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女性作家苏兰朵的长篇小说《声色》作为文学文本，展现的是人的一种荒谬式存在，其中的人物经历的是西西弗式的命运，在不断反抗命运中追求生命存在的不妥协的一面：尊严。作为文学文本的《声色》正是因为承载了如此深刻的哲学思考才具有了超出日常生活体验的审美意义和价值。然而，当我们从文化文本的视域去观照《声色》这一文学文本，承载着具体文本意义的作品将获得新的观照视野。也即是说，在文学研究领域，文学文本的存在语境昭显新的文本形态，原因在于融入了新质素的文学文本具有了文化属性，预示着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将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文本或文学现象，还要探讨和解释文本背后更为复杂的文化现象——文化文本。
1 《声色》的文化文本属性
赵勇先生把“文化文本”视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与市场之间张力关系的产物。在跨世纪后的文化市场中，文学创作仍然保留了其与经济的某种亲和或暧昧。因此，当下很多作家往往一方面享受地咀嚼着“文学性”的遗香；另一方面又在紧执商业包装与媒体宣传的牛耳，任“文化性”蔓延文学市场，这种文学性与文化性并存且文化性大于文学性的交感现状正是文化文本存在的样貌。造成“文化性”广泛蔓延开来的原因是多重的，其中最不可忽视的一重便是中国所处的由“意识形态向意向形态”转型的社会现实。诸多意象设计师（作家、出版商和书商、批评家、新闻记者、影视导演、广告和传媒等）共同编排与导演着文学与社会的交往方式，文化文本的文化性便是在商业召唤与文化包装中逐渐确立并取代文学性的。
如何理解这种文化性呢？首先《，声色》在创作过程中融入了当下很多流行的符号元素。都市生活中的俊男靓女、家庭危机中的小三话题、对于身体的欲望化书写、广播人光鲜而神秘的职场生活描绘等，贴近世俗化的情节叙事可以更为大众所接收和认可，这样的处理很难说不是作家与出版商合力打造的“卖点”。其次，伴随着作品出版的往往是批评界的审视之声。例如，来自网络博客中李国征的《< 声色 > 散评》（2010），孙雪松的《评 < 声色 >：繁华掩映下的人性伤痕》
（2014）等。第三，现代传媒手段更为《声色》的大众化积攒了大量的人气。苏兰朵曾以作家身份接受辽宁广播电台的《陶松有约》以及《钢都周报》等媒体的采访，后特意为《声色》参加了鞍山经济广播《生活格调》的采访，这些媒体活动有效地带动了《声色》的销量，另外《声色》获得鞍山市第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作品奖，大大提高了作品的知名度。围绕着《声色》展开的类似明星式的打造活动，目的在于设法增加作家的知名度“，做书”的同时还要“做人”，将作家打造成兼具多重身份的文化名人，时下各种明星作家、商人作家、富豪作家、企业作家，等等，实际上都是出版业为了配合营销所采取的一种文化策略。可以看出，较之单纯的文学文本，文化文本体现着新的文本形态的文学生产诉求，即“文化性”。
文化性是外在于文本内部结构的话语力量，是对文学文本的生产造成影响的关系效应。语境即关系。因此，文化文本是具体语境下多种关系实体合力塑造的文化产物。
2 《声色》的文化经济效应
作为文学文本，长篇小说《声色》无疑是苏兰朵生命体验的一次倾吐，展现了她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与反思，体现了她对人的荒谬存在的哲学思考；然而，市场经济语境下的文学文本形态发生了变化。各类意象设计师合力编织的产业化链条打造了众多消费语境下的文化文本《，声色》的文本形式结构及价值诉求亦在这种关系语境中得以塑造、延伸。可以说《，声色》正是在产业化的链条中才呈现出其文化意义，即在商业环境中，作为主体的文化文本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被诸种商业元素建构的文化产品。詹姆逊：“今天，文化已大部分成为商业，这个事实导致的结果是，过去认为是经济和商业的大多数事物，现在也变成了文化，对所谓形象社会或消费主义的各种判断都应该包容在这个特点下。”
文学作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商业化使得曾经被定义为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纯艺术”转变为一种产业，一种经济基础，一种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直接动力。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整个文学活动不再局限于作品及其与社会历史的关系，而是以“文学性”为一种基础性因素被置放在文学商业化的运作过程之中，文学被囊括进一个线性且矛盾的社会经济协作体系之中，各种“隐形”参与者成为不可忽视的在场《。声色》把不同的参与者连接起来，作家创作文学文本承载表征现实的审美文化意义，广告策划者依托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太高小说的知名度，出版商、销售商则在作家创作和作品宣传的基础上通过大众消费获取经济效益，整个的小说生产过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分工，其巨大的经济效应不仅仅体现在其所获得的码洋，更在于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之间的相互转化。文学生产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能够通过数字统计被量化成可操作性的指标，作家的主体性在整个关系结构中的影响显得越来越被动。
在“纯文学”幽灵化的今天，文学的生产方式确实大异于传统，作家与批评面临的是来自产业链条的拉动与限制，因此，文学的产业化生产方式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不仅是挑战，更是机遇：一方面，文学创作中，作家的自主性不断面临挑战；另一方面，文化文本似乎是作为20年来整个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学与经济关系协调互动的结果，中国文学发展的未来道路愈来愈贴近这种转变过后的文化、文学产业机制，作家的精神成果要想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文化市场中扩大份额也不可避免地要依托这种商业化运作方式。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文学的产业化对于作家的创作并非完全无益，关键在于处于产业化链条中的作家如何在商业利润面前保持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操守和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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