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荒凉的西域到西部开发，从璀璨的华夏文明到今天的西部文学，无论是在历史、政治还是文化方面，西部总是以其特有的姿态展示着属于自己的风采。
单从文学这一角度来看，西部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管是以苍凉、雄奇为美学特征的边塞诗歌，还是以柳青、路遥、贾平凹等为代表的西部文学创作，都为中国的文学史增添了浓重的一笔。从历史空间发展顺序来看，西部文学是具有传承性的。在这种传承书写的过程中，他们共同描绘了西部这片广袤的土地，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西部这一特殊的地域标尺就给西部文学打上了无法磨灭的烙印?
如果这种带有黄土气息的地域特色一旦消失，是不是也意味着西部文学的消失?
一、西部文学产生的前世与今生
西部小说是在特定的西部地理环境中孕育出来的，西部地理的典型性也造就了西部文学特有的审美特征。西部地势多山地、高原，平原面积狭小，且气候恶劣，多沙尘、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面对如此恶劣的地理环境，身处西部内陆的人必须通过与大自然的搏斗而繁衍生息，由此也就形成了西部人引以为豪的自强不息、勤劳勇敢的西部精神，这种精神甚至最终也扩大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将这种精神符号发扬传播的首要因素便是西部的文学作品。
首先，以中国古代最为灿烂的诗歌说起，“边塞诗”无疑可以看成是西部文学“发热”的第一座高峰。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等这些描写西部边塞的诗句广为流传，无一不反映了西部荒凉、严酷的地域特色。
接着文学形态由宋词到元曲，到明清小说，再到张恨水等人的鸳鸯蝴蝶小说，影响这种形态和风格变化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南移，文学由西入东，审美特征也随之变化，由豪放、婉约到世俗小说，西部文学受到冷落。到上世纪 30 年代的文学作品，又以“启蒙”和推广西方理论为主，而且这其中的作者又多留学经历，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与西部形成了一种文化心理上的隔阂，即便是有关农民或农村的题材，也大多以一种高姿态来批判农民的愚昧和落后，为其“启蒙”做铺垫。由于作家远离西部，无法获得对西部的深层次体验，所以反观这一时期的西部文学显得极为沉默。
到 1942 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西部文学才又一次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受政治热潮的影响，一批作家相继创作了一些反映延安或西部人民生活的文学作品。上世纪 40 －60 年代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比如贺敬之的《白毛女》、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梁斌的《红旗谱》等一批红色经典。抛去政治这一因素，新文学的这段历史抒写，可以说是在西部地域因素的作用下推动的，作品中有浓浓的西部气息，也将西部精神推到了政治的高峰。
西部文学真正的大开放是 20 世纪 80 年代。
这一次热潮的出现一方面是学术界讨论的推动，一方面是出现了一大批的西部文学创作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因为“文化大革命”而被下放到西部偏远地区，因此有了深入西部生活的体验和感受，比如张贤亮、张承志等人的创作，共同推动了西部文学这一次热潮。在这股热潮的涌动下，一批中青年作者也写下了不少反映西部生活的小说。比如邵振国的《麦客》，故事的背景发生在西部关中地带，以宝鸡、麟游一带的农人生活为素材，写了吴河东和吴顺昌父子的故事。因为经济的落后，收割小麦只能靠人力完成，由此便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职业———麦客。吴氏父子便是麦客中的一员，父亲吴河东希望每年靠这一次外出割麦的机会给儿子挣娶媳妇的钱，儿子吴顺昌希望靠割麦能给自己生病的母亲买药。但是麦客的收入却是微乎其微。
