评委们认为,网络文学应该有网络文学的特点,评价网络文学也应该根据与之相适应的标准。不过,令人稍稍遗憾的是本届评奖时间范围内的许多作品没有出现在申报名单中,评奖组织者们,包括作协网络文学创作委员会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依然没有得预期的响应,看来,传统文学奖项与新兴文学门类的相互认同还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另一个遗憾是本届文学翻译奖的空缺。原因是申报作品没有达到起评线。江苏的文学翻译同样是全国的重镇,江苏为文化请进来、走出去做了大量的工作,成效卓著。在上届的紫金山文学奖颁奖会上,我们曾经说过,从交流的意义上讲,未来的翻译奖不仅关注“进口”,还将为“出口”进行鼓励。可惜这次两者都未能在评奖中体现,这也需要我们总结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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