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苏的短篇小说集《暗恋者》属于他创作领域中的“大学系列”小说,在这一系列小说中,又尤其突出了他生活、工作、熟知、研究的大学中的“知识分子”系列。小说中以冷峻的感触、解剖刀式的手法,黑色幽默式的叙述方式,表现出当代知识分子在方方面面生活中的生存状态,尤其表现出这些大知识分子在当今社会形态下,看似平静的生活背后的浮躁,表现出一个作家应有的社会良知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细小、轻松、幽默的事件中将当前知识分子中存在的重大社会问题呈现在读者面前,在“有意思”的娓娓道来之中,将笔触深入到知识分子的灵魂之中,可谓是四两千斤。
一、学而优则仕的幽灵
“学而优则仕”,一直是几千年来中国读书人的梦想。“为仕”,就是为官。官,在旧时的中国,既是权力的象征,也是治理天下的必备要素。特别是旧时的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根深蒂固。这也不全是坏事,因为他们要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只有借助仕途,否则是无法施展抱负的,这种本可以理解的知识精英一类的官本位思想,到了近现代却成了“官位———资源———享乐”的代名词。
尤其是当今社会,权力代表着一切,本应在象牙塔中潜心学问的教授们,也加入到权力争夺的大军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学校的官员一直以“相当于某级”而存在,比如部级大学校长,相当于副部级;学校内部也设置了处级主任,科级处长等职位。这些职位的设置与当下某级官员下台后仍享受某级职务待遇是极其一致的。特权思想的存在,直接影响到本应该潜心学问,治理好学校的学校领导,它“必然带来知识分子目标的偏移、人格的扭曲和价值的失范”(汪政《暗恋者序》)。
《唱歌比赛》中看似有意思、荒诞的行为,却正诠释着当今大学知识分子对权力的追求。
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为了唱歌,可放弃自己的正常业务,其真实的目的是为了博导,为了当副院长;年轻的宋小吟,不顾自己孩子的疾病,甚至将生病的孩子托给别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当工会副主席。众人的积极,不是为了学院争光,而是为了区区价值千元的演出服。相对而言,做得最为冠冕堂皇,最为隐蔽的是吕步云。先是利用职权邀请人才为学院指导老师,然后,又大言不惭的要求大家必须夺得第一名。
对于不太合格的人,也毫不含糊地将其踢出。看似为了“艺术”的背后,实则是各自在规划着自己的仕途。当大家各自为仕途在奔波,在追逐的时候,吕步云则不动声色,十分平静。直到小说结束,大家才恍然大悟:其实这场比赛最大赢家是吕步云,其他的不过是他实现目标的一个棋子罢了。“他现在已经是副校长了,升成副厅级”了。
追逐权力的欲望,让平静校园里的人们的目光游移不定,他们无法静下来读书,静下来思考,静下来探讨,只是试图借助各种手段来寻求谋取权力的机会;一旦成功,名利双收。自然他会把这种浮躁的心态传递给同事,且成为人人效仿的对象,于是浮躁如同瘟疫一般在知识分子中弥漫开来。那些手中无权的人就拼命地向权力靠拢,力争使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打捞记》中相公身为大学教师,却没怎么读过几本书,也没写过什么像样的文章,但凭着自己的玩得转,名利双收,不仅不到四十就评了教授,而且还当了博导,享受国家的专家津贴。大和则靠着进京寻找权力的依靠,不仅拿下了重点项目,还有可能被评为博导,甚至连他送礼的钱也被权力者从项目经费中返还。更可笑的是《主席台》中的朱自明,为了让儿子看到自己能坐在主席台上,为了稍稍显示一下自己向权力的靠拢,拉人凑数也要搞一次所谓的学术报告会,甚至拉上了食堂的工人师傅。其目的就是要坐一回主席台。第二天晚上,当他看到“学校电视新闻”中自己坐在主席台上的时候,他便有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满足和自豪。“他无比高兴,简直有点心花怒放了。”