贫穷的生活下连希望都显得卑微和渺茫。《麦客》中还写了儿子吴顺昌和雇佣他的雇主水香之间的故事，小说的故事很简单，但是冲击力很强。不仅是顺昌与水香没有开始和结局的爱情，也包括那场浩大的体力劳动场面。如果说这个故事背景去掉“割麦”这个兼有色彩和力量的冲击，相信该小说会大打折扣，所以说，对西部作家而言，大自然永远是他们的创作母题，他们作品中浓烈的地域色彩，既赋予他们灵感，也赋予小说独一无二的审美特征。
二、新时代环境下对西部文学新的解读与定义
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直到今天，西部作家一直在寻求一种突破。随着经济和现代文明的深入，西部小说也慢慢从农村和苦难中抽离出来，多写在时代变革下西部人的变化，比如对人性、欲望等的冲突描写。
例如陈继明的小说《月光下的几十个牛奶瓶子》，故事的背景是一所成人高等学校，心理学老师杨树由于不满校长变更他当学校商业街规划的经理，在一次喝醉酒后将毒药放进校长家的牛奶瓶里，但是当他悔悟后去拿掉那瓶毒牛奶时却不料打翻，不巧让旁边的狗舔去，狗被毒死事情败露。故事的叙述完全脱离了西部特殊的场景，这个故事显然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不看小说的作者( 甘肃天水人) 籍贯或是这部小说被收在《中国西部当代小说史论》中，是很难用小说自身的叙事元素将其定义为西部小说的。那么，这种典型的“西部城市小说”真的能代表西部小说之后的发展轨迹么? 不可否认，西部小说不能单一地只反映西部生活或书写西部人性，对于西部文学的未来突破，学者也提出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更宽广的历史时段中，但是困惑的是这种文化的、更宽广的历史时段中的西部文学究竟是什么样子? 我们没有具体答案。
在赵学勇的《守望追寻创生: 中国西部小说的历史形态与精神重构》中说: “西部文学应该密切关照这个严峻自然生态环境下个体或群体生命的历程，歌颂用坚定的意志和行动战胜苦难战胜命运的震撼人心的壮举。”
所以，无论西部文学的未来发展如何，就自身特质来说，应该始终“密切关照”西部地域这个特殊的地理生态环境而进行创新和突破。我们不能为反抗而反抗、为突破而突破，让西部小说置身于某一模糊的城市话语之中，渐渐失去自己的特色。
当然，有人会认为，如果一直深陷于西部这片黄土荒漠中———那西部文学将会越走越窄，故事也会重复，甚至固步自封，地域性似乎又成为了一条绳索“限制”了西部文学的发展。笔者想要表达的是，我们需要反抗，需要创新，但是反抗创新的基础却是不能舍弃的，那就是西部文学鲜明的地域性，这是西部文学之所以独一无二的价值所在。在这种探索下严歌苓的《陆犯焉识》就显得比较有意思。故事写的是上海的花花公子，会四国语言、留过学的博士陆焉识，被扣上“反革命”帽子之后，他被判为无期徒刑而流放西部荒野，当主人公费尽心机逃回上海的家之后，却发现自己念念不忘的妻子失忆、儿女对她的态度或是利用或是转变，西部艰苦的生活和浓烈的政治话语已经彻底改变了他，他不可能再找回自己的位置了。这部小说没有单独将故事的主人公放在一个环境中，而是通过东西部这种结合的方式来叙述，不但更突出人物性格，而且故事叙事中也带有西部“特色风”。
于是我们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这样的作品是不是可以看作是非西部本土作家对西部文学的创新呢?
假定这部作品可以被纳入西部文学的范畴，那么我们看待西部文学的眼界就会更宽泛了，这种“东西结合”的创作背景也更值得我们去注意与思考。因此，像陈继明的小说《月光下的几十个牛奶瓶子》这类被归为“西部新城市小说”的作品，笔者认为是失败的，因为作品的背景太过模糊，失去了西部自己独有的特色，单纯的讲究叙事，显得流俗化。
三、对西部文学创作的反思
总的来说，西部文学的发展和创新应该在西部地域这个底线下进行反抗，创作者不能为了突破西部小说的固有属性而失去自己的西部味道，一味地为追求创新、追求新奇甚至追求市场，从而失去对西部文学创作的自身底线，故事内容不伦不类，无法体现出西部文学的独特性。我们应该从西部小说的地域性去寻求突破，也就是说，不仅要让自身是西部的人或对西部有所了解的人读西部小说时有种亲切感，也要让西部小说能走出西部，在融合自己的特性外，大胆与其他地区文化、经济、心理相融合，能唤起不同地方人的不同共鸣。这样的话，西部文学的路才能在保持自己的特性下而不断具有新意。
参考文献：
［1］李兴阳． 中国西部当代小说史论( 1976 －2005) ［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
［2］赵学勇，孟绍勇． 革命·乡土·地域———中国当代西部小说史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严歌苓． 陆犯焉识［M］． 北京: 作家出版社，2011．
