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历史变革的时期，总会产生它自己的忠实热情的歌者。”[1]比如抗日战争，梁斌的《红旗谱》《播火记》和《战寇图》以波澜壮阔的乡村战场和烽烟滚滚的连续性画面记载这段历史，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以惊险紧张的战斗和曲折有致的故事来描绘史实；对于土改，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生动地描写了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与封建地主阶级及反革命武装进行了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来反映了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地区的土地革命运动。孙犁却以他独特的艺术特质，以《白洋淀纪事》《风云初纪》和《村歌》等创造出风格迥异的抗战小说和土改小说，深刻地揭示了中华民族在危难时期的生活和情绪。这种“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和特定身份蕴含着丰富、细腻、复杂的民族心理、民族精神和民族生活”，[2]既具体表现为人物的命运和生活道路的展示，更展现了个性解放与民族性格相熔铸的时代精神。
一、撷取性格复杂的人物来反映时代气质
在孙犁小说中，作家深刻地认识到民族的命运决定着每一个人的命运，这是一束束再强烈不过的时代聚光，它蕴积着民族命运的转机，民族命运的转机又牵制和决定着每个人的命运。因此，他塑造了许多有血有肉、生动形象的人物形象。
这些人物形象中的一类人，如《荷花淀》《“藏”》等，他们热情、积极、识大体、顾大局，“就是抗日战争前的安宁生活与抗日战争中急风幕雨式的动荡生活交界处的产儿”，[3]抗日战争所引起的人们性格的社会质变比任何时候都剧烈、明显、深沉。
另一类人，则是新旧生活的两种力进行拔河赛，两种社会力量竞相争夺的交替点上出现的边缘人物，最有代表性的是《铁木前传》里的小满儿。十九岁的小满儿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她热爱生活、向往爱情，像一朵俏丽的鲜花盼望着投意的蜜蜂来采蜜。她对游手好闲、娇生惯养的六儿所以能气味相投，一方面有消极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有反抗包办婚姻、追求自由恋爱的积极因素。她是民族性格中的混血儿，作家撷取这样性格复杂的人物来反映时代气质，表现民族性格的质变，有着相当深刻的命意。抗日战争崭新的生活与贪图舒服、放任懒散的旧生活恰好为她铺下了十字路口，她站立在这个十字路口的交叉点上，观望、品评和体味着新生活的好处和旧生活的“长处”，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各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上站立着的人物”。抗日战争的浪涛冲刷着每个人，也选择着每个人，作家清醒的现实主义笔触并没有把时代气质和民族内容简单化，通过小满儿这样的形象，又反映出了同一民族内不同阶级、不同意识的互相浸润和互相牵拉，从而写出了民族内容的厚度和深度。
二、抓住人物心灵深处的闪光来扩大社会意义
孙犁善于从人们容易忽略的平凡事物中看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东西。捕捉每一种事物中最打动人的一瞬间，“把每一个生活的闪光和率真的感受，放在自己的灵魂里，经过一番孕育，然后带着浓重的抒情笔调，明确地表现出来”。[4]
把敏锐的感受和深刻的感情结合在一起，既能触觉到生活的每一个微波，又能高瞻远瞩地抓住每一个细小的事物和人物心灵深处思想变化的闪光，放在特定的环境中去照射，扩大了主题的社会意义，同时也丰富了人物的性格。
《铁木前传》是在毛主席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这个报告后写的。虽然还没来得及全面地揭示农村阶级关系那种深刻的新变化，但已大胆地开始在文艺作品中触及农村必然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
在这里作者所描写的确实不过是些日常生活，但是它通过阶级友谊的破裂，父子不睦，没有出土就夭折了的爱情，形象地展示了广大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和生活的动向。