且不说这次报告会的含金量有多少,单就朱自明为了向权力靠拢所付出的代价,就可以看出他内心中该有多么的浮躁,———为了这次报告会,他甚至把儿子存钱罐中的用来买玩具的钱都搭上了。
对于朱自明来说,能上主席台已经成了他能在学院生存下去的前提。“这种感受越深,动力就越大,行为就越荒唐,喜剧性也就更为强烈,对权力崇拜的讽刺当然也更有力。”(汪政《序言》)
二、独立精神的滑坡
对于大学知识分子而言,人们更看重的是他们的自由独立的精神。知识社会学创始人曼海姆把知识分子比做是“自由漂浮物”。这是一个完全没有根基的社会阶层,具有同质性和异质性两重性。同质性是指他们有大致相近的文化背景,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异质性指其主张可能迥异,可以像未附着在“皮”上的“毛”,在天空自由飘浮。蔡元培治理北大的时代,强调“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其根本点,也是强调知识分子应有的自由独立的精神。但当今知识分子在大都成为体制内的“有机成分”的时候,其独立精神正在逐步的消弱,以致于成为商业化、政治化、功利化、世俗化的工具。
尤其在今天,当手中的知识一旦能与物质利益挂钩的时候,做为大学教授最为为人称道、最为显著的独立精神往往会荡然无存。学术研究、课题实践,乃至论文发表,一切都取决于经济价值的大小,而不在于学问本身。
《两个研究生》中的“我”,论文没有一篇是独创的,大都是东拼西凑。出版过一部专著,但把直接引用,间接引用,乃至书前书后的序跋,参考文献拿走,十八万字的专著,仅有二万多字是自己独立的写作。自然,这两万多字中所包含的“独立精神”,也就要大打折扣;而“我当博导的条件,竟然是屈从于权力,交换条件是招收院长的儿子,完全丧失了自身的立场、原则。更可怕的还在于“象我这样水货博导多得是,实事求是讲在我们学校一百多位博导中,名副其实的只有十几个,其余的跟我一样,都是水货。”
大学者,大学问也。梅贻琦说过:“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大学精英们的独立精神完全丧失时,人们所期待的大学可以产生传承文明、创造新文明的大师愿望,便化为了泡影。而一旦独立精神的缺失,剩下的当然就是屈从。屈从政治、屈从世俗、屈从功利。
对于政治的屈从,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暗恋者》中并没有涉及,可以理解为也是一种屈从。而实质上,当今大学中缺乏像鲁迅、胡适、蔡元培等等一代精英身上所具有的独立精神,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同时人们又向社会、世俗低头,去寻找能为自己带来利益,享乐的东西。《打捞记》中,几个人沉迷于麻将,甚至在外包房玩麻将,舍不得散场,而不是坐在书房中做学问、孜孜以求。《天边的情人》中,钟求实在学术研究方面并不出众,而关于情人的理论却是一套一套的,被广大情种们奉为经典。《我的丈夫陈克己》中的董学礼,在谈到专著时说:“你可以东拼西凑一本专著嘛,好多教授的专著不都是用剪子加糨糊弄出来的吗?……现在的所谓专著,十本中间有八本是东拼西凑的。”这里就不仅仅是独立精神滑坡的问题了,而是更可怕的人格缺失。试想一个教授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独立精神,充斥在内心的东西就是屈从、屈从、再屈从,那么他们身上所担负的文明的传承、民族的复兴的责任还剩多少呢?