孙犁忠实地描绘了两个老朋友悲剧性的结局。在这一悲剧中，又交织着由此而引起的青年一代生活的波澜，写得那样入情入理，既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也符合生活发展的逻辑。黎老东、傅老刚阶级友谊的破裂，绝不是单纯的个人之间的离合，而是一个带着普遍意义的严峻的社会现实，它展示了在农村欣欣向荣的背后，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这场斗争在不同阶级之间，而且在一个阶级内部，甚至一个家庭中间、患难的朋友之间，都在激烈地进行着。在农村进行一次深入、广泛的社会主义改造，已是十分必要和不可避免的了。当然，这场斗争的前途是光明的，因为资本主义不得人心，社会主义必然取得胜利。你看，当傅老刚把车子从黎老东家推到街上的时候，他并不孤立无援，恰恰是黎老东的“叛子”、青年团员四儿把傅老刚拉进青年团办公室的大院，在青年人为他点燃的新的友谊的火焰中，得到了新的幸福和温暖，迈进了社会主义的新天地。
可以看到，尽管孙犁的作品中没有更多的出生入死的热烈场面和英雄传奇式的故事，而在每一行笔运墨中都熔铸着火热的斗争，传达出了时代的心声，以此来映现出时代给民族命运投下的光泽。这正是孙犁在题材处理上的特点和风格。
三、展现民族风土人情来映现时代色彩
民族内容中除了民族心理、民族精神和民族品质以外，为这些内在的东西添彩的还要靠大量可感可具的、色彩斑斓的民族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孙犁的办法是画风俗画。翻开孙犁的小说有一股浓郁的苇子香、秀美的淀水香、淡雅的荷花香迎面扑来。从浩渺的烟波里，荡出一只只唱着渔歌的小船，岸边的阳光下，姑娘们油饰船只，结织渔网，小伙子们背着他们最心爱的形影不离的枪支出没在芦苇荡里，“等候着进犯的敌人”。多少个贴着冀中红窗花的窗户上，闪现着姑嫂学文化的身影、嬉戏着的母子和一双双偷偷向远处眺望的热烈的眼睛。平原的地道里，一场新的战斗正在布置，在他们倾听外面密集的枪声中，突然增添了一种婴儿可爱的哭声：地道里，一个民族的后代在战斗中诞生了，取名叫“藏”。枪声过后，家家的织布机又开始挺拍震响，刚刚撑着冰床子送走丈夫的媳妇又嗡嗡地摆起了纺车……另一组风俗画是，俊俏、热情、泼辣的双眉刚刚排戏回来，又去组织“东头说媒的大顺义”“西头好抹牌的小黄梨”成立互助组，村口有一个通红的铁匠炉正在喷吐火，锤欢人笑，那是九儿和四儿一帮青年团员在向往新生活的共同信念里锤打农具，也在锤打爱情……这是民族的风土人情，更是时代的透彻映现，孙犁没有忘记风土人情与时代的血缘。地方色彩很要紧，但更要紧的是时代色彩，在“风土人情”中，人情是风土的灵魂，是“鼓荡着的生命”，孙犁笔下一大串性格不同的人物：春儿，俗儿、吴召儿、香菊、秀梅、芒种、小满儿、黎老东、傅老刚……这些温柔的、淘气的、仗义的、放荡的性格之间，靠什么来系结呢?就是靠民族的父子情、男女情、邻里情。一句话，靠经过时代掂量过了的人民大众的人情人性作为纽带，作家牢牢地抓住了这条纽带，并把它编织成每一幅风俗画的底色，不外露而脉脉含情，不匠气而潜心，构成了孙犁风俗画的基本经纬，由于作家很清醒这种“情”是民族的，更是时代的，因而由这种情编织而成的风俗画，在抗日战争和土改合作化的风云漫卷之中显得分外强烈动人。
“小说既是现实的反映，当即反映时代的风貌。所谓时代风貌，并非只是一个时代，广大人民的生活样式，而主要是他们的思想感情的样式。也并不是说，每一个时代的作家，对他所处的时代，都能作等同的表现。”
孙犁在农村生活了近四十年，他对生活执着的爱和不停顿的钻探，使他的小说深深扎根于民族土壤里，充满了民族的现实性和人民性。“小说的反映时代，这是很自然的事，作家应是主动的，自觉的，没有任何游离的。”孙犁笔下的人物大多是社会底层的平凡人、普通人，这些形象集中表现了民族的希求，即不仅渴望民族解放，而且渴望建设美满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他们使我们从几千年的封建藩篱的禁锢，到登上历史舞台主宰民族的命运，实现了历史的“飞跃”，展现了时代精神，达到了个性解放与民族性格的完美统一。
参考文献：
[1]刘宗武,阎庆生,段华.孙犁选集(理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79.
[2]李蓉.论孙犁小说的传统身心观及其现代转换[J].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11(5):153-163.
[3]李永生.孙犁小说民族化探微[J].1984(5):27-37.
[4]周申明,邢怀鹏.孙犁的艺术风格(上)[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3):122-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