陈克己(《我的丈夫陈克己》)是一个让人五味杂陈的人物。他忠于妻子,即使糟糠之妻,也一直相守相望;坚守学术底线,绝不做东拼西凑的专著。
但就是这个令人同情,让人唏嘘的好人,其实是最缺乏独立精神的人。因为自己的文章与导师的观点相悖,既使书稿受到好评,且有可能在学术界引起轰动,他也绝不拿出来出版,一定要等到导师百年以后再出版。这里,他把对导师的培育之恩,与学术的独立精神相混淆,毫无坚持真理的勇气。其实他的独立精神的缺失绝不是源自于外部。洪教授也好,周围同事也罢,没有人对他施加任何影响,他完全是自愿放弃学者应有的独立精神。也许有人认为可以说他没有独立精神,但不能说他有浮躁的心理。其实在他表面看起来平静的背后,其浮躁的心理是十分明显的。外面的会议不敢参加,原因是害怕通讯录上填“副教授”三个字。回家走小路、钻树林,不是因为自己的妻子检废纸而感到丢人,而是怕别人问起自己职称。当听说洪教授病危时,他翻出自己的书稿,只等洪教授归天……可以说在他平静的背后,一直有着一颗躁动不安的心,一直在为自己的教授职称而操劳。但上天捉弄人,意外的车祸,既结束了一个好人的生命,也完结了一颗浮躁的心。
三、学术人格的异化
大学教师是学术人格的载体和主体。知识分子虽然不具备道德的优先性,但作为人类精神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大学教师的学术人格是其对社会发言、成为社会的独特个体的基础。但由于受到社会浮躁的影响,当今大学中部分知识分子出现了学术人格的异化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一部分人的身上,看不到知识分子应有的理性反思,看不到他们对社会秩序和权力关系应有的批判与匡正;反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标新立异”,其结果自然是脱离现实,远离了为社会服务的宗旨,自然也就毫无价值可言。《粉丝》中的老韦,表面上清高威严,最初对所谓的侄子冷眼相看,对侄子的吹捧还能严正对待,“快打住吧,太肉麻了。”但随着侄子周人杰把住了老韦的要害,老韦就变得服服帖帖。老韦写了一本《变态心理探微》,自然反响者了了,为了标新立异,不顾客观现实,不顾科学。
“眼下但是倡导标新立异,谁头脑发热了,谁心血来潮了,谁神经出了毛病了,都可以创建一门学科”,由此而杜撰出来的书的价值可想而知,自然也就没有了反响。而周人杰正是抓住这一点,又说是他的“粉丝”,又是请他签名。总而言之,老韦所需要的一切虚荣,周人杰都如数送上,自然也就敲开了老韦的大门。尽管后来老韦知道周人杰不是自己的妻侄,但因为自身虚荣的需要,他不仅为周人杰销售产品,而且还让这个压根看不懂书但却会奉承人的“侄子”成了他的座上宾。《捞尸》中的何日休同样如此。面对纷繁芜杂的社会不去做理性的分析,却专心研究“死亡哲学”,并且家中堆满了有关死亡的书籍,就连墙上的大照片,也是“一片辽阔的坟地,墓碑如林,花圈如海”。这也难怪他在原学校郁郁不得志,只好另投他门。
在功利化至上的今天,学问成了个人沽名钓誉的工具,“学术不再以其严谨性和神圣性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牵绊,学问不再是作为一个人知识修养的标志,学问几乎成了人们谋取名誉利益乃至人生快乐的一种工具和途径”。如此的“学术研究”,使部分知识分子的学术人格异化也就在所难免。《暗恋记》中很多篇目都涉及到了这方面的问题。
《两个研究生》中的“我”,出版的专著弄虚作假,十八万字的书中,自己仅有二万多字,课题是靠自己托关系,送经费弄来的。
但还是因为这种学术人格的异化,使我得了好处,成了博导,并且还招了领导的儿子,与领导搭上关系,可谓前途无量。《打捞记》中,相公的博士生涉嫌论文抄袭,且署了相公的名字,被记者调查,被弄得焦头烂额。其实相公看似冤屈的背后,正是学术人格异化的表现。博士的论文,哪个敢不署导师的名字,当今社会中因署名打官司的案例屡见不鲜。由此可见,大学中导师强迫学生的成果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并不是个例。《保卫老师》中的林柏吹,真是人如其名。虽出版了好几本专著,但课讲得“东拉西扯,浮光掠影,花拳绣腿”。
因此他的那几本所谓的专著就该打上问号。而小说的后面,就给予了回答,博士写了大部分内容,林柏吹却偏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前面,贪天之功,并且还有脸找博士算帐,大暴粗口,骂自己的学生“不要脸”。究竟谁“不要脸”,读者自己会有公论。
其实知识分子学术人格的异化远不只这些,特别是近些年,为了一己之利,将真正学术世俗化、商业化、虚假化(不是指署名虚假,是指学术研究的数据、结论造假,贻害社会)层出不穷,学术化的大学变成了利益化的学校。这些方面小说集中有所涉猎,但不算突出,我们期待作者拿起手中的手术刀,将学术人格的异化全方位的剖析出人,给当事者以警醒,给疗救者以靶标,给社会以希望。
四、学术评价体制的缺陷
当前学术评价制度的设计,往往是以老师的科研成果来量化教师的一切,包括工作津贴、职务晋升、课题分配等等。它的出发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就出现了偏差。大学在对教师成果的考核中,尤其以量的要求最为突出,这自然就带来了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的产生。
虽然说行为个人负责,但导向的力量却是强大的,让当事人无法逃避的。
试想,在大学中哪种人最容易上位?哪些人最容易晋升?列出几类来,请大家评判。一类是教书深受学生欢迎,但发表论文较少的人;一类是教书一般,但发表论文较多的人;一类是教书敷衍,但却出版了专著的人,一类是善于钻营,出版的所谓专著论文一大堆的人;一类是甘于寂寞,厚积薄发,发表论文少而精的人。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这也就无怪乎大学教师无论如何要发论文、出专著,因为有了这些,就有了晋级的机会,有了晋级,自然也就名利双收。西安外国语大学王天宝教授,针对当下的体制造成的弊端指出:“大家在一起谈论的不是房子孩子,就是如何找关系发论文,学问连提都不提。”
由于体制的原因,受到最大伤害的要属陈克己了。当年评教授不需要专著时,他把指标让给了别人,再下来评教授则“一定要有一本专著才行”。可自己虽有专著又不敢出版,怕伤害到自己的老师。因而一天到晚在焦躁不安中度过。他怕开会,因为通讯录上填“副教授”是一件脸上无光的事,他怕见人,因为怕别人问起自己的职称。用他妻子的话说就是“最让陈克己感到没面子的还不是我捡废纸这件事。他最在乎的是他的职称。”尽管陈克己的学生提出可以帮老师弄出一本专著来,但还能够坚守学术道德底线的陈先生还是拒绝了学生的好意。陈克己最后的丧生,不只是个人生命的结束,也是他在现行学术评价体制下的学术生命的彻底完结。试想假若洪教授不死,再残喘几年,那么陈克己的专著仍然不能出版,他的教授评选仍然是遥遥无期,这和他职称生命的完结又有什么两样呢?
正是由于这种评价机制的弊端,才诱导了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只问收获,不问耕耘。他们难以坐上十年的冷板凳,难以在浮躁的社会中把持自己,有的是抄袭剽窃、钱学交易,项目分赃等学术腐败。具体表现为学生作文,导上挂名;凭空捏造,无中生有;东拼西凑,争当文抄公……这种现象固然源自于他们内心的浮躁,但学术评价机制设计的不合理,导致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觑。
《两个研究生》中的“我”靠东拼西凑,成了博导,由一个文抄公,一下子成为了“国家的栋梁”。《打捞记》中的相公,因博士生剽窃论文,且将导师的名子写在前面而接受调查。其实这个没有正儿八经写过什么文章,一天到晚出没于各种娱乐场所谓的博导及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专家,难道真的不知道博士生的剽窃及论文上的署名吗?《保卫老师》的陈柏吹为了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自己本无多少功劳的论文的第一位,不惜与学生大暴粗口。更可笑的是《主席台》中的朱自明,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五十五岁的他只是一个副教授,为了能坐一次主席台,在校电视台露脸,提高一下人气,可谓殚精竭虑,最后连儿子的零花钱也被他挪用。终于露了一次脸,却被儿子骂为“神经病”。
其实由于评价体制的缺陷带来的还不只这些。近年来见诸媒体的国家重点项目芯片制作造假、大学校长虚报成果、师生对簿公堂的案件时有耳闻。就大学日常管理而言,不少深受学生欢迎,潜心教学的教师往往是副教授职称却难以提升;而专著颇丰,名气稍大的博导,又往往不受学生欢迎。这不能不说由于制度的缺陷,已经影响到了对下一代的培养,甚至有些不良习气也开始了承传。《两个研究生》中的两位学生,连环设计,谋取利益。《帽儿为什么这样绿》中的“我”的学生陈晓,为了让“我”评上教授,甘心给我再戴一顶绿帽子。如果,沿着这个思路考虑下去,那结果该是多么的可怕啊!
五、教师自身道德的缺失
社会的发展,必然带来大学与社会更加紧密的联系,当生活在象牙塔中的知识分子走向社会时,他们猛然发现社会现实是如此的美好,光怪陆离的现象是如此的诱人,于是以前潜藏在内心中的私欲便如火山爆发式的迸将出来,而且爆发得更为猛烈,更为露骨。随着整个社会的开放,人们对大学教师也给予了更多的理解和宽容,当然也可以说是失望,他们不再是社会道德的楷模,也不再是清高特立的化身。
“为天地立命,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业已成为一个过去时,甚至他们比社会走得更远。因为他们有更多的办法,更机巧的谋略,更多的资源,让自己的道德滑落得更彻底。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暗恋记》中表现的是十分充分的。
具体地说,主要表现在物欲和情(性)欲上。
应该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原先出现的“脑体倒挂”的现象基本上得到了纠正,大学中的教师群体的收入,应属于小康水平,在物质方面国家给予了优厚的政策。但由于私利的无限膨胀,人们在物质方面永远无法得到满足,于是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利用自己的区位优势、身份优势和知识优势来尽可能的为自身谋取利益。当然正当的谋利无可厚非,而在浮躁情绪支配下的谋利很难说是正当的。大和进京为自己申请课题,先是送礼以争取课题;课题有了,自然经费也有了,并且得到好处的人还在拨款中将大和的送礼钱也一同拨回。大和可以说是名利双收,而且是一种空手套白狼式的收获(《打捞记》)。小说集中,许多人为争取教授职称或博导资格,投机钻营,除了为名所累之外,恐怕就是物质利益的驱动,因为教授比副教授要多大几百块甚至上千块钱。还可以在住房、课题、加工资等等方面占优势(《帽儿为什么这么绿》)。这也就无怪乎一些大学教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去评教授,去争博导。
道德缺乏的另一方面,也是人们一直诟病的对象,那就是部分大学教师在情欲方面的不加节制。《电话亭》中,匡乃吉和朱小尔,利用白夜教授的好色,投其所好,谋取利益;而白夜教授看到朱小尔“眼珠子都会掉出来”。为了得到色欲的满足,白夜教授与二人展开了可笑的斗智斗勇。《卖豆腐的女人》中的教授,一直为自己妻子的胸太小而不满,当看到卖豆腐的女人乳房特别大时,“两颗眼珠子一下子就飞了出去”。并因此而想方设法地勾引,想入非非地意淫。
《红杏是怎样出墙的》中的梅亢美,因为看到了教师进修班的美女,本没有他的课程,硬是让教学秘书加开了这门课。更可怕的是这位梅教授公开让女学生做他的情人,当被拒绝后,又上演了一出跳楼的闹剧。试想当一位知名教授爬到楼顶,大呼学生名字要她当自己的情人时,他的道德已经从人人敬仰的高山之上滑落到了道德的圈外。
此外像《吃回头草的老马》中的老马,《南下记》中的老薛,《暗恋者》中的傅立石,《天边的情人》中的锄禾,《保卫老师》中的陈伯吹等等,他们虽然表现各一,情形不同,但都不约而同的表现出自身道德的缺失,充满着对情欲的渴望。开放的社会中不断上演的情色故事,又在他们身上不断上演着。这恐怕不能单纯地归咎于外部的影响,自身甘愿坠落,彻底抛弃了自身的职责,自身欲望基因的存在,才使他们呈现出各种令人不齿的嘴脸的真正因素。
六、浮躁的延续
如果说中老年知识分子的浮躁,除了其它所有因素,可怕的大跃进、荒唐的文革时代及开放之初的脑体倒挂给他们物质生活带来的巨大的伤痛和记忆的话,那么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浮躁又该如何去理解呢?物质贫乏的年代,给知识分子带来的伤痛,让人记忆犹新;改革开放之初,大学里授卖饼子的声音犹在耳边回响,所以一旦有了机遇,他们内心长期被压抑的浮躁便喷薄而出,为己谋利,相互倾轧,追求名利等等背后,无外乎是自身的欲望实现最大化而已。可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浮躁,他们的拼命“钻研”,他们的计谋迭出,又是从何而来呢?除了自身的因素外,他们在大学中的耳濡目染,对上一代欲望的代代相因,应该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当下的一些年轻人,在急速发展变革的面前,往往束手无策,他们嫌自己的成功太慢,怕自己的层次不高,又无力解决自身前进中遇到的各种阻力,于是纷纷效仿,积极钻营,而且脑袋之灵光,智力之非凡,手段之巧妙,令人昨舌。
《电话亭》中匡乃吉和朱小尔这一对情人,为了从教授那里套出试题,投其所好,巧设美人计。同时又不想让教授得手,借助公用电话,威胁教授,以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既要得到试题,又不能让教授占了便宜。当其伎俩被教授识破后,又故伎重演,其结果,读者可以大胆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帽儿为什么这样绿》中的陈晚,做为学生,先是与老师同居,虽说孤男寡女,又不违犯法律,但总让人感到别扭,尔后更进一层。当她知道手握评职大权的人对自己的美色垂涎之时,便毫不犹豫的让自己心爱的老师再戴一次绿帽子,当然,也为自己的老师挣来了“教授”的头衔。当她游走于心爱的教授与色鬼组长之时,当他拉关系,请吃饭,甚至有些大义献身之时,你不能不佩服她的胸有成竹与游刃有余。
更令人惧怕的是两个研究生。男的运筹帷幄,老谋深算,女的则巧施美色,投其所好。从表面看两个毫不相干,甚至还是竞争对象;但暗地里二人狼狈为奸,相互配合,唱出了一出绝无仅有的双簧。水向东在幕后策划,蓝天在前台表演,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最后逼得老师只能用学生自己命的题考学生;还要在蓝天的威胁之下破格录取了她。可以说一位大学教授在与晚辈的较量中,彻底败下阵来。这也就无怪乎教授发出由衷的感慨:“从某些方面说,他们的知识和能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我,简直可以反过来对我进行指导,我应该拜他们为师才是。”
青年知识分子的可怕之处在于,他能从根基上伤害到民族的文明。在社会的高速发展之中,他们往往会以群体的方式展示出浮躁的一面,从而彻底溃烂一个民族的肌体。因而,拯救他们就显得迫切而重要,汪政教授指出:“自梁启超首倡中国少年说之后,少年、青年、孩子在文学中一直承担着革命与未来的喻义,岂料百年之后,天翻地覆,这一形象可能要发生主题学和美学上的大改变了。他们或许要被赋予沉沦腐朽,失望与未老先衰的新的定义。鲁迅曾经急切地呼告‘救救孩子’,这一声音今天又将响起,不过,语义已经不复当年。”
七、结束语
大学知识分子,在看似平静下的浮躁,其实是一种暗流,是一种比当今官场、商场中更加可怕的暗流。如果说官场、商场的浮躁还有政令、市场的巨大调节作用的话,大学的浮躁,则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机制下的管理模式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快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大成果;另一方面部分知识分子为了迎合需要,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地浮躁起来,因而,单靠他们自律式地去净化自己的心灵,远离浮躁是不可能的。
正因如此,晓苏在小说中并没有给出治疗的良方,在这看似悲观、失望、沉重的背后,实则是作家的一种无奈。如果有人认为单凭作家的一己之力,就可以拯救一代人的灵魂的话,那几乎是痴人说梦。但作家的良知又促使他们不能不正视眼前可怕浮躁,不能不表现浮躁背后的种种丑陋的现象,以及浮躁可能带来的可怕的后果。所以,小说更大的价值恐怕如鲁迅先生所说:“揭露其病痛,